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真正能稱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幾乎沒有，這可能與我的人生信條「君子之交淡如水」有關吧！也許是因為自己年輕時被劃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漸離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於故友和至交了！
近三十年來我在學術領域有所成就，可能與兩個人的啟迪有密切關係：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與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屆全國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員會期間，他是法律委員會委員，我是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經常在一起開會。他那「右派」經歷與燕京大學的學歷和我相同，再加上我們對政治風波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們之間的談話，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在我們去貴州視察工作的途中，他對我說：你們搞法治的，最終會發現法治的困惑在於政治，法治離不開政治，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你們是繞不開的。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也促使我更關心憲政，關心國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國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另一位是吳敬璉先生。我與吳敬璉先生交往和合作，從北戴河中央召開的社會科學專家座談會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齡人，在中國改革面臨的問題和出路上，我們的見解是驚人的一致。他常常講，中國的市場經濟面臨的主要危險是國家的過度幹預，市場過度依賴於國家的公權力，就會造成「權貴市場經濟」，所以他大聲呼喊市場經濟需要法治。我從經濟學家那裡得到了啟示並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國現今私權的保障，仍是市場面臨主要問題。而對私權的侵犯，或者叫對人權的侵犯，主要來自公權力的濫用。人權保障仍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從李慎之先生和吳敬璉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品質：一個是獨立的精神，不屈服於任何政治壓力，敢於獨立思考；一個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學術良心，敢於批判現實。在人生已屆80歲時，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實實地繼受這兩個品質，高舉獨立的旗幟，高舉批判的旗幟。
往時，曾參加過王鐵崖教授80壽辰的紀念活動，那時，我是以晚輩身份去參加的。今天，人們以我的80壽辰做紀念活動，我是以長輩身份來參加的。從1956年從教以來，我的學生中已經退休的就難以計算；從1979年復校以來，我的學生中在政法崗位上的數以千計；從1991年我開始招博士生以來，將近20屆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們總是勸我寫一本回憶錄，將我的經歷留給後代。我一再猶豫之後，還是答應下來。起始是自己動手寫的，把我參與立法活動的經歷寫了約十章近十萬字左右，又彷徨起來了，這些破爛東西有誰去看呀？一停筆就是半年多。後來我的學生趙旭東和其他學生們結合我八十壽辰的紀念活動，給我配備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記錄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這本40多萬字的自傳。感謝陳夏紅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傳在我80歲生日的2010年正式問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顧與總結吧！出版成書後，叫個什麼名字呢？我自己詩詞集中最喜愛的一首是《臨江仙·悲歌》：
「千言萬語滿胸臆，欲訴欲泣無從。長籲三聲問天公，為何射日手，不許彎大弓。翻雲覆雨人間事，過耳過目無窮。誰主沉浮與枯榮？欲平心中憤，唯唱大江東。」
於是，從中選擇了「沉浮與枯榮」作為書名，講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與枯榮」。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麼重要了，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法學界的後輩們有所啟迪，那就不辜負寫這本書的初衷了。
謹以此序獻給親愛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