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研究︱桑兵:如何提升史學論文的文字表現力

學術論文的文字問題，已經成了學術界的一大困擾，作者、編輯、教師、學生各有苦惱。一般認為不少年輕學人缺乏文字的自覺，需要提醒和指導，但問題似乎沒有這麼簡單，年輕學人也有自己的說辭，那文字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裡？水平如何提高？學術論文是需要發表的，這就和刊物有了關係。就文字修改問題，編輯和作者之間，有時也缺少適度的張力，編輯心力交瘁，但作者未必心領，編輯和作者如何同心合力把論文修改好？為此，《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特別邀請四位學者分享其思考與看法，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本組稿件，原文注釋從略。

歷史學學術論文的文字表現力差的問題，如今幾乎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尤其是人數眾多的博士生們的學位論文。各路導師聚在一起，抱怨最多的話題之一，就是學生越來越難帶，而難的突出方面，就是文字能力差到無可奈何的地步。這樣的情形引起各方面的普遍關注，並且開始想方設法，探討如何解決提高之道。諸如此類的問題，應該說並非史學界獨有，不過史學界的表現可能更為突出，或者說，史學天然具有文字表達力強的內在需求，因而對目前的狀況更有強烈痛感。

普遍而言，現在語言文字的能力似有下降趨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大學擴招，使得謀取高學歷者短時期猛增，相應的平均個人學力難免降低，而各種新媒體卻提供了廣大的平臺，使得本來沒有機會發聲的人可以暢所欲言。另外，有一些原因是較深層次的，例如書面語改文言文為歐化的白話體。胡適等人指文言難以說理，可是全用大白話，寫說理文更難見好。近代以來，文字好的多為文白相間。即使當代作家，老一輩告誡青年後進，也常常說應該多看古典文學，才能提高文字表現力。不過，如今文白之間的界限也有所變化，當年胡適所舉中國原來就有白話力證的古典小說，如《紅樓夢》等，據說時下在大學生的問卷調查中，大多被歸入文言之列，如同將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影一概稱為古裝戲一樣。

最大的問題在於語文教育。世界上很少有用語法來教語文的，中國是一個例外，不僅教外語如此，教本國語言文字也如此。原因很簡單，白話文的語法正是來自歐式語言。陳寅恪批評《馬氏文通》何其不通，就是不滿其用印歐語系化的格義文法，來規範漢藏語系的中國語文。語文本來是活的，先有語言文字再有語法，語法的作用首先要保證達意，不能毫無章法，否則勢必彼此隔膜誤會。但是語法再重要，也不應框縛語言文字的活力，使之呆板，千人一面，毫無生氣。用語法教語文的一大弊端，就是削足適履，使得漢語文如同帶著枷鎖的舞蹈。加之高考不是按照大學的要求為取捨，而是以中小學所教的內容為憑據，而且評判的標準令人匪夷所思，如作文題有所謂落分點，即使通篇不通，只要有足夠的落分點，也能取得相當的分數（近些年有所改變）。曾經有些地方的高考複習題出現過分析「三拳打死鎮關西」「兩眼一瞪」的語法結構之類的名目，便是近乎荒誕的極端表現。當然，老師同樣教，學習靠個人，文字稍好的，多數是天性使然。

歷史學屬於長線學科，歷史悠久，卻較為冷門，社會上喜歡的人多，業內熱衷的人少。胡適說，治史須絕頂聰明的人下笨功夫，可是聰明人往往好趕熱鬧，不願坐冷板凳，即使誤打誤撞入得門來（比如看了《盜墓筆記》想考古，聽了「百家講壇」要談古論今），也耐不住磨鐵杵的艱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大學招生以歷史為第一志願者少之又少，近年來稍有改善，也絕非熱門。可以說，歷史學專業的取材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平均資質下降，又非愛好所在，能夠逐漸培養出興趣，已經難能可貴，要想從中發現讀書種子，當然難上加難。

選擇有限，根基不牢，自然無法枝繁葉茂。大學本科生中，文字基礎好的比例似有日益下降之勢。有的甚至讀到博士研究生，連文從字順都做不到，令導師大為頭痛。不過，同學們未必真的都是文字基礎太差，而是原來掌握的大多是文學化表述，如今用於嚴謹的歷史敘述，又不同於一般教科書或通史的認識，便忽然陷入失語狀態，一時間想到的說不出，而說出來的則詞不達意。拿給別人看，不知所云，呈交導師批閱，結局可想而知——人面文本相映紅。

就此而論，不能完全怪罪於中小學或其他學科。大學階段，雖然有大學語文之類的課程，但是歷史學科的教學系統中，基礎性的技術訓練，幾乎完全缺失。除了灌輸成套的知識，就是一些高不可攀的大道理，如果不了解這些知識系統的來龍去脈，不知道這些大道理的淵源流變，有何講究，就變成一堆套話，將認識等同於事實。況且，連基本技能都不具備，而教以如何高大上，豈不是南轅北轍？到了博士學位論文的撰寫階段，問題便集中顯現。現在頗有人抱怨導師控制學生，不準其畢業。其他學科不敢妄加揣度，至少歷史學科，普遍的情形反而是，越差的學生，導師越是巴不得早點送出去，至少眼不見心不煩。問題是，學位論文連文字關都過不了，但凡導師還有起碼的良知，也不敢拿出來見人，就算導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無法矇混過關；就算僥倖過關，將來混跡於學界，也很難立足；就算拿到職位，如果還要教書育人，也會害人不淺。凡事皆有因果，很難兩全其美。

凡是攻讀博士者，都希望拿到學位，但求學問無意學位的掌故，只能當作憧憬前輩高人的談資。可是博士學位決不是也不應該是來讀者人人都該拿到手的。否則，對於當事人固然喜出望外，對於其他天賦加勤奮的合格者卻極不公平，將來若是誤人子弟，罪莫大焉。或者辯稱，自己已經十分努力。言下之意，付出就必須收穫。照此說法，各行各業付出多的都要如願以償，恐怕會進入天下無道的狀態。博士研究生的養成具有或然性，理應寬進嚴出，既然要收緊出口，必須設置相應的退出機制，以免騎虎難下者無顏向各方交代，情何以堪，導師無法應對上下夾擊，鬆緊失度。缺乏合情合理的常態機制，夾在中間的導師只能左支右絀，敷衍了事。

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所言不虛，真的已經盡力，可是努力卻不一定做到十分，即使十分努力，也未必得法。這兩種情形其實相當普遍，意味著努力不等於理所當然應該回報以學位。目前在國內讀書，相比於留學，淘汰率低，壓力其實並不大。可是因為心理承受力不足、各方期待又過高等等因素，攻讀者卻感到壓力山大。像文字功力差這類問題，既有老師說教，也有同門比照，攻讀博士學位者不可能茫然無知。既然心知肚明，就應該迎難而上，努力補足顯而易見的短板。而實情往往相反，對於自己的缺陷，多數情況下是千方百計地迴避，躲過初一，再說十五，實在躲不過去，最後一股腦兒丟給導師，讓後者無辜成為承接合力的樞紐，在各方相互矛盾的訴求下左右為難。

讀學位說白了就是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的事，不能時時事事倚賴導師。許多入讀者連自己要做什麼題目也毫無想法，考試時卻信心滿滿地表示，只要導師出題，一定能夠圓滿完成。可是臨近畢業，很少有人依然如此豪言壯語。研究什麼，應該是自己選擇，與導師商定。否則，題目再好，未必有興趣，甚至心懷抵拒，就很難做好。真正的好題目，學生未必做得出；導師若是胸有成竹，大多已成囊中之物，不與他人分享；若僅僅是覺得有意思，則不一定做得出，至少是不一定好做。如果一心只求學位，無意學問，或是選了不感興趣的題目，多數情況下已經註定做不好，自然也就無法寫好。好題目大多難做，好做的一般不好，預先存了要好又要好做的心思，便有幾分投機，埋下失敗的伏筆。

題目好做與否，因人而異，對於行家裡手，博士論文選題大多數月即可畢其功。有的選題，本來極佳，試著上手，效果也不錯，後來旁騖過多，或情陷糾紛，不能專心致志，便越做越覺得難。時下攻讀學位者尤其是博士生，有一個自以為是的最大誤解，以為自己已經具備博士的能力，只需花一定的時間收集資料，將原來幾萬字的論文擴充為二三十萬字，或是將寫幾萬字碩士論文的辦法套用過來寫一篇博士論文，就萬事大吉，全然不考慮如何提升包括寫作在內的能力問題。除了與生俱來的天賦異稟，一般而言，能力的提高主要靠後天的勤奮。儘管最後能夠達到的絕對高度決定於1%的天賦，相對高度對多數人而言還是取決於99%的努力，否則連應有的高度也達不到。那些考博通過就以為能力已備，學位到手，不能潛心向學的人，其實是浪費天資與機會，有小聰明，無大智慧。

治史的表達能力主要有二，一是口頭，二是筆頭，缺一不可。據新近的研究，口頭表達好的佔比很小，而且都是天生，後天的努力作用甚微。這應該主要是指講課好聽，並非講得好，也不是說後天訓練對於講得好聽毫無作用。有的學生，天生口拙，遇到答辯、面試、講課，相形見絀，這樣的弱點通過後天努力完全可以改變，事先擬好底稿，熟記後脫稿，對著鏡子練到長短伸縮應用自如（即任定時限），再請同門相助，提示評點效果，反覆多次，並預備問題和答案的腹稿。如此，不僅可以與鐵嘴對陣，更重要的是口才由此大幅度提升。曾經認識一位海峽對岸的學人，生理稍有欠缺，加上心理作用，口吃嚴重，為了克服，不但要在大庭廣眾之下迫使自己大聲開口，而且有意識地主動找人交談。久而久之，居然可以勝任大學教職，而且不是像顧頡剛那樣一味寫板書。相比之下，身心健康的求學諸公，真應該反躬自省。

筆頭表達與此類似。天賦不夠，當作家自然不宜，可是寫好史學論文未必不可勤能補拙。而且在下有一成見，史學須用清晰的文字表現複雜的內容。歷史文章太過順暢，就難免夾雜作者自己心中的邏輯，而非完全依照史事重現本相。所以一出手就下筆如有神，很可能是自洽主題，未必能成為好的史家。好的史學論著大多是反覆修改出來的，這樣的琢磨過程，不僅使得論文越來越好，更重要的是駕馭文字的能力得到切實提高。會寫一篇好論文，也就等於學會並且掌握了寫好論文的技藝。攻讀學位的過程中，一定要多寫多改。以往沒有電腦，全靠手寫，成稿之後，不斷增刪，待到稿紙正反兩面密密麻麻寫滿增補改訂的文字，就要謄抄一遍，然後接著再改。這樣的過程要重複多次（開始可能多達10次），篇幅較大的持續數年，才能大體滿意。由此養成習慣，改用電腦後，可以隨意修改，省去重抄的工夫，平時就將各篇成稿排列在頁面上，反覆推敲，隨時增刪修訂。如果不下一番苦功，要想掌握提高適合史學的文字表達能力幾乎是不可能之事。與其長期受困，不如痛下決心，一舉戰勝。

每到畢業季，常常可見導師們愁眉苦臉，唉聲嘆氣，因為對所指導的學位論文雖然多次提出批評意見，仍然通篇語病，東扯西拉，難以卒讀。再度指出問題所在，時間又所剩無幾，而學生臨近生死判，五內俱焚，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只能將點到之處稍事改動，重新交來，病態仍舊，於是只好親自動手，大加斧鉞，邊改邊罵，生理與心理備受煎熬。導師為弟子代勞修改論文，看似職責所在，天經地義，實則遺患無窮。留學海外者，每每由導師逐字逐句修改文字，作為非母語的學生可以理解，因為要熟練掌握另一種語言寫作到恰當的程度，實在是極為困難之事，絕非朝夕之功。但是作為母語寫作，導師最好只是示範性修改，即改訂數頁，然後讓門下自己揣摩、提高，自行通改全部文稿。如此反覆多次，循序漸進。

當然，也有資質太差的學生，不是論文能寫得多好，而是根本寫不出合格的文字，甚至起碼的達意也做不到。說實話，教這樣的學生有些難為導師，等於讓明道者承擔發蒙的授業之責。儘管如今上上下下都有些混淆教書育人的本義究竟是什麼，誤以為大學以上仍然重在授業，連解惑的層面都不到，可是照本宣科是教不出人才的，所以當年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五大措施之一，就是教師必須有研究才能上課。教人者自己沒有研究心得，無論如何都培養不出學生的學習興趣。大學階段繼續滿堂灌輸知識，而不是引導學生轉變學習方式，從被動受教到主動吸取，自覺拓展，養成興趣，找出方向，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基本的文字能力極差畢竟還是個案，既然能夠進入博士研究生的層級，大多並非真的毫無文字基礎。之所以這樣的情形相當普遍，就學生而言，主要是沒有適應史學表述的特殊需求，不能得心應手地將已經掌握的文字能力應用於歷史論著的寫作。他們原來喜歡的歷史，類似說書和演義，又受坊間乃至域外的不良影響，將學院式的學問看作八股，內心有著本能的牴觸，講起歷史來，大多不受約束地懸想，天馬行空，任意馳騁。只是如此這般的激揚文字，往往不著邊際。加之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階段，缺乏史學的基本訓練，沒有掌握必備的技巧，或許寫其他類型的文章尚可，尤其是答題式的文字，因為長年在不斷的各種考試之中，熟能生巧。據說有些考研名校根本沒有系統教學，只是一味應試練習，如果招生院校多出常規性的客觀題，應答效果往往還在所謂一流名校的考生之上。可一旦變成主觀題，就很容易現出原形。這樣的學生考進來，往往令導師頭疼不已，以至於有些院校招生時不言自明地將其列入另冊。

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學生自己缺乏自覺努力。本來中學到大學，絕非又升了一級那樣簡單，而是從被動受教到主動學習的關鍵轉折，可是許多學生習慣了從小以來的被安排，他們的人生，多是被家長、親友、老師按部就班安排好的，因而缺少大學階段最為需要的自覺與自動，加之大學本科教育的高中化偏向，多數人到了博士階段才迫不得已摸索著進入自動學習的模式。明知自己存在短板卻不能主動改變，或是想改變而不知如何是好，這些都是缺少主動自覺的表現。其實學習的基本能力之一就是模仿，自己寫不好，模仿寫得好的大體就可以解決。如果不知道誰寫得好，或是連好壞也分不出來，還可以請教同學和老師。這也是大學之類的教育機構不可或缺的重要所在，即提供可以讓讀書種子發芽生長的環境要素。總之，兼聽則明這樣基本的道理並不難懂，更不難用，只要有心向學，沉潛努力，掌握一般性的文字技巧並非難事。不懂不會，短期情有可原，長期就顯然是學習不努力或不會學習所致。

中國的漢語言文字有音韻音節，文言的白文句讀，通過朗讀，就容易點斷，用方言寫成的作品不易看懂，但讀出聲則易知其意。提高文字能力的重要一環，便是高聲朗讀，但凡佶屈聱牙的拗口處，文字必定存在問題。讀起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則大體可通。

近人批評他人文字，常常責以不通，何謂不通，則標準各異。就學位論文而論，問題較為普遍的主要有下列各點：

（一）意思不清。作者的意思不能清晰準確地表達出來，語義含混，容易引起歧義。這種情形猶如大舌頭說話，嘰裡咕嚕在口中打轉。其原因或是作者本來就沒有想清楚事情的原委，自然也說不明白；或是雖然心裡清楚但急於表現得有理論、有文採，結果反而以文害意；又或是剛剛脫離失語狀態，一時間說不利索。治史應當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兼備，史學論著當然不能沒有道理文採，可是治史首在求真，第一步要將事情講清楚，清晰準確，恰如其分，是起碼的要求。在此之上，才能說理形文。所以應先將自己要說的意思充分捋清楚，然後儘可能簡明扼要地表述出來。寧可失之直白，不可偽飾文採。

（二）表述太急。一句話的意思儘可能簡單明了，不要加入太多的成分，模糊主旨。歷史上的人與事都不能脫離相關條件，往往牽扯廣泛，相當複雜。如果需要表達的意思較多，可以逐層分句漸進表述，不要試圖在一個句子之中說多個意思。即使是需要加入各種相關條件的限定，也應該分句說明，否則攪和在一起，枝蔓過多，主幹不顯。

（三）主語頻繁變換。一段文字儘量保持既定的語序，不要隨意變換主語，使得但書太多，意思曲折迴旋，以致前言不搭後語，甚至相互矛盾。但書過多是歷史論著中常常出現的現象，越是初學者，越多用但書。相比之下，文字老到者但書就少得多。但書並非不能用，用得好還有奇效，濫用則文句晦澀，語意不暢。在這方面，屬於邏輯語言的西文相對於模糊邏輯的漢語文的確略佔優勢，有的老師就教以用西文構思，再用中文表述，寫出來的文字顯得邏輯性較強，較為順暢。此事的關鍵在於梳理清楚事情本身的順序，與所要表達的意思的順序相互合拍，能夠提綱挈領，自然文從字順。

（四）冗言廢字過多。新手的文章，往往多有廢字，有時畫蛇添足，意思也嫌多餘。修改學術論文最好的起始辦法就是強制性壓縮，不動結構，不刪段落，單憑修訂具體文字或句式達到整體上大幅度壓縮。刪繁就簡的原則是只要不害意，則可刪盡刪，以最大努力刪到極限，即無法增減一字，全文沒有廢辭。通過刪削調整，不僅篇幅顯著減少，而且意思更加清晰明確通暢。

（五）好用判斷句。歷史是複雜的，無論人或事都離不開一定的條件，判斷句看似簡單明確，卻易生破綻，引發諸多連帶問題。尤其是一些判斷句具有排他性，最容易為人所詬病。歷史是相對的，歷史認識不能絕對化，這並非相對主義，而是認識歷史的必由之路。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判斷句多而失準，往往暴露出作者對於所研究問題的把握未到應有境界，破綻百出，文字的弊病更加凸顯。萬一真有無論如何也學不會的不知不覺，不妨先將自己的身段降到最低，視若笨鳥朽木，然後採取最原始也最有效的辦法：背書。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雖然頗受詬病，卻是最後一劑苦口良藥。文言時代，作文先要背書，《古文觀止》之類，雖然只是適用於學塾層面，道理是一樣的。錢穆說讀書要自以為愚，天資聰穎尚且要虛懷若谷才能吸取精華，何況真的資質不如人。發蒙的學童或許對文章的內容毫無所知，所謂讀望天書，博士生畢竟可以在背書的同時領會其意。首先，自己主動選擇若干篇自認為寫得好的史學專門論文，如果拿捏不準優劣高下，可以徵詢師友的意見。一般而言，選那些寫得好的作者的文章，把握相對較大，不過要適合自己的程度和習性好尚。有的文章雖好，未必適合自己，或是不易學，不能一味慕名，以免東施效顰，畫虎不成。選定範文之後，務必拋開博士生的面子，改變看他人研究不是取其所長而是專挑毛病的惡習，老老實實從頭至尾背誦，背誦過程中不斷揣摩作者如何謀篇布局以及論理、修辭、達意，遇到相似相同的事情如何舉一反三，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文字表現力自然大幅度提升。以自己的所聞所見，只要痛下決心，認真背誦，兩三個月即可達到脫胎換骨的程度，其變化之大，乍看之下不免懷疑有人代為捉刀。當然，前提是研究要達到一定程度，只是突破表述的瓶頸，若是研究本身尚未到位，強說新意，是無論如何不能表達好的。

嚴格說來，導師不宜越俎代庖學位論文的文字修訂，因為導師的職責在於指導學生提高研究能力，撰寫合格的學位論文，而不是讓不合格的學生獲得學位並且將其送到社會上去。換言之，導師是培養人，人的能力達到相應水準，可以寫出合格的論文。學生是否合格，檢驗的主要標準當然不僅僅是學位論文，如果變成以文為準，對於學生本人看似仁至義盡，卻以犧牲社會為代價，對於其他學生也有失公平。所以，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才是教書育人的正道。況且，導師本人的文字能力未必就好。時下導師處於各方夾攻之中，學生心理又相當脆弱，進退維谷，迫不得已，只能採取息事寧人的下下策。可是這樣的社會成本其實最高，最終都是要由全民買單的。

研究生在讀期間，即使攻讀博士學位，也還是在學習階段，無論研究的深度，整體的把握，還是理解表現力，都處於變動不居的過渡時期，少年老成者可遇而不可求。由於學制的限定和教育的流程，一般而言，除教科書外，學生幾乎沒有系統讀過書就直接進入專門研究領域，根本做不到整體之下把握具體。個別出類拔萃者堪稱異數，無需討論，作為標準，最好是多練習、少發表，否則，將來不長進則已，但凡有所前進，勢必悔其少作，一往無前則更加不可救藥。據說海峽兩岸的近史所以及一些名校的歷史系都曾有過剛入職不準發表的先例，確是懂行的制度性規定。可是如今各方要求卻是層層加碼，拔苗助長，趕鴨子上架，非發表不可，而且多多益善，即便學校不作硬性規定，畢業後找工作也面臨各種數量要求，不多發則生存亦成問題。

既然學術論文的發表淪落為謀生的手段，對於學問的敬畏之心自然也就蕩然無存，這樣的環境最不利於有心向學的讀書人，卻為投機取巧者大開方便之門。現在的學術論文發表之濫，早就有目共睹，用低水平重複已經不足以形容，說是製造垃圾或許又讓人難堪。而花樣翻新、變本加厲的各種評估仍在進一步推波助瀾。曾經不止一次有海外學人來問，說其他國家的相關研究都可以掌握，只有此間，數量極大，卻很難判斷究竟較前人研究有無前進，進展幾何。此說絕非危言聳聽，20多年前曾經專文考證《女子世界》的編者及作者幾乎為清一色的男性，個別掛名女性的文章，實際上也多出自男性之手。而男性的女性觀與女性的女性觀明顯有別。過了十多年，偶爾因為其他事情查詢，發現其間居然有20餘篇論文繼續不加分別地用《女子世界》來證明清季女性的女性觀。如今又過了10年，繼續用《女子世界》來論證女性的女性觀者，恐怕仍有其人。

諸如此類的研究，不僅作者完全無視學術規範，編者和刊物也不能僅僅用失察來論定其責任。但凡學術論著，必須掌握先行研究、相關資料和事情本身，否則毋庸置喙，這些起碼的常識似乎成為很高的門檻，卻擋不住貌似學人邁向學術刊物的蹣跚步履。任何評審，決定的雖然是評審對象的高下，其實首先是反映評審人的水準，所寫判詞及其結果，應當恰如其分。為數不少的論著，既不掌握已有的進展，不知其出發點在何處，更不了解相關的材料及其獲取途徑，於事情本身其實相當隔膜，充其量只能是認認真真的表面文章。在缺乏基本的學術規範甚至根本無視學術規範的情況下，文字表現實在不算是什麼嚴重問題。相反，如果文字表現好豈不是更加可怕？巧言令色矇騙編輯乃至外審，並非絕無僅有，而且似乎能夠輕易得手。尤其是那些故意繞開直接的已有研究，卻儼然篳路藍縷的開拓者，或是拆分重組時空聯繫，以製造辣眼話題的自洽人，很可能還善於言辭，為害更大。

在現行規制下，大批研究生為了畢業乃至找工作，必須短期內大量發表尚處於夾生狀態的論文，從而使學術期刊的編輯們面臨與導師相同的難題，一方面使得刊物的編校人員不堪其擾，一方面也容易滋生種種弊端。有的刊物甚至不成文規定一般不發在讀研究生的論文，道理上雖然不錯，現實中難以實行。要求獲得學位者須有一定數量的發表，本意一是藉此擇優汰劣，二是促進學位論文質量的提高。各走極端，均非良法。只看水平，不問出身，本應是學術刊物取捨的標準，況且時下的確有些學位論文選題好，投入大，用力深，比起一些東拼西湊、疊床架屋的所謂課題成果更有價值。一些刊物抱怨好稿子難找，實則只要具有一定的學術判斷力，就不難從眾多的博士論文中找出可以發表的論文，何愁稿源不濟。

當然，如果是受教於高明或天賦異稟的畢業者，本來學位論文的底子較好，又經過幾年時間的修改打磨，質量自然較有保障。至於尚未畢業又迫於規定不得不力爭發表的博士生論文，其中一些確有研究基礎，下了資料收集的功夫，所研究的問題也相當重要，可以突過前人，但是文字表述尚未過關，不得要領，詞不達意，自相矛盾之處所在多有，連起碼的自圓其說也做不到。讀書作文，要能八面受敵，才能不露破綻，否則處處綻論。遇到這樣的毛坯文，編輯棄之可惜，取之難受，陷入和導師相同的兩難境地。

編輯是否應該幫作者修改文章，見仁見智。過去有的刊物認為，好編輯就是會改文章，否則不能說是好編輯。編輯要增加含金量的看法，相當程度上混淆了編輯和研究者各自的職能角色定位。一般而言，即使學有專長的編輯對於作者的研究領域也未必熟悉，對其所研究的專門問題更是不易把握到位。至於職業編輯，大多數情況下，只能就字面看論文，很難超越字面的意思判斷論文的優劣高下。一些看上去好的論文，只是會製造論題，少見多怪，吸引外行的眼球，其實等而下之。所以無論多麼權威的刊物，總難免刊載不好甚至有抄襲之嫌的論文。編輯的職責，在於發現好的文稿，保障技術性規範，防止不合格文章佔據版面，以及把控刊物的編輯出版流程，對於夾生卻有意思的文稿，可以提出意見，請作者判斷取捨，但不能以自己為尺度，尤其不宜越俎代庖，指示如何改動結構布局乃至主旨。有時不當意見很可能讓導師幾年的心血付諸東流。

即使是文字表述，編輯最好也只是指出問題，提示辦法，由作者自己取捨修訂，如此才能使得研究者的文字能力切實提高，而不僅僅是成功地發表了一篇文章而已。原來所在的中山大學歷史系，據說上世紀五十年代職稱升等，必須提交未刊論文，否則可能被編輯改過，據以不能判斷真實水準。時下因為學術進入所謂「侏儒時代」，普遍缺乏權威性或根本不承認權威，完全以刊用的雜誌為判斷尺度，無視論文的水準質量，發表什麼被在何處發表所取代。如果認真檢查，各種所謂權威刊物刊發的論文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各種問題，不能一概視為佳作，尤其不應簡單地當作各類人才的匹配條件。而一些投機鑽營者如近年來所揭露的那些掛滿各式頭銜的所謂學術精英，之所以屢屢得逞，而且還在繼續得逞之中，說明機制的設定本身存在諸多值得反省的地方，無法有效防弊，也不能有力地推動自律。

概言之，好的文字表達能力雖然並非易事，卻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高難問題，好的史學論文未必是寫得好看的文章。對於初學者而言，首先要寫出適合歷史表述的合格文字，才有進一步追求提高文字表現力的牢固基礎。現在史學論著的表現形式普遍存在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即缺少個性化的獨特風格。僅就文字而論，林林總總的眾多論文著作，隱去尊姓大名便很難知道作者為何方神聖。誠然，史學論著的文字風格未必不可或缺，可是但凡做得好的學人，大多文字也會獨具一格、特徵顯然。可見文如其人，才有助於載道。

時下相關部門的一些規則，對於提升文字表現力有著顯而易見的負面作用。因為諸如此類的規則往往是依據目前的時文以及有關人員的認識來制定，既沒有考慮到近代乃至古代的差異，也沒有計及不同身份的歷史人物的習慣做派，更沒有自覺其自身的局限，如果完全照辦，則天下文章勢必千人一面，毫無生氣。陳寅恪、錢鍾書等名家即分別表達過明確的不同意見，並且拒絕遵照改正。無奈如今雜誌社出版社要受一刀切之苦，否則審查不合格，於是轉而強求作者聽命，作者情非得已，只好聽之任之。長此以往，文字與內容的八股化勢將愈演愈烈，屆時要檢討的，就不僅僅是文字表現力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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