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0日下午，廈門大學歷史系陳明光教授在校舉辦了主題為「史學研究與論文寫作之我見——從我撰寫的學位論文談起」的學術講座。此為刁培俊老師主持的廈大歷史系研究生必修課「史學研究與論文寫作」系列講座之一。在講座中，陳先生多以個人研究為例，講授實際的寫作經驗，翔實具體，真切足法，又不時憶及讀書、治學的往事，亦值得記述。茲撮舉講座大旨，整理成文，或可裨益學林，不負陳先生「薪火相傳」的殷殷之望。
講座伊始，陳先生回顧了其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情況。1982年春，他自福建師範大學本科畢業，考入廈門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韓國磐先生。1984年，完成碩士學位論文《唐朝實施兩稅法以後中央與地方分割賦役的鬥爭》，後經修改、整理，先後在《中國史研究》《歷史研究》《廈門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4篇論文。1988年，亦在韓先生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唐代國家預算研究》，後經修改、整理，先後在《中國史研究》《財政研究》《文獻》《廈門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8篇論文。最後將兩篇學位論文整合修訂，加上若干篇後寫之論文，撰成《唐代財政史新編》一書，1991年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版。在20世紀唐代財政史研究領域，鞠清遠、Denis Twitchett（杜希德）、李錦繡和陳先生這四大家中，陳先生的研究，以其運用現代財政學的理論概念和史學實證相結合的獨到學術理路，洵成一家之言，充實而有光輝。
從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陳先生的研究範圍隨之擴大，從財政收入問題擴大到整體財政研究；從唐後期中央與地方分割主要財政收入（賦役）的關係，擴大到有唐一代的財政管理體制和財務行政等，但核心都是唐代財政問題。陳先生夫子自道：這兩篇學位論文基本奠定了他以後數十年的學術研究領域，及其所能達到的高度與深度。本場講座他之所以從其學位論文談起，是想強調學位論文對學者學術生涯的奠基作用，藉此告誡年輕學子一定要認真對待自己的學位論文。陳先生指出，寫好學位論文，首先離不開老師的教導。在此，他深切銘感導師韓國磐以及鄭學檬、楊際平等先生的教導之恩。然而師承之外，個人刻苦的訓練和不懈的努力也至關重要。結合其治學經歷，陳先生從八個方面講述了關於史學研究與論文寫作的重要經驗。
陳明光教授一、學術興趣陳先生首先強調學術興趣的重要性。他認為興趣是史學研究最大的原動力之一，凡立志以史學為業者，首當培養興趣。陳先生坦承，恢復高考時，正值20世紀70年代末，同當時許多知識青年一樣，憧憬著文學夢，因此他填報的第一志願是中文系。然而因緣際會，卻被歷史系錄取。回顧自己的治學之路，本科生期間發表的數篇習作，無不包含著歷史人物傳記的情結，這便是將原有的文學興趣與史學專業相結合的結果。到了研究生學習期間，由於報考方向為「中國封建經濟史」（入學後改為中國古代史），加上得益於韓國磐先生所講授的《中國古代經濟史專題》學位課程的教澤，方逐漸培養起對中國古代財政經濟史的濃厚興趣，自此悠遊其中，數十年奉為旨歸，以至於今。述談個人的學習履歷，陳先生意在勸導初窺史學堂奧的各位年輕學子，學術興趣雖有出於天性者，亦可經後天培養而成。
二、學術史陳先生指出，從事史學研究，必須充分掌握學術史。這如同作戰之前，必先要偵查陣地。掌握學術史，目的是要站在學術前沿。然而，此事非朝夕之功。要正確評判學術史，能夠指出前人的研究所得何在，所失何在；其所得，何以得？其所失，何以失？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推進下一步研究？這都需要具備一定的學術積累，要有一個長期的閱讀、積澱、思索的過程。
陳先生根據自己聆聽韓先生授課的體會，建議年輕學子要特別注意導師授課時有關學術史的評論，然後以此為線索，廣泛搜羅相關論著，認真加以研讀，鉤玄提要，評判得失，如此方能漸漸對研究現狀瞭然於胸，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做到「學如積薪，後來者居上」。陳先生特別強調，在關注學術動態時不要自限藩籬，不能囿於個人選擇的歷史時段、研究領域或專題之所限，應該擴大視野，博覽旁通。有時看似「不相關」的論著卻能啟發靈感。
三、紮實掌握材料這是本場講座的一個重點內容。陳先生指出，歷史研究是實證研究，研究客體隱藏在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裡。搜集和掌握材料，是尋找歷史研究對象的必由之路。掌握材料，沒有一蹴而就的捷徑，必須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在所選定的論題範圍內，對相關材料要儘可能「竭澤而漁」；惟有窮盡相關材料，才有立論的資格，才能使論證獲得可靠的保障。
在此，陳先生舉出了他的幾篇代表作為例，分享了其發現問題與提出學術新見的過程，證明了窮盡相關史料的重要性。例如，其《唐代「除陌」釋論》（刊於《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一文，正是得益於把唐代有關「除陌」的史料收集殆盡，經排比考索，發現唐代所謂「除陌」一詞，其實具有商稅、貨幣流通新形式、中央財政臨時調集資金的手段這三種不同含義，刷新了以往學界並不全面的認識。再如其《「量出制入」與兩稅法的制稅原則》（刊於《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是在全面收集和排比了唐朝在建中元年推行兩稅法的所有公文，結合黜陟使到各州確定兩稅定額的具體方法，以及唐中央對兩稅的定額管理辦法等相關資料後，方提出唐朝推行兩稅法時並沒有採用楊炎「量出以為入」建議的卓見。
在陳先生看來，掌握史料需要注意三個方面。第一是閱讀原始文獻要細緻，尤需關注同一種文獻或不同文獻關於同一個問題表達的文字異同。例如，漢文帝免除田租，是一共13年，還是僅在「十三年」這1年？對此問題，便需要比較《漢書》關於減免田租的多種表達用語。再如，要注意到唐後期、五代、宋朝新出現的一些官方財政用語所反映的財稅變革蘊含。
第二是平衡閱讀原文與電子文本檢索之間的關係。電子檢索作為新興手段，極大地便利了學術研究，固應得到充分利用，但也不能過於依賴。利用電子檢索的前提，是原始文獻閱讀達到一定程度的積累，如此才能正確地選擇檢索詞，以及有效地評估檢索結果。例如關於「除陌」，唐代文獻中又有「墊陌」、「抽貫」、「短陌」、「欠陌」等不同表達，若不曾廣泛閱讀原文，便會遺漏許多相關材料。
第三是要關注新資料的發現、公布與利用。新資料既能夠解決舊問題，也能夠提出新問題。例如出土漢簡證明西漢時即有「八月算民」制度；彬州晉簡補充了西晉確有計畝徵收定額稅「田租」制的實證資料；走馬樓吳簡為探討戶等制起源提供了新證據等。近年來，各種新資料先後被整理、公布，包括官方檔案文書的公布，稀見古籍的影印，出土文獻的整理，民間文獻的收集，國外漢籍善本的回傳。以上新資料的應用，必將極大推進史學研究，學者應當隨時密切關注。
四、具備相關知識這是本場講座的另一個重點。陳先生認為，所謂「歷史」，實則是人們對過去事實的認知。歷史事實，是謂客體；歷史認知，是謂主體。歷史研究的主體性包括研究者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的理論，以及所依據的知識結構、人生經驗等。這些構成了個人的知識體系。史學研究就是史家基於個人的知識體系，以努力接近和闡述歷史事實為己任。因此，史學研究不僅需要實證，也需要闡釋；不僅需要考據之學，也需要義理之學。兩者不可或缺，亦不可偏廢。
陳先生指出，史家的主體意識在史學研究過程中的顯性和隱性影響無處不在，因此治史者必須強化和完善主體性的知識結構。首先，要努力積累基礎性或曰系統性的專門知識。治中國史者，基礎須寬厚，眼界應博通，既需「縱通」，也需「橫通」。所謂「縱通」，即「通古今之變」，不限於一朝一代；所謂「橫通」，即多角度整體認識歷史，不囿於一領域一專題。講述至此，陳先生憶及當年跟從韓國磐先生問學的一些往事。例如1982年5月4日課上，韓先生談自己的治學經歷與方法，強調研究斷代史必須熟悉基本史籍，指出掌握基本史料也是打基礎。又如，韓先生強調閱讀基本史籍要講究方法。1982年2月16日課餘，陳先生嘗問：研治隋唐史，史籍眾多，初學者當先讀何書？韓先生答曰：先讀《資治通鑑》，瞭然大事件與基本線索；然後對讀兩《唐書》，讀到職官、田制、賦稅法律等內容時，結合《通典》《唐六典》《唐律疏議》《唐會要》《文獻通考》等專書。這樣去讀雖然進度稍慢，但基礎會更紮實。陳先生說，這些教誨讓自己受益深遠，至今不忘，希望後學者也能秉承。
再者，還要紮實掌握相關學科知識，掌握多種分析工具。歷史學是基礎性學科，其研究領域所涉甚廣。歷史學者應積極吸收其他學科的營養，學習其分析方法，借鑑其分析工具，如此方能增廣對歷史事實的認知視角，深化史識。陳先生舉其研究心得為例，他在研究兩稅法時，曾藉助了現代財政學中「稅收管理體制」和「財政管理體制」的概念。運用這兩個概念去觀察和分析唐朝建中元年推行「兩稅法」的有關史料，發現「兩稅法」改革的內涵和外延並非如以往所言，僅僅局限於改革農業稅制本身，而是還包含著變革稅收管理體制和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且豐富的內容，由此所引發的唐中央與地方爭奪財力的新矛盾和新形式，都必須重新加以研究。他認為，在進行跨學科的研究時，最理想的狀態是將不同學科的特點有機結合，融會貫通。但目前所見不少所謂跨學科研究的史學論著，存在著「穿鞋戴帽」、「兩層皮」（或雲「眼中金屑」）等弊端，所引史料與所借用的跨學科理論、概念之間，並無有機的內在聯繫。因此，陳先生強調，要把跨學科的理論、方法運用於史學研究，須追求「左右逢源」、「鹽溶於水」之境。
五、培養「歷史感」「歷史感」看似不可捉摸，實則真切地影響著學者的研究。陳先生認為，若想成為一名優秀的歷史學者，應當培養自身的「歷史感」，以達致宿白先生所謂「神遊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境界。一方面，在研究某些歷史問題時要注意設身處地，要回到歷史情境中，「還原」古人的社會生活。例如，鄧小南教授曾提倡「活」的制度史研究，陳先生認為其關鍵便在於釐清制度的實施狀況與實際影響，而不能僅限於研究制度的條文規定。以兩稅法為例，研究兩稅法，就必須認真考察其法令依據、實施狀況、制度鋪墊和制度性缺陷。
另一方面，應注意從現實社會生活中獲得反思歷史的靈感。現實生活可以為我們理解歷史提供許多新鮮的思路。例如，如何恰當地評價中國歷史上的商人、牙人等社會階層的財政經濟作用？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排斥商品經濟，因此對歷史上的商業和商人也多持否定評價。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經濟體制的變化，讓我們認識到商業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也促使我們重新評價歷史中商業和商人階層的作用。
講座現場六、選題方向陳先生認為，選題是論文寫作的開端，好的選題可以讓論文事半功倍。選題應注意兩個方面：一是要由小入大，力所能及。所選論題，應與當前個人的學術能力相對應，不要超出自己所能駕馭的範圍。因此，習作宜選擇小問題入手，學習寫作小論文，然後逐漸擴大研究領域。二是研究方向則應當選「潛力股」，忌打「麻雀戰」。即所選論題方向應當有較強的學術延展性，可以形成一定的領域，值得自己今後長期探索。例如韓國磐先生在「文革」後招收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即李伯重和楊際平。李先生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博士期間他跟隨傅衣凌先生轉治明清史，所研究的地域依舊是江南，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成為江南研究的國際名家。楊先生的碩士論文選題為均田制，此後幾十年的研究重心仍然在此，是當今均田制研究首屈一指的專家。兩位先生都是選擇「潛力股」論題的典範。陳先生自己長期研究漢唐財政史，也是源於當年研究生期間的選題。
七、完善表達方式陳先生強調：「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史學論文必須完善其表達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邏輯。史學研究重在推演事物發展變化的因果以及相互的關聯性，即胡如雷先生所形象表述的「瞻前顧後，左顧右盼」，若沒有嚴密的邏輯便無以為之。首先，應遵守同一律，即概念的一致性，不能偷換概念。陳先生列舉若干史學論著為例，反覆說明遵循同一律的重要性，強調在史學研究中，凡涉及研究對象的概念，須將其內涵與外延界定清晰。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要注意辨別古人使用的相同或相似的詞語是否有相同的含義。例如唐人所謂「量出為入」，便有三種財政含義，不可望文生義，混為一談。
其次，概括應得當。史學論述的概括是邏輯推理的必然，在以舉例法為基本論證方法的史學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概括歷史原因、歷史規律、歷史趨勢、歷史意義、歷史地位等。史學論述的概括是一種追求，惟有通過概括，史學才能從「實錄」的層次上升至「通古今之變」的境界。史學論述的概括是一種無奈，因為史料太少或太多，不得不藉助於概括。史學論述的概括業可能成為一個陷阱，易失之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史學論述的概括更是一種挑戰，「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需要極強的洞察力。進行概括時，特別要注意避免以偏概全，推論過遠。應注意文獻本身蘊涵的時間差異，慎用「兩漢」、「隋唐」、「宋元」、「明清」等較長時段的時間概念。也要注意空間差異，不能以一地區的個例代表全國。
再者，論文中要注意避免使用諸如「從來」、「從不」、「每個」、「人人」、「處處」、「無不」、「所有」之類用來涵蓋全部的詞語。要特別注意反證，對矛盾的資料一定要有所說明。他重溫了韓先生當年關於「提出結論要留有餘地，有幾分資料說幾分話」的教導。主張提出結論要儘可能做到「平實」，慎用「不斷」、「空前」等詞語；還要避免類比失當。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排比小論點與主要論據，檢查論文的邏輯是否嚴密。論文寫成之後可以通過撰寫《提要》或《總括全篇》去檢查思路和邏輯是否嚴密。他說自己從韓先生的論文篇末往往有《總括全篇》一段在寫作邏輯訓練方面借鑑甚多。
邏輯之外，還應注意行文。文字宜簡潔、生動，避免重複囉嗦。不同體裁或題材的史學論文，允許有不同的文字風格。但總體而言，史學文章應嚴肅，文字應準確、簡潔、典雅。當今有些史學文章的文字過於平白，幾近鄙俚，應引以為戒。
八、選題方式陳先生認為，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方式無非是兩種：一種是自己選題，經導師認可。此種方式的關鍵在於如何預測創新點，其中導師的把關作用非常重要。另一種導師命題作文。此種方式好處在於導師已有想法或初步研究，也便於因材命題；但缺點是學生不容易有自己的思路。
陳先生在總結時強調，史學論著要取得創新，需要具備三個要素：充分可靠的資料、科學的理論、恰當的表達形式。因此要寫好一篇史學論文，需做好五項基礎準備工作：增強理論修養、完善知識結構、詳實掌握資料，正確評判相關學術史、提高文字駕馭能力。這便是有志於史學研究的青年學子應努力的方向。
（本文經陳明光教授審定。）
【演講人簡介】陳明光，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經濟史家、漢唐史專家，尤精於唐代財政、賦役史研究。曾任廈門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主要著作有《唐代財政史新編》《漢唐財政史論》《六朝財政史》《中國古代的納稅與應役》等，合著《中國賦役制度史》及《魏晉南北朝財政史》《隋唐五代財政史》（《中國財政通史》第三、四卷）等。已在《歷史研究》《財政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曾多次榮獲教育部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福建省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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