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東方早報
《李先聞自述》 李先聞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年7月第一版
1948年7月底，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八十一人名單在報紙上發布，時為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員的李先聞當選農學科院士。「當時我在上海，在床上看報紙，偶然看見我的名字。我以為我的眼光模糊不清，用手巾擦了幾次後，的確我的名字是在報上。」二十餘年後，李先聞聽從胡適的建議，在臺灣《傳記文學》連載他的自述，回憶獲知當選院士的情景，最感慨的是社會以「國士」待他（第198頁）。
確實，李先聞應該「感慨」。從一名農家子弟到被國人待以「國士」，其間個人的積苦積勞，艱辛異常。他不僅親身經歷了中國人在科學方面「迎頭趕上」的世路歷程與心路歷程，而且適逢民族危亡的八年抗戰和此後的三年內戰，侷處於各式各樣的派別鬥爭之中，並因之而處處品嘗科學探索中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發的辛酸苦辣。當十三歲首次出川赴清華園求學之日，李先聞不僅是四川江津李家的「千裡駒」，更是千萬川人的「好兒郎」。而彼時清華學校授業的同時又在淘汰，與李先聞一同進校的同學有一百三十多人，到畢業時僅剩三十來人，其比例近乎嚴酷。然而在這種嚴酷淘汰下倖存下來的李先聞，受益卻似乎不算太完滿。所以他後來追述說「以我個人而論，我學農科，但基本科學，都沒有學到」，並設想「如果使我數、理、化、生物各科都學好，我現在的成就也許更好些」（第26頁）。
李先聞留美首先到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園藝系學習。像普大這樣的州立高校農科，其宗旨是「希望農夫的子弟們學業完成後，仍回家耕種，或在中學及農專教書，所以教科內容很簡單」。李先聞在普渡「理論東西差不多沒有學到」，但在這裡學會了「手腦並用」，獲得了不少實地農業經驗。普大畢業後，李先聞到康奈爾大學深造。康大農學當時以作物育種聞名，洛夫（H. H. Love）與明尼蘇達大學的海耶斯（H． K． Hayes）是美國良種培育的兩巨頭。李先聞本欲跟洛夫學習實用育種學，但洛夫建議他師從愛默生（R. A. Emerson）教授學習遺傳學。愛默生是「手腦並用」的典範。他自到康大植物育種系任主任之後，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玉蜀黍遺傳研究，直到壽終正寢之日。每到玉蜀黍雜交期間，他整天穿著工作服在田間勞作，與農民沒有兩樣。這種態度自然感染了他的學生，並造就出真人才，以致他前後指導的十二名博士有四人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而且比得爾（G. W. Beadle）還獲得1958年諾貝爾獎。十二名博士之一的李先聞也榮登《世界科學家名人錄》。獲得1983年諾貝爾獎的女科學家麥克林託克（Barbara McClintock），其時還是細胞學講師，但顯然是個好講師。她見李先聞等人是從小地方的普渡出來的，在實習時以小紙畫畫做特別講解，格外關照，使李先聞多年以後仍然記得這些細節對「學業研究大有進步」。與普大的「只知其然」相比，康大使李先聞「知其所以然」（第47頁）。
1929年，李先聞獲得博士學位，並「再會吧！美國！我要回去救中國了」。可國內等待他的不是學以致用，而是學界的派系與內訌。回國後，他先到同出於康大的國內農學前輩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鄒秉文那裡找差事，鄒介紹他到中央大學農藝系主任趙連芳那裡謀職。趙連芳在清華和康大都與李先聞有過交往。與農學院院長接洽的結果，李先聞僅獲蠶桑系講師的職位，擔任農藝系高級遺傳學課程，薪資兩百四十元。他長久想不通：「那時留學生得了博士和沒有得博士的，都給以教授名義，待遇是二百六十元月薪。我的待遇為什麼差一點？」（第51頁）而且教學在農藝系，位置卻在蠶桑系。而當他移此不平，一心想要在桑蠶改良的研究中出點活計的時候，又遭到留日桑蠶系主任夏振鐸的白眼。趙連芳建議李先聞自費留日師從夏振鐸的老師學蠶體細胞遺傳學。這條路太過曲折複雜，花了錢沒有獲得什麼新知，回國後中央大學講師的位置也沒了。
因留學國別的不同，民國學界存在著非常嚴重的「留學集團」，互相之間的矛盾很深，引出種種人事紛爭，並因而對民國學術的發展造成了不小的傷害。留美學生創建中國科學社這樣的社團組織，留日學生成立中華學藝社與之對立，而沒有留學經歷的「土鱉」們成立中華自然科學社抱成團。這三大綜合性科學社團不僅各自為政，而且往往還相互拆臺。1920－1921年在中國訪問的羅素已經敏銳地看到這一點，「從不同國家歸來的留學生之間時有分歧」（羅素《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174頁）。對於李先聞來說，這是一種生存的環境和生存的背景，因此回國之初，便不自覺就捲入了這種紛爭之中而手足無措：「當時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法國勤工儉學的人回來的，美國留學回來的，自以為都有學問，就非常驕傲，互相排擠。反之就互相團結，另成一派，我茫茫然在這混亂局面中，派別的分歧中回來，真是鳥兒入網，孤軍奮鬥。」（第52頁）
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