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春節返鄉期間，面對各種「逼婚」、「逼生」，很多年輕人特別是大齡青年頗感壓力山大。在中國人口及生育問題出現拐點的背景下，有關高齡產婦的話題開始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本文從權力機制的獨特視角切入，認為在醫學話語與大眾輿論的共同建構下，高齡初產婦不僅面臨醫學意義上身體高危化，也承受著社會身份的「汙名化」。作者指出，高齡初產婦的問題化，不僅基於醫學對女性生理特徵的註解，也產生於當前社會文化所建構出的性別化規訓力量。將高齡初產婦貼上「高危人群」的標籤，實際上反映出醫學權力與男性權力對女性身體的合力爭奪，而在削弱女性身體話語權的過程中，醫學與傳統性別文化實現了共謀。文章原載《婦女研究論叢》，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問題的提出
在政府與醫療衛生機構對人口素質和生育安全的強調之下，伴隨著中國女性生育年齡的不斷推遲，有關「高齡初產婦」的孕產健康問題開始成為引發社會關注的熱點。
作為一個常見的醫學概念，高齡初產婦是指年齡在35歲以上第一次妊娠的產婦。在醫學領域，對高齡初產群體的關注被認為可以有效保障她們的妊娠健康，喚起醫患雙方協同警惕其在孕產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高危指徵，並加強對產婦的醫療監控與介入。在公眾的關注與討論中，高齡初產婦也開始成為大齡未生育女性的代名詞，甚至指代了女性推遲婚育的社會現象，成為一種特殊性別文化乃至社會問題的符號。
米歇爾·福柯認為，為了把握某一話語的言說規則與生成機制，研究者應當廣泛關注話語的使用者、使用話語的制度場所、知識的形成轉化與消失的條件等方面內容。而結合當前公眾對高齡初產婦的討論可知：
該話語的使用者正在由醫學專家擴展至社會大眾；話語的使用場景則從醫學研究與醫療機構被延伸至新聞報導、影視作品、流行文學以及社會大眾的日常交流空間；在保留甚至放大其醫學意義上「危險性」的同時，大眾正通過為該女性群體貼標籤的方法將其塑造為一種問題化的社會身份。這些變化都意味著高齡初產婦已經突破了醫學話語的單一視野，開始成為多元話語體系中的全新話語實在。在醫療場域之外，高齡初產對中國女性到底意味著什麼？有關高齡初產婦的話語是怎樣建構起來的？
本文嘗試以社會性別為視角，從醫學話語與大眾話語兩方面對關於高齡初產婦的問題化敘述進行梳理，解讀其中所隱含的性別意識與權力關係，進而發掘話語生成與運作背後的權力機制。
▍從醫學話語到大眾話語：高齡初產婦的問題化
對高齡初產婦的醫學界定，最早來自於1958年召開的世界婦產科聯盟會議的一項決議，決議中將年齡在35歲以上的初產婦界定為高齡初產婦。這一年齡界限後被擴展至同時適用於初產婦和經產婦，並在此後的幾十年中開始被應用於婦產科學的知識建構與臨床實踐。中國醫學界普遍認可35歲的年齡標準，但在具體的臨床實踐上有所下降。一些學者甚至基於對「25-29歲」為最佳生育年齡的認同，呼籲將該標準調低至30歲，在中國頗具影響的本土知識搜尋引擎「百度百科」對該詞條的解釋中，更是明確指稱年齡超過30歲才第一次分娩的孕婦為高齡初產婦，這也在無形中擴大了中國高齡初產婦的潛在人群。
圍繞高齡初產婦的醫學解釋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對高齡初產婦身體狀況的描述，如卵巢退化、染色體異常、產道和會陰、盆骨的關節硬化等；另一類是對孕產過程中的母體和胎兒健康隱患的描述，如產婦可能發生的妊娠合併心臟病、妊娠高血壓症候群和妊娠期糖尿病，胎兒可能出現功能發育遲緩等。
這些概念不僅指出了高齡初產婦可能存在的身體衰退特徵，說明了母嬰雙方共同面臨的疾病風險，還成為界定高危產婦的關鍵。儘管該年齡界限是基於對臨床數據進行統計學處理後得出的結果，並不代表界限上下群體之間明顯的生理差異或涵蓋多樣化的個體狀況。但在生育風險的威懾下，為了確保有效鎖定目標人群，年齡依舊是區隔該風險人群的硬性標準。可以看出，醫學對高齡初產婦的界定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問題化的概念，通過對產婦從「高齡」到「高危」的建構，在患者還未進入醫療場域時，它就以年齡為標準將一部分女性群體同時置於身體衰退與疾病風險之中。
然而，現階段的「高齡初產婦」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概念。如圖1所示，中國醫學領域自20世紀50年代末期就開始關注高齡初產婦問題，關注度在1978年後大幅提升，但直到20世紀末，大眾報刊才開始對其進行討論；自2008年起，有關高齡初產婦的大眾報導和討論迅速增加，並在此後數年持續成為熱點。而在該概念從醫學領域向大眾領域的快速傳播中，高齡初產婦也發生了詞義上的擴展和豐富。大眾話語中，高齡初產婦正逐漸成為一個具有性別意識與越軌特徵的話語體系。在肯定其所面臨的醫學風險的同時，高齡初產婦已由可能具有某些病理學指徵的醫療對象，被用來指代具有特殊社會經歷及個性特徵的女性人群，其中包含了「高知女性」「工作狂人」「女強人」「追求生活品質女性」「丁克女性」「剩女」等說法，以及明知自己已不適合生育還要強行受孕的犧牲者形象。相關敘事可被概括為特殊女性群體的「非正常行為」。
在影視作品與新聞報導中，高齡初產婦的越軌特徵常常被戲劇化地衍生為導致個人及家庭悲劇的重要因素。例如高齡初產婦在求子之路上的困境與艱辛，由高齡受孕困難而導致的婚內出軌、家庭解體，女性個人所遭受到的來自家庭、社會的身心壓力，以及相當多一些高齡初產婦為了順利懷孕、生產而放棄工作、回歸家庭。大眾話語正通過臉譜化的人物形象以及戲劇化的衝突提醒公眾，女性在高齡妊娠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與危險，並勸誡青年女性早做生育計劃，尤其要在工作與家庭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
受這種話語的影響，中國的高齡初產婦及潛在人群承受著十分沉重的身心壓力。據一項針對產婦心理健康狀況的調查顯示，與正常年齡組的初產婦相比，高齡初產婦承受著更大的心理壓力，同時伴隨較為嚴重的焦慮與其他情緒問題。而在另一項針對「剩女」這一潛在高齡初產婦群體的調查中，「擔心因錯過最佳生育年紀而無法生出健康的孩子」，已經成為這些女性身心壓力的重要來源。有關高齡初產婦的問題化話語正在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
因此，隨著高齡初產婦從醫學話語到大眾話語的延伸，高齡初產已經開始成為公共健康領域與大眾話語場域所關注的共同風險，並被醫療衛生機構、社會、家庭甚至女性自身都視為問題。而這種身體的問題化與身份的汙名化，也與高齡初產婦的建構路徑有關。
▍高齡初產婦話語的建構及其背後的性別意涵
高齡初產婦問題化話語的出現，來自於醫學話語與大眾話語的雙重建構，它們在共同的性別理念中相互交融，進而產生了一種由疾病風險與社會越軌特徵交織而成的規訓權力。
（一）醫學話語對高齡初產婦問題的建構
醫學話語對高齡初產婦問題的建構始於對產婦「有問題」的身體以及由此帶來的孕產風險認知。醫學領域普遍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產婦的身體機能也開始衰退。具體表現為：「卵巢和子宮老化、雌激素下降、卵子數量減少、卵子質量及活力下降、骨盆韌帶和肌肉的彈性下降」等。
以女性的生殖功能為中心，醫學建構了高齡產婦衰敗的身體圖景，而這些身體的異常表現也被認為是導致生育風險增加的關鍵原因——可能造成胎兒畸形概率的增大，流產與早產可能性的增加，產婦孕期疾病的增加、產中大出血、難產風險的上升以及產後妊娠併發症的增加。儘管在產婦自身身體狀況之外，經濟發展水平、文化風俗、醫療衛生條件等因素都可能導致妊娠風險的升高；而從遺傳學角度來看，父親高齡同樣會導致流產概率升高並增加胎兒患唐氏症候群等其他遺傳疾病的概率。但在高齡妊娠的話語建構中，醫學領域往往更加強調母親高齡對胎兒的影響這一性別化與個體化的風險分配邏輯。
以被認為是高齡初產婦孕期常見病症的妊娠高血壓為例，現有研究往往以年齡為標準，強調統計學數據下所呈現出的高齡初產婦的高患病風險特徵。然而通過張曼、楊曉東等人對中國本土妊娠高血壓發病情況的研究可以發現，在中國，妊娠高血壓的發病率在城鄉之間存在更為嚴重與普遍性的差異。農村產婦孕圍保健知識的匱乏與地區性醫療資源不足所導致的孕檢行動的缺乏，正成為中國農村地區妊娠高血壓高發病率、高風險性、低控制率的重要原因。在過分強調母親個體因素的孕產風險分配邏輯之下，這種由結構性差異所導致的孕產風險遠比「高齡初產」這一明確指標下的風險更為隱秘與緊迫。
除此之外，一項由北京大學與亞特蘭大疾控中心合作進行的研究顯示：在對86類主要新生兒缺陷的總和發病率進行統計與分析後發現，高齡父親對新生兒健康的負面影響要大於高齡母親。其中40歲以上的男性生出缺陷兒的概率比40歲以下的男性高出20%。針對被認為與女性高齡妊娠最為相關的出生缺陷「唐氏症候群」，也已有權威醫學期刊指出，40歲以上父親生下唐氏兒的概率是24歲父親的兩倍，其生下患有自閉症兒童的概率更是24歲男性的3.5倍。
儘管已有大量數據揭示了父親高齡與新生兒出生缺陷間的顯著關係，但是，這些數據卻並沒有如「高齡初產婦」一樣推動醫學話語對「高齡父親」概念的建構或關注。無論是在醫學理論建構還是臨床實踐中，生育風險的認知與分配正同時遭遇著個體化與「知母不知父」的性別偏見。基於對產婦身體機能退化與生育風險上升間關係的片面強調，醫學正將高齡初產婦「問題化」的身體塑造為製造孕產風險的主要源頭。
鑑於高齡產婦的身體在解剖學、病理學以及臨床統計學上展現出的問題化特徵，她們往往面臨著更多的醫學監測與醫療介入。首先是更加密集的產前檢查，與非高齡產婦相比，高齡初產婦在孕圍保健中遭遇更加嚴格的監控。除此之外，在分娩方式的選擇上，高齡初產婦往往面臨著更高的剖腹產比率。中國的剖腹產率始終居高不下並列居世界首位，鑑於手術可能導致的產婦死亡率和患病風險的增加，剖腹產手術的濫用無疑是影響中國女性孕產健康的重要威脅。非手術指徵的高齡產婦一直是剖腹產產婦中的主力軍，其中高齡初產婦的剖腹產率更是遠超高齡經產婦。數據顯示，中國的高齡初產婦的剖腹產率已經高達91%。這一數字遠高於印度的70%與美國的49.1%。
儘管高齡初產不是實施剖宮產手術的絕對指徵，但考慮到高齡生產中產程過長等現象可能引發的高危後果和安全責任，醫生仍會對這些產婦放寬指徵要求。首都醫科大學侯磊等人針對34歲年齡組與35歲年齡組產婦的分娩結局進行對比研究後發現，在缺乏明確生理差異與手術指徵的條件下，高齡初產婦「35歲」的年齡界限已經成為提示醫生濫用剖腹產手術的重要因素。至此，在現代醫學對安全、效率與風險控制的強調下，高齡初產婦的身體在整個孕期都處於醫學的嚴密監控中。
（二）大眾話語對高齡初產婦問題的建構
在大眾話語中，女性推遲生育被認為是不符合生理規律與社會文化的越軌行為，高齡初產婦也被視為有問題的女性。和醫學話語一樣，面對高齡初產的生理風險與社會後果，輿論往往弱化對事件發生機制的反思，而是傾向從「違規者」即女性本人身上尋找原因。公眾通過為高齡初產婦同時貼上「精英」與「負面」的身份標籤來加強高齡初產婦的問題化與汙名化。
當前被群眾及媒體熱議的高齡初產婦主體主要有四類：第一類是一直處於媒體關注焦點的明星高齡產婦，第二類是在高齡妊娠中出現異常的平民女性，第三類是影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第四類是對大齡未婚育女性群體的代稱。在對這四類群體的報導中，女性的職業狀況與受教育程度成為媒體關注的重點之一。
以新浪網在2015年所做的報導為例，在當年涉及高齡初產婦的121篇文章中，有近87%的文章明確提及這部分女性的學歷、職業或收入狀況。這些報導多聚焦於劉若英、徐若瑄、範瑋琪、章子怡等娛樂明星，或者女研究生、女博士等高知群體，企業女高層、女富豪、事業單位女領導等也是新聞報導的主要對象。
與此同時，影視作品也熱衷於塑造高齡初產婦的精英形象。在熱播電視劇《辣媽正傳》中，作為知名雜誌主編的李木子工作能力突出，卻因此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而成為高齡產婦。而在另一部高收視率電視劇《夫妻那些事》中，身為新銳建築設計師的林君同樣事業有成，在工作中獨當一面，因生育與忙碌工作間的尖銳衝突而遭遇一系列求子困難。在大眾文化中，高齡初產婦已經由處於特定年齡層的女性群體被塑造為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的「三高」精英女性群體。
在這種精英化的敘事背後滲透著這樣的觀念：高齡初產婦往往受過高等教育，有較好的工作機會以及較高的社會地位，而這些精英化特徵不僅是導致這些女性遭遇生育障礙與生產風險的關鍵要素，也是她們遭遇家庭與事業危機的源頭。女性受教育水平與職業化程度的提高一直被認為是導致女性推遲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與大眾話語中的精英化形象不同，伴隨中國女性生育年齡的普遍性推遲，越來越多的工薪階層女性正成為高齡初產婦的主力軍。
數據顯示，高齡初產婦群體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於大專及本科以上女性，其中不僅包含碩士及博士等高學歷女性，還有相當一部分大專與本科學歷女性，而另據一項針對河北省育齡期人口生育年齡的調查顯示，生育年齡向後推遲現象在文化層次、社會地位上存在著向最高和最低學歷兩極分化的特徵，其中文盲、小學、大學、幹部的生育年齡與其他組相比有明顯上升[27]。在高等教育不斷普及的今天，這些數據展現出的平民化與普遍性特徵都與大眾話語中的精英女性相去甚遠。輿論對高齡初產婦的精英化特徵的強調正從「客觀反映」走向「主觀塑造」。
而在誇大高齡初產婦群體具有優勢的「三高」身份特徵的同時，大眾文化也通過強調高齡生育的消極結果來塑造這些女性「不孕」「任性」與「不幸」的「三低」的身份標籤。如果說高齡初產婦的精英化塑造放大了女性崛起與傳統性別文化的對立，對女性「三低」身份的塑造則將衝突引向了對女性自我的否定，並加重了對這些女性的汙名化。
首先，高齡初產婦的生理特徵會被貼上「不孕」的標籤。在中國，結婚生子被認為是正常的生命軌跡，已婚未育的女性常常要面對親友的提醒與催促，如果一直未育，則可能被懷疑不孕。雖然不孕是一種生理症狀，但在一個鼓勵生育、重視親子關係與血緣傳承的社會中，不孕常常被視為反常而成為一種汙名，而洗刷不孕汙名的唯一辦法就是產下健康的胎兒。因此，通過強調高齡初產婦的受孕難、流產率高、胎兒成活率低等特點，高齡初產婦被認為是極易發生「不孕」的高危人群。
其次，高齡初產婦的性格特徵常會被貼上「任性」的標籤。這其中有在適合生育時「任性」不生，因而錯過最佳生育年齡的高齡初產婦；也有覺得產檢繁瑣或花費過高，「任性」地不去產檢，差點失去孩子的高齡初產婦；還有明知不適合生育，卻要冒著生命危險懷孕的高齡初產婦。在大眾眼中，產婦本身的乖戾性格不僅是造成其推遲生育的重要原因，還是導致其遭遇生育危險的關鍵。
除此之外，高齡初產婦還會被貼上「不幸」的標籤。公眾對高齡初產婦的討論常常忽視產婦的生育意願與個體差異，著力從傳統觀念及生育的社會意義出發，將生育作為家庭衝突與個人幸福的焦點。這其中有因為高齡妊娠而罹患抑鬱症的產婦，也有因為妻子高齡不孕而導致丈夫提出離婚的故事。在熱播電視劇《夫妻那些事》中，女主角林君更是因為高齡妊娠而引發了夫妻不合、婆媳矛盾與第三者的介入等一系列衝突。
在對高齡初產婦的精英化與負面形象的塑造中，輿論開始倡導女性「不要因為工作錯過最佳生育年齡」「回歸家庭」「早做生育打算」。這些輿論呼聲與「男主外，女主內」「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傳統生育、性別觀念形成了傳承與呼應，共同強化了大眾對「高齡初產婦」的負面印象。
▍高齡初產婦問題化背後的權力與共謀
福柯認為，「話語」不僅僅是一個名詞或範疇，而是除「言語」和「語言」之外的第三者。他將政治學對權力的分析擴展了語言學領域，提出了著名的「話語即權力」的觀點。在福柯看來，現代社會正被無所不在的權力籠罩，而話語則是這些彌散權力的表現形式，人類發展史中的社會變革、階級鬥爭、權力更迭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對話語權的爭奪。權力生成話語，話語又能為權力的根基進行辯護，進而建構意義、生成真理。
因此，了解話語生成與運行機制的關鍵就是把握話語背後的權力意志。在高齡初產婦問題化背後，是醫學權力、男性權力對女性權力的爭奪，而在削弱女性身體話語權的過程中，醫學與傳統性別文化實現了共謀。
首先，從孕產行為醫學化的視角來看，醫學話語對高齡初產婦問題的建構反映了醫學權力對女性身體的殖民。現代生物醫學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醫學化的背景下，生育開始由生命進程中的自然事件成為醫學知識幹預與矯治的對象。儘管精準的藥物使用和不斷更新的醫學科技卓有成效地幫助人類緩解了疾病帶來的痛苦。但是，當偏差行為從道德和法律的矯治對象轉而成為醫療問題，當生命中的自然變化和正常的行為方式被有系統地扭曲成病態時，過度的醫學化就開始威脅人們的身體主權。
正如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說的那樣，「技術的本質不是技術性的」。醫療技術與現代醫學儀器的介入，不僅使人們得以更加直觀地認識身體，也為醫學制定健康標準、建構疾病、界定非正常身體提供了數據依據。為了鞏固醫學介入的合理性及權威性，婦產科學不斷強調數據背後的概率與風險，並提供了標準化的檢查與治療。而在這種「安全神話」與「風險威脅」的雙重規訓下，產婦則出於安全考慮努力配合醫學的要求，主動接受醫學監控並按照醫學的建議規範自己的行為。儘管已有研究顯示如頻繁產檢、藥物濫用、剖腹產濫用等一系列過度醫療介入可能帶來新的傷害與恐慌，但在醫患雙方對安全分娩的共同需求下，現代婦產科學仍通過圍產保健與分娩的醫學化實現了對產婦身體的控制。
女性主義曾對現代生物醫學體制的消極影響進行反思，這其中不僅包括醫學權力擴張所導致的過度醫學化，還有醫學意識形態中男性權力對女性健康問題的操控。興於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揭露了醫學「中立」價值觀背後的性別偏見，指出一些社會規訓被醫學知識精心包裝，轉而成為治癒女性的良方，並以知識的名義告訴女性如何當一個合格的女人。因此，一些診斷及治療不但不客觀中立，甚至對女性不夠善意。父權制的刻板印象著力將女性與生育畫上等號，而在高齡初產婦話語的建構中，醫學通過強調女性身體與生育風險的關係深化了這種刻板印象。受此影響，女性的生育意願、影響女性生育安全的其他社會與生理因素開始弱化。在風險的個體化與性別化分配中，女性的個體經驗正逐漸勢微。
除此之外，男性權力是推進高齡初產婦問題化與汙名化的關鍵力量。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女性的個體化特徵日益顯著。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從「為他人而活」轉而追求「為自己而活」。女性不再滿足於基本的平權運動，而是渴望決定自己的生活節奏。是否婚育、何時婚育、如何處理家庭與工作間的關係都成為女性彰顯自主權力的重要命題。在社會壓力與其他不安定因素的影響下，一些女性希望推遲婚育時間，還有一些女性奉行不婚或不育的生活方式，追求自我的最大化實現。然而，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無奈之舉，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崛起或個人的不育、晚育的決策都背離了以男性權力為中心所建構的兩性關係與女性角色，並被視為非正常的越軌行為。
在傳統性別文化中，兩性分工秉持著「男主外，女主內」原則，這不僅局限了女性的工作場所，也弱化了女性在家庭發展中的貢獻。而「男強女弱」「男高女低」的兩性搭配則進一步維護了兩性迥異的性別特質與人生軌跡。一個女人真正的幸福不是事業上成功，而是在弱勢與示弱中依附於自己的丈夫，實現家庭的「和諧」。受此影響，對於女性來說，成為母親不僅是自然屬性的必然，更被認為是其實現人生價值的終極目標。
因此，儘管不婚、不育、晚婚、晚育，都為女性實現生育權力提供了其他的可能，但在男性意志的驅動下，「高齡初產婦」話語仍致力於消除這些可能。通過強調高齡初產婦群體的精英化與其他消極後果的關係，輿論試圖將女性重新拉回到由男性主導的性別關係中來，如果女性拒絕回歸，就給她們貼上「任性」「不孕」「不幸」的身份標籤。作為挑戰男性權力的後果，要求女性回歸家庭的呼聲以及這些負面標籤正成為當代女性面對生育事件時的夢魘。
綜上所述，高齡初產婦的話語建構首先來自於醫學話語對女性身體權力的爭奪，基於對孕產風險的警惕，醫學通過塑造女性問題化的身體來幹預女性的孕產行為；而從高齡初產婦的越軌特徵來看，為了維護男性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抵制女性崛起，男性權力正藉助社會輿論為產婦貼上汙名化的身份標籤，二者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鉗制女性發展的規訓力量。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例行的、視為當然的每日思想結構促成了壟斷的結構，在這種文化霸權之下，人們並非通過外在強制力量，而是通過被統治者的自覺認同來實現文化和思想觀念上的統治。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性別意涵的概念，「高齡初產婦」裹挾著醫學知識的權威性，正通過大眾話語的適用與傳播對女性群體產生作用。這其中不僅包含了高齡初產婦群體，還有許多已婚未育女性以及未婚女性。越來越多的未生育女性認為自己已經或者即將步入「高齡初產婦」的行列，並因此而擔心、焦慮。高齡初產婦的問題化思潮正在對年輕一代的女性施加壓力。
然而，醫學權力與男性權力的共同發力並非是一種巧合。在中國人口結構失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勞動力缺乏、養老負擔不斷加重的今天，女性少育或推遲生育年齡才可能成為一個「真實的社會問題」並需加以「矯正」。在此基礎上，重塑女性生育觀念、規訓女性的孕產行為也被賦予了更加深刻的社會意義與社會動力。
福柯指出，現代社會對生命權力的操控已經取代了舊君主時代通過死亡權力獲取權威的權力形式，藉由「人口」這一概念，現代國家透過醫療、衛生、文化等各種機構來管理人民的身體、健康與生育等關乎生命的事務，從而實現對國民的「合理化控制」。而正是在確保人口安全、維持社會穩定的宏觀背景下，醫學知識與社會偏見的合力才更加迅猛與強勢，並最終形成了一種保存偏見內核與醫學知識外表的全新意識形態。在此意義上，高齡初產婦的問題化建構，不僅是對女性生理現象的醫學註解以及社會文化的性別化建構，也是當前人口結構失衡宏觀背景下的產物。
在科學理性的包裝下，話語背後的微觀權力爭奪往往更加隱秘。早在半個世紀以前，福柯就以性與瘋癲為例，揭示了這些看似無可置疑的醫學知識背後的建構特徵與權力實在。他呼籲研究者通過質疑「公理」、反思人們的心理習慣、動搖現有行為與思維方式以及重新審視既定規則與制度的方法，來挖掘壓抑與束縛作用背後的權力關係，進而邁向「替自己做出決定、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終極目標。
福柯的這一基於「置疑」的問題化思路，也為從社會學角度開展醫學研究創造了一種兼具反思性與批判性的研究路徑：那些被廣泛認可的醫學理念是如何產生的，怎樣被使用的，受怎樣的權力關系所約束與引導？這些問題都可成為社會學挑戰醫學霸權、再現醫學話語中「知識—權力」關係的重要研究素材。
因此，面對醫學權力的擴張，作為知識精英的學者們在肯定現代婦產科學為女性妊娠健康所做出的貢獻的同時，也要警惕話語背後的權力關係。而如何從女性的個體經驗出發，消除醫學話語與大眾輿論中的性別偏見，建構一種既尊重女性生育意願又保障女性生育安全的生育文化，正成為全社會在醫學社會化進程中需要面對的重要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