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福柯曾經在《什麼是啟蒙？》中說過，要將關於自身的批判看成是「一種態度，一種精神氣質，一種哲學生活」，而這種批判又包含著對啟蒙的信念以及我們對於自由的永在的渴望。 批判幾乎構成了人類得以生存的根本，它表達著人類的理性、智識、反思與拒絕，拒絕混沌的生而無活以及整個人類史曾出現的壓迫和威權。
無論是新文化運動，還是八十年代那熱烈而反常的思潮，其內部都若隱若現著這樣一種精神。雖然這兩次啟蒙都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夭折，而在如今這樣一個話語沉悶的年代，似乎連一種批判的氛圍都已然消失，在沉悶之中，是否依然有著魯迅精神的繼承者，而這種理性而自律的聲音， 當精神被留存時，時代自能自證。
採編：孔孔
嘉賓檔案：
朱大可，現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有《燃燒的迷津》、《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華夏上古神系》等書。
啟蒙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天性
搜狐文化：您最近其實關注點更多在中國文化史，從早期的《流氓的盛宴》到最近《華夏上古神系》，感覺都是以一個非常大的視野在重新審視中國文化溯流，就您這種書寫是否也有一種啟蒙的含義在裡面呢，讓人們重新去認識中國文化的演變，以歷史的眼光進行一個大的批判？
朱大可：啟蒙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天性。啟蒙者的主體首先必須是高度個人化的，也就是說，你是一個在思想上完全自由和獨立的個體，但同時你也是最人類的，你必須以人類共同價值作為思考的基本底線。
所謂人類價值，對我來講還是一個學術方法的問題，也就是說，你要以一個全球視界去看所有中國問題，只有這樣你才看清楚它的真實面貌。如果你只是一個民族和地域的自我定位，在中國疆域的圈子裡研究中國問題，就永遠看不清事物的本性。而這恰恰就是迄今為止所有中國近現代學術的最大弊端。
搜狐文化：有些人就說全球化他會使文化喪失獨特性。
朱大可：你只有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裡，才能對你的研究對象做出正確的判斷。而且你還要不斷採用不同的分析工具，除了使用顯微鏡，你還需要在更宏大的生態空間裡做物種學比較，你可能還需要使用解剖刀、基因檢測或者其他手段，只有這樣你才能發現研究對象的本質。許多人崇拜顯微鏡，相信從鏡中獲得的鏡像，卻不知道「管中窺豹」只是所有觀察方式中的一種。
搜狐文化：其實如果一味的那樣去保守就反而會讓文化變脆弱。
朱大可：學人很自卑，拒絕去看外部世界，以為一頭扎進鑽進國學堆裡就有了文化安全感。國學首先是文化鴕鳥的學術沙堆，其次才是焦慮的中產者的心靈雞湯。我希望有一種更為開放的「中國學」，能夠在全球視野和人類價值的框架裡，重新審視我們的歷史傳統，並且給文化空虛的民眾，提供真正有效的思想指南。
搜狐文化：您如何理解文革結束？
朱大可：我們實際上一直處於後文革時期。鄧小平沒有對文革做一個根本性清算，由此留下了後遺症。80年代，這個後遺症還沒到今天這麼嚴重的程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要為文革支付的利息在不斷地滾雪球，今天已經到了要為它付出高昂代價的時候。
搜狐文化：您剛剛提到80年代，其實80年代有一個和新文化運動相似的啟蒙思潮，但最終夭折了，包括新文化運動的主張也並未在中國紮根下來，這種反覆的夭折，對於整個中國近代史到現在有著怎樣的影響？
朱大可：歷史上有幾次這樣的夭折。
第一次是「新文化運動」，但「新文化運動」隨後就受到了「五四運動」的影響，這是兩個不同的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方向是向西方學習，所謂「科學」、「民主」這兩個詞就是來自西方的，但是很快在「五四運動」中，另一種排外的聲音，馬上就消解了「新文化運動」的這種努力，所以可以看做是一次夭折，起碼也是挫折。然後是抗戰和國內戰爭，戰爭終止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三次發生在49年以後，它由一系列政治運動組成，像反胡適、反胡風、反右之類，而文革是它的頂點。第四次發生在 80年代的啟蒙時期，它剛剛開始，就被打斷。
這種多次反覆的打斷，就像是社會療愈過程，每進行到一半就中斷了，結果會加劇這個病症的惡化。對中國的社會進步而言，這是極為不利的狀況。它已經在歷史上做出了四次不良記錄，製造了某種「習慣性夭折」。我想這可能就是我們的沉重教訓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為什麼80年代會成為一個思想啟蒙的時代？首先是，文革在政治上被終止了，文革的主要發動者在組織、政治上都被清算了，但並沒有完成思想文化的清算，在意識形態領域，當時形成了兩個很大的對抗力量，思想上的改革者，最突出的代表是周揚。有趣的是，他過去是一條典型的棍子，從延安開始，打了很多人，讓很多人蒙受苦難，包括胡風和丁玲在內。雖然他只是一個執行者而已。但在文革中他被關了九年，這期間他開始反思和懺悔，發現自己過去所做的都錯的，所以他會在文革後的第四次文代會上，向所有的受害人流淚道歉。這種場面是非常罕見的。
作為一個加害者，周揚能向受害者公開道歉，這種個人勇氣和懺悔深度是值得讚揚的，儘管也有極少數人，像丁玲，拒絕了他的道歉，但無論如何，他是黨內知識分子擁有自我更新力量的代表，這種力量能夠使當時的黨出現一種亮色。但很可惜，周揚很快就遭到同志們的圍剿，他熬過了文革，卻沒有熬過1986年底那場「反對自由化」的鬥爭。那麼周揚為什麼被批判呢？主要是因為他重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核心不是階級鬥爭理論，而是人道主義思想。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新發現。他的依據是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但是，馬克思關注人性、人的權利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的這一理論，在這場大批判中再次被遮蔽。我們繼續被引向意識形態誤區。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剛剛被發現，就被徹底廢棄了，直到今天，他們都沒有給馬克思和周揚平反。
人道主義思潮中有些作家，比如說著名的劇作家白樺、寫過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比如戴厚英，寫過《詩人之死》和《人啊，人》，比如巴金，寫過《懺悔錄》，他們都是重要的懺悔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厚英，她扮演過激進的紅衛兵角色，是那種典型的加害者。最後她自己和自己所愛的詩人聞捷，都一同變成了受害者，正是這種戲劇性轉變促成了她的覺醒。我覺得這是80年代最重要的精神遺產，很可惜他們數量稀少，只是鳳毛麟角而已。當然，我們也看到，今天有些當年紅衛兵出來為他們在文革早期的行為道歉，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但這也僅限於個別人。中國文化傳統沒有懺悔和道歉的基因，儘管孔子說「吾日三省於吾身」，但這只是說說而已。為什麼孔子這麼要求呢？就是因為他看到了中國人缺乏這種反思傳統。
白樺
《詩人之死》、《人啊，人》，戴厚英著
所以，為什麼說啟蒙運動是半吊子運動呢，那是因為，最重要的東西沒有被確立起來。首先是沒有追上人類的共同價值，結果被世界甩得很遠。第二，由於沒有人類價值觀作為衡量工具，反思和懺悔就變得可疑起來。它很可能是無效的，或者是方向走偏的。
網際網路時代，啟蒙是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雙軌制
搜狐文化：現在學界又有人提出了「新啟蒙」或者說「再啟蒙」，但在如今這樣一個消費主義時代，已經沒有那種公共空間或者氛圍，讓知識分子像新文化運動或者說80年代那樣，去重新開啟一個啟蒙。您怎麼看待這種聲音？
朱大可：我覺得啟蒙就像空氣，實際上是無處不在的，網際網路正在提供一種新的啟蒙方式。過去的啟蒙，是知識分子對民眾的單向啟蒙，而網際網路製造了一種新的狀況，那就是知識分子和民眾在共同啟蒙，甚至互相啟蒙，這種雙向和多重的啟蒙，是啟蒙運動的2.0版。比如雷洋事件，你們可以看那麼多的場景推測文章，你會發現很有意思，很多都是民眾自己在做分析，而這種分析本身就是一次細小的啟蒙，誰都無法阻止。網際網路是啟蒙的最大戰地。
你實際上是無法管控他們這種互相啟蒙的能力，這個能力在迅速生長，幾年以前民眾還沒有升級到這種程度，現在這麼多好文章，都寫得很有趣，他們試圖告訴我們，警權和人權、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它們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啟蒙正是在這些微觀事件逐漸實現的。知識分子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跟過去完全不同，他參與到民眾的自我啟蒙當中，他不再是唯一的啟蒙者，有時甚至他也在被啟蒙的路上。當然，優秀知識分子的啟蒙作用還是重要的，因為他可能看得更深更遠，也更有說服力。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實際上一種雙軌制，我認為，知識分子啟蒙和民眾自我啟蒙，正在共同推動中國人的認知進步。
搜狐文化：五四時期和八十年代其實都是精英文化的繁盛期，知識和知識分子都被尊重，但現在卻出現了「知識分子汙名化」，甚至於在知識分子和民眾，尤其是網民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敵對關係。這是不是和知識分子內部的構成有關？
朱大可：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有關部門蓄意汙名化，這個引導是從他們那裡開始的，但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本身也出了問題。知識分子不像過去那麼完美了，他們過去被遮蔽的瑕疵，因網際網路而被傳播並放大了，這是一個祛魅的現代性過程，我對此並不感到擔憂。我所憂慮是一部分知識者被權力或是資本所收買，說出各種違反「常識」的言論去誤導民眾，這會引發人們對於知識分子的懷疑。所以我剛才講知識分子啟蒙力量不像過去那麼強大了，但好在民眾有了自我啟蒙的能力，我覺這是一個有力的補償。
搜狐文化：那您認為這種判斷能力的進步的由來是什麼？
朱大可：網際網路的本質就是讓資訊獲得傳播。中國是網際網路超級大國，刪除永遠跟不上發表的速度，管制的用工和成本現在已經不堪重負。這是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除非你把這個網際網路關掉。但它製造了巨大的利潤空間，所以政府也無法捨棄。這是一種愛恨交織的複雜心情。網際網路的存在，為真相傳播提供了技術支持。傳播是啟動民智的最好方法，因為人們不管怎麼樣最基本的智力還在那裡，是真是假是對是錯，通過反覆的比較，總是會找到一個相對正確的說法或想法，那就是民智，通過幾次幾十次之後，民眾就學會如何去判斷一個被官方界定的事件的真相。
搜狐文化：關於雷洋的很多分析其實是很理性的。
朱大可：相當理性，沒有越出憲法和法規的範圍，我覺得這點非常好，正是這種理性的分析和批判，而不是那種狂熱的攻擊，才是社會自我進化的標記。
搜狐文化：很多東西在中國都會偏離它本該被討論的軌道，而變成一種道德批判，就像雷洋事件，有些人的關注點都朝向了嫖娼，但其實這是一個執法和法制的問題。您認為其實官方引導還是中國社會本身就有這樣一個痼疾呢？
朱大可：有人在利用民眾的這種道德潔癖，這是很正常的。一些人熱衷於扮演道德民兵的角色。這個博弈會長期進行下去，但是你可以發現，聰明人的聲音會越來越多，而那種被利用的聲音，比較愚蠢的聲音會越來越弱，這是一個基本趨勢，以前這種情況幾乎一面倒，肯定是鋪天蓋地的道德譴責。但是你看這次不一樣，人們紛紛出來要澄清一點，嫖娼是嫖娼，被打死是被打死，這是兩個事情，千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以前做不到一點，就是一年以前都做不到這點，我覺得就短短一年裡邊。
性產業合法化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重大標誌
搜狐文化：您也一直對中國的性文化有大量的研究，最近，針對雷洋事件，有人提出了「嫖娼合法化」，您認為，在中國，性產業應該被合法化嗎？其實挺多西方國家合法化之後沒有產生比較壞的影響。
朱大可：對，那些性產業合法化的西方國家，在性管理方面都比較正常，以澳大利亞為例，國家一方面允許性產業合法化來解決部分人的性饑渴，另外一方面藉助有效的管理，令性產業更加健康，同時國家還可以通過徵稅，擁有一個重要的稅收來源。性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它看起來就像洪水，你到底是用大禹治水的疏導法來治理，還是用他老爹鯀的湮堵法來治呢？這麼簡單的道理，連小學生都明白。現在我們襲用的不過是鯀的方法，它除了激化社會矛盾，增加性暴力性犯罪的指數，還要增加行政管理的成本。在我看來，與其依賴警察的暴力罰款和拉動社會仇恨，還不如直接向性產業徵稅，堂而皇之地檢查和管理它，迫使它變成一種符合人性的陽光產業。
搜狐文化：而且性工作者應該也會被保護。
朱大可：我覺得對於一個文明的國家來講，性產業合法化是一個重大標誌。
魯迅在90後一代已經失寵
搜狐文化：今年也是魯迅逝世八十周年，前幾年的教科書討論，有人認為魯迅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以及不適用與當代了，特別是他後期的一些更加冷酷的那種批判方式，所以要弱化他的影響，您認為，時至今日，我們依舊應該思考魯迅嗎？如果是的話，又該如何讓魯迅在當代產生影響？
朱大可：我曾經把把魯迅分成兩種魯迅，一個是北平魯迅，一個是上海魯迅。現在我還是堅持這個立場。
北平時期的魯迅，寫作《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故事新編》之類的小說等，還包括《野草》這樣的散文。這是魯迅的重大貢獻，他使現代文學在新文化運動以後達到了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
上海時期的魯迅
上海時期的魯迅，相對來說他的原創性下降了，首先是沒有寫出小說和散文來，雖然傳說當中他曾經打算寫一部長篇，最後也沒見到他動手。上海魯迅的主要文體是雜文，而雜文的主要方式就是批判。對上海魯迅還要做一些細分，其中一部分是針對中國的國民性，針對中國社會政治寫出的反抗性文本，這部分仍然是魯迅精神的偉大呈現，而且對國民性的批判，也是北平魯迅的一種延續。但還有一小部分是情緒化的人身攻擊，我覺得這部分要捨棄掉。這是魯迅的弱點，不能把這個弱點當作魯迅的旗子高高舉起。一定要對這兩個部分的上海魯迅再做一次甄別。那種宣稱魯迅是「完美的戰士」的人，是在利用和捧殺魯迅。
搜狐文化：魯迅後期的個人仇恨性的批判和和文革後來的那種非友即敵式話語有什麼內在的思想繼承嗎？
朱大可：在上海時期，那種顯而易見的憎恨，瀰漫在雜文裡，這些憎恨有些是公共的，是「為民而恨」，屬於大愛的一部分，而有些是非常私人的，是可以打個問號的。一般而言，當恨沒有跟愛融解在一起的時候，這種憎恨就會出問題。而被割裂的憎恨，更是容易被人利用。文革初期，魯迅再一次變成重要的話語武器。魯迅的語言被大量用在大字報和批鬥大會上，成為戕害他人的暴力工具。他的憎恨被片面放大了，成為一種普遍的憎恨情結，這是魯迅的悲哀，他根本無法預見到自己的話語未來。
搜狐文化：魯迅其實一生沒有歸過什麼具體的派別或者主義，他始終有的只是一種內在的批判精神吧。
朱大可：我最喜歡他的就是這一點。坦率地講，我們都是魯迅這一派的人。我在對魯迅做這樣那樣的分析時，其實也是在對自己做分析，因為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多少都會受魯迅的影響，跟他的人格有相似之處。我們要繼承的不只是他的憎恨遺產，而是獨立、自由的批判精神。魯迅不跟人結盟，保持自己的獨立立場。他的脊梁始終是筆直的。這種批判精神，恰恰應該作為面對「問題中國」的基本立場，而被現在青年一代所汲取。但我們可能是魯迅的最後一代粉絲了。在90後那裡，他似乎已經失寵。這是很不正常的。在一個問題成堆、需要千萬個魯迅的年代，魯迅卻在離我們遠去。這是中國的另一種悲哀。
只有與權力徹底切割，儒家才能獲得新生
搜狐文化：魯迅等人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有過深刻甚至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最終似乎是導致了一種「破而未立」的狀態。因此，現在出現了一股儒家返場的潮流，一批人開始大搞「國學熱」，試圖重建儒家的倫理道德乃至政治影響，您如何看待這種熱潮？
朱大可：魯迅對儒家這種批判，實際上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早期新文化運動一方面全盤西化，一方面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但是後來這批新文化運動成員，實際上是做了一些回調整的，胡適和魯迅都回過去整理故紙，重返中國傳統。魯迅雖然不喜歡儒家，但他對中國的其它傳統並不排斥，《中國小說史略》就是一個證明，魯迅對古典文學還是很有見地的，他沒有切斷自己跟中國歷史傳統的關聯。他批判儒家，批判國民性，甚至批判魏晉風度，但他根子還是在歷史傳統裡，無論是他的話語方式，還是他收集善版書的無窮樂趣。
儒家只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為什麼他要批判儒家？那是因為，儒家在過去兩千年一直是專制制度橡皮棍子外面的那層橡皮。中國社會是法和儒的二元結構，內層是法，這個法不是法制，而是法家和專制，但外面包了一層儒家的皮而已。目前流行的儒家，又稱為「第四代儒學」，致力於跟權力合謀，從未擺脫傳統儒家的那種基本套路。在我看來，儒家要完成自我改造唯一的途徑，就是跟權力做徹底的切割，成為一種更為純粹的學術和倫理，最終才能被現代社會體系所吸納。這是儒家自我「現代化」的唯一途徑。
搜狐文化：現在隨著農民工現象的加劇，農村空巢化，有一部分復興儒家的學者就試圖用傳統的倫理秩序去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您認為這種試圖去改造是可能的嗎？因為確實它在近代已經被摧毀了。
朱大可：儒家的人倫關係是建立在傳統的農耕文明的基礎上，這個農耕文明已經死掉了，又哪裡來的鄉村儒家生活呢？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你不過就是一堆零亂的雜毛而已，你可以把它搓成毛線，編織成另外一件東西，但你不能將其還原為那種叫做毛皮的東西了。
中國的農業文明或農耕文明，曾經到達過一個偉大的高度，尤其是在宋代。明清兩朝都是它的迴光返照。但是它後來被徹底消滅了。土改把把農耕文明的精英——地主全部消滅掉，村社制度和「三堂模式」（祠堂、廟堂和學堂）也全部瓦解，然後把土地全部收歸國有。農民失去土地，又沒有地主精英作為道德引領者，還有什麼農業文明可言？我們現在只有農業，而沒有農業文明，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但總是被人拿來混淆。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思想究竟在何處安放？本來是由地主集團來傳播這些思想的，他們自身就是儒家弟子，而現在靠誰來傳播呢？靠你城裡人來傳播？農民會信你那一套？農業文明的根基已經消失。所以他們的復興計劃，只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幻覺。
我認為水泥地是長不出任何生命的。古代的土地生命體是可以長出各種植物的，現在農村已經水泥化了，在制度上已經完全板結了。當然，農業文明的文化殘片，可以在新的工業文明，也就是現代文明中繼續扮演它的角色，但不可能是主導型角色，它只是可供選擇的多元文化樣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搜狐文化：像戶籍制度起源於早期的編戶齊民，它也是依附於中國的農業文明的，正如您剛剛說的那樣，農業文明和傳統的農村社會已經瓦解了，現在中國一些人也在呼籲取消戶籍制度，您怎麼看？
朱大可：取消戶籍制度當然是對的，因為當初戶籍制度設計者的目的，就是為了固化農民和土地的關係，那麼為什麼要固化這種關係呢？是因為這個田要必須有人交租，政府要拿稅賦。通過這個固化關係，它首先解決的是帝國的稅收來源。第二個目的，是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讓他不至於變成流民，而流民是社會動蕩不安和造反的最大因素。當然，除此之外，帝國還有徵兵或勞役的其他需要。
但是，現在土地是國家的，七十年的使用期有什麼用？農民對這個土地沒有所有權，政府隨時可以剝奪你，強拆你，你一旦抗爭，推土機還可以一舉鏟死你。這樣的恐怖徵地模式，最終是無法捆綁農民的。農民不是傻瓜，反正土地不是自己的，他們就全跑城裡去了，因為那裡收入更高。老家的地通常會轉租給外地農民，他們隨便在地裡投放農藥化肥，把水土徹底搞壞，因為反正也不是他家的。他決不會去呵護不屬於自己的土地。這就是農民所面對的深層困境，他的家園正在離他而去，而新的城市又無法真正接納他，把他當作自己的親人，所以他進了城之後，仍然是一個異鄉人。中國農民的最大的悲劇就是身份悲劇。他永遠是流浪在自己家園裡的異鄉人。
文學的小眾化甚至微眾化，依然有價值
搜狐文化：現代也出現了很多鄉土文學，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但似乎漸漸式微了。您雖然已經「和文學離婚」多年，但也還在從事文學批評，在這樣一個短閱讀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籠罩的時代，文學其實很難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了，而且似乎如今人們正陷入一種昏迷的狀態，許多激發文學的東西被瓦解了，文學該如何尋找一條出路？
朱大可：傳統作家的寫作方式，是一種典型的封閉式寫作。他宣布要在書房裡埋頭寫一部構思奇妙的偉大作品，寫了三年，然後交給出版社去出版發行。但出版後大家都無語了，因為你所寫的小說現實，跟日常現實相比，根本算不了什麼嘛。中國是一個奇觀國家，每天你都能觀看到各種不可思議的奇觀，它們遠遠超出了作家的想像空間。所以純文學正在失去了自己的傳統魅力。
你會發現，就拿四、五月份來說，莆田系和百度事件還沒結束，就發生了海南暴力毆打婦女兒童的事件，隨後是北京的魏則西事件，接著又是江浙家長抗議強徵高考名額事件，還有醫生被殺和院長自殺事件，一個事件頂著一個事件，就像漲潮時的層層波浪，我把這種現象稱為「浪潮式奇觀」。中國是奇觀超級大國，我們是全球最大的「事件消費群體」，每天都在縱情消費那些令人震驚的事件，而觀看它們的刺激度，遠遠超過了文學閱讀，那你說這文學還會有用嗎？當年小說之所以能夠稱為民眾的最佳精神伴侶，是因為它置身於非傳播時代，那時消息是靠印刷物來傳播的，所以小說那時是最牛的。
搜狐文化：您認為現在對印刷品非傳播時代已經過去了。
朱大可：是呀，1949年以來，文學最紅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我記得那時一本文學雜誌會被上幾十上百人翻閱，翻到後來雜誌的邊都捲起來了，上面還有各種頭髮、血斑和汙漬。現在你看看，一本新出的雜誌，有一兩個人翻看，就很不錯了。一般根本沒有人看，因為人人都在看手機，手機解決了所有問題。民眾所需要的東西，新聞和圖片就能滿足了。還有就是它的娛樂功能，所以紙質文學很容易被代替。這是小說家的悲哀，他們永遠不可能回到那個輝煌的時代。
搜狐文化：那您認為文學在現代這個時代它的出路在？
朱大可：我覺得文學正在小眾化，你只要坦然面對這個事實就行了。以前文學曾經有過大眾化時期，但那是不太正常的。文學就像是一種精神藥劑，治療那些在文革中受過傷害的受害者，甚至有過一種專門用來療傷的文學品種，名字就叫「傷痕文學」。在我的記憶裡，它的療愈效果還是不錯的。很多人在閱讀文學中慢慢修復了記憶裡的傷痛。現在文學失去了這個功能，新時代的創傷，需要新的療法，而那就是娛樂，是商業電影、大眾電視、遊戲和網絡文學。
但純文學應該繼續以小眾和微眾的方式存在下去。它的意義在於捍衛漢語的價值底線，否則的話，只剩下網際網路語言，那漢語就基本完蛋了。網際網路語言是一種雙刃劍，它製造了大量新詞，提升了語言的活力，但它同時也消解了語言的個性、質感和深度，導致漢語的粗鄙化和劣質化。純粹的文學寫作，至少保住了漢語的底線，使它不至於變得太壞。這就是作家的責任。我會支持那些堅持純粹寫作的作家，我覺得他們更加重要，現在他們有點寂寞，因為讀者日益稀少，只有在獲獎的時刻才會被關注一下，那是轉瞬即逝的榮耀。但是沒有關係，哪怕小眾化和微眾化，你的存在也仍然是有價值的。就像金字塔那個頂端，距離大地最遠，它只是一個小尖尖而已，但它為漢語標定了高度。沒有這種必要的高度，漢語就可能會扁平化，淪為一堆過度口語化、粗鄙化和穢語化的雜碎。
搜狐文化：對，我覺得它代表著人類精神某種仰望的東西吧。
朱大可：當然，我也不反對類型小說或是網絡小說，恰恰相反，鑑於它是大眾所需要的事物，所以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但衡量大眾小說的標準會有所不同，它看起來比較簡單：第一是口感，也就是可讀性，看它有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第二是營養，也就是看它價值觀是否正確，有沒有在裡面投放有害的添加物。這是最基本的評判標準，當然，我自己還有一套自己的標準，用來指導我的學生的寫作。
搜狐文化：有傳言說，您的工作室也在從事類型小說創作，這是為什麼？
朱大可：我工作室的一些90後的小朋友，他們正在進行一個叫做「謎託邦」的寫作計劃，每年大約推出16~20本類型小說，大部分屬於幻想小說。這個寫作計劃的源頭，是我的神話研究。這項研究做了二十多年。去年東方出版社出了我的《華夏上古神系》，算是一次學術性小結吧，接下來是工作室把這些學術成果轉化為小說。當然，他們的故事也不完全是神話題材，還有都市懸疑和歷史探案。這是年輕一代的志趣。他們的原型寫作實驗，目前還有不少缺陷，不完全符合所謂「市場化」的標準，但卻展示出一種新的希望。可以確信的是，在三五年之內，類型小說會有一個重大的進化契機。我希望這個計劃，能夠為大眾文化的改良，無論是類型小說還是大眾影視，起到一點微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