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小牛乖獨家原創，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強吞野獸的毛，是捨不得上面那點兒血肉。強吞草的蔓莖，當然不是吃飽了撐的。從吃肉到吞草的轉折，關鍵時期是神農之初。但人們熟悉的只是「神農『嘗』百草的事跡，把他想像成吃飽了有閒心採藥的「半仙」，卻很少有人知道這故事驚人的下文：「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務訓》更談不到琢磨背後可怕的飢餓了。「茹」草是被迫的，「嘗」草是主動的。要不是飢餓所迫，誰肯遍嘗酸甜苦辣，中毒喪命都不當回事兒？「一日而遇七十毒」，也不算誇張，只要你別把吃草看成某個人物的行為，而要看成整個部落的事兒。只有「嘗」字成問題，似乎是藥物學家有目的地做試驗。飢腸轆轆不找吃的卻玩命從事藥學研究，豈有此理？
神農氏「百草」指的其實是無數植物。「百」是泛言其多，漢語不像西方那樣以「千」為基數。嘗百草，人們總以為說的是中草藥發明的歷史，卻忘了主人公是「神農」而不是「神醫」。至於被歸於醫藥，可能因為後世人們更關心治病，一般人多是從醫藥常識的角度聽說「嘗百草」的。最基本的草藥書就叫《神農本草經》，約成書於秦漢時代。中華文化固然食、醫不分，但食跟醫哪個在先？當然不會是醫在先。其實更早的古書說得很清楚：神農求的是「可食之物」。徐旭生先生指出：「比《淮南子》較前的《新語·道基》篇中說：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草藥是尋找可食之物過程中的副產品。西方沒有那麼多草藥，因為人家沒挨過大餓。
《神農本草經》部落群體一起吃草，那應該是忽然發現獵物全吃光了。開始吃草時，能吞下的都吃，慢慢才知道，有穗的草，其籽粒特別解飽，所以古書又說神農選出了上百種穀類。《禮記·祭法》說神農「能殖百穀」。今天才能認識到，穗上細小的穀粒跟果子一樣屬於植株的精華，其本質是太陽能熱量的高度凝聚。加上等秋天穀粒變得「實成」了再收穫，「糧食」的概念才算形成。從沒肉可吃，到找出跟肉類同一層次的新食物「糧食」，經歷的曲折是可以想像的。所謂「神農」就是後世對這個幾千年漫長時期的稱呼。
飽滿的穗人在種莊稼的實踐中不斷摸索，篩選出的品種從「百穀」縮小到「九穀」。《周禮·天官·大宰》鄭玄註：「司農云：九穀：黍、稷（粟）、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生產形成規模，就能給群體提供穩定的食物，神農「嘗百草」的使命才算完成。神農為何棄優取劣？古書裡管麥子叫「瑞麥」，真有點神秘難解。「瑞」是老天爺向人間兆示吉祥的、罕見的東西或現象。漢代王充《論衡·指瑞篇》中說「瑞」是「吉祥異物」，兆示著「王者」（實際代表群體）的富貴，舉出的例子有麒麟甘露等類。「祥瑞」都是短暫出現而又很快消失的，麥子則不然。麥子的出現，讓「茹草」的神農們一步登天，吃上了「細糧」漢朝以後麥子逐漸成了北方的糧食之一。
九穀那它又怎麼能算「瑞呢？筆者研究飲食文化之初就琢磨這個問題；當年在新闢的中餐史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小標題就是「神農不幸失瑞麥」。發現瑞物當然讓人驚喜，先民的確曾對這種細糧寄予莫大的希望，然而很快就變了心。高貴的麥子是自己走來的，困苦的神農剛要熱烈地擁抱它，卻又背過臉去緊緊抱定土氣的穀子，最終穀子成為主食。對麥子的背棄，其實是得而復失，實不得已，所以說是「不幸」。而神農及其子孫為什麼要棄優取劣，舍麥而種穀？這是一大疑謎。農史學者會說穀子更耐旱，這當然是對的。筆者一開始就是從「飢餓」這個特殊角度來關注飲食史的，經過長久琢磨而恍然大悟，提出一個新的補充理由：疑謎的答案就在半首唐詩中。
穀物連小學生都會背誦：「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這是李紳的絕句《憫農》，後兩句是「四海無田，農夫猶餓死」。對比一下吧：一個麥穗，數一數，不過三四十粒。現代中國人已經懂得重視經濟效益，「投入產出比」成了口頭禪。放棄麥子改種穀子，可以用分量最小的種子換來分量最大的收成。麥類如此，各種五穀雜糧也一樣，沒有任何作物的種子跟收成的比例那樣懸殊。研究中國食物的美國學者曾談到小麥的產量，說經常反倒賠了麥種。尤金·N.安德森《中國食物》:「播下四五粒種子僅收回一粒在歐洲仍是常事。」試問，當人們餓藍了眼時，還肯冒著絕收的危險，拿大把「祥瑞」的麥粒往泥土裡扔嗎？
《憫農》為讓挑剔的讀者也能信服，再來個「精確化」，用數學方法比較引用「千粒重」的農學概念。先查得穀子與小麥的「千粒重」，計算結果，每粒麥子的重量比每粒穀子大約要大出15倍！據百科全書，小麥「千粒重」23～58克，每千克120043400粒；穀子「千粒重」只有22～4.0克，每千克2500換話說，種穀子比種麥子，一個人的「口糧」，有希望「糊」住15個飢餓者的「口」。這是「人口」壓力下的必然選擇。需要說明的是，本節只是約略概述定居務農之前的過渡時期。至於跟「畸形」定居同時選定粟米為單一作物，主要緣由更有它跟黃土特性的高度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