《不可徵服》的劇本來源於一個難以置信的真實故事。1932年，一個柏林著名經紀人在波蘭東部的猶太人小鎮上發現了齊赫布萊巴特、一個力大無比的年輕鐵匠、齊赫單純、天真、不善於表達但不愚蠢，他滿足於牧歌式的田園生活。但經紀人的伶牙俐齒說服了齊赫，並在柏林給他安排好了一切。富有洞察力的術師豪讓齊持在自己經營的時髦的夜總會裡表演。豪森在勢力日益擴張的納料黨中十分吃香、他宣稱市特物是這個國家的救世主，並將迅速掌權。
齊赫穿上日耳曼民族英雄齊格弟裡他的服裝表演自己身體的肌肉和力量，而豪森負責為他策劃。反猶思想的公開化和納粹的野蠻行徑給齊赫敲響了警鐘。同時，齊赫愛上了失去祖國的女鋼琴師瑪爾坦、而瑪爾坦正遺受豪森的虐待。在這部充滿了諷喻的影片中，接著會發生什麼，誰部無法預測……
沃納·赫爾措格向來是德國影壇上地道的離群索居者。他說「就因為我是獨自一人，而且還將獨自工作下去，所以很難將我的影片入這裡的哪一個流派。」他通常都是在遠的異鄉拍攝影片。當年輕的德國導演們在1965年前後以不同方式対史、現實以及社會、政治進行探討的時候，他不輕易使這些意圖納入某種公式，而寧願通過自已表述來傳達。「我的影片是由於某種異常強烈的述戀面產生的、面且我知道，我看見了人們還沒看見和尚木術認識的事物。」這是赫爾措格所有作品的一個銘印。這使得他和克魯格、法斯賓德、施隆多夫等一批德國新電影導演保持了很大的距離、也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種別樣的重要性。
在拍了將近十年的小製作紀錄片之後、赫爾措格重新拍了一部情長片：《不可徵服》。在所有反映納將大居系時代記憶的電影中，即使算上布魯克所和以尼尼的喜化處理方式，赫爾措格的這一部也可能是最奇特的。赫爾措格在這部根據齊赫布萊巴特的傳奇生改編的影片中，把焦點放在1932年的德國充滿廢氣息的夜總會文化和一個被困於這個混亂時代的肌內極其發達的猶太鐵匠上。
赫爾措格是個強有力的、獨特的夢想家，他的題材向來都是和他那熱情洋溢、羅曼蒂克的放盛性互相適應的。他的著限點通常都在人類文明的邊際，對於西方文明來說，就是上帝沒有到達的地方，比如《同吉爾，上帝的憤怒》和《陸上行舟》中未開化的美洲大陸，比如《人人為自已，上帝反眾人》中被人遺棄的身體上長大了的智障孩子、這些都是他追向的起點。在沒有上帝的地方，人的本來面目會是怎樣？《不可徵服》這部跨國投資的大製作可能會使對他一向仰慕的人不大適應，極其豪華移的場景、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可能會令許多人再一次在爾措格的作品面前迷失方向。
齊赫是一個單純的鄉下男孩，他只是隱隱感到城市的威脅，並不能理解那些身穿制服的納粹軍人歡呼的含義。這正是希特勒掌權的時候，黑暗已經開始降臨到猶太人頭上。所有這些，包括影片的另外一條主線豪森和瑪爾坦，還都不能使整個影片樹立起來。只有當整個納粹狂歡的場面反覆出現的時候，我們又一次感受到赫爾措格的巨大力量，這是和他基於深刻哲學背最的執著追問相聯繫著的。其實納粹掌權也正是西方文明走向其某一個極其危險的極端的時帶。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文明中心地區呈現的整個文明走向邊緣的一個例證。當來自另一個現實的單純的齊赫、一個新的「參你」，面對著狂的狂歡場面，面對著他的這些在文明高度壓抑下走向狂熱面反動的、《聖經》中的「子子孫孫」們，赫爾措格鋒利的解剖刀又一次指向了他所在的那個文明，當然這裡還摻雜著壓迫者與被壓者、無辜與狂熱信等主題，使得整部影片格局變得無限複雜。
這部影片具有偉大默片的力量，崇高的品格和道德上的極端。主要演員的選擇都十分正確。蒂姆羅斯演一個用心險惡的吹牛者、會用催眠術，用詭計和作秀的技巧對納勢力的日益強大作出変態。在催眠瑪爾坦的那場戲中，他的雙眼直視攝影機的鏡頭、也許這個鏡頭再長一些，他就會催眠這部電影的觀眾了。喬科阿霍拉是未經訓練過的業餘演員，曾得過世界健美先生冠軍。他看上去一副天生的善良相貌。也許他不會再演第二部戲，但在片中的表現卻讓人過目難忘，就如同瑪麗婭·法爾康內蒂在《聖女貞德的受難》中所做的一樣。
他簡直是影片中鐵匠的化身、攝影機可以自由地選取拍攝角度面不會發現任何的不妥之處。當他來到柏林、豪森告訴他：「我們會將你雅利安化、一個猶太人是不應該像你這樣強壯的。」於是、齊赫被戴上金色的假髮和日耳曼民族的頭籃、被豪森作為「對抗黑暗勢力的身體力量」，以一副齊格弗裡德的裝束登上前臺，接受那些納粹黨徒們的頂禮膜拜，也許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記住這一時刻，這是對人類文明飽含酸楚的說刺，這不僅僅是電影史上的重要一刻，也是人類文明沉痛的重要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