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穆帝永和九年(353),王羲之與謝安一眾42人雅集蘭亭,流觴曲水,賦詩怡情,各有所詠。酒酣耳熱之後,眾人擬將詩作結集,共推王羲之為序。右軍先生欣然命筆,洋洋灑灑,有如神助,文墨高妙,為後人留下傳頌千古的書法和散文名篇。
雅集當日,不僅有王羲之所作序,存世的還有與會諸人所作「蘭亭詩」41首及孫綽序1篇。仔細研讀、梳理這些詩文,會發現他們同王羲之《蘭亭序》在思想和內容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可從另一角度證明《蘭亭序》確真無疑。
一、「蘭亭詩」與王羲之儒道雜糅思想相呼應。王羲之本人崇儒愛道,《蘭亭序》表現了其思想特質。在41首蘭亭詩作中關涉儒家的有:王羲之:「詠彼舞雩,異世同流」;謝安:「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孫綽:「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桓偉:「宣尼邀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清唱。」上述吟詠,乃《論語·先進》所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關涉道家思想更多,如謝安:「萬殊混一象」;孫統:「罔悟玄同」;王凝之:「莊浪濠津」;王彬之:「得意豈在魚」;王徽之:「先師有冥藏」;庾友:「冥然玄會」;虞說:「行浪濠粱間」;孫嗣:「臨流想奇莊」;曹華:「解結遨濠粱」等。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雖是論宋初文壇,但也指出東晉時期詩文創作的玄言特質。士大夫階層儒道一體的思想,是魏晉玄學發展的基礎,也是道教逐步成熟在精英階層思想觀念上的反映。
二、「蘭亭詩」是《蘭亭序》創作的思想基礎。《尚書》曰:「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依據如此作序的原則,《蘭亭序》應對「蘭亭詩」有全面的反映,事實確亦如此。
我們選取《蘭亭序》中部分詞句與41首「蘭亭詩」和孫綽序進行對比,同一雅集、同一場景、同一季節,共同吟詠,明顯有高度吻合之處。
1.暮春。王羲之:「欣此暮春」、「三春啟群品」;魏滂:「三春陶和氣」;孫綽序:「暮春之始」。
2.崇山峻岭。謝安:「森森連嶺」;孫綽序:「高嶺千尋」。
3.茂林修竹。謝萬:「寓目高林」「碧林輝雜英」「修竹冠岑」;孫綽:「修竹陰沼」「嬰羽吟修竹」;徐豐之:「清響擬修竹」;孫統:「疏竹間修桐」;袁嶠之:「四眺華林茂」;華茂:「林榮其鬱」。
4.清流激湍。王羲之:「俯看綠水濱」;謝萬:「谷流清響」;孫綽:「穿池激湍」;徐豐之:「俯揮素波」;孫統:「回沼激中逵」;王肅之:「淥波轉素鱗」;王彬之:「淥水揚波」;王徽之:「鱗躍清池」;袁嶠之:「激泉流芳醪」;華茂:「浪激其隈」;魏滂:「駕言映清瀾」;謝懌:「回波縈遊鱗」;王玄之:「幽澗激清流」。孫綽序:「乃藉芳草,鑑清流」。
5.流觴曲水。王羲之:「三觴解天刑」;孫綽:「連汎觴舟」;徐豐之:「零觴飛曲津」;孫統:「因流轉輕觴」;王肅之:「吟詠曲水瀨」;華茂:「汎汎輕觴」。
6.惠風和暢。王羲之:「和氣載柔」;謝安:「微風扇輕航」;謝萬:「光風扇鮮榮」;孫綽「流風拂枉渚」;徐豐之:「希風永嘆」;孫統:「泠風飄落松」;王凝之:「絪縕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郗曇:「溫風起東谷」。
20世紀70年代,蘭亭論辯時,有人提出「夫人之相與」以下167字為後添。從《蘭亭序》和雅集眾人詩作高度吻合的儒道思想和詞句來看,序切實地反映了「夫人之相與」以下內容。既然前段為右軍所作,後面的也不會有問題。逯欽立先生在《蘭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寫的》一文中把《蘭亭序》與王羲之本人所作「蘭亭詩」進行精確對比,發現二者思想和文義契合度甚高。他得出結論:「世傳《蘭亭序》或者說《晉書》王傳的蘭亭宴集序文,符合王羲之的思想和生活情況,是王羲之作的文章,不是後人假造的,後人也是假造不出來的。」本文又將《蘭亭序》與眾人詩作做一比較,結論與逯欽立先生「若合一契」,忝為逯先生觀點的補綴。
三、王羲之「清貴」「骨鯁」的個性,是書風突變的內因。有人質疑《蘭亭序》不是晉人書法風格,乃唐楷形貌。顏之推說:「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顏氏家訓》)若不是梁朝敗亡,這些書跡庋藏秘閣,見者寥寥,《蘭亭序》到唐時現世未足為怪矣。王羲之《蘭亭序》問世後,沒有古書氣象,「姿媚」有餘,古樸不足,並不為時人所重。
魏晉南北朝時,「書聖」並非王羲之,而是指皇象、胡昭和張芝。葛洪《抱樸子·內篇》說:「世人以人所尤長,眾多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相傳皇象的書跡有《天發神讖碑》《文武帖》《急就章》等。胡昭書跡不見傳世,其事跡附在《三國志》管寧傳後,記載甚少,「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跡,動見楷模。」梁庾肩吾《書品序》載:「善草隸者一百二十一人,伯英以稱聖居首。」因《蘭亭序》在唐以後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書聖」漸漸成為王羲之代稱。
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領袖的作用有時是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的重要推動力量,藝術也是如此。王羲之具備開創書法新風的個人特質。時人庾亮稱:「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晉書》)梁庾肩吾《書品》論張芝、鍾繇和王羲之書藝認為:「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顏之推自稱書法造詣「幼承門業」,經比較他「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右軍年少時法也。」(《顏氏家訓》)陶隱居,即陶弘景;阮交州,即阮研;蕭祭酒,即蕭子云。張懷瓘《書斷》稱三人書法「各得右軍一體」。
王羲之書風對後世影響至深,唐代後更受推重。孫過庭《書譜》引王羲之語曰:「吾書比之鐘、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孫氏認為這是王羲之「推張邁鍾之意也。」可知王羲之對自己書法水平十分自信。在王羲之被「書聖」化之前,《世說新語》稱其「國舉拔萃」,「風骨清舉」,「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飄如遊雲,矯若驚龍」。正是這份自信,這份「清貴」,這份清高孤傲,這份書法工夫與天然兼備的個性特質,才使王羲之書法推陳出新,盡善盡美,傳之千古。陶弘景《與武帝啟五》曰:逸少「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永和九年,正是王羲之書法創作高峰時期,《蘭亭序》對以往書體有所突破,實屬厚積薄發、自然天成。
就近世而言,齊白石先生「衰年變法」,使創作題材和繪畫色彩變得豐富,開創了中國畫的新境界;啟功先生熔鑄古今,自成一家,「啟功體」別具風採。這都是藝術形式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也充分表明藝術「領袖」在藝術領域中的引領和「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用。
◎本文轉自《國際儒學聯合會》,圖源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