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問題
近年來臺灣學術界對某些議題的探討至為熱切，例如女性主義、後現代、殖民論述與後殖民論述等，似乎光鮮熱鬧，但總局限在人文學界的某個範圍，如果很明確的說，則應該說是除了中文與歷史學界之外。
這兩年多來隨著歷史教科書的爭議，也藉由盧建榮在《歷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of History）導讀中對國內歷史學界人事糾葛的露骨批評， [1]反而使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這部《歷史的再思考》廣為歷史教學者閱讀，於是史學界似乎也感染了一些「理論」氣習，這對熟知臺灣史學界生態的人而言，確實不免感慨？可以思考的是學界是否已真正「解構」了自己認知的牢籠，於是在學界 「文本」、「論述」、「解構」與「發明過去、想像未來」的應用語，似乎輕易地推翻了昔日刀鋒式的以科學「史考」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指針。這些現象實在值得學術界深思，當然某些爭議性問題的引發，也許能讓歷史學界思考自己學科所存在的各種可能，而這也是促使本門學科進步的最好途徑。
臺灣歷史學界之所以對歷史理論缺乏興趣與深刻反省，最主要來自於主流學術社群，認為空談理論對歷史實際研究缺乏正面功效，他們大都認為理論與方法學是屬於「後設」（m e t a）語言，而其重要性終究無法取代「第一序」（f i r s t - o r d e r）的實質研究。當時流行於歷史教學界的一個說法，莫過於七○年代少數留學回國的新學者沈迷理論研究時，部分學者類似：「要想學會騎馬，就要跨到馬背上去；要想學會遊泳，就要跳進泳池內，而不是騎馬或遊泳的方法論」諸如此類的說法。事實上，對於西方史學理論的介紹，僅及於極少數的學者和極少的篇章其中更多只是翻譯文章，由此也可見出史學界主流力量的敏感。
方法論屬「後設」研究是一無須爭辯的事實，問題在於方法學的重要性，這種反理論心態，不僅使臺灣史學界對於歷史學科本質欠缺反省，同時也使得歷史研究與當今的後現代情境脫節。這個現象由幾篇文章可以得知，如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 9 5 0-1 9 8 0）〉[2]一文，或單向對某一刊物如《思與言》、《食貨》、《大陸》所發表文章在量及研究重點上的統計結果。[3]
無可置疑地，臺灣在過去學習西方史學所形成的某些支配性理論，是造成史學發展陷入瓶頸的結果，而隨著這一知識社群的擴大，更牢固了這一「認知」價值。對於上述說法，仍可由某些現象以及觀點，再行檢證。首先，則在於近代中國吸收外來知識的缺乏主體性，一味移植西方簡易觀念，其結果不僅喪失了文化主體性，也進而封閉了本身的文化視野；其次，是實證心態的知識論。就第一點而言，經由體制內學科的建立及歷史教學更擴大了它的影響性，如清光緒二十九年（1 9 0 3）《奏定學堂章程》新學制施行以來，對於歷史課程結構的劃分，至今也並無本質上的改異，如將歷史研究區分成上古、中古、近代，於是在一般歷史系的課程 ，在中國史領域，除了朝代區分之外，也大都有中國上古史或西洋上古史這樣的對照區分，大約很少歷史從業者思考過何以在華文世界的大學歷史科系 ，需要有這麼重的西洋史教學比例配置，而這樣的比例配置所吸收的相關研究人員取得的研究結果如何，那又是一個可爭議的問題。[4]而這樣的區分形式，事實上窄化了歷史研究領域的同時，也封閉了學生對歷史的認知視野，更嚴重的可能來自於不自覺地在複製「歐洲中心思維」史觀與世界觀。[5]
如果不以研究主題探討臺灣歷史學的研究成果，另以歷史學界對自己本行認知的看法回顧臺灣半世紀以來對「何謂歷史學？」這一問題的看法，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思考點。於是問題可以是：到底臺灣的歷史工作者認為歷史研究的意義何在？而對於達到這一理想的方法途徑抱持何種看法？
貳、幾個階段對史學的看法
歷史工作者對於歷史的反省文章也有一些，但較整體敘述的大概有自1 9 8 3 年黃俊傑發表〈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 1 9 5 0-1 9 8 0〉一文，較系統總結臺灣「史學」研究成果，除一些散篇文章之外，分別以香港的許冠三，〈三十五年（1 9 5 0-1 9 8 5）來的臺灣史學界變遷〉、[6]大陸的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 1 9 4 9-1 9 9 9 年〉[7] 及蘇世傑，〈歷史敘述中的蘭克印象：蘭克與臺灣史學的發展〉[8]較具特色，可作為臺灣幾個階段 對史學看法的進一步討論。
黃俊傑將臺灣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論的看法區分成（一）1 9 5 0-1 9 7 0（二）1 9 7 0-1 9 8 0 兩個階段，而認為在第一個階段歷史學工作者大都從事實際研究，而對方法論並無太大興趣，主要是承繼了近代中國史學學科化與現代化過程中「史料學派」[9]的看法，而在第二個階段，由《大陸雜誌》、《食貨月刊》、《思與言》的統計資料，證明此時期臺灣受歐美以實證主義為中心的社會科學影響，並舉出社會學、心理學與量化史學，及運用這三項社會科學研究中國的實例，也特別列舉錢穆（1 8 9 5-1 9 1 1）、杜維運、餘英時、汪榮祖、王爾敏..等人不同形式對傳統中國史學思想中有關「史識」的強調，說明史學工作者無法避免「意義」的問題及其先導性，並呼應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期望建構中國史學特殊精神的要求，黃文並將史學相關論文的出處列於文後，極有助於後續工作。
許冠三在〈三十五年（1 9 5 0-1 9 8 5）來的臺灣史學界變遷〉一文中，更扣緊史學與「世變」（世局與臺灣內部政治情勢的變遷）角度來說明臺灣史學界的變遷與發展，如他認為1 9 6 0 年代以來臺灣史學界有了重大轉變，而最大變動來自於「考史而不著史」之「史考學」的萎縮，及歷史學研究專業意識日趨多元發展，但主流仍是「科學化」。而1 9 7 1 年退出聯合國及1 9 7 9 年中美斷交，除促使史學研究轉趨「經世致用」之外，研究主題亦趨向中國近、現代，而「史釋論」興起，除有現實因素，包括1 9 4 9 年以後來臺重要史家先後逝世，留美新學人歸國，更有西方基金會支持的因素。
許文對社會科學影響臺灣史學界著墨甚多，並對史語所、近史所的成立和黨史會的發展與現實利益關聯甚深的說法，頗有米歇爾．福科（Michel Foucault, 1 9 2 6-1 9 8 4）知識與權力的實例驗證，中國近代史及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在世局變遷及政府有意介入下，聲勢似乎日漸凌駕在「古」的領域上，也甚為明顯，[10]但中國近、現代史在臺灣學術界從凜於政治空氣而「噤口」或「哥德派」頌詞之外，知識探究仍應有利益與權力所無法全面涵蓋的自主性，相關領域的學者也有卓越貢獻，這由最近陸續出版的一些中國近代史及現代史的研究資料彙編可知。[11]
許冠三認為「新考據史學派」的式微，最終是來自「挾西方科學先進聲威與金援俱來的美國史學典範」的改變，[12]也就是社會科學實質影響臺灣歷史學界的這個層面，而急切援引西方社會科學入史者所要求的是將歷史研究更上一層樓的「科學化」，如他以殷海光為例，指出：
他的基元要求不過是在科學整合的前提下，一面拿「全幅史事脈絡的考證」，改進唯簡單枚舉歸納法是賴的考證；一面用基於各種社會科學學理與概念的「科學的說明」（scientific explanation）取代「吞雲吐霧式」的「玄學的解釋」（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13]1 9 6 4 年《思與言》刊載「史學可走的路」社論，除對「史料學派」表達不滿之外，亦對狹隘的「民族史學」有所批評，而在援引社會科學強調科際整合之際，也將研究範圍由政治史的領域擴及文化史，最主要是社會史與經濟史。[14]
有關社會史及經濟史的研究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並未受到臺灣學界重視，除研究者個人的工作旨趣之外，我認為與當時政治空氣相關，似乎「社會」與「經濟」的研究，有為大陸「張目」，這種撤臺後的敏感。與上述論點不同，王晴佳的「臺灣史學」是指臺灣歷史研究的總體，王文大致將臺灣史學的變遷與發展分成：一、初創時期： 1 9 4 9-1 9 6 0 ，二、發展時期： 1 9 6 0-1 9 8 0 ，三、解嚴： 1 9 9 0-1 9 9 9 。王文除持續強調臺灣史學與中國近代史學傳統（史料學派）的歷史淵源之外，更強調冷戰政治環境，促使臺灣與中華文化更形緊密，及美國基金會的支助。而在第二階段，臺灣史學界開始與西方史學產生了比較密切的關係，社會史興起，如1 9 7 1 年《食貨月刊》在臺復刊，而1 9 6 0 年代臺灣史學研究之所以產生方法論的轉折，在於借鑑社會科學進行歷史研究。第三階段則有臺灣史的興起，與「解嚴」同步的是，增加了對本地歷史的研究興趣，及突破民族國家史觀，轉趨多元論述。[15]
除在分期上與黃文雷同之外，王文主張臺灣史學有著「變」與「不變」的因素。其中「不變」的是臺灣史家延續史料學派傳統對史料考證和開發的重視，並強調臺灣史學與中國大陸史學之間的聯繫，而臺灣史學的「變」則在解嚴後對本地歷史的了解，臺灣史的興起及突破民族國家史觀轉趨多元，並在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史學的基礎上，從多元史觀出發，而臺灣這一領域的史學研究社群，在體現鄉土情懷的同時，又有重建民族國家的意向。最後王文力言臺灣史家如何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將是臺灣史學進一步發展的關鍵。[16]
最近蘇世傑發表〈歷史敘述中的蘭克印象：蘭克與臺灣史學的發展〉一文，對「伯倫漢的蘭克、透過日文翻成中文的伯倫漢的蘭克、留洋學者自己帶進來的蘭克及真正的蘭克，四者間到底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做了詳密分疏，並以蘭克的幾個「形象」（i m a g e）：史料考證、歷史主義（ hi s t o r i c i s m）、新觀念論（n e o i d e a l i s m）、民族論述（ nation discourse ）， 系統性地論述蘭克（Leopold vom Ranke, 1 7 9 5-1 8 8 6）對臺灣史學界的影響。[17]蘇文特別敘述了蘭克的學生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4-1937）所編寫的《史學方法論》教材如何影響近代中國史學界對「史學」的認知並及於臺灣史學界。[18]
史料考證與臺灣史學界的關係中，蘭克與臺灣史學界的關係幾乎已成為臺灣史學史上的一個課題。對於同樣從事史學理論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者，我很認同王琪在〈對蘭克史學觀點的再思考〉中所談及的教學經驗：在教學過程中，每年讀學生的報告時，都重複出現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問題，即蘭克史學觀點中的科學性與客觀性。蘭克有兩句經常被國際史學界引用的名言，時常出現在學生的報告中：「世人皆以為歷史的任務在鑑往、明當代以測將來，本書並無此奢望，所要表達的只是往事曾經如何而已」以及「我希望消失我自己而只讓歷史上重要的人物（事情）自己說話」學生們也常轉引這兩段話來左證蘭克學派屬科學史學派，並主張史學家不需要提出自己的解釋，只讓史料自己說話，以達到史學上的絕對客觀。[19]
王文認為學生的報告之所以重複出現這樣的論點，至少代表了兩種現象：（一）、蘭克史學本身在國際史學界的爭議性，而且許多爭議論點往往已偏離了蘭克本意，但是國內涉及史學理論的書籍，卻較偏向上述引文中所述及的論點；（二）、國內學生，基於資料限制又無力閱讀原典，結果也只能人云亦云。[20]
事實上，歷史系學生的看法及問題當然是來自他的學習環境及師長，因此蘇文的這個看法無疑地對於熟知臺灣史學史的人而言，可說是將一迷霧或約定俗成的卷標式認知，予以廓清。但是蘇文的問題恐在於誇大了蘭克（即使各階段有所謂的錯誤認知）對臺灣史學的影響，而忽略了自由主義和實證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歐洲另一「文明史學」（civilization hi s t o r i o g r a p h y）的「文明論述」對日本及中國學界在近代以來的影響；[21]此外，美國社會科學或史學典範的變遷對臺灣學界整體的實質影響，這點可由前述黃、許之相關論點作說明。事實上，社會科學對臺灣歷史學界造成的影響相當深遠，並未如許文所說造成「新歷史考據學派」本質上的式微，因為實證史學的前提仍在於對個別具體事例作實質研究，作為導出通則或規律的基礎工作，因此問題仍在於對歷史學完全屬「經驗性」知識的實證認知。
1 9 8 0 年代美國學界典範變遷影響著學界諸多領域的解釋，由一般理論到漢學研究（China st u d i e s）到一般史學，而1 9 7 9 年餘英時在《史學評論》發刊詞〈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當中，除呼籲「多方面去認清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過程」這一百年來知識分子的文化關懷之外，更希望史學界不是追尋靜態的「意義之網」，而要重視文化在歷史時間中的流變，所要成就的是一種「解釋性的學問」。[22]
1 9 9 0 年代，由於解嚴及歐美各類新思潮對歷史學的衝擊也影響著臺灣，《新史學》創刊（1 9 9 0）標舉新的社會史研究方向，臺灣出版社在出版與翻譯西方近年來有關後現代、殖民論述、後殖民論述、新歷史思維及跨學科的研究方面，可說是貢獻良多，別開生面。在上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上，也基於個人長期從事有關「史學理論」的教研工作，除藉此整理研究相關資料之外，也希望對本門學科有更多元而開闊的自我反省，因此本文將由「何謂歷史學？」、「什麼可以成為歷史的證據？」這一更微觀的思路來探索臺灣史學界的發展特色。
參、什麼可以成為歷史的證據？
「史學理論」在一般更廣義的看法上是指「歷史哲學」（ph i l o s o p h y o f history ）其中「分析歷史哲學」（an a l y t i cph i l o s o p h y of hi s t o r y）基本上是以分析哲學來看待歷史這門學科知識形式的本質、方法與意義，而「歷史哲學」中另一「思辨歷史哲學」（sp e c u l a t i v e ph i l o s o p h y of hi s t o r y）基本上則以形上學中本體論與宇宙論的兩大範疇，來整體統觀人類歷史的本質、目的、意義、過程與動力。2 3由於近代西方哲學基本上具有反形上學傾向，黑格爾式的歷史哲學基本上是被排斥在正統學院門外，如在翻譯名稱上「思辯歷史哲學」有時也被翻譯成「玄思歷史哲學」，這譯法在當時中文學界，基本上就帶有負面意思，如前述所謂「吞雲吐霧式」的「玄學的解釋」（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又如當時對於湯恩比（ A .To y n b e e , 1 8 8 9-1 9 7 5）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23]及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 8 8 0-1 9 5 5）的《西方的沒落》（D e c l ine of the We s t），[24]在「史學界」對於學科專門精細考證要求下，由於認為湯恩比和史賓格勒對某些史實的掌握或史料不足，而排斥建構其上的文化概念，[25]認為流於疏闊；此外，當時學界較傾向接受專門而深入的小題研究方式，也是主因。[26]
湯恩比與史賓格勒在六○年代雖未盛行於臺灣知識界，卻甚風行於文化界，與一些帶有政治傾向的文章中，其理由在於簡易認知了湯恩比《歷史研究》所提的「挑戰與反應」觀念，而史賓格勒「西方文明的沒落」這些看法，似乎也暗合了臺灣當時現實環境中，文化認同與政治動員的需求。
臺灣學術界的反形上學，並非全然來自於追隨西方哲學發展的結果，而與當時史學界的「史觀」有關，具體而言，則與排斥新儒學的價值系統，或否定客觀規律，特別是唯物史觀，當然更重要的是政治空氣使然，[27]當時的學者除了本身執著於故紙堆外，歷史家（su b j e c t）相信「應該」對研究對象（ ob j e c t）採取中立，「也可以中立」的看法，也使他們可以作象牙塔 的知識分子，無視於學院外臺灣生民的處境與民族前途。
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進程深受西方影響，這幾乎是一般學術界的常識，梁啓超在光緒二十八年（1 9 0 2）發表〈新史學〉一文，極力主張以近代西方的治史方法來批評傳統中國的史學著作，這在當時歷史學界掀起一陣波瀾，帶來了深刻影響，其後遂有史料學派或史觀學派的發展。[28]史學界常將這股受到蘭克影響，並主要由傅斯年帶動的歷史研究方法，統稱為「史料學派」，雖然學界對史料學派的界定不一。[29]最近杜正勝在〈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30]一文中，質疑傅斯年與蘭克學風的影響，是否一如杜文所言，我想這是可以再進行討論的學術議題。其中蘭克1 8 2 4 在《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 1 4 9 4-1 5 1 4》（H i s t o r i e s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 4 9 4-1 5 1 4）一書序言中所說：
人們認為歷史的任務是對過去作出判斷，以便使前事不忘成為後事之師，可是，我這本書卻只打算作一件事，它只打算「如實地」說明事情的真相。[31]
「如實地述說」（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這種歷史認識論本質所預設的歷史書寫工作，與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開宗明義就說「歷史學不是著史」，[32] 立足點雖然不同，但是卻有共同要排除的某些東西，而兩人所各具的時代貢獻，應該也是在此。
就西方史學史而言，蘭克「如實地述說」的宣告，可視為是西方史學邁向「近代化」的標誌，它象徵了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宣言，「史學」不再是神學的奴僕或哲學的例證，亦非文學藝術的附庸，問題是：不管是「如實」（to write history as it actually happened）或「本質」（to write history as it essential happened ）地「呈現」（r e v e a l）歷史，蘭克對檔案研究的嚴謹並非是他史學思想的究竟而是開端。
傅斯年在《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中力倡：「只求證，不言疏」幾乎是這近8 0 年來最重要的史學學術主張，他以科學方法及新科學知識為根據的史考，排除了未經檢證的傳說、文章之業甚至倫理道德裁判，使得史學「獨立」的同時，事實上也是讓史學在科學與文學、客觀與藝術的光譜中，靠向了社會科學，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或更精確地說「事實主義」（f a c t u a l i s m）成為「廟堂 的方櫃」（Ark of the Co v e na nt），於是在史學方法上，對於「史料」的定義及價值更有著約定俗成的教條式看法；例如1 9 2 7 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史」課堂上講授〈史料論略〉時，對直接史料價值的強調：
史料可以大致分做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周書是間接的史料，毛公鼎則是直接的；世本是間接的史料（今已佚），卜辭則是直接的；明史是間接的史料，明檔案則是直接的材料，是比較最可信的，間接材料因轉手的緣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33]
總結傅斯年的看法，則史家的重要任務是要擴充一切可能的研究工具與新知識來對各種歷史材料（包括文獻、地上及地下實物）進行比較分析，亦即「證而不疏」，以及對直接史料的界定及其重要性這個看法，當然「證而不疏」的原因，在於認為經由材料間比較、分析、描述，歷史事實可自行呈現，於是「讓事實自己說話」成為這類看法最終的結果。蘭克與傅斯年這些指針式言語，幾乎深入數代學者，成為歷史系師生耳熟能詳的學院語彙，由最近王泛森〈甚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一文，[34]更加凸顯了上述對史學方法的看法。
王泛森以民初時期學人購買明清檔案與殷墟發掘兩件事，探討傅斯年、陳寅恪（1 8 9 0-1 9 6 9）、李濟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觀與深受清儒影響的舊史料觀的衝突。王文指出傅斯年所代表的新學者對舊史家的批評，一是他們迷戀文字資料，其次是他們的學術往往帶有骨董化傾向，兩代學者對「史料」認知有相當大差距，新學者希望由其中發現清代政治實情，羅振玉等則只看重 面有無宋版書，對於殷墟發掘，傅斯年、李濟等希望地下出土能提供整個知識，舊派學者則仍只關心其中有無甲骨文。[35]
王文雖然極力替傅氏定位，也想為傅氏著名的「史學即史料學」另引新解，但是嚴格而言，史料學派在疑古與重建這兩條路徑下，發展出來的考證方法和史料整理，具有極明顯的傳統內涵，但是史料學派學人卻刻意忽略他與清學的深刻關連；換言之，清代史學傳統使得近代中國在引進西方史學的過程中較其它學科容易，而其總目標亦在「史考」而非「著史」。[36]
事實上，除了蘭克、史料學派及卡耳（ E. H. Carr）的《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之外，影響臺灣史學理論的另一較不被廣泛談論，卻影響可能更為深遠的是1 9 2 4 年何炳松所翻譯美國史學家羅賓遜（ J.H. Robinson,1 8 6 3-1 9 6 3）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37] 這本小書，及隨之而來美國史學界畢爾德（ Charles A. B e a r d ,1 8 7 6-1 9 4 8）及卡爾．貝克（Carl Becker, 1 8 7 3-1 9 4 5）「歷史相對論」（Historical Relativism）的看法以及對社會科學的重視，特別是擴大了原本拘限在「政治史」領域的研究。奇怪的是，歷史相對論在臺灣並未使歷史學界朝向對史學知識的認知與超越上，卻反而因強調社會科學，而使得社會科學中的基本實證要求，與近代中國史學界對史料的考證相合，而更加趨於細密而牢固，而史學更靠向科學的同時卻排斥著理性思維之外的其它可能。畢爾德是美國歷史學界經濟流派的創始人之一，1 9 1 3 年出版了著名的《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A n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S t a t e s），此書旨在在打破美國人對聯邦憲法的過度崇拜，而認為1 7 8 7 年美國憲法並非所謂民族固有的特殊政治才能的表現，而是反映了美國中產階級各集團的利益。畢爾德此書最大的影響在於去除美國憲法的「神聖性」，而將憲法視為是「經濟文獻」，也就是一種歷史文獻，而有其時空的相對性，除呼應了美國當時的改革風潮之外， [38] 也與其歷史相對觀相聯繫， 1 9 3 3 年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發表了著名的主席就任演說辭：「歷史是一種信仰的行動」（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39]其後（ 1 9 3 5）在〈那個高貴的夢想〉（That NobleD r e a m）[40]一文中，進一步排除史學是一門可追求絕對客觀存在的知識。
社會科學是近代知識世界的重大發展，華勒斯坦（Immanuel Wa l l e r s t e i n）指出：社會科學的基本宗旨在於「針對能以某種方式獲得經驗確證的現實，而發展出一種系統的世俗的知識。」[41]華勒斯坦並指出十九世紀的學科制度化，主要建基於七個前提，其中與本文直接相關的是： 1.社會科學是由多門「學科」組成，這些「學科」是圍繞一些在知識上連貫，但卻又互不相關的主題內容所組成的。2.歷史學是研究和解釋真正在過去發生的特定事件；而社會科學則找尋普遍規律以解釋人類社會行為。3.科學是為了尋找最能夠簡潔說明萬事萬物本相，以及解釋事件如何發生的規則。因此「歷史學」大致上被認為是透過一定的研究方法，來敘述過去「真正」發生的特定事件。[42]
有關歷史學的功能與意義的看法，爭議甚多，如果先取一個較廣為人接受的看法，則歷史工作在於「求真」，大概爭議不大，而對於如何「求真」？是否可以求真？「真」的意指何在？則有較多的討論。如果以這個作為思考區分點，來討論知識的最後判準是甚麼？轉移到歷史研究，則問題將是透過歷史工作（觀念、方法及工具）是否可以取得知識的最後判準，如果可以，則「甚麼可以作為歷史學研究的證據及其方法」就成為主要的思考依據，甚至經由歷史思索人存在的處境，這項更本質的問題。歷史學在成就其為「知識系統」的近代化過程中，不再認為她與更深刻的「安身立命」這個課題相關，「學術」等同「知識」，歷史家成為專業分工社會中的一項職業，而與人生課題無關。
英國近代哲學主流的實驗論知識傳統，其論述的先決條件是將「主體」（su b j e c t）和「客體」（ob j e c t）完全分開。「事實」（一如感官印象）從外面映像到觀察者，是完全獨立於個體意識之外，觀察者的這一領受過程是被動的，即是先接受「資料」（d a t a），然後才發生作用。[43]譬如《牛津大學英文小字典》（The Short e rOx f o rd English Dictionary）對「事實」這一名詞的定義：「由經驗而來的資料，有別於結論」（a datum ofexperience as distinct from conclusion ），而孔德（ A u g u s tC o m t e ,1 7 9 8-1 8 5 7）指出：
在知識的每一分支中，若要使各項研究具有實證性，就必須限制它們的範圍，只去研究實際存在的事實，而不必努力地去了解這些事實的初始原因與最終結果。[44]
不管是歷史實證論或者是將蘭克視為是歷史主義者（h i s t o r i c i s m）的看法，研究實際存在的事實，或是蘭克對「事實」有如何內在連續的整體觀，這都說明了經驗證據對歷史工作者的重要性，而歷史工作也成了只問「是什麼」（W h a t）及「如何」（H o w）而不問「為什麼：原因及意義」（W h y）的工作，於是實質的第一序研究最為重要，而任何理論建構，均被質疑，顯然「為什麼」（W h y）這樣涉及意義層面的問題，卻是不證自明，於是「讓事實自己說話」、「事實勝於雄辯」也成為當時的重要主張，「剪刀與漿糊」（scissorsand pasteh i s t o r y）似乎成為歷史工作者的寫照。這樣的要求，基本上是建構在對歷史研究是在於「重建」或「呈現」過去這項史家任務上，而更基本的前提是歷史論述是要講求證據的，更精確來說這「證據」是要「眼見為憑」所形成的「經驗與料」（s e n s e - d a ta），不管那個所謂的「眼見」是真實存在於過去或是現在，廣泛說來，這都屬西方哲學史上的經驗論傳統，以感官認知為憑的延伸，於是歷史作為過去存在真實事件與形諸史料與文字的面貌，取得她在近代西方學術傳統的位置，「史料」所代表的歷史事實是神聖的，而第一手史料的價值，更是絕對而無法取代。
而這個看法極端發展，正是後現代學者對過去事件發生的「一次性」強調，事實上，就最素樸的說法，一次性就其完全肯定的這一層面，那是無可取代的真實，而就其否定方面來說，則是最澈底的懷疑論者，因此無法真實認知過去。由於「過去真實」的一次性，因此歷史家若將其任務界定在重建或如實再現過去，那麼歷史家是否能完成自己的這項任務，而在後現代史學對史學認識論所開啟強大批判風潮中，史家的這項任務能夠達成嗎？或者那真是「高貴的夢想」！
肆、「求真」或「再現」歷史的功能
對於真實過去的「不可確定性」，事實上與其說是來自於史學方法論上所謂歷史主義延續下來有關歷史相對論的衝擊，更根本的是來自對「何謂真實」（What is R e a l ？）與「何謂存在」（What is Exist ？）這種對於客觀真實的看法與要求，這些論點顯示在某些議題上：如質疑歷史是不是一門科學或史學與文學或藝術的關係；由於客觀性的不可得，甚至認為歷史若非「文本化」（t e x t u a l i t y）則無法契及，因此真實的過去由於它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建及其再現的主觀性，而流於認為史學不過是另一種文學表達形式，只不過他的對象在過去，而歷史學家宣稱經由史料的考訂、排比、分析及描述可以重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
依照阿杜塞「不在場的緣由」的說法也好，或是拉岡的「真相」說法也好，歷史都不過是一個文本（t e x t），因為從根本上說來，歷史是非敘述性的、非再現的；但是，又可以附帶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歷史是無法企及的，或換言之，只有透過「先文本化」的形式，人們才能夠接觸歷史。[45]
相信「歷史是非敘述非再現」的說法，基本上是認為真正的「歷史」應該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可是我們除了以文本形式重新再現以外，沒有任何其它辦法，然而一旦訴諸文本，完全不受意識染指的「原狀歷史」（the unmediated history）就消失了。從這樣一個角度去看歷史，並非要將「歷史」貶抑成向壁虛構，而是要去除「歷史」的神秘性，看到「歷史」本身的歷史性，看到「歷史文本」形成過程中，如何受到歷史環境、認識條件、語言符號、敘述風格和學術體制各種作用力制約，[46]若轉而從這個角度去看歷史，「歷史」就不再只是賦予不斷激勵世界的一個連貫故事形式，而是一個不斷更新認識層面，至少在認識層面上，它將使我們對世界作重新的思考，可開拓「史學」這門學科的邊界。
價值判斷的相對性是懷疑論的傳統，然而認知相對的意義在於體認自己的「有限」，是一種開放而「求全」的努力，而不是在證明「矛盾」。近代中國史料學派經由「史學即史料學」這一看法重建古史，當時中國史學界對顧頡剛（1 8 9 3-1 9 8 0）所引起的疑古之風，試圖以科學為判準，將中國的過去建構在更可靠的「信史」上，這對當時中國史學界具有相當積極而正面的作用，例如顧頡剛所言：
在近百年中，新史料發現很多，一方面可以補充過去史籍的不備，一方面卻又決定了後期史學的途徑。這批史料，主要的是：在各地發現的史前遺物，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銅器，西北發現的古代文物，內閣大庫，與軍機處保藏的檔案，與新出現的太平天國史料。這許多新史料給予後期史學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47]
上述看法相當中肯，甚至就在擴大「史料」的範圍上，透過民俗研究、地下考古、歌謠採集、方言調查等活動，使「史料」領域不斷擴充，甚而引發了日後歷史研究的質變，[48]臺灣「新史學」的新社會史趨向，與這個傳統應該有某種連續性關係，也是這層關係使她與西方的新社會史研究取向，雖然有互動關聯，但仍有本質上的差異。[49]西方自1 9 6 0 年代興起的社會史明確具有反精英文化的激進色彩，延續至1 9 7 0 年代後「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日常生活史（ history ofeveryday life）、俗民文化或大眾文化，成了頗受重視的研究主題，使得歷史研究者的視野、研究進路、研究題材與方法，更加多元而有生活的真實感。
由於新文化史重視社會各階層的自主性，階級（c l a s s）、性別（g e n d e r）、種族（e t h n i c i t y）、邊界（b oundary）成了歷史研究的重要範疇。此外，歷史家也重新尋找時代定位，並思考自身在群眾社會中的位置，於是揭露「權力」的支配性，及如何壓抑弱勢者的同時，歷史家事實上也成了弱勢者的代言人，而經典的「正典化」過程、非西方世界、屬民文化、婦女、少數民族及其它邊緣族群與邊緣文化論述，均成了新的研究主題。
1 9 9 0 年代後臺灣的史學研究趨向也有部分轉趨這個層面，並重新尋找中國傳統中的這個面向，這個趨勢固有援引西方理論之處，尤其是1 9 8 0 年代初期梁其姿、賴建誠..等人經由翻譯與著作引介入臺灣學界，民初以來的民俗研究傳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臺灣史學界的研究，仍保持著學界清流形象，與上述西方新文化史的批判功能，仍有差異。這也呼應了本文開端所說，近年來臺灣學術界對女性主義、後現代、殖民論述與後殖民論述等議題的探討，總局限在人文學界的某個範圍，甚至來自非學術的文化場域。
整體而言，歷史學自晚清梁啓超「新史學」的呼籲，發展至今，臺灣史學界無論在「新材料」與「新問題」的開拓上，可說貢獻卓著，但是由於輕忽理論或是執著於實質研究，這種著眼於以經驗事實作為學術最後判準，並以「再現」作為歷史的主要功能，使得「史考」成為「再現」歷史過去的最有效方法，這種「以不知為沒有」，使得歷史學介面臨嚴重危機，然而臺灣對這一危機的認知並非來自史學工作者對於自身學科知識的反省，而是來自臺灣對於「後殖民」存在處境的思考，以致回思作為後進、殖民邊陲處境下，自身歷史被書寫而覆述的情境，而對此有所思考，甚且反省動力依舊來自歷史圈外或非學院的文化場域。
在西方學術傳統上，歷史書寫活動並不是佔有很重要地位，這一學科取得重要地位是在十九世紀，而且很快地在「客觀性」遭到質疑後，至今仍未架構出新的典範共識。甚麼是歷史這門學科存在的真實意義，過去的事實即使真的可「還原」或「再現」，像沒有旁白的V8一樣？像不斷翻閱舊時的照片？請問那樣的意義何在？歷史或歷史學真的只要這樣的存在意義？
對歷史後現代一系列批評的基本防線，還是在於人對「何謂真實？」（What is real ？）的認識需求及「自我」與「他者」（the Others）溝通的本能，因為假設所有論述都是建構出來的，那麼何必質疑「它有多真實？」因此後現代史學如果能帶給史學積極性影響，並不在於否定「過去」的存在，何況過去也無法因為人的否定而不存在，而在於認知「歷史」的文本性，透過解構大歷史敘述所潛在的特定思維，而認知事實上是經由認知主體的思維形式及其語言形式來敘述過去以認知現在，並作為未來的行動方針，因此後現代的積極性意義，除了在於探討史學學科建立的知識權力作用之外，更在於對人類歷史思維的深層結構的反思，海登．懷特（ H a y d e nW h i t e）「歐洲十九世紀的歷史敘述」這樣的課題正是這樣的自我體現，[50]就學科而言，方法論的重要就在於隨時回顧學科的本質，以拓展它的邊界，而就歷史思維而言，理解真實人性而非教訓，是「批判」而非「再現」才是史學的精神與史學家的任務。
整體而言，中國近代史學是朝向史學「現代化」方向發展，其間的演變有世界史學的共同背景，也有相對於中國這個歷史文化體的特殊問題與貢獻。就主流趨勢而言，梁啓超在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文化學術議題的基礎上，挾西方「科學」之名開拓了「六經皆史料」，進一步瓦解傳統史學經典權威形象的同時，也擴大了「史料」的範圍，從文獻資料及於一切相關「遺蹟」，這方面的貢獻與成果已是定論，其中王國維（1 8 7 7-1 9 2 7）的「二重證據法」[51]及陳寅恪「以詩文證史」、「由史求史識」最具代表，[52]而顧頡剛「層壘造成的古史說」論點，爭議雖多，但仍有其重要性。
而「史考」使得史學重新獨立為一門新學科的同時，在中國也有著由「經學」、「理學」、「詞章」獨立，並取法西方學科分類模式及研究方法的趨勢，而西方自十九世紀以來「史學」獨立及學科化、專業化的過程中，與其它學科關係這一課題，特別是與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關係，更常是探索的主題。西方史學專業化的同時，「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的歷史敘述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世界史思維，也成為近代中國學人仿效的模式。
西方史學在靠向自然科學的同時，以堅實考證，奠立了學科基礎，然而在進一步「可驗證」及更高的科學規律或發展法則的要求下，史學的相對主義及其不可預測性，使這一歷史思維形式遭到了「科學性」的質疑，而新興社會科學的興起更加劇了歷史學的危機，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除強調「模式」、「過程」及「結構」的研究方法，在當時被認為是更靠近科學之外，同時對於「人」的領域這一共同課題，也侵蝕了原屬歷史的綜合領域，於是早期「歷史世紀」（Age of History）[53]時期的「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學問，並且是其它學問的一種獨特求知模式與方法」艾克頓（Lord Acton, 1 8 3 4-1 9 0 2）式的自信，[54]轉成追問：「歷史是否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其獨特的歷史方法為其它學科所不及？」問題，歷史學似乎有淪入為各類學科作資料整理的危機。
「史學」的危機尚不僅止於此，在科學化風潮之下，「文學」或藝術及想像的領域與「史學」是有距離的，甚至是有意排除的因素，如前述傅斯年對史學不是文章之學的立場， 1 9 2 0 年北大歷史系朱希祖（1 8 7 9-1 9 4 4）就將「社會科學」列為必修科，其宗旨則在：「皆思以文學的歷史，改為科學的史學」[55] 傅斯年所謂整理國故：「是學術上的事，不是文學上的事，國故是材料不是主義。」[56]
蔡元培（1 8 6 7-1 9 4 0）在試圖打通文、理兩科的學科界域時，把一向歸屬文科的歷史學轉屬社會科學，他認為「史學近皆用科學研究法」，所以不能不兼通地質學、地文學和人類學的知識，史學的學科定位自此有了革命性變革。
根據這個看法，蔡元培在重組北大科系時，將全校分為1 4 個系，去除文、理科之名，而將史學系劃歸第五組，與經濟學系、政治學系並列，[57]而被視為是社會科學的一員，正式與中國文學系和哲學系分途發展，此後「文」「史」既分家，又與「哲學」劃界線。可見近代以來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是被定位在社會科學類，這也呼應了近代中國自引進西學，尤其是民國後教育學的發展，大抵是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傾向，因此教育內容大都強調事實描述、資料量化處理所形成的知識，事實上這就是只述「如何」，而不詮釋「為何」的技術性知識，歷史學的發展更在這些影響之下，自不待言。而當代以「後現代」為名的各類新思潮中，歷史敘述的「文本性」及真實與建構的討論，使得歷史學可說是「後有追兵」，懷特甚至明言：
不論將歷史（H i s t o r y）僅視為是「過去」（the past）或是與過去相關的文獻記載、或是經由專業歷史家所考訂出有關過去的「真實歷史」，並不存在一種所謂特別的「歷史方法」去研究「歷史」。[58]
近年來人文科學界中這種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t u r n），使得語言「再現」實在的能力受到質疑。「語言」不再是全然透明，單純地反映所接受的「感覺與料」，它具有社會與文化載體功能，而歷史認知並非史家被動的接受，它同時更是史家心靈力量的展現。[59]實證史學假定只有當證據都搜集完成，才能作進一步的綜合工作，不僅拘限了人的思維能力，而對史料的過分倚賴，及太相信史料的客觀性，也帶給歷史學難以突破的限制，缺乏宏觀視野的同時，也使歷史研究愈形狹隘，因此「基礎研究」成為知識的重大負擔，史學工作者幾乎難以逃開這樣沉重的知識「牢籠」。注釋的多寡和資料掌握多少，似乎是一篇好學術論文的全部，而未必及於內容，學術研討會上多的是指責報告者「少看或少用了甚麼？」而不是「少用了甚麼資料，因此有甚麼問題」！於是我們可以說臺灣史學的研究面臨了空前危機，陳寅恪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60]目前臺灣史學的研究可說是正面臨了這樣的「新問題」，而危機正是來自於對這新問題性質的認識。
伍、結論
自西學東近至今，各個階段均有若干有智之士對「史學」這門學科的危機有所發言，如自梁啓超「新史學」（1 9 0 2）發難以來，各階段「新史學」的呼聲，即使半世紀以來的臺灣史學界，也有多次危機意識，如1 9 6 0 年代，〈史學可走的路〉，及1 9 9 0 年代《新史學》試圖重新定位史學發展方向，及最近黃進興認為中國近代史學面臨了雙重危機，他認為：
一種學問之所以產生危機，大致可歸納為內在與外在兩大因素，所謂內在危機指的是學科知識本身，外在危機則來自無法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導致該學科的價值遭受質疑。[61]
汪榮祖在〈中國文史之學的危機與轉機〉一文中除論述後現代對當前史學的影響之外，也思索歷史學究竟應歸屬「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s）或「人文學科」（Humanities）這一問題。[62]
而這樣的危機意識似乎也來自西洋史的研究社群，甚至來自於最年輕的史學工作者，如1 9 9 8 年夏輔大史研所學生刊物《歷史：理論與文化》創刊號的宣示：
西洋史研究的危機與其說是基礎研究的欠缺，不如說是大部分的研究者誤解了此一危機的性質。換言之，危機的本身即是西洋史研究者以為危機存在於基礎研究的闕如。但在此之下，尚隱藏了更深刻的危機，即歷史研究與現時的脫離。史學無法切合現代人的認知需求。[63]
除明確表明理論對歷史的重要之外，也強調歷史意識的人文主義情懷，最重要的是希望西洋史工作者能對臺灣的中國歷史或本土歷史的研究有所貢獻。借著引介西方學術，達成更新學術內容的目標。[64]這樣的壯志是可感的，也流露出臺灣學術界西洋史工作者思欲突破困境的壓力。
雖然在前文中已提出1 9 5 0 年代至今臺灣歷史學界多方努力與成果，但是若落實在整個學術社群的體制教學工作內思考，則仍覺「長路漫漫」（黃進興語），除了研究者本身的學術視野與時俱增的自我要求之外，目前臺灣各大學現有體制及知識體系的建構，似乎也到了必須突破的時期。
單就學科分類來說，主要是以十九世紀社會科學知識論為前提發展出來的大學體制，如論「史學」學科成立的條件，經由將近兩世紀的發展，除了前述方法學的哲學問題外；近年來，基本上也是針對這種學科分類的可能弊端，有所反省，於是有了一些具體的名稱，例如：科際整合、跨學科，或通識這些名稱及相關內容的討論。就消極面來講，希望消除學科的專業、閉鎖與零碎；就積極意義來說，兩個世紀以來，各別學科在專業分科發展上，已取得相當研究成果，因此嘗試經由學科本質的再整合希望能有新領域的突破；如華勒斯坦《開放社會學科：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及繼年鑑學派的努力而希望能〈超越年鑑學派〉均是，[65] 或是人類學者欲結合歷史學的趨勢，特別是歐洲的人類學界，如克斯汀．海斯翠普（ Kirsten Hastrup ）所編《他者的歷史》（The Others）中顯示人類學界再次思考歷史思維及研究方法的努力。[66]
對於歷史學作為學科科系本身，也希望能有新思維，如以科繫結構來說，文學院這樣的院系分類，甚至是中文、歷史、外文、哲學這樣的科繫結構，在當前的合宜性，甚至對人才的吸取上，應該有更廣泛的空間，例如一位以歷史哲學為專業的人，他可能由於科班的要求，而同時不能在哲學系與歷史系立足，類似這樣的問題。
（資料來源：原刊於臺灣《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4期（總80 期），2001 年11 月，第６－１７頁。林正珍，臺灣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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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劃補助（NSC 89-2411 - H - 0 0 5 - 0 0 5），並宣讀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劃成果發表會》（臺灣南港： 2001 年6 月28-29 日）。
[1] 盧建榮，〈後現代歷史學指南：讓我們重視國內大學歷史教學的版圖〉， 凱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賈士蘅譯（臺北：麥田出版社， 1996 年12 月1 日）。
[2] 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 9 5 0-1 9 8 0）〉，《戰後臺灣的教育與思想》（臺北：東大書局， 1 9 8 3 年1 月），頁2 9-9 9 。楊金榮，〈蕭啟慶教授談四十年來的臺灣史學界〉，《歷史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1 9 8 8 年8 月），頁11 8-120 。
[3] 江若岷，〈十年所思所言〉，《思與言》， 1 8 卷2 期，頁1 4-2 6 。謝雨生，〈早期《思與言》雜誌內容分析〉，《思與言》， 1 8卷5 期（1981 年1 月15 日）。
[4] 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構及其相關論述〉，《興大歷史學報》， 9 期（1999），頁175-197 。
[5]林正珍，〈世界史視野的拓展與當代中國史學〉，《第一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蕩國際研討會》，喜瑪拉雅基金會主辦（2000 年11 月27-29 日）。
[6]許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來的臺灣史學界變遷〉，《新史學九十年》（上、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0）
[7] 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 1949-1999 年〉，《臺大歷史學報》， 24 期（1999），頁329-374 。
[8] 蘇世傑，〈歷史敘述中的蘭克印象：蘭克與臺灣史學的發展〉，《當代》， 163 期，頁48-77 。
[9]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3），頁5 1 4-5 2 0 。許冠三將傅斯年「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一語簡化為「史學本是史料學」，史料學派並非僅止於傅氏，而可泛指民初以來的史學主流傾向。餘英時則將之區分為「史觀學派」、「史料學派」。餘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展望〉，《史學評論》，創刊號（1979）。
[10] 教育部在1 9 5 2 年及1 9 7 3 年，先後將「中國近代史」、「帝俄侵華史」、「中國現代史」列為各大專院校學生必修學科，並設有高額「現代史研究生獎助學金」，使得相當多學者及研究生投入該領域，大量促進了中國近現代史論著的發表，其中包括教科書的編寫出版。
[11] 截至目前為止，臺灣較大規模編撰有關近現代史研究指南及數據彙編計四次。1 9 5 0 年之前，在臺發表有關近代史的論著，多已搜羅在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合編，《中國近代史論叢》（2 輯）（正中）第1 輯1 0 冊（1 9 5 6-），第2 輯8 冊（1 9 5 7-）中。其後，高明士總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第5 冊由古偉瀛、胡平生、李弘祺等負責編撰，《中國史研究指南（五）：近代史、現代史》（聯經， 1990）搜羅了1950 至1985 年間港臺地區的研究成果。胡平生編著，《中國現代史書籍論文資料舉要》（3 冊）（臺北：學生書局， 1 9 9 9-2 0 0 0）及國科會委託人文中心，由高明士總主編，正在進行中的《歷史學門研究成果》亦包括中國近、現代史。
[12] 許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來的臺灣史學界變遷〉，頁251 。
[13] 同上。
[14] 《思與言》系列的主張：〈史學可走的路〉（1 9 6 4）、〈史學的相對觀點〉（1 9 6 5）、〈有感於當代史學〉（1 9 6 5）陳啟雲，〈談歷史研究〉（1 9 6 7）及1 9 7 0 年代的一些會議：〈「二十年來的我國史學的發展」討論會〉（1 9 7 2）、〈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討論會〉（1973）、〈社會科學與歷史學〉，《食貨》， 4 ： 9 ，頁.377-395 ，均反映出這一趨勢。
[15] 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 1949-1999 年〉。
[16] 同上。
[17] 蘇世傑，〈歷史敘述中的蘭克印象：蘭克與臺灣史學的發展〉， 163 期《當代》（2001 年5 月）。
[18] 同上。1 8 8 9 年伯倫漢出版《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後來又在書名上增添了「歷史哲學」四個字，改為《歷史方法論與歷史哲學》（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 1903）。1908 年伯倫漢將此書篇幅由原來的503 頁增加到843 頁，而正是這本教材影響近代中國史學界對「史學」的認知並及於臺灣史學界。
[19] 王琪，〈對蘭克史學觀點的再思考〉，《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 2 卷5 期（1992），頁128 。
[20] 同上。
[21] 所謂「文明史學」是指法國基佐（ Francois Guizot, 1787- 1 8 7 4）、英國巴克爾（ Henry T. Buckle, 1821- 1 8 6 2）及史賓塞（H e r b e r tSpencer, 1820-1903）所主張的實證史學，以探索文明普遍進程作為科學的最終發展。
[22] 餘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展望〉，《史學評論》，第1 期（1979）。
[23] 湯恩比（A. Toynbee, 1889-1 9 7 5），《歷史研究》，陳曉林譯（A Study of History）（臺北：桂冠出版社， 1 9 7 8）；另有一譯本則是鍾建閎所譯， 1953 年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24] 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55），《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陳曉林譯（臺北：華新出版社， 1975）
[25] 臺灣學界這一階段對於「文化型態」學術研究的排斥，與抗戰時期「戰國策學派」論戰的關係，似乎可進一步研究。
[26] 個人在求學階段也常被如此勸說，不要閱讀或做如此形式的研究，以免欠缺專業性。
[27] W.H. Walsh ，《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王任光譯（臺北：幼獅書局， 1980 年2 版）。
[28] 餘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第1 期（1979）。
[29] 如杜維運在〈民國史學與西方史學〉一文中，將「史料學派」稱作「新歷史考據學派」並舉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為其倡導人，並將之由史語所擴及全國。
[30]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上冊（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1998），頁1-41 。
[31] 31 Leopold vom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New York:Bobbs-Merrill, 1973）,p.137 。
[32] 《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北：聯經出版社， 1980 年9 月初版），頁253 。
[33] 《傅斯年全集》，第一冊（臺北：聯經出版社， 1980 年9 月初版）。
[34] 王泛森，〈甚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 8 卷2 期（臺北：新史學， 1 9 9 7 年6月），頁93-132 。
[35] 同上。
[36] 杜維運，〈傅孟真與中國新史學〉，《當代》， 116 期（臺北： 1995 年12 月1 日），頁54-63
[37] 羅賓遜（J.H. Robinson），《新史學》（The New History,1912），何炳松譯（上海： 1924 年7 月商務初版）
[38] 畢爾德（Charles A. Beard），《美國憲法經濟觀》（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何希齊譯（北京：商務， 1 9 4 7版）。
[39] Charles A. Beard, 「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39, no2 (Jan. 1934), p.219-231 。
[40] Charles A. Beard,「That Noble Drea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1(Oct.,1935),p.74-87 。
[41]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超越年鑑學派〉（Beyond Annals）《學科．知識．權力》（Discipline, Knowledge&Power），張馨文譯、許寶強校（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 9 9 6），頁1 6 3-1 7 3 。華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Open the Social Sciences），劉鋒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6）。
[42] 同上。
[43] 引自卡耳（E. H. Carr），《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王任光譯（臺北：幼獅書局， 1998 年版），頁3 。
[44]August Comte, A Discourse on the Positive Spirit,（London: Willian Reeves, 1903）, p.21 。
[45]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p.82 。
[46] 盛寧，《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臺北：揚智出版社， 1995）。
[47]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無出版年），頁3 。
[48]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1）。
[49] 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的發展歷經了世紀初對傳統以「政治史」為導向的反動後，在六○年代開啟了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熱潮。
[5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51] 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來燻閣影印， 1935）。
[52]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
[53] Herbert Butterfield 甚至使用「歷史革命」（Historical Revolution）一語。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p.VIII-XI.
[54] Hebert Butterfild , Man on his past ： The study of the hi s t o 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 a m b r i d g 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p . 1 9 7 ；轉引自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6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1997），頁273 。
[55]朱希祖，〈北京大學史學系過去之略史與將來之希望〉，北京大學三十一周年紀念刊（北京：國立北京大學三十一周年紀念會宣傳股編印， 1929），頁70-71 。
[56]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傅斯年全集》（四），頁211 。
[57]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自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 9 8 5），頁1 4-1 5 ；另可參考劉龍心，〈現代中國史學之學院化與學科獨立意識的建立——以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為中心之研究（1917-1927）〉的論述。
[58] Hayden White,「New Historicism ： a Comment,」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p.295 。
[59] G e o rg G. Iggers,「The Linguistic Turn: The End of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Wesl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8-133 。
[60]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頁236 。
[61]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6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1997）頁263 。
[62]汪榮祖，〈中國文史之學的危機與轉機〉，《中國歷史學會會訊》， 66 期（7/9.2000）。
[63] 《發刊詞》，《歷史：理論與文化》創刊號（臺北：輔仁大學， 1998）。
[64]同上。
[65]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超越年鑑學派〉，頁163-173 。
[66]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編，《他者的歷史》，賈士蘅譯（臺北：麥田，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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