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琦（主持人）：《紅色娘子軍》的成功，讓芭蕾舞者們大受鼓舞，在芭蕾舞民族化的道路上，他們期望能走得更遠。繼1964年將女紅軍戰士的形象成功搬上舞臺之後，1965年實驗芭蕾舞團，試圖用芭蕾的形式演繹紡織女工的命運，遺憾的是已經進入彩排階段的《紡織女工》因為「文革」風暴的到來而夭折。任何一種藝術創作，都無法超然於時代背景之外，芭蕾也是如此。那穿過舞動的腳尖的光影，閃爍著中國文化的時代變遷。
解說：夢想永遠美好，但在夢中起舞的人卻不得不經受時代的洗禮與現實的磨難。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上一篇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狂熱，中國芭蕾不可避免地捲入這場惡夢，實驗芭蕾舞劇團的許多中堅力量，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戴愛蓮、白淑湘等人都未能逃脫這一厄運。
李承祥（原中央芭蕾舞團團長）：我們團當時的人，他們後來統計了一下，就是有40%多的，程度不同的受到迫害。因為那時候江青對芭蕾舞團說了一句話，說「芭蕾舞團是屬於捂著的，要亂，要亂敵人，要亂敵人」還說兩次，就說要清理階級隊伍，說這個隊伍不純，要清理。那麼當時主持芭蕾舞團的人，就執行江青「清隊」的所謂指示，把很多人都打成反革命了。我們《紅色娘子軍》的主要編導之一蔣祖慧，也送到幹校裡了，主要的演員以白淑湘為首的一大堆，都到幹校勞動去了。我記得我那次去一趟幹校，我看到白淑湘正在那兒燒火呢，燒那個爐灶呢。戴愛蓮在那兒，還讓她養豬，戴愛蓮那時候年紀很大了，就在小湯山那個幹校裡。
白淑湘（原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戴先生縫東西給馬，牽的馬犁地，輕活，還鬧出笑話來。戴先生年紀大，中國話說不好，馬的轅子這個地方套的，她每天得拿那個轅子上班啊，集合了就進來，她來晚了，「戴愛蓮你怎麼回事」，她說馬的領帶忘拿了，其實是那個馬的轅子，本來很嚴肅的事兒，哄堂大笑。
吳靜姝（原中央芭蕾舞團演員）：她幹活，幹苦活、累活她不在乎，她很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很能自立的，打掃廁所，她覺得我幹一樣就得幹的出色，我打掃廁所，我的廁所一定要最乾淨的，就是養豬我的豬養的特別肥、特別好、特別有紀律，她的豬一吹口哨就能出來。
白淑湘：把那個樹坑弄上水，那不凍了嘛，第二天勞動，白淑湘你挖這個。大家15分鐘都挖完了，都跑過來，過來過來，開現場會，問我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我把我鞋子那個地方都踩壞了，我也不知道，我就很坦然的坐那兒。怎麼回事，別人15分鐘都挖完了，你怎麼15分鐘挖不完。我也不說話，我沒法說，我有什麼說的。我要說了，你還不認罪呀，你幹嘛，你什麼態度啊。我心想算了吧，後來才知道他們頭天晚上弄水，你想冬天一晚上凍了，我能挖動啊。你高興一點，你臉皮高興一點說你得意忘形，你不高興一點說你不認罪。所以我這個臉，我也沒有什麼表情了，我的腦子裡也沒什麼感覺了，就是勞動、吃飯、睡覺，完了以後中午值班，中午不能睡覺，要值班。住在誰的床上，我得輕輕進去，慢慢地進去，慢慢地出來，就是這樣一種提心弔膽的過日子。
孫學敬（原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白淑湘在幹校的時候，有一次她自己在那兒活動，自己在那兒很下意識地練什麼東西，被人家揭發了，當時有個軍代表就講，白淑湘你要是再上舞臺的話，除非劉少奇再如何。
白淑湘：我在去了底下以後，從我的化妝包裡翻出一雙腳尖鞋，把我拽回來在隔壁教室批判我。有人就說「你還想回到舞臺上來，還想復闢」，我哪兒敢呢。
解說：而留在學校的人，則在惴惴不安中堅持著練功，似乎要撕開重重黑幕，讓陽光透射下來。純潔的藝術夢想，成為他們苦難中的最大慰藉和遮擋外界政治風雨的心靈避難所。
黃民暄（原中央芭蕾舞團黨委書記）：我們的四樓禮堂是掛滿了大字報，大字報很好掛，原因是什麼？在禮堂上有無數個吊布景的吊杆，吊杆放下來以後大字報就可以貼在上面嘛，吊杆升起來你也照樣可以練功嘛，就這麼一個狀況。但是我想不管怎麼樣芭蕾舞團的人，練功從來沒有停止過。
何平（原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當時給我的感覺芭蕾舞團是一個就是好像跟社會上當時都不上課、不上學不一樣的感覺。是每天早上九點練功，練到十二點，下午三點上課，因為中午要睡午覺，都是集體生活，下午三點上課，完了以後到五點下班，晚上七點到九點還要排練。
趙汝衡（原中央芭蕾舞團團長）：我們自己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心挺虛的。當時來了軍宣隊，像我們這種出身不好的，他們把門踢開了，然後開著門跟我們說話，大概覺得我們會汙染了他們。我跟我們年輕人談他們說要當時他們肯定不活了，我說我們沒有想過不活。而且因為我們每天還練功啊，而且我們由衷地練功，我們練功之前都要念《語錄》，我們還好好的練功，只是不準穿以前的裙子了。就是我從小白裙子、小褲衩，穿到小白裙子，然後穿長的白裙子，綢子的白裙子，然後變成T恤和短褲。
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