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文學史上，都有翻譯作品的「經典歸化」過程。我們讀《巴黎茶花女遺事》或《法意》，不是，或者至少不全是，要讀小仲馬、孟德斯鳩，閱讀核心恐怕還在林琴南、嚴又陵那裡。
《中西因緣：近現代文學視野中的西方「經典」》
張治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2年8月第一版
308頁，35.00元
林琴南像
林琴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早期版本
村上春樹曾提出，翻譯作品其實也是有「賞味期限」（即保質期）的，過了某一「賞味期限」，就得重新譯過，否則譯文就跟不上語言演化的腳步了。我們現在要想讀《茶花女》或《論法的精神》，大概不會首先去找林琴南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或嚴又陵譯的《法意》來看，不僅因為語言上有隔膜，對譯文亦步亦趨的程度的要求也變化了。但我們不必因此就認定這些譯作是過了「賞味期限」的罐頭，該扔了，不妨換一副眼光來看。
各國文學史上，都有翻譯作品的「經典歸化」過程。就像今天的英國人讀德萊頓（John Dryden）譯的維吉爾，他不一定是要讀維吉爾，沒準兒他更想讀的是德萊頓，至少是德萊頓的維吉爾。同樣道理，我們讀《巴黎茶花女遺事》或《法意》，不是，或者至少不全是，要讀小仲馬、孟德斯鳩，閱讀核心恐怕還在林琴南、嚴又陵那裡。「經典歸化」，一方面是歸化，是從別國文藝領域向本國文藝領域歸化的過程，另一方面是經典化，是在本國文藝領域中確立經典地位的過程。
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一本談近現代文學翻譯的著作出自一位中文系學者之手，而不是由外文系的教授寫就。張治的《中西因緣：近現代文學視野中的西方「經典」》一書要考察的，正是別國文藝如何一步步進入本國文藝的視野乃至肌體中來的，外來的文學因素如何被涵容、被轉化、被吸納。
對異質的東西，我們在本能上就有排拒的心理。然而，近代中國的現實是，國門被撞開後，從物質到精神，沒有什麼別國的東西是我們有能力加以排拒的。朗松曾樂觀地說：「約阿希姆·杜貝萊的看法是再對不過了，他把外國語言中的財富移入我們語言比作一項戰利品，號召法國青年向希臘、向羅馬、向義大利進軍，去劫取。」（《外國影響在法國文學發展中的作用》，收入《朗松文論選》）但正如古羅馬當年浸淫於希臘文化，我們從別國那裡得來的「戰利品」太多了，不可避免地，會弄丟一些自己原有的東西；敝帚棄之當然不可惜，但我們當成敝帚棄之的真的全是敝帚嗎？這就成為一個問題了。張治在談「文言譯詩」的一章中特別指出：「今天，漢語言文字的詩歌傳統承繼不佳，有一個全面失落的憂慮，漢語已非常適應歐美文化語言習慣了，卻在這個適應過程中變得有點失去自我了。重新嘗試一下以溫和典雅的舊體詩文形式來作為翻譯的途徑，也許能夠起到補足缺失的作用。」（第256頁）作者西學方面的造詣相當深，然而，這番話事實上透露出一點消息，那就是，他更多地是從中國本位出發來看待近代以來的異質文化因素的。研究西方文學在中國的翻譯歷史的著作固然很多，但有意識地從中國本位出發來立論的尚少，甚至作者自己在這方面也並無更多申論，不過，此一微意卻是讀此書者不可不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