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1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繼續呈現繁榮景象。各子學科均有不同程度的進展和突破。晚清史研究無論是在領域的拓展上還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進；民國政治史的研究也因若干新史料的出現而引發了新一輪的熱潮；革命史與民國史的學科壁壘正被打破，出現了貫通研究的趨向；社會史繼續保持著蓬勃發展的勢頭，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幾無遺漏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中；中外關係史中的不平等條約研究與戰時外交研究，成果豐富且有所創新。此外，經濟史、思想史與史學理論研究均有若干學術亮點，新興的臺灣史研究也展現出穩步發展的勢頭。
一、史學理論
史學理論研究在如下三個方面頗有進展。
1.關於唯物史觀對近代史研究的指導作用
如何看待唯物史觀對近代史研究指導的問題繼續引起學界關注。朱佳木指出，對攻擊唯物史觀的思潮言論應進行科學分析和有說服力的批判，不能視而不見；在捍衛唯物史觀的科學體系和基本原理的同時，應注意發現和彌補唯物史觀理論上的不足，並結合新的實踐，對這一理論進行豐富和發展。①張海鵬認為，「有遠見的歷史學者在注意吸收各種有價值的西方史學理論的時候，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世界觀」。②李文海指出，當前的歷史研究對唯物史觀有兩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現象，一是用不屑一顧的態度予以排斥；二是將唯物史觀作為史學論著中空洞的標籤，而不是分析歷史進程的有力工具。③李振宏認為，馬克思主義學派一方面需要在和其他學派的爭鳴中得到發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內部不同學派的爭鳴中煥發活力。④
關於中國歷史發展路徑，侯旭東提出，20世紀以來用「專制主義」稱述中國歷史上的帝制政治制度，是西方人對東方的偏見，是西方學術外鑠和中國人「自我東方化」的結果，中國兩千餘年的皇權制度並非專制制度。⑤黃敏蘭等提出質疑，指出「中國古代專制說」既有深厚的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為基礎，也經過眾多學者長期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國歷史的特徵。接受和傳播「中國古代專制說」並非中國人的「自我東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以此作為深入認識中國社會的概念工具。⑥
對於階級鬥爭理論在唯物史觀中的地位，學術界的認識存在分歧。王也揚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源流及歷史實踐作了深入考證。他指出，生產力、生產關係與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等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裡面有著必然的聯繫，階級鬥爭學說確是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人為地將階級鬥爭從唯物史觀中「摘」出去，是改革開放之初理論上的一種權宜之計。王也揚還撰文探討了「兩類矛盾說」，指出「兩類矛盾說」實際上屬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體系，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同的，所以應該停止使用這個舊理論範疇。⑦
2.關於近代史研究的理論體系
中國近代史的理論體系問題，學術界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曾有過兩次大規模討論，這兩次學術爭鳴大大推進了中國近代史學科建設。此後討論一度沉寂。2010年來，一些學者重新關注中國近代史理論體系的建構，做出新的探討。
（1）中國近代史的斷代與分期。近年來，近代史學界多傾向於將1840—1949年的百餘年歷史進程前後貫通，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對象。房德鄰贊成這一分期，同時指出，1919年五四運動並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應以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為界標，將中國近代史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姜濤認為，近代是相對的，近代史活的靈魂就是「近」，根本不必拘泥於1840—1919年或1840—1949年的上下限劃分。近代史的下限應該後延，在目前至少應當包括整個清史、中華民國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一部分。⑧
（2）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範式」問題。近年來，有關革命史範式與現代化範式之爭，受到學界較多關注。步平指出，從現代化的角度關注中國社會，與從革命的角度分析中國社會，在理論架構方面雖然有所不同，但兩者並不是對立與排斥的關係。⑨鄭師渠指出，引進「範式」固然有助於開闊視野，但若刻意強調整齊劃一的範式，卻難免簡單化。近代史教材編寫要超越範式之爭，向通史的本義回歸，縱向上要能體現一以貫之的歷史發展脈絡，橫向上要能體現近代中國社會各主要板塊間的有機互動與綜合發展。⑩
夏明方將既有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致概括為革命史、現代化、後現代三種範式。現代化範式和後現代範式都屬於後革命範式，但兩者之間亦處於對立狀態。後現代範式對規律確定性的抵制、對啟蒙與進步的質疑、對民族國家的解構、對過去或傳統的懷念、對差異和邊緣的關注，體現了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引起的批判和反思。（11）
趙慶雲對革命史範式的標誌性概念「三次革命高潮」作了較深入的解析。他認為，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想基礎。「三次革命高潮論」不但將近代史事系統化，並予以規範解釋，更為重要的是，它引導了一種著重中國本土因素、關注下層民眾的研究傾向。這無疑有異於1949年前以中外關係為中心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模式。（12）
（3）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取向問題。美國學者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在中國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李學智指出，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弱化乃至否認近代西方世界與中國之間存在的重要差異，否認西方列強的侵略對近代中國所造成的衝擊，模糊甚至混淆了晚清中國的改革與此前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區別，難以成立。（13）虞和平則指出，近年來經過熱烈討論，外因、內因結合論已成學界的基本共識，即使有傾向於「衝擊反應論」者，也認為內因在起作用，反應是外因和內因結合的結果。（14）
3.關於近代史研究的治學方法
理論方法對於推動研究深入無疑極為重要，但過於依賴某種理論又容易導致偏蔽甚至歪曲歷史。馬敏認為，借鑑、運用西方的理論來分析中國近代的社會組織，必須防止食洋不化。理想的做法是直接從中國歷史本身抽象、提煉概念，從而真正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如「紳商」，便是從文獻中直接抽繹出的概念。（15）
不少學者注意到學科分割的弊端，強調貫通的重要性，呼籲打破近代史研究中的森嚴壁壘，融合學科界限。（16）桑兵強調，「通」是中外史學共同推崇的至高境界，研究領域過於偏狹和整體史的嚴重缺失，已經成為制約史學發展的瓶頸癥結。中國近現代史的「通」，既要貫通古今中外，還應溝通各門各類。（17）行龍指出，近代社會史研究要力戒「碎片化」，而要真正擺脫「碎片化」的境地，必須回到總體史的路子上來，正確地理解和把握總體史。（18）
楊奎松探討了近代史研究中的人性問題。他指出，研究歷史需要人性視角，不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農民、精英和民眾、敵人和友人、外族和本族、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還必須注意到他們作為人的共性之所在，並基於對人類共性的理解，對研究對象抱以歷史的同情態度，才能避免做出過於武斷和片面的判斷。（19）
二、晚清政治史
2009—2011年這三年適值晚清發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諸如義和團運動110周年，辛亥革命爆發100周年和太平天國金田起義160周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在這三年裡表現出了明顯的「歷史周年意識」。
這首先表現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上，它成為三年中最大熱點。學術界舉辦了一系列學術會議，並出版了大量有關辛亥革命的專著、論文和文獻資料。不少人主張將辛亥革命放在更長的時段和更廣闊的視野中加以考察。章開沅頗有代表性地提出三個100年的觀點，即總結辛亥革命前100年的中國和世界的狀況，考察辛亥革命後100年來中國和世界的變化，展望今後100年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和人類所遇到問題。在此宏觀背景下，重新看待和評價百年前的辛亥革命。（20）針對近年出現的一些否定辛亥革命的論點，金衝及指出，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統治集團對外一味屈從，其政治腐敗已到無可救藥的地步，最終為民眾所共棄。那種一相情願地認為，如果讓清朝政府穩步地有秩序地進行改革，中國的現代化將會來得更快些的說法，只是紙上文章，不當不實。（21）
熱潮之中，研究者仍能固守學術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對於辛亥時期革命與改良之間的關係，許多學者不再將兩者絕對對立起來，認為革命與改良並不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對立選擇，革命派和立憲派都是要在中國建立起近代民主政體，要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只是在實現的手段上存有分歧。對於辛亥革命所宣傳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所進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既有學者撰文肯定它在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認為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各族人民從族類、王朝認同到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根本轉變」，「是中華民族歷史融合的新起點；辛亥革命開闢了中國歷史上實現民族融合、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新階段」。（22）也有學者指出，辛亥時期中國知識界的民族國家認同觀念並非一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啓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在關於滿漢關係問題上的看法和見解各有正確和謬誤之處。（23）
研究者對義和團時期張之洞的動向及其有無帝王思想展開了爭論。孔祥吉根據日本史學界新發現的宇都宮太郎日記及考察張之洞的活動，認為庚子年張之洞在內心深處存在獨立稱王思想。（24）李細珠和戴海斌則撰文提出商榷意見，認為張之洞庚子年的活動不足以證明其有謀異動的野心，所謂張之洞「帝王夢」之說難以成立。（25）
有關戊戌史事的研究也相當深入。孔祥吉與村田雄二郎的研究指出，光緒帝任命黃遵憲為駐日公使的直接原因並非維新派的推薦，而是日本方面的主動邀請，並指出此舉引發了光緒帝親自書寫上諭、國書，並派要員與日本公使聯絡，試圖聯合日本，大舉新政，以此來尋求變法的出路。（26）馬忠文利用梁肩超若干未刊書札，就戊戌時期李盛鐸與康、梁之間的關係做了有價值的補正。（27）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一書，就《我史》從甲午（1894年）至戊戌（1898年）的5年記錄，逐條進行釐訂，鑑別真偽，重建史實，並對康有為作偽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澄清了以往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28）茅海建還就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的動向推出5篇專題論文，深化了張之洞與戊戌年間政局的研究。（29）
2011年，《近代史研究》發表了3篇與太平天國時期歷史有關的頗有分量的論文。吳善中認為，太平天國既然一直將公共擁有的倉庫稱為「聖庫」，那麼，將公共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制度稱為「聖庫制度」，是可以成立的。《天朝田畝制度》中的「國庫」就是「聖庫」。過去學者提出的聖庫制度是一種「軍事共產主義式的分配製度」仍是說得通的。以往學界多從拜上帝會信仰上帝為獨一真神、反對偶像崇拜角度，對太平天國毀廟事件的性質和淵源進行解釋，唐曉濤轉而依據實地調查及對各類官私文獻從地方歷史背景進行重新解讀，說明太平天國的發生發展有其更為複雜的地方歷史背景。崔岷對太平天國時期山東團練的興辦及致亂之由做了考察，指出引發團練與官府間激烈衝突的原因，除紳民自身利益訴求和反抗官府盤剝的動機外，清廷的團費自籌與「督辦團練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對州縣官的制約也是誘發原因。（30）
過去3年中，晚清史研究的重心明顯由關注革命轉向關注清朝政府，從而大大地拓展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領域。這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加強了對清政府統治政策的研究。例如，孫宏年、許廣智和趙君、徐君等撰文，就清朝政府的治藏政策做了深入探討。（31）蘇全有發表系列論文，具體論述清政府對輿論和軍隊控制，以及在應對諸如丁未黃岡起義、長沙搶米風潮和武昌起義等危機上的失策。（32）李細珠和王敏分別探討了清政府在應對長沙起義和「蘇報案」問題上的失策。（33）崔志海則探討了清政府在對付康梁維新派和國內立憲派政策上的失誤及對清朝統治的影響。（34）
其二，加強了晚清滿漢關係史研究。《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集中發表了8篇與滿漢關係有關的論文。其中，黃興濤《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一文，從中國認同角度，對美國部分新清史學者片面強調中國與大清始終為兩回事的觀點提出質疑，強調不能把「滿人特性」和「中國特性」簡單地對立起來。劉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關係——以商鋪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清代北京內城商鋪為切入點，就旗民關係的變化作了考察。姜濤《關於太平天國的「反滿」問題》一文，從太平天國「反滿」的綱領性文件、攻佔南京後對旗人的屠戮以及後期「反滿」政策的轉變等三方面對太平天國的「反滿」問題進行了考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主編的《清代滿漢關係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共收錄41篇論文，涉及有清一代不同時期滿漢關係的各個側面，是國內學術界有關清代滿漢關係的第一部學術論集。李細珠對1907年慈禧太后化除滿漢畛域懿旨出臺的背景，官紳奏議討論的問題及其應對之策，以及清廷滿漢政策的新變化做了具體考察。（35）
其三，加強了對清廷的研究。如崔志海分別從內政和外交維度，對清末十年清廷朝政的變化做了具體考察。《美國政府對新政伊始清廷朝政的觀察和反應》具體揭示1901—1905年間清廷權力結構的變化、改革和保守勢力的消長、清廷與列強關係的改變。《攝政王載灃驅袁事件再研究》一文指出，載灃驅袁事件既是清廷內部的一場權力鬥爭，同時也受國際因素的影響。在載灃驅袁權力鬥爭的歷史背後，浮現出日、美兩國較量的影子。（36）此外，學者們還就光緒死因問題展開熱烈討論。鍾裡滿、戴逸、崔志海等根據現代儀器在光緒帝頭髮中發現的大量砒霜，並結合相關檔案和文獻資料，認為光緒帝並非正常病死，而是被人謀害、砒霜中毒而死。（37）朱金甫、王開璽等學者則根據宮中光緒皇帝脈案資料，依然堅持光緒皇帝為正常病死，認為謀害說尚有諸多不可信性。（38）
其四，加強了晚清制度史的研究。制度史研究涉及諸多領域，成果相當豐富。首先，在晚清官制方面，楊國強、劉偉、歐陽躍峰等學者對晚清捐納和保舉的選官任用制度在鹹同兩朝盛行的背景、狀況及對吏治的影響和利弊得失等進行了探討。（39）關曉紅對晚清局所的產生與改造、清末官制改革與行政經費、晚清直省公費與吏治整頓之間的關係，以及清季外官改制的試辦與實質、成效與困境，清季府廳州縣改制的成效和意義等，做了系列的深入考察。（40）此外，李文杰對總理衙門章京考試的要求、程序、內容、效果、特點以及該考試在40年間的演變等所做的考論，有助於揭示晚清時期「隱持」外交權力的龐大中層官員的來源和素質。（41）
在晚清財政制度方面，晏愛紅就清代中期關於漕糧加賦的三次政策辯論做了考察，指出鹹豐以降，原來恪守的不加賦祖制被打開缺口，此一改變揭示了太平軍興前後中國社會的巨變。（42）倪玉平對鹹豐初年江浙漕糧海運中的省際矛盾做了考察和分析，說明無論是中央集權體制，還是督撫權重格局，區域集團利益始終存在。（43）周育民對晚清鴉片釐金起源和各省稅率沿革作了系統論述。（44）
在科舉制和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徐毅對晚清科舉經費從「福利教育」到「繳費教育」的轉變過程做了考察，認為晚清地方政府對於科舉經費的籌支活動，既維持了科舉制的運作，又推動了科舉制的廢除，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45）關曉紅就清末立停科舉制過程及其後果做了重新考察，指出清政府採取斷然措施終結科舉制，遺留了諸多問題。（46）汪婉以直隸為例，對晚清查學和視學制度做了深入考察，指出近代中國地方視學制度雖源於歐美、日本，但省視學的職權範圍又超出監督的一般定義，體現了清政府試圖通過地方視學加強中央對地方教育控制的目的。（47）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領域，陳兆肆考察了清代自新所的演變，認為清代自新所的流變說明「晚清獄制轉型並非僅為西方新式獄制的簡單移植」。（48）黃鴻山對晚清洗心局、遷善局做了考察，指出它們不同於偏重於生活救助的傳統慈善事業，同時注重思想改造，對後來的刑獄制度改革產生深遠影響。（49）謝蔚對晚清刑部皂役收入變化及影響做了專門研究，指出皂役收入的多寡和構成直接影響清代基層行政的運作，晚清皂役以權謀私的普遍化，既有人事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弊端。，（50）史新恆對清末提法使的設立過程及其在晚清官制和法制改革中的意義做了比較系統的考察。（51）研究者還對清代獨子兼祧制度、清代地方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和途徑、婦女地位等進行了專題性探討。（52）
三、民國政治史
歷經40年，民國政治史研究已從當初如履薄冰的「險學」發展成為「顯學」。36卷本《中華民國史》整體出版體現了致力於民國史研究的幾代學人鍥而不捨、精益求精的學術追求。（53）隨著民國政治核心人物日記與檔案資料的開放，以政治人物與事件為重心的傳統政治史重新煥發青春；同時，在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新視野與新方法的衝擊下，跨學科成果不斷湧現。
對於民初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更加關注轉型期政治規範的確立，同時開始關注地方的政治博弈。民初政黨試驗是中國政黨成長的原點，王建華《夭折的合法反對：民初政黨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以1912年至1913年間合法政黨的生成與實踐為線索，分析了政黨應對現代國家建設的困境及其對制度成長的影響。熊秋良《移植與嬗變：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國會選舉制度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主要以第一、二屆國會選舉為考察對象，通過對選舉思想的演進、二次國會選舉的法律文本的解讀、選舉動員與民眾的參與、投票行為、選舉舞弊現象、選舉訴訟、政黨與選舉的關係等方面的系統研究，揭示國人選舉觀念的嬗變，並對中國近代早期選舉制度進行了反思。
劉宗靈以民初江西民政長事件為中心分析了當時江西政治舞臺各方的利益博弈。指出，以前多將此事件放在反袁「二次革命」序列中來認知，但事實上，無論是關於軍民分治之爭，還是關於民政長簡任或民選之爭，都潛伏著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爭鬥。（54）何文平通過分析民國初年廣東地方精英對廣東軍政府社會改造的抵制，指出地方精英的抵制並非完全出於知識新舊之爭，實則是對革命黨人政治排擠的一種反抗。革命黨人防範「舊」精英，排擠新知識階層，使變革缺少社會基礎，廣東軍政府推動社會變革的艱難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會基礎之薄弱與策略失誤。（55）
對於北洋政府的研究也更為客觀。楊天宏對善後會議進行了重新考察，指出善後會議並不是旨在對抗國民會議而在各軍閥之間進行「政治分贓」的會議，而是企圖通過會議協商方式謀求國家統一的艱難嘗試。其性質偏重戰爭善後問題解決，與涉及國體建設的國民會議並不構成衝突。但是，善後會議的人員構成及企圖由善後會議制定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條例的做法，激起國民黨方面的抵制，同時參會的地方實力派目的各不相同，通過會議實現「和平統一」只能是空想。（56）
北洋時期軍人幹政已成常態，但內閣作為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仍是軍閥競相角逐的對象。魯衛東對內閣閣員群體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網絡進行了分析，指出地域、同學、親屬關係等都是影響內閣群體構成的重要因素。這表明中國在由封建王朝向近代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傳統社會關係對現實政治具有深刻影響。（57）譚群玉則對南方軍政府作出頗具新意的研究。以往通常把護法軍政府改組及孫中山大元帥職位被取消，看作西南武力派壓迫並戰勝護法國會的典型事例。實際上，在護法國會內部、武力派內部及國會與武力派的不同派系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關係。正是在這種複雜關係中，貌似弱勢的國會議員有可能利用各種矛盾，推動自己的主張。將西南武力派納入軍政府，將西南統一機構的建立和選舉納入法律軌道，恰恰是軍政府改組的成功之處。（58）
1931年蔣介石囚禁胡漢民的「湯山事件」引起了國民黨內寧、粵兩派勢力的激烈對峙。金以林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將眾多當事人秘藏數十年的日記、秘密往來文電，與早先公開發表的派系論戰文字和事後憶述資料相互印證，使得長期以來許多真假難辨的傳聞得以澄清，史實得以相當清晰地呈現出來，可稱探究國民黨高層派系政治內幕的力作。劉大禹認為，1930年代初期的寧粵對峙與和解不僅是個人權力之爭與派系政治之爭，也體現了不同的政治態度之爭，同時與制度變遷存在關聯。粵方試圖回歸以黨權控制軍權的制衡模式。九一八事變後寧粵雙方作出和解舉動，蔣介石放棄集大權於一身的願望，同時國民政府實施責任內閣制，集權於黨，軍權與黨權、行政權分離，國家政治局面趨於穩定。（59）
近年來，蔣介石的歷史形象由過去的神、鬼兩極化臉譜，逐漸向「凡人」形象演化。蔣在其政治生涯中有著複雜多面的人際關係，人際網絡在其執政過程中起著或隱或顯的重要作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60）一書集海峽兩岸的民國史學者，共同探討蔣氏在政治、黨派、軍事、親緣、愛情、地緣等方面的人際關係，深度解析蔣的為人處世與精神世界，努力形塑更接近歷史真實的蔣介石。
長期以來，民國政治史主要以統治階級為研究對象，與革命史研究領域的區隔日深。近些年來，一批學者致力於打通這兩個領域，拓寬視野，兼採優長，取得不俗成果。楊奎松指出：蔣介石在中條山戰役即將發生之際，要求中共配合作戰，並非「一石二鳥之策」，而是在非常被動情況下的無奈舉措。中共應對中條山戰役的策略並非針對所謂蔣介石的「激將法」，而是毛澤東一貫軍事鬥爭思想的體現，和他堅持革命功利主義的一貫風格所致。（61）鄧野依據時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日記，深入分析了1936年2月紅軍東徵事件所引發的閻錫山與中共軍隊、中央軍、華北日軍、陝西張學良部隊以及河北宋哲元部隊等五種政治勢力之間的激烈較量，深刻揭示了民國政治的內在底蘊與邏輯。（62）黃道炫將1934年秋紅軍長徵初期的行動，放在與蔣介石、粵系相互博弈場景中加以「還原」，指出：中央蘇區主力紅軍的長徵是一場準備堪稱周密的軍事行動，其中中共對粵系的爭取、利用尤為重要。事實上，寧粵及中共多方面構成的贛南獨特政治地理不僅對長徵，而且對整個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發展都有重要影響。而在中共順利突圍的背後，亦可見蔣介石將「追剿」紅軍、抗日準備與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結合的心機。（63）
國民黨政權處理社會問題的態度方式體現了其階級屬性和政治路線，從社會史視角切入研究這類問題，頗具新意。比如，1927—1928年間標榜民眾革命的國民黨在各地發起商民運動，起初試圖以中小商人組織的商民協會改造並取代由大商人組成的商會，朱英對這一曲折的過程進行了梳理，發現國民黨中央對待商會的態度逐漸溫和，1928年7月頒布的民眾團體組織原則中承認商民協會和商會同時存在，體現了國民黨政權從革命向保守的轉變。（64）中央政策影響到地方政治。北平市黨部領導的商民協會積極發展民眾運動，而商會則與地方軍政當局關係密切。齊春風研究了1928—1929年北平商民協會和商會的衝突，認為這一個案反映了國民黨內部新舊派之間，黨、政機構之間的路線之爭。舊派和政府部門，甚至包括國民黨中央，希望維護社會穩定，限制乃至反對民眾運動，而新派和地方黨部則希望通過民眾運動來進行社會改造。（65）關於勞資關係，田彤指出，南京政府意圖用「勞資合作」的方式消弭階級鬥爭，把帝國主義視為國內勞資矛盾的根本原因，把勞資糾紛轉化為民族主義情緒。這使國民黨政權失去了階級基礎，既不能獲得勞工階層的認同，資產階級也因其「節制資本」的政策而心有疑慮。與此同時，左翼力量不斷宣傳「階級鬥爭」的理念，勞資矛盾嚴酷的現實與國民黨空洞的話語形成鮮明對比，將工人群體推向了共產黨一邊。（66）
南京政府初期的反迷信運動也反映出同樣的結構性黨、政機構衝突。付海晏對1929年北平黨部搶佔鐵山寺改為學校造成的廟產糾紛一案進行了分析，指出這固然繼承了晚清以來激進派一以貫之的「廟產興學」主張，更體現了南京政府初期政府和地方黨部的不同政治意圖，前者試圖完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近代國家的框架內管理宗教，而後者則從革命的意識形態出發，以「反迷信」為理由壓制宗教。（67）沙青青通過1931年高郵「打城隍」風潮的個案研究也說明了國民黨基層黨、政機構的權力機制和結構性衝突。國民黨基層黨部發動的這場針對傳統民間信仰的活動，含有與代表既有政治勢力的縣政府爭奪權力資源的意圖。基層黨部脫離民意基礎，受到民眾的排斥反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國民黨政權社會動員的無力和無效。（68）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佟德元分析了東北易職後東北政務委員會與南京政府之間圍繞人事權、財權、鐵路管理權和華北軍權等問題的博弈。他指出：以中原大戰為轉折點，東北政務委員會的政治空間急劇膨脹，其實際控制力和影響力擴展到華北四省，這對民國政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69）羅敏考察了蔣介石1936年解決與中央對立的兩廣地方實力派的過程，指出：蔣所運用的手段沒有超出中國傳統政治術之羈縻反側的範疇，對粵施以離間分化與策反收買，對桂則恩威並施，在優勢武力的震懾下，以人事、地盤與金錢三者加以籠絡與利誘。雙方的和解是建立在利益交換基礎上的形式上的統一，並未如論者所謂從此奠定了雙方合作基礎。（70）
研究者在引入人類學和新文化史方法後，開始注意到國民黨政權對政治文化構建的努力。陳蘊茜研究國民黨如何在時間（各種紀念日和紀念周儀式）和空間（紀念堂和公園等）中構建起一套以孫中山為核心的儀式、象徵和記憶。她認為，孫中山崇拜既是帝制國家傳統個人崇拜的延續，又摻入了大量近代構建個人崇拜的技術，由此來達到加強凝聚力、為國民黨政權提供合法性等政治目的。（71）李恭忠則細緻入微地考察了中山陵的設計建築過程及其政治和文化意義，他把圍繞中山陵建構起的孫中山崇拜理解為國民黨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這一崇拜具有權威自命、內涵僵固、形式空洞三個鮮明特徵。（72）
對於歷史闡釋的話語權，研究者從歷史記憶的形成與發展的視角進行了考察。這方面，有關「辛亥記憶」的成果尤為豐富。劉偉等著《政府、黨派的辛亥革命紀念》、朱英等著《民間社會對辛亥革命的記憶與詮釋》、陳蘊茜等著《紀念空間與辛亥革命百年記憶》、何卓恩等著《歷史學者對辛亥革命的研究與詮釋》，對民國以來各政府、各黨派、各社會階層及學術界對辛亥革命的詮釋，以及鑄造歷史記憶的各種形式作了迄今最為系統的考察。（73）
對「革命」話語的強調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特徵之一。王奇生從一個新穎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革命」與「反革命」的意識形態之爭。北伐期間，武漢國民政府制訂了《反革命罪條例》，以「反革命」罪名起訴北軍被俘將領，這是近代史上「反革命」首次被寫入刑法。他進一步分析了「反革命罪」從蘇俄緣起、通過左翼知識分子和俄國顧問進入中國政治話語的脈絡，以及「反革命罪」在使用過程中的任意專斷性。（74）
四、中國革命史
2009—2011年的中國革命史研究，既在實證研究上多有進展，同時，革命史研究與社會經濟研究的結合也在進一步展開。
楊天宏考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員身份認同問題的由來及國共雙方對策。中共按照共產國際指示，堅持獨立性原則，在國民黨內從事黨團活動；國民黨反制性地對中共實施「黨內」約束，兩黨矛盾日漸激化。共產國際既命令中共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又要求中共在國民黨內保持政治及組織獨立性，這種內含矛盾且極具操作難度的決策，是兩黨關係最終破裂的因素之一。（75）
中國早期共產黨人對於國家形態有著怎樣的設計和預期？於化民依據李大釗等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論著對此作了系統梳理，指出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系統地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原則，論證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確定了中國革命的總體方向和長遠目標。雖然他們關於國家問題的論述還存在著某些不足，但由他們確立的觀察國家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他們提出的全新的國家理念，以及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觀點，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認識和解決國家問題的進程。（76）
既有的革命史敘述中，虞洽卿一貫被看做是「買辦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馮筱才通過考察1926—1927年虞洽卿等人的政治動向，研究了商人主動參與政治等問題。他指出，北伐前後，中共在上海曾與虞洽卿等商人有過密切聯繫，上海三次工人武裝暴動即在此背景下展開，虞洽卿曾被視為「資產階級左派」代表人物。不過，虞與中共的合作主要仍在國民黨的框架中進行。中共彈性運用了「階級分析」來解釋其利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失敗，為黨內反對派提供了批判依據，影響到後來路線政策的走向。（77）
張宏卿、肖文燕對1927年國共分途之後的革命起源作了分析，認為在當時革命處於危機的背景下，一批中小知識分子把誕生於城市的革命引向「鄉下」，開啟了革命的新路徑。中央蘇區區域社會革命的產生，有賴於中小知識分子群體的努力，而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地轉入鄉村得益於他們這樣一些特質：地方性素質是其從未中斷過的鄉村「臍帶」，外部活動是其革命思想產生的「催化劑」，革命的職業化、基層化是其獲得民眾認同的最佳路徑。（78）何友良對中央蘇區革命中的地方領導群體進行了研究，指出在革命展開過程中特別是在清一色的階級政策下，地方領導群體在土地分配、階級路線和發展目標等核心問題上，其自身特有的社會文化條件及行事方式必將遭遇困境和挑戰。他們在革命源起時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地方文化、社會條件等優勢逐漸失去功用，一些人甚至成為革命的對象。地方領導者的境遇說明，革命是一個艱難複雜的問題，人們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才能找到合適的道路。（79）
減租減息是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土地政策。張瑋考察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借貸關係，指出晉西北的減息並非一帆風順，債權人與負債人圍繞減息交息展開激烈鬥爭，借貸關係則因雙方利益爭奪及中共限制或取締高利貸政策陷於停滯。中共為活躍農村金融，創設農民之間互助借貸，「互借」部分解決了農民生活及經濟建設困難。中共又以西北農民銀行為中心舉辦政策性優惠農貸，建立促進農民借貸的合作社，以此作為活躍鄉村借貸和通融農業資金的主要手段。（80）王士花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個案，從減租減息政策的推行過程考察中共動員農民的策略方針、方式、步驟及其中出現的問題，分析民眾動員的程度與各地貫徹減租減息政策成果的相互作用。她認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與群眾運動相輔相成，二者互為促進，相互影響。（81）
中共歷史上每一次政治運動在農村的推行，往往都伴隨著工作隊下鄉。李裡峰探討了華北土改運動中工作隊的角色特徵、權力屬性及其與村莊社區的互動，將其視為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的新型中介機制和國家權力的非常規運作機制。工作隊與擁有「地方性知識」的基層政治精英之間，存在著普遍的矛盾。工作隊的介入改變了村莊社區的權力結構，重塑了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係，幫助黨和國家實現了民眾動員、精英監控、資源汲取、鄉村治理的目標，但又破壞了科層化黨政機構的日常運作，使運動式鄉村治理模式難以長期維繫。（82）
解放區的土改政策經歷了「溫和—激進—糾偏」反覆調整的過程。學術界普遍認為這種反覆是共產黨的「政治謀略」或為了適應「革命形勢」採取的。張樹煥通過考察當時中國土地佔有的實際狀況、中央所在地與地方根據地客觀狀況的不同、動員群眾與統一戰線的關係等情況，指出土地改革政策反覆調整的原因比較複雜。將南方土地分布狀況作為北方土改的理論依據，導致了中共中央土改由溫和日益走向激進；而北方許多地方土地分布較均衡的客觀現實，又促使中共中央對激進的土改行為進行糾正。（83）
1946年7月的「安平事件」，是中共軍隊與美軍之間的第一次武裝衝突。楊奎松指出，這次衝突正值馬歇爾調處遭遇困難之際，必須求得國共雙方配合的馬歇爾，被迫對這一造成美軍十餘名官兵死傷的嚴重事件採取了大事化小的處理方法。但是，美國政府隨後不顧中共的強烈反對，向國民政府轉售戰時剩餘物資，加速了國共關係的破裂。安平事件的調查工作也因此備受影響，最終美、國、共各執一詞，事實真相反而被遮蔽。（84）「臨清事件」是1948年10月華北解放區因公營商店搶購棉花導致的一次漲價風潮。劉一皋對事件的來龍去脈作了細緻研究，認為：在事件中，基層幹部、中層領導乃至最高層決策者，都需要在現實客觀條件和方針政策導向之間進行判斷與選擇，要從認識上達到兩者平衡相當困難。對臨清事件的認識導向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歷史真實，強調在新國家中國營商業的領導地位和行政幹預的必要性，以及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特別是私人商業資本的危險性，成為九月會議前後中共中央認識發展的公開表述。（85）
張永以訴苦會為中心考察解放戰爭中新式整軍運動的開展和效果，認為中共軍隊在解放戰爭中取勝的根本原因，在於解放軍是有信仰的軍隊。大批解放軍戰士獲得這種信仰的有效形式是以訴苦會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在改造數百萬俘虜兵的過程中，這一形式的效果尤為顯著。新式整軍運動大致是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是群眾心理的有組織的爆發。（86）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以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為切入點，呈現了蘇維埃運動由盛而衰巨大轉折階段的歷史面貌。針對將土地革命與地權集中必然聯繫的習慣做法，該書全面分析了土地革命的源流和贛南閩西成為中央蘇區的多重因素，闡述了資源陷阱下中共應對的進退失據，探討了蘇維埃革命的歷史制約。
五、近代中外關係史
1.不平等條約與外交體系
近代不平等條約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的重要內容，李育民主編的「中外條約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分別對條約制度、條約關係、國際公約、特權制度、領水主權、條約與貿易衝突、條約與基督教及醫療事業、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彌補了以往條約研究中的種種缺失和不足。（87）不平等條約研究雖成果豐富，但對不平等條約的評判標準一直未有系統討論。侯中軍對此進行了比較細緻的研究，提出了評判標準，並得出近代中國籤訂了343個不平等條約的判斷。（88）
不平等條約的修訂與廢除問題繼續為學界所關注。唐啟華指出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是貫穿清末、北洋、南京國民政府的一致目標，北洋末期融合修約、廢約之長，發展出「到期修改，期滿作廢」的可行策略，成為日後改訂新約的重要依據。（89）李育民考察了晚清改進、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嘗試，認為清政府的努力最終收效甚微，其所背負的沉重傳統包袱，限制了自身的思路和行為。（90）
關於清朝外交體制，曹雯提出了「藩封體制」的概念，以有別於學界所普遍使用的「宗藩體制」或海外所使用的「朝貢體制」。（91）權赫秀強調，一個外交兩種體制，是晚清時期在朝貢關係體制的中心與邊緣都普遍存在的一個客觀現象和事實，本質上則可以說是晚清對外關係近代轉型過程中所出現的過渡性現象。（92）孫豔姝認為，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的五十多年間，中朝間的朝貢關係並未因列強入侵和兩國國內動蕩而中斷，甚至一度「迴光返照」，這極大地凸顯了晚清東亞國際秩序變遷的錯綜複雜性。（93）孫昉認為，中國和朝鮮的宗藩關係不同於近代以締約為主要形式的雙邊關係，其確認和維持並無成文條約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約性是中朝宗藩關係的顯著特徵之一。（94）
2.晚清中外關係
所謂禮儀衝突，不僅存在於中英之間。陳開科考察了過去很少為人注意的俄國來華使團。嘉慶年間，俄國派遣龐大的戈洛夫金使團來華。但雙方文化背景有異、互知甚少，從一開始就在禮儀等問題上發生衝突，最終導致俄國使團訪華半途而廢。（95）
在討論鴉片戰爭的起因時，吳義雄對在華西人與英國對華戰爭輿論的形成進行了探討，來華西人創辦的英文報刊，鼓吹運用武力使中國徹底屈服，為遠徵軍出謀劃策，要求英國政府採取最強硬的立場以攫取利益，對英國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很大影響。（96）
甲午戰爭的研究仍是成果比較集中的領域。戴東陽通過對金玉均被刺前後中日兩國外交活動的分析，指出日本出兵朝鮮及挑起中日戰爭與金玉均被刺並無關聯。（97）劉念從認為，日本在戰爭發生前20年間經濟增長的轉型，貿易結構的變化，以及優勢產業的培育使得日本經濟成功轉型，這才是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98）蔣立文認為，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實際支出的軍費總數不超過1.25億日元，而清政府的實際支付折換成日金，卻總計3.5836億日元；日本從中國掠奪的資金高達2.3336億日元，是當時日本全國年度財政總收入的3倍。（99）崔志海認為，美國政府雖然在甲午戰爭中聲稱中立，實際上卻偏袒日本方面。（100）
戴海斌考察了庚子事變前後張之洞與日本政府、軍部及民間團體之間的多種聯繫，展示了這一時期歷史的複雜性，豐富了人們對於近代中日關係史的認知。（101）長期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在晚清的中外交涉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張志勇考察了庚子事變後的中英商約談判，指出赫德的地位明顯下降，雖然他最終被派為會辦，但只是一個空銜而已。（102）
關於鴉片貿易問題，王宏斌指出，逼迫清朝官員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是19世紀中葉英國政府一貫堅持的方針。王宏斌還考察了英國與清末禁菸運動的關係，指出英國政府雖然沒有根本改變向中國輸入鴉片的立場，但在談判桌上卻不得不做出某些讓步。（103）蘇智良考察了1909年上海萬國禁菸會，認為該次會議公開舉起禁毒旗幟，揭開了國際聯合禁毒的序幕，在促進中國禁毒運動的同時，也為以後制定國際禁毒公約奠定了基礎。（104）
3.北京政府時期中外關係
對於外蒙古的分離運動，欒景河指出，外蒙古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的革命聲中離中國越來越遠。這裡有中國內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內部因素，還有共產國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蘇俄因素，它在外蒙古獨立問題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05）朱昭華指出，儘管《中俄蒙協約》使得俄國實現了其既定的方針，損害了中國的國家主權，但該約畢竟確定了中國對外蒙的領土主權，也屬對宗主權理論的一種突破。（106）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為代表的協約國盟友之間，圍繞如何處置在華德僑展開了交涉。張開森認為，北京政府即使是在參戰後也對德僑持寬鬆友善政策，其做法完全符合國際法，體現了中國近代外交理念的進步。（107）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亞政策過去頗受非議，並認為是日本脅迫中國參加出兵。侯中軍對此作了考察，認為《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籤訂是北京政府內政與外交政策結合的產物，日本政府並未邀請北京政府參與出兵西伯利亞的計劃，甚至予以阻撓。（108）
國民外交日益引起外交史學者的關注。周斌專著系統論述了20年代國民外交運動的興起、發展及影響，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填補了以往研究中的若干空白。（109）
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業研究（1912—1949）》首次系統考察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中法教育合作事業，對認識那一時期的中法關係史提供了另一個有益的視角。葛夫平還撰文對中法教育基金會在退還庚款及興學中的作用以及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法國政府的態度進行了專題探討。（110）
藉助於海外資料的發掘，北伐過程中一些事件的探討也更加精細。黃嶺峻通過對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所藏傳教士書信的研究，對「南京事件」做了進一步考察，得出該事件由南兵發動的論斷。（111）陳謙平以新近公開的蔣介石檔案和日記等資料為基礎，探討了濟南慘案及蔣繞道北伐的決策，認為蔣介石忍辱負重地作出繞道決策，避免了中日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可能，使國民政府在國際道義上取得先機。（112）
4.國民政府時期中外關係
關於中東路事件，劉顯忠指出，這一事件由中蘇「共管」體制的矛盾、地緣政治及中方決策失誤等多種因素造成。（113）薛銜天認為，奉蘇戰爭造成東北軍重大傷亡，張學良對北滿蘇聯勢力的完全清除是一種戰略錯誤，給了日本侵佔東三省的機會。（114）
關於九一八事變，臧運祜指出，事變後日本決策層有一個侵華國策的同化過程。雖然日本內閣提出了「不擴大方針」，但自日本經營南滿以來，維護「滿蒙權益」成為歷屆政府、軍部海外擴張及處理國際事務的壓倒性決策要素。（115）關於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態度，張俊義通過對美國胡佛研究所館藏索爾茲伯裡的個人文書等檔案的研究，認為美國政府起初對九一八事變採取消極態度，但在看到了索爾茲伯裡等人的調查報告後，對日態度始日趨強硬。（116）鹿錫俊討論了1935年國民政府對日、對蘇政策的多重性質，認為對處於複雜互動作用中的中日蘇三角關係及蔣介石的戰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發動華北事變的重大原因。（117）
對於戰時外交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胡德坤主編的9卷本《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叢書涉及這一時期外交戰略及重要雙邊關係，在相關領域都有所突破，進一步推進了對戰時外交的研究。（118）楊天石、侯中軍編的《戰時國際關係——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之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集結了多國學者的力作，可說是代表了目前國際最新研究成果。
王建朗利用蔣介石日記重新解讀抗戰後期的中美關係，認為抗戰後期中美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其嚴重性大大超過人們以往的認識，蔣不僅對美國援華不力嚴重不滿，甚至對羅斯福援華的誠意、魄力及動機逐漸產生了懷疑，兩者之間的信任在戰時已逐漸流失。（119）吳景平進一步考察了美國對華財經援助，認為蔣介石在中美交涉中努力使中國的利益最大化，他能夠調動有關外交官和特使的長才與積極性，有助於加強中美之間的了解。（120）陳永祥認為，作為學者的胡適和作為政治家的宋子文，由於個人背景的不同以及性格作風等方面的差異，在兩年的共事中合作得並不默契，常常發生不愉快乃至相互拆臺，最終導致胡適的去職。（121）
抗戰時期的邊疆問題日益引起學者關注。王建朗、左雙文探討了抗戰後期的新疆內向，指出蔣介石知曉盛世才意欲擺脫蘇聯控制後，不計前嫌，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積極布局，促使盛世才效忠中央，並陸續清除了蘇聯在新疆的勢力。新疆治權的收回是關乎國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穫。（122）侯中軍考察了1940年代圍繞琉球問題的論爭與實踐，認為日本投降後雖然主流輿論要求收回琉球，但託管琉球已經成為國民政府最為現實的選擇。（123）
關於馬歇爾調停，陳暉進一步作出具有新意的研究，指出馬歇爾調處與蘇聯政策的轉變存在著內在聯繫。在馬歇爾調處時期，蘇聯對華政策已經開始發生重大轉變，即從支持國民黨政府轉變為有條件地支持中國革命。（124）
美國的情報工作也開始引起學者關注。楊奎松認為，內戰時期美國的對華情報工作存在許多問題，影響到了準確性和涵蓋面，但大體上還是客觀和可信的，依舊對美國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25）程早霞、李曄討論了1949年前後美國中情局間諜人員秘密潛入西藏的問題，還原了美國企圖策動西藏分裂勢力與新中國對抗的歷史事實。（126）
六、近代經濟史
1.財政金融研究備受關注
近代財政金融研究是經濟史研究三年來成果最為豐碩的領域。關於晚清財政預算制度研究，陳鋒對1908年預算制度正式實施時的相關條文進行了詳盡解析，重點探討了政府的實施方針與國人對宣傳的接受過程。（127）劉增合則著重關注預算制度作為一種西式新制，如何移植、嫁接到中國舊有的財政體系中，面臨著怎樣的困境和引發了何種後果。（128）倪玉平指出，「道光蕭條」的觀點是不成立的，嘉慶道光時期關稅收入仍保持500萬餘兩的水平，相較於乾隆朝沒有出現大幅度下降。（129）周育民依據新史料考察了清代釐金歷年全國總收入這一難題，認為1879年後，清代釐金歲入已常年在2000萬兩以上，1903年後突破3000萬兩。（130）在晚清財政狀況的總體判斷上，蘇全有認為從實效上看，清末財政並非山窮水盡。（131）
20世紀20—30年代的金融貨幣情況及其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問題引起了學者的關注。燕紅忠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國金融的大發展主要出現在1921—1936年間，這一時期衡量金融發展的各項指標都得到了迅速提高。（132）杜恂誠用新方法測算了1930年代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認為貨幣化穩步增長，但沒有建立約束機制，埋下了負面的種子。（133）朱蔭貴對工業化資金做了深刻的反思。他發現中國近代資本市場的發展與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發展相當疏離，與中國近代企業特別是股份制企業的發展之間關係不密切，某些時段甚至脫節。（134）以往的研究比較強調中國工業化初期外資與中國經濟利益衝突的一面，但云妍通過對開灤煤礦的研究，認為從較長時期看，外資的作用與影響外溢到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層面，對於中國整體現代化事業不無推進作用。（135）
金融監管引起了不少學者關注。康金莉探討了北京政府時期幣制監管的主要內容及監管機構的更迭，呈現出當時人對於金融監管問題的反覆探索過程。（136）王紅曼分析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銀行監理體制的得失，認為國民政府實行由財政部、四聯總處、中央銀行等多家機構先後共同參與的多元化銀行監理體制，對銀行發展與經營安全進行了大規模的設計與監理，對戰時金融穩定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於政出多門，矛盾累積下實效不足，戰爭後期通貨膨脹日漸加劇。（137）段豔和易棉陽則討論了近代中國債券市場監管的演進與特點。（138）
2.GDP研究成熱點
李伯重研究了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他發現，華婁地區的經濟已不再是農業為主的經濟，早已擺脫了餬口農業。近代早期江南經濟之所以停滯落後、與近代經濟發展無緣，其實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味試圖脫亞入歐、將自身改造為西方式的近代社會、全盤否定自身歷史傳統與積累所致。（139）
李伯重的專著引發了新一輪對於GDP研究的學術興趣。《中國經濟史研究》組織了專欄筆談。史志宏認為，GDP研究已有相當成熟的方法和整套的指標體系，做此項研究的人都必須遵循，方法和指標不是重點，重點應該是歷史數據的收集和整理。陳爭平認為，歷史越久遠，收集經濟統計資料的難度越大。他建議立即開展「近代中國經濟統計研究」項目工作。劉巍指出，就近代中國GDP進行估算時，選擇理論模型要注重前提假設的分析，外推數據時要注重對殘差的分析，還需要用其他領域的數據做驗證，這樣才可能經得起學術的考驗。（140）杜恂誠、李晉則對GDP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認為不宜把GDP作為將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或中國近代二元轉型社會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作比較時的主要評價標準，尤其不宜用偏離定義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計或計量方法得出的GDP數字來進行比較。否則，會不恰當地估量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掩蓋中國近代二元經濟結構及中國古代市場十分有限的事實。（141）
3.三農研究有新意
關於城鄉人口流動問題。對於農民離村進城的原因，學界多有討論。趙紅軍認為，農民是一個理性算計者，儘管曾多次出現過誘發農民走出農業、農村的歷史機遇，但在外在生態條件和多重製度約束下，農戶出於個體理性算計的結果，仍然選擇以農為主、工商為輔的生產和生活方式。（142）戴鞍鋼認為這一論斷與事實相距甚遠，農民中的絕大多數人根本不可能有所謂「出於個體理性算計」的選擇，只能迫於生計，或輾轉於城鄉之間掙扎求生，或困守貧瘠的土地勉強度日。（143）周應堂、王思明則認為農民離村進城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壓力和經濟吸引，此外又指出，中國近代農民離村進城的原因應從中國近代經濟發展中去尋找，特別是中國大機器工業出現以後，對勞動力市場發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44）
國家與農民關係也是學界較為關注的問題。楊國安以晚清湖北樊口閘壩之爭為例，指出此案體現了國家與農民對大型水利工程的不同考量，也體現了地方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衝突和博弈關係。作者認為國家在地方社會複雜的利益紛爭中，應居於協調者的立場，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單向仲裁。（145）黃正林研究了此前較少為學界關注的民國時期甘肅農家經濟，指出構成甘肅農村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而是地方政府和軍閥與農民之間的矛盾。（146）
在關於民國時期農業經濟研究中，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左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1930年代中國農業已經全面破產，農村經濟完全崩潰；另一種觀點認為此時農業生產力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基本上還能適應人口增長的需要。李金錚通過對定縣農家生活的量化分析，指出所謂農民生活不斷惡化的觀點的確值得斟酌，而所謂農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147）黃正林通過對1927—1937年河南農業發展的考察，認為從河南來看，當時中國農業的狀況既不像衰退論者描述的那樣悲觀，也不像發展論者論證的那樣樂觀，但應當承認，發展是當時農業經濟的總趨勢。（148）
對於農村地權的研究也有新意。首先，不同的地權類型受到研究者關注。馬俊亞通過對近代徐淮海圩寨大地產的考察，對近年來出現的對中國土地集中說的質疑提出了反質疑。（149）胡英澤研究了清代山、陝黃河灘地魚鱗冊，認為黃河灘地屬於「流動的土地」，具有類型學意義。（150）其次，對傳統土地產權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曹樹基等人考察了近年發現的浙江松陽石倉契約，指出土地交易並不一定是土地所有權的整體性交易，而經常表現為土地所有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的部分性交易，土地三權的分離為重新理解傳統鄉村的產權制度提供了新的認識框架。（151）龍登高等人考察了近世中國地權的多重權能，認為傳統地權具有多層次的權益與功能，相互關聯，最基本的是耕作權，其次是土地增值權益，再次是以土地為中介的多樣化交易形式具有跨期調劑的金融功能。地權形態的多層次性促進了土地的可交易性。多樣化交易形式又推動了地權與生產要素的動態組合，從而提高土地產出與經濟效益。（152）
此外，企業史研究也在不斷深入。朱滸研究了江南紳商與洋務企業的關係，認為晚清義賑的興起，促使江南紳商與洋務企業領導者之間建立了密切聯繫，由此改寫了此前江南紳商在洋務企業中的失敗經歷，取得了相當顯著的績效。（153）徐鋒華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榮氏集團申新七廠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主動要求政府干預的案例，指出1936年國民生產達到歷史頂峰，說明統制經濟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申七事件無意中成為實行統制經濟的導火索。（154）虞和平則研究了抗戰後國家資本的變化問題，他在核對原始數據及對大量數據進行重新組合統計的基礎上，糾正一些計算錯誤，對國家資本的膨脹、壟斷及其危害做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155）
七、社會文化史
社會文化史是一個新興學科，梁景和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記錄了這一新興學科創生及發展的歷程，可以視為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學科進入成熟發展階段的一個標誌。
1.社會階層、社會生活與社會轉型
知識階層作為連接官方與民間、上層與下層的中介，受到研究者的重視。陽信生《湖南近代紳士階層研究》（嶽麓書社2010年版）一書深入探討了湖南紳士階層在近代演變的成因、過程、結果和影響。楊國強從晚清紳士階層的權利和國家權力角度分析了二者的糾葛和關聯。（156）有關知識群體和社團組織的研究也有新進展。範鐵權《近代中國科學社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巨光《民國教育社團與民主教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對近代科學社團和民國教育社團的緣起、發展及歷史作用作了系統考察。馬建標撰文分析五四學生的集體認同和政治轉向問題，認為學生集體認同的構建及其國民身份意識的產生，一方面是「從上到下」的政府培養和精英啟蒙的過程；同時也是「自下而上」的自覺構建過程。（157）
近代文化世族的變遷是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徐茅明等人考察了明清以來蘇州文化世族的變遷，認為近代蘇州文化世族站在了時代潮流的前列，順利地完成了由科舉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向，由科舉世家蛻變為現代的科學世家。（158）民初「文化遺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過去人們對民初「文化遺民」多持單一性否定的看法。羅惠縉注意到「文化遺民」呈現出明顯的延續道統的意味，他對這一群體的文化貢獻給予了肯定。（159）
社會下層邊緣群體也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蔡少卿修訂了《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該書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中國近代會黨的產生、發展、影響和作用。邵雍系統考察了天地會的起源與發展、青幫的源流與發展、太平天國時期的會黨運動等。（160）此外，他還考察了近代秘密社會與中國革命的複雜關係。（161）秦寶琦系統梳理了晚清秘密社會的兩大系統——秘密教門與秘密會黨。（162）何文平考察了清末民初廣東的盜匪問題與社會秩序的關聯。（163）
對商人群體的研究也日益深入。馮劍輝、王鳳山、冀春賢等對各具特色的徽商與寧波商人進行了系統研究。（164）
在女性研究中，女性身份及觀念的變化是研究重心。王琴從性別與權力等角度，透視了傳統城市的性別格局在近代的演變，解讀了新女性在近代城市轉型中的角色與功能。（165）李長莉考察了婦女財產權的確立，認為，五四時期形成了婦女解放思潮，但直至國民黨執政後，才最終頒行了實現男女平等財產權的法律。這一法律條文比民間實際情況又有所「超前」。這一過程反映了觀念、制度和習俗變革之間有一定的「超前」梯度。（166）
城市與鄉村的社會生活是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領域之一，論著豐富。張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荊蕙蘭《近代大連城市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劉克敵、蘇翔《民國杭州文人日常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李學功《南潯現象——晚清民國江南市鎮變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劉俊鳳《民國關中社會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春楊《晚清鄉土社會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對都市、城鎮及鄉村社會生活作了各具特色的研究。
學界在近代上海社會生活史的研究上取得了更為豐富的成果。王敏等勾勒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公共空間。他們認為，上海的公共空間集現代性、大眾性、多元性和商業性於一體，反映了這座城市的世界性與地方性並存、摩登性與傳統性並存、先進性與落後性並存、殖民性與愛國性並存的特性。（167）葉中強考察了1843—1945年間上海的文人生活，認為近代上海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先自周邊終及全國的文人，不僅呈示出近代中國文化要素的一種地域流向，亦見證了傳統士人從廟堂依附者蛻變為一個以近代知識生產體系為存身空間、擁有文化權力的社會階層的歷史過程。（168）宋鑽友等人考察了1843—1949年間上海工人的生活，梳理出近代上海工人生活的三大特點。（169）此外，關於照相、廣告對社會生活影響、市民的休閒生活與價值觀念的變化等，也出現了細緻而生動的研究。（170）
龍偉考察了民國時期的醫事糾紛，認為在近代衛生行政體制建立的時代背景之下，國家制度以及社會團體幹預和影響著醫患雙方關係的互動。（171）還有研究者通過對《醫界春秋》雜誌的考察，從微觀上分析期刊出版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披露了民國中醫鮮為人知的行業內幕。（172）學界對近代中國慈善業的研究亦有新進展。黃鴻山以晚清江南地區為中心，揭示了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運營實態和近代轉型歷程，對近代慈善事業發展過程中體現的「教養兼施」、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再探討。（173）
社會轉型一直是學者關注的一個重心。汪效駟依據民國時期陳翰笙主持的無錫調查，考察了轉型中的江南鄉村社會的實態。（174）以前少有關注的東北鄉村社會的近代變遷，也引起了學界的注意。王廣義考察了近代東北農村的政治控制，農民的社會生活，農業的經濟發展，揭示了其近代化歷程的演變。（175）社會流動與社會控制是近代城鄉社會變遷的重要內容。歐陽恩良主編的《近代中國社會流動與社會控制》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集中討論了有關城鄉人口流動、階層流動、慈善救濟，以及城鄉控制和治理等論題。
近代中國鐵路的修築對地方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熊亞平對1880—1937年間的鐵路與近代華北地區的工礦業起步、城鄉市場重構、產業結構變遷、社會結構變動、市鎮發展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考察，認為鐵路有力地推動了鄉村經濟由傳統向近代的變遷。（176）郭海成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鐵路對關中經濟社會的影響，認為關中經濟社會因為隴海鐵路而出現了重要轉型，它還改變了關中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77）
2.文化制度、文化傳播與文化觀念
近代中國教育的變革問題最近受到更多關注。張雁通過對德國經典大學理念與美國現代大學理念在近代中國的導入、傳播與影響，及當時國內學界對這兩類大學理念的選擇、調適和融合過程的論述，揭示中國近代大學的變遷。（178）聞曙明探討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格局、中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過程中的交融、中國近代大學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架構、內容與特徵等。（179）
研究者對高等教育的關鍵群體——高等院校負責人給予了較多關注。吳立保、王昊對大學校長在近代教育中的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180）崔恆秀則考察了1912—1937年間教育部與高校的關係。（181）此外，羅志田考察了吳宓主持下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部，認為吳宓想辦一個突破邊界、融合中西的新式書院，通過培養「正直高明之士」來影響社會。（182）
關於近代中國大學課程教育，李佳、張美平進行了有益的探討。（183）畢苑梳理了新式教科書的誕生、發展以及教科書編審制度的演變等制度脈絡，致力於從知識建構史的視角探察近代中國文化的劇變。（184）
基督教教育仍是近代史學界的研究熱點。周東華以「身份建構」與「本色之路」為新視角，考察了基督教會與民國浙江教育現代化的個案，重點論述了浙江基督教教育如何從晚清體制外的「外國人」轉變為中國「國民」；如何從教會控制轉變為受政府節制；如何從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轉變為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有力促進者等問題。（185）章博將基督教大學置於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大環境中進行了考察，分析了基督教大學與西方教會和中國政府的關係，研究了在中國化、世俗化、國立化潮流中的華中大學的應對之策和自存之道。（186）
中西文化的關係是中國近代文化變遷的一個主題。左玉河考察了中華傳統文明在近代所面臨的問題及其重新建構過程中遭遇的困惑。認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復興，不是儒家思想的復活，而是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不是全盤西化，而是中西文明的融合與溝通。（187）章清研究了晚清的西學「彙編」，認為「彙編」是對西學知識進行二度創造，因此解析其中關乎本土文化的調試與回應，正是審視中西文化之調試與回應的主旨所在。（188）唐仕春主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流變》論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集中討論了有關傳統文化與近代化、媒體與文化生活、文化運動與論爭、教育與知識、文化交流、風俗流變等論題。不少學者運用語詞分析方法對文化傳播與文化觀念的演變進行探索。張帆研究了作為晚清教科的「科學」概念的生成和演化，認為「科學」概念在教育領域泛化的結果，在學術和政治兩方面都動搖了清政府的專制統治。（189）邱志紅梳理了從「訟師」到「律師」的稱呼變化，從中考察近代中國社會對律師的認知。（190）
3.法制變革、社會習俗與民眾信仰
近代中國的法制在西方法律的影響下出現了艱難的轉型。近兩年，學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更為深入。夏邦對晚清法制近代化變革進行了反思，指出了變革的必然，分析了變革最終失敗的諸多因素。（191）喬素玲考察了近代前夕的廣東法制、中西法律衝突與法制轉型進程初啟、晚清廣東法制轉型進程的全面啟動與民國時期廣東法制的發展。（192）劉惠君考察了中國近代早期工商業發展與社會法律觀念變革之間的關聯。（193）
劉昕傑通過對四川省新繁縣民國司法檔案的研究，發現不同的傳統民事權利在民法典頒布之後的基層司法實踐中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指出近代中國基層民事司法在遠離國家政治權力的基層維持著地方社會關係的運行和熟人社會的人際關係。（194）王歌雅梳理了近代中國的婚姻立法由傳統到現代、由家族本位向個人本位過渡的歷程，並考察了關注域外婚俗、審視國人婚俗、轉變婚俗觀念與改革婚姻行為的婚俗改革歷程。（195）
近代中國社會習俗的變遷景象十分複雜。盛美真將近代雲南社會風尚的小變遷置於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大變遷的背景中，圍繞「怎樣變」、「為什麼變」的內在邏輯，探討了近代雲南社會風尚變化趨勢及其規律。（196）
學界對近代中國基督教的研究亦有新的進展。孫順華通過考察基督教傳播與近代青島社會文化的關係，力圖揭示異質文化間的傳播規律。（197）民國時期北京不同宗教的社團在當地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迄今很少有人對其進行綜合性的比較研究。左芙蓉研究了民國時期北京地區的佛教社團、道教社團、伊斯蘭教社團與基督教社團，考察了這些社團的活動及其特徵。（198）
王健從民間信仰與日常生活，民間信仰與地方經濟、社會空間的拓展，士紳、家族與民間信仰，官與民圍繞民間信仰的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明清以來松江府及其附近地區的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的關聯及其互動。（199）
八、近代思想史
相對而言，三年中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家思想及其影響、西學東漸及新名詞輸入、近代學術史、社會思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厚。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2009年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90周年，相關成果大量出版，並體現出較高水準。而研究視角的轉換又使得這一歷史豐碑「橫看成嶺側成峰」。鄭師渠認為，新文化運動根本的思想取向在追求現代性，但它畢竟發生在歐人反省自身文化和歐洲現代思潮發生了深刻變動的大背景下，因此無論自覺與否，新文化運動的主持者們不同程度上都在借鑑和吸納反省現代性的合理內核，從而弱化了新文化運動初期明顯存在的極端功利主義、絕對化、簡單化的非理性傾向，為新文化運動打上了反省現代性的印記。（200）汪暉從政治與文化的關係入手，研究了1910年代的戰爭、革命與「五四」文化運動發生轉向的內在關聯，認為如何評價共和制度與價值，如何看待西方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等問題，構成了「五四文化轉向」的基本問題。「五四」文化運動的根本特徵，是文化與政治之間的相互轉化、滲透和變奏。（201）耿雲志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既具有啟蒙運動的性質，也帶有文藝復興的特點，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相比擬，並無大不妥。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於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無疑是一大樞紐。（202）章清通過考察《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對五四思想界進行了新的審視，指出身處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個體對《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頗具差異，呈現出新文化運動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國社會的多樣性。（203）
近年來，學界在繼續重視解讀思想文本的同時，還著力探究思想家思想的源流及其社會影響。川尻文彥探討了梁啓超的「功利主義」思想源流及內涵，指出「功利主義」思想來自英國思想家邊沁，而近代日本與中國將其放在傳統的「自私與利他」的框架中來接受。流亡日本的梁啓超受到日本對邊沁理解的影響，但後來梁啓超在重新解釋陽明學和墨子等中國傳統思想的過程中，開始批判地認為功利是「利己」的東西。（204）賈小葉系統梳理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在戊戌時期所引發的不同反響，指出以往論及「兩考」，往往混一而論，沒有作必要的區分。事實上，「兩考」內容側重不同，所引發的反響也不盡相同。前者沒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義，故時人的評論基本上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後者因其鮮明的「改制」主旨，時人的評論也由學術轉向政治。（205）高瑞泉對梁啓超、嚴復的平等觀進行了認真梳理，認為在平等觀念的古今嬗變中，梁啓超、嚴復代表了早期自由主義的一翼，與同時代激進的平等主義一翼有諸多不同。（206）彭春凌分析了康有為和梁啓超在孔教能否為國民義思想上的分分合合，認為康有為逐步以「國民」外殼尋找到「孔教」適應現代社會的制度支撐，而梁啓超則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價值入「國民」之精神修養。康梁的分合，表明儒教從「天下義」、「宗族義」到「國民義」的現代轉型中蘊涵著嬗變、協商與不被規訓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變遷的多元生態。（207）
對新名詞的輸入與譯介的考察是近年來思想史研究中的新興領域，其中不乏力作。黃興濤、陳鵬考察了「黃色」一詞的詞義在近代中國的變異，認為「黃色」由代表高貴、尊嚴的民族象徵色彩詞，轉成為色情隱諱之指代，是近代中西文化交匯與現實中國社會政治互動的產物。（208）趙曉陽考察基督教漢譯名詞的譯介、傳播與接受過程，認為《聖經》的中文翻譯不僅是語言文字譯介的問題，而且涉及西方宗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調適與轉化，以及如何被中國本土社會所認同等問題。中國傳統詞彙「天主」、「上帝」逐漸失去了其原有本土宗教的內涵，再生演變為象徵西方文化的新詞語。（209）
中國近代學術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戚學民比較研究了唐鑑的《學案小識》和阮元的《儒林傳稿》，認為唐著確實參考利用了阮著，它對阮著中相關人物的學術宗旨進行了重新鑑別，編織了一個以程朱理學為正統的清代學術史譜系。唐鑑的這套論述有爭奪學術正統的用意。這些現象揭示了《儒林傳稿》對清代學術史著作的影響力，也顯示了《學案小識》潛藏的思想史價值。（210）於梅舫在解析朱一新論學旨趣的基礎上，展示了浙、粵學人在認識漢宋上的分歧與特質，指出朱一新的治學路向以回復部分漢宋為高明，而同時代的學人及後人不加辨析，多視其為廣東陳澧一派。實際上朱一新與陳澧在溝通漢宋中有著極大不同。兩種不同的境界正展示了浙粵學人見解的異同與處理漢宋辦法的高下。（211）
西學的輸入與傳播無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不變主題。三年中，關於西學輸入與傳播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鄭大華研究了費希特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的輸入、傳播與影響，認為費希特思想雖在20年代被介紹到中國，但只是到了九一八事變後才得到系統介紹。費希特本人為復興民族而置生死於度外的精神正與中國知識界對於民族主義之愛國主義的理解一致，因此費希特的民族主義思想得到了中國知識界的青睞，並促進了1930年代中國民族復興思潮的勃興。（212）劉增合研究了西方預算知識與制度的輸入過程，認為經由日本過濾後的西方預算制度與知識又經過了傳統理財觀念的過濾與闡釋，已經不太符合西式制度的原有格式、知識邊界。外來知識體系接引過程中的生吞活剝、隔義附會以及藉助於「西學中源」之類勸服方式等，呈現出外來制度與知識接引過程的複雜情態。（123）孫江系統梳理了拉克伯裡的「中國文明西來說」話語及其在東亞的傳播。拉克伯裡自稱發現了中國上古史的秘密：皇帝裔出巴比倫，漢人的祖先是巴比倫人。拉克伯裡的「西來說」不為歐洲主流漢學界所接受，但經由日本轉介到中國後，很快成為部分排滿知識人的「公共知識」。這是一種帶有政治色彩的近代知識，接受者按照自身的主觀意圖對這種知識加以取捨和詮釋。（214）
關於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研究一直為學界所重視。王東傑研究了清末切音字運動與「國語統一」思潮的糾結，指出，20世紀初，隨著統一國語觀念的流行，方音切音字被很多人認為破壞了「書同文」而受到激烈批評，但其支持者則強調方音切音字不但無阻反而有助於國語統一。另一方面，被諸多國語統一論者支持的官話音切音字也在一些地區遇到了類似的質疑。漢字在歷史上維持國家統一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但漢字拼音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未終絕。（215）鄭大華考察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理論建構及其過程，認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大致經歷過三個階段：清末民初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階段，民族主義的理論主要圍繞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而構建的；「五四」時期是發展階段，理論構建主要圍繞民族自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帝與反封建的關係而展開；九一八後到抗日戰爭結束是高漲階段，主要表現為民族復興思想的提出並成了一種社會思潮。（216）
九、臺灣史
內地臺灣史研究起步較晚，可謂後起新興學科。由張海鵬、陶文釗主編的《臺灣簡史》（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是大陸出版的一部臺灣通史著作。該書敘述了自古以來的臺灣歷史，偏重於近代以來的臺灣史，後限一直延伸到20世紀末，反映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嚴謹的簡明臺灣通史著作。兩部大型資料集也在2009年先後面世。一是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編成的《明清官藏臺灣檔案彙編》（鄒愛蓮主編，九洲出版社），共230冊；二是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臺灣「大通書局本」《臺灣文獻史料叢刊》，計9輯190冊，為臺灣史研究提供了基礎性資料。
中國臺灣人民的抗日鬥爭及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仍是大陸臺灣史研究的重點之一。曲曉範對劉永福領導的抗日保臺鬥爭進行了詳細考察。（217）王鍵深入探析了臺灣少數民族抗日鬥爭，還原了少數民族的諸多抗日事實。（218）林仁川、黃俊凌、許維勤等對日據時期臺胞在福建的抗日活動進行了研究。賀平則探討了抗戰時期臺灣學生參與大陸抗戰的情形。（219）在武裝鬥爭之外，研究者還關注報刊輿論的抗日活動。陳忠純以《申報》為考察對象，指出《馬關條約》換約後，清廷上層對臺灣問題集體失聲，《申報》成為大陸支持臺灣抗日的輿論中堅。（220）
關於臺灣光復問題，褚靜濤陸續發表《收復臺灣辨析》、《臺灣光復的正義性與合法性》、《光復初期臺灣群體性衝突事件述》等論文，指出臺灣光復不是領土割讓（cession），而是收復失地（regain of lost territory），是恢復歷史性權利（restitution in the right），是對戰敗的侵略者進行制裁。（221）
關於國民黨收復臺灣的準備工作，以往研究多側重製度設計或國民政府的措施，馮琳則通過考察中央電臺對臺廣播，發現國民黨的宣傳對臺灣民眾心理的忽視。她指出，國民黨對臺宣傳給人以大而無當、空而無物之感，未能成功進行民心「接收」的準備，是導致臺灣光復後很快浮現種種危機的一個內在原因。（222）蘇小東《抗戰勝利後中國海軍接收臺澎地區日本海軍概述》、張崇根《光復初期國民政府在臺灣實行的民族政策（1945—1949）》等論文進一步豐富了「接收」的史事敘述與政策研究，拓展了研究領域。（223）
李祖基、劉凌斌研究了抗戰勝利前後閩臺民間社團的活動，指出這些民間社團在言論上為臺灣的接收與重建出謀劃策，在二二八事件中呼籲政府妥善處理，並積極參與臺灣的賑災、資助貧困學子等公益活動，在兩岸關係的恢復和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24）
戰後臺灣政治史仍是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所在。陳紅民、傅敏通過對蔣介石「復職」的梳理與研究，展現了1950年初臺灣政治的基本狀況，以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進行政治鬥爭時的基本立場、心路歷程與政治手段。（225）鄧文認為，在二戰後的臺灣歷史上，無論是對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廣，還是實際參與促進改革的社會政治運動，雷震都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雷震一手創辦的《自由中國》，成為臺灣社會民主運動發展的源頭之一。（226）杜繼東的《紅白之變：蔡孝乾紅白人生研究之三》一文是其研究臺灣左翼政治運動的續篇，闡述了蔡孝乾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的紅色生涯和被臺灣當局逮捕後背叛中共、由紅變白的人生起伏歷程。（227）
戰後的兩岸關係、日臺關係、美臺關係仍是學者關注熱點。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曾籌劃武力解放臺灣，但這一計劃最終擱淺。吳本榮對其中的蘇聯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由於蘇聯三次拒絕中共援助請求、支持北朝鮮首先完成半島統一，使得臺海局勢複雜化。（228）沈志華利用新近公布的檔案文獻，考察1949—1950年中共進攻臺灣計劃從提出到放棄的決策過程，認為在中蘇關係、蘇美關係、美臺關係相互交錯和影響的冷戰格局中，武力攻佔臺灣對中共來說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229）
美國是影響戰後臺灣歷史最大的外部因素。汪小平分析了1950年前後的美國對臺政策，揭示了「太平洋公約」問題的來龍去脈。蔣介石曾設想創建一個地區性「反共軍事聯盟」來增強中國臺灣、韓國和菲律賓的合作，但美國政府暗中破壞蔣介石的努力，多邊軍事聯盟胎死腹中。（230）崔丕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有關中國臺灣的三個文件為中心，探討艾森豪政府對中國臺灣政策的確立與調整，指出美國對臺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是國民黨當局長期與大陸對峙的重要前提條件。（231）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是國民黨政權遷臺後面臨的一大「外交」問題，張紹鐸梳理了臺灣當局1970年11月至1971年10月間在處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決策過程，指出在尼克森政府的壓力下，臺灣當局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不斷讓步，最終也沒能保住在聯合國的席位。（232）
林曉光與周彥的《抗戰後中（臺）美日關係研究：以「吉田書簡」、「日臺和約」為中心》一文指出，談判「日臺和約」時，日本政府百般迴避戰爭責任和賠償義務，而臺灣在談判中處處讓步。「日臺和約」未宣布「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也未明確日臺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說明戰後日本對華政策從一開始就隱含「一中一臺」、「兩個中國」的圖謀。（233）
對於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陳小衝探討了臺灣的移民問題，認為歷史上自西往東的單向度移民，在日據時期朝著多維方向移民的態勢發展。隨著日本在臺殖民統治的終結，移民群體又各歸原位，重回起點。（234）黃俊凌分別研究了抗戰時期福建崇安縣臺灣籍民的聚居及墾荒情況，指出國民政府為戰時臺灣籍民的生計問題付出了努力。（235）
劉一彬對清代臺人參加鄉試一事進行了考察，指出清政府為安撫孤懸海外的臺灣士子，在福建鄉試的中舉名額中特為臺人設立了保障名額，並給予赴福建參加鄉試的臺灣士子以「官送」的待遇，在福州設立臺灣試館、會館安置士子。福建鄉試的對臺優待辦法增強了臺人對科舉考試的熱情及對國家的向心力。（236）
*本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動態課題組」集體完成，王也揚、崔志海、羅敏、黃道炫、欒景河、趙曉陽、李長莉、鄭大華、王鍵等提供了初稿，王建朗執筆統稿。
注釋：
①朱佳木：《關於加強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建設的幾個問題》，《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4期。
②張海鵬：《六十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確立與發展》，《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
③謝維：《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④劉克輝：《第二屆史學理論前沿問題春季論壇綜述》，《史學理論研究》2010第4期。
⑤候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⑥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萬昌華：《一場偏離了基點的「知識考古」——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一文駁議》，《史學月刊》2009年第9期。
⑦王也揚：《「以階級鬥爭為綱」理論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兩類矛盾說」理論探析》，《史學月刊》2011年第10期。
⑧房德鄰：《中國近代史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姜濤：《近代史就是要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⑨步平：《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徐秀麗主編：《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⑩鄭師渠：《近代史教材的編撰與近代史研究的「範式之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1）夏明方：《中國近代歷史研究方法的新陳代謝》，《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2）趙慶云：《「三次革命高潮」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3）李學智：《衝擊—回應模式與中國中心觀——關於〈在中國發現歷史〉的若干問題》，《史學月刊》2010年第7期。
（14）虞和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創新》，《晉陽學刊》2010年第6期。
（15）謝維：《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6）參見謝維《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楊天宏《系統性的缺失：中國近代史研究現狀之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7）桑兵：《中國近現代史的貫通與滯礙》，《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8）行龍：《中國社會史研究向何處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19）楊奎松：《歷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問題》，謝維：《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第129頁。
（20）章開沅：《辛亥百年遐想》，另參見金衝及《一百年前和九十年前》、步平《在時空背景下理解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均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1）金衝及：《清朝統治集團的最後十年》，《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2）羅福惠：《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精神的演進》、李良玉：《民族融合的新起點：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均載《史學月刊》2011年第4期。
（23）崔志海：《辛亥時期思想界關於滿漢關係問題論爭的再考察——以〈民報〉和〈新民叢報〉為中心》，《史林》2011年第4期；李帆：《辛亥革命時期的「夷夏之辨」和民族國家認同》，《史學月刊》2011年第4期。
（24）孔祥吉：《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以宇都宮太郎的日記為線索》，《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再釋張之洞帝王之夢——兼答李細珠先生》，《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日本檔案中的張之洞與革命黨——以吳祿貞事件為中心》，《福建論壇》2010年第5期。
（25）李細珠：《張之洞庚子年何曾有過帝王夢——與孔祥吉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戴海斌：《庚子事變時期張之洞的對日交涉》，《歷史研究》2010年第4期；《庚子年張之洞對日關係的若干側面——兼論所謂張之洞的「帝王夢」》，《學術月刊》2010年第11期。
（26）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個日本書記官見到的康有為與戊戌維新——讀中島雄〈隨使述作存稿〉與〈往復文信目錄〉》，《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27）馬忠文：《戊戌時期李盛鐸與康梁關係補正——梁啓超未刊書札釋讀》，《江漢論壇》2009年第10期。
（28）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
（29）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等論文，依次刊載於《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3、4期和2011年第1、2、3期。
（30）吳善中：《太平天國聖庫制度辨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唐曉濤：《神明的正統性與社、廟組織的地域性——拜上帝會毀廟事件的社會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崔岷：《靖亂適所以致亂：成同之際山東的團練之亂》，《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31）孫宏年：《清朝末期達賴、班禪關係與治藏政策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許廣智、趙君：《試論清末駐藏大臣對近代西藏政局的影響》，《西藏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徐君：《從「固川保藏」到「籌邊援藏」：晚清西南邊防意識之形成——以丁寶楨督川十年（1876—1886）為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32）蘇全有《論清末新軍的國家失控》等論文，分別刊載於《學術研究》2009年第7期、《鄭州大學學報》第2009年第4期、《中州學刊》2009年第3期、《東嶽論叢》2010年第9期、《福建論壇》2010年第5期、《求索》2010年第12期、《歷史教學》2010年第24期、《湖北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33）詳見李細珠《清末民變與清政府社會控制機制的效能——以長沙搶米風潮中的官紳矛盾為視點》，《歷史研究》2009年第4期；王敏《從蘇報案看晚清政府對政治危機的應對》，《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34）崔志海：《晚清維新派、立憲派的興起與清朝的覆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等編：《湘淮人物與晚清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35）李細珠：《清末預備立憲時期的平滿漢畛域思想與滿漢政策的新變化——以光緒三十三年之滿漢問題奏議為中心的探討》，《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36）兩文分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2011年第6期。
（37）鍾裡滿：《清光緒帝砒霜中毒類型及日期考》、戴逸：《論光緒之死》，《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崔志海：《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與美國政府的反應——兼論光緒死因》，《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8）王開璽：《關於光緒帝死因的思考與獻疑》，《晉陽學刊》2009年第6期；朱金甫：《再論光緒帝載湉之死》，《歷史檔案》2010年第4期。
（39）楊國強：《捐納、保舉與晚清的吏治失範》，《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劉偉：《清末州縣官選任制度的變革》，《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趙曉華：《晚清的賑捐制度》，《史學月刊》2009年第12期；歐陽躍峰、關成剛：《邪惡之花未必只結罪惡之果——晚清社會轉型之際捐納的客觀作用》，《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40）關曉紅《晚清局所與清末政體變革》等論文分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2011年第5期、《學術研究》2009年第11期、《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史學月刊》2011年第11期、《學術研究》2011年第9期。
（41）李文杰：《晚清總理衙門的章京考試——兼論科舉制度下外交官的選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42）晏愛紅：《清代中期關於漕糧加賦的三次政策辯論》，《史林》2010年第5期。
（43）倪玉平：《清代成豐初年江浙漕糧海運中的省際矛盾》，《學術月刊》2009年第1期。
（44）周育民：《清季鴉片釐金稅率沿革述略》，《史林》2010年第2期。
（45）徐毅：《晚清科舉經費研究——兼論從「福利教育」到「繳費教育」的轉變》，《歷史檔案》2010年第1期。
（46）關曉紅：《議修京師貢院與科舉制的終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終結科舉制的設計與遺留問題》，《中山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47）汪婉：《晚清直隸的查學和視學制度——兼與日本比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8）陳兆肆：《清代自新所考釋——兼論晚清獄制轉型的本土性》，《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
（49）黃鴻山：《拯救靈魂的努力：晚清洗心局、遷善局的出現與演變》，《史林》2009年第4期。
（50）謝蔚：《晚清刑部皂役收入研究》，《史學月刊》2009年第4期。
（51）史新恆：《清末官制改革與各省提法使的設立》，《求索》2010年第10期；《效法西方話語下的自我書寫——提法使與清末審判改革》，《歷史教學》2010年第10期；《分科改制：提法使官制向近代科層制的演進》，《求索》2011年第6期。
（52）孔潮麗：《清代獨子兼祧制度述論》，《史學月刊》2009年第12期；吳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糾紛何以鬧上衙門——以清代四川南部縣衙檔案為中心》，《史林》2010年第4期；程鬱：《由清刑律中有關妾的條法看婦女地位的複雜性》，《史林》2010年第6期。
（53）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全36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
（54）劉宗靈：《地方場域中的權力博弈——以民初江西民政長事件為個案的考察》，《浙江學刊》2009年第2期。
（55）何文平：《知識衝突還是政治反抗——廣東地方精英對民初革命黨人社會改造的抵制》，《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4期。
（56）楊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統一中國的嘗試——善後會議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7）魯衛東：《軍閥與內閣——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閣閣員群體構成與分析（1916—1928）》，《史學集刊》2009年第2期。
（58）譚群玉：《制度轉型下國會議員與武力派的政治角力——以1918年軍政府改組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59）劉大禹：《個人權力之爭還是政治態度之爭——也談寧粵對峙、和解與制度變遷》，《民國檔案》2009年第4期。
（60）汪朝光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61）楊奎松：《關於中條山戰役過程中國共兩黨的交涉問題》，《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2）鄧野：《閻錫山對紅軍東徵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63）黃道炫：《中共、粵系、蔣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64）朱英：《商民運動期間國民黨對待商會政策的發展變化》，《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65）齊春風：《黨政商在民眾運動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6）田彤：《目的與結果兩歧：從勞資合作到階級鬥爭（1927—1937）》，《學術月刊》2009年第9期。
（67）付海晏：《革命、法律與廟產——民國北平鐵山寺廟案研究》，《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
（68）沙青青：《信仰與權爭：1931年高郵「打城隍」風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9）佟德元：《東北政務委員會政治空間的膨脹》，《史林》2010年第2期。
（70）羅敏：《蔣介石與兩廣六一事變》，《歷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1）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構建與傳播》，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2）李恭忠：《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73）羅福惠、朱英主編：《辛亥革命的百年與詮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74）王奇生：《北伐時期的地緣、法律與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國的緣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75）楊天宏：《加入國民黨後共產黨員的身份認同問題》，《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76）於化民：《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之國家觀探析》，《東嶽論叢》2011年第6期。
（77）馮筱才：《「左」「右」之間：北伐前後虞洽卿與中共的合作與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78）張宏卿、肖文燕：《革命「下鄉」：贛南、閩西革命初期的領導群體》，《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79）何友良：《農村革命展開中的地方領導群體》，《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80）張瑋：《中共減息政策實施的困境與對策——以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鄉村借貸關係為例》，《黨的文獻》2009年第6期。
（81）王士花：《群眾運動與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82）李裡峰：《工作隊：一種國家權力的非常規運作機制——以華北土改運動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83）張樹煥：《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土改政策反覆調整原因探析——兼評「政治謀略說」、「革命形勢說」兩種觀點》，《華僑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84）楊奎松：《1946年安平事件真相與中共對美交涉》，《史學月刊》2011年第4期。
（85）劉一皋：《新中國成立前夕臨清事件之歷史真實與認識導向》，《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86）張永：《解放戰爭中以訴苦會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6期。
（87）該叢書包括：《近代中外條約研究綜述》、《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條約特權制度下的醫療事業》、《不平等條約與中國近代領水主權問題研究》、《不平等條約與晚清中英貿易衝突》、《晚清中英條約關係研究》、《李鴻章與晚清中外條約研究》、《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列強在華租借地特權制度研究》、《晚清中國與國際公約》、《廢約運動與民國政治（1919—1931）》、《近代中外條約關係芻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11年版。
（88）侯中軍：《近代中國不平等條約及其評判標準的探討》，《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
（89）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90）李育民：《晚清改進、收回領事裁判權的謀劃和努力》，《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91）曹雯：《清朝對外體制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92）權赫秀：《晚清對外關係中的「一個外交兩種體制」現象芻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93）孫豔姝：《晚清中朝朝貢關係詳考》，《史學月刊》2011年第1期。
（94）孫昉：《論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非成文契約性及其更張》，《延邊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95）陳開科：《失敗的使團與失敗的外交——嘉慶十年中俄交涉述論》，《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96）吳義雄：《鴉片戰爭前在華西人與對華戰爭輿論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在華西人報刊與鴉片戰爭》，《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6期。
（97）戴東陽：《中國駐日使團與金玉均——兼論金玉均被刺與甲午戰爭爆發之關係》，《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98）劉念：《甲午中日可有一戰？——一個經濟學視野的解讀》，《史林》2011年第1期。
（99）蔣立文：《甲午戰爭賠款數額問題再探討》，《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00）崔志海：《美國政府與中日甲午戰爭》，《歷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01）戴海斌：《庚子事變時期張之洞的對日交涉》，《歷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02）張志勇：《赫德與中英商約談判》，郭大松、劉溪主編：《開放與城市現代化：中國近現代城市開放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3）王宏斌：《從英國議會文件看英國外交官關於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密謀活動》，《世界歷史》2010年第3期；《英國鴉片商、外交官與中國清末禁菸運動——以第二次〈中英禁菸條件〉談判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04）蘇智良：《一九○九年上海萬國禁菸會研究》，《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05）欒景河：《外蒙古是怎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陸南泉主編：《蘇聯歷史真相》，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
（106）朱昭華：《袁世凱政府對外蒙古獨立的因應》，《史學月刊》2009年第6期。
（107）張開森：《1918年在華德僑處置案引發的中外交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08）侯中軍：《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亞與中日交涉再研究》，《史學月刊》2011年第10期。
（109）周斌：《輿論、運動與外交——20世紀20年代民間外交研究》，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
（110）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業研究（1912—1949）》，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法國政府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5期；《法國退還庚款與興學——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11）黃嶺峻：《誰是1927年南京事件的製造者？》，《史學月刊》2011年第9期。
（112）陳謙平：《濟南慘案與蔣介石繞道北伐之決策》，《南京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113）劉顯忠：《中東路事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14）薛銜天：《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與蘇聯對東北的「懲罰」戰爭》，關責海、欒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第2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115）臧運祜：《從「廣田三原則」到「近衛三原則」——抗戰爆發前後日本對華政策的「表」與「裡」》，《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5期。
（116）張俊義：《九一八事變後美國官方對事變真相的調查》，王建朗、欒景和主編：《近代中國：政治與外交》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117）鹿錫俊：《蔣介石與1935年中日蘇關係的轉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18）叢書包括：《中國抗日戰爭與日本世界戰略的演變》、《中國抗戰與美英東亞戰略的演變》、《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外交戰略與對外政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外交戰略與對外政策》、《戰時美國對華政策》、《戰時英國對華政策》、《戰時蘇聯對華政策》、《戰時德國對華政策》，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119）王建朗：《信任的流失：從蔣介石日記看抗戰後期的中美關係》，《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20）吳景平：《蔣介石與戰時美國對華財經援助》，《史學月刊》2011年第1期。
（121）陳永祥：《胡適、宋子文與抗戰時期美援外交》，《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2期。
（122）王建朗：《試論抗戰後期的新疆內向：基於〈蔣介石日記〉的再探討》，《晉陽學刊》2011年第1期；左雙文：《盛蘇新疆交惡與國民政府對蘇外交》，《史學月刊》2011年第1期。
（123）侯中軍：《困中求變：1940年代國民政府圍繞琉球問題的論爭與實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24）陳暉：《馬歇爾使華與蘇聯對華政策》，《歷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25）楊奎松：《中國內戰時期美國在華情報工作研究（1945—1949）》，《史學月刊》2009年第3期。
（126）程早霞、李曄：《一九四九年前後美國中情局諜員秘密入藏探析》，《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
（127）陳鋒：《晚清財政預算的醞釀與實施》，《江漢論壇》2009年第1期。
（128）劉增合：《西方預算制度與清季財政改制》，《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29）倪玉平：《清嘉道時期的關稅收入——以「道光蕭條」為中心的考察》，《學術月刊》2010年第6期。
（130）周育民：《晚清釐金歷年全國總收入的再估計》，《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31）蘇全有：《有關清末財政問題的兩點思考》，《安徽史學》2010年第4期。
（132）燕紅忠：《近代中國金融發展水平研究》，《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133）杜恂誠：《貨幣、貨幣化與蕭條時期的貨幣供給——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走出困局回顧》，《財經研究》2009年第3期。
（134）朱蔭貴：《論研究中國近代資本市場的必要性》，《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35）雲妍：《中國早期工業化中的外資效應——以近代開灤煤礦的外溢性影響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36）康金莉：《論北京政府時期的幣制監管》，《史學月刊》2010年第7期。
（137）王紅曼：《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銀行監理體制探析》，《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2期。
（138）段豔、易棉陽：《近代中國債券市場監管的演進與特點》，《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39）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版。
（140）史志宏、徐毅：《關於中國歷史GDP研究的點滴思考》、陳爭平：《近代中國貨幣、物價與GDP估算》、劉巍：《近代中國GDP估算：數量分析方法的嘗試》，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41）杜恂誠、李晉：《中國經濟史GDP研究之誤區》，《學術月刊》2011年第10期。
（142）趙紅軍：《農民家庭行為、產量選擇與中國經濟史上的謎題：一個考察中國未能發生工業革命的微觀視角》，《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143）戴鞍鋼：《中國近代工業與城鄉人口流動》，《雲南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144）周應堂、王思明：《近代農民離村原因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45）楊國安：《樊口閘壩之爭：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紛爭和地方秩序》，《中國農史》2011年第3期。
（146）黃正林：《民國時期甘肅農家經濟研究——以20世紀30—40年代為中心》，《中國農史》2009年第1、2期。
（147）李金錚：《收入增長與結構性貧困：近代冀中定縣農家生活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48）黃正林：《制度創新、技術變革與農業發展——以1927—1937年河南為中心》，《史學月刊》2010年第5期。
（149）馬俊亞：《近代淮北地主的勢力與影響——以徐淮海圩寨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50）胡英澤：《清代山、陝黃河灘地魚鱗冊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51）曹樹基、李楠、龔啟聖：《「殘缺產權」之轉讓：石倉退契研究（1728—1949）》，《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52）龍登高、任志強、趙亮：《近世中國農地產權的多重權能》，《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53）朱滸：《從賑務到洋務：江南紳商在洋務企業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54）徐鋒華：《企業、政府、銀行之間的利益糾葛——以1935年榮氏申新七廠被拍賣事件為中心》，《歷史研究》2011年第6期。
（155）虞和平：《抗戰後國家資本膨脹和壟斷問題再研究》，《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
（156）楊國強：《論晚清中國的紳士、紳權和國家權力》，《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157）馬建標：《學生與國家：五四學生的集體認同及政治轉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58）徐茅明等：《明清以來蘇州文化世族與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159）羅惠縉：《民初「文化遺民」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60）邵雍：《中國近代會黨史》，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61）邵雍：《秘密社會與中國革命》，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162）秦寶琦：《晚清秘密社會》，學苑出版社2009年版。
（163）何文平：《變亂中的地方權勢：清末民初廣東的盜匪問題與社會秩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64）馮劍輝：《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王鳳山，冀春賢：《寧波近代商幫的變遷》，寧波出版社2010年版。
（165）王琴：《女性職業與近代城市社會》，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版。
（166）李長莉：《五四的社會後果：婦女財產權的確立》，《史學月刊》2010年第1期。
（167）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1843—1949》，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
（168）葉中強：《上海社會與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
（169）宋鑽友等：《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
（170）葛濤、石冬旭：《具像的歷史：照相與清末民初上海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楊朕宇：《〈新聞報〉廣告與近代上海休閒生活：1927—1937》，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劉善齡、劉文茵：《畫說上海生活細節》（清末卷），學林出版社2011年版。
（171）龍偉：《民國醫事糾紛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72）沈偉東：《醫界春秋：1926—1937——民國中醫變局中的人和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73）黃鴻山：《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研究：以晚清江南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74）汪效駟：《江南鄉村社會的近代轉型：基於陳翰笙無錫調查的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5）王廣義：《近代中國東北鄉村社會研究：1840—1931》，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
（176）熊亞平：《鐵路與華北鄉村社會變遷（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77）郭海成：《隴海鐵路與近代關中經濟社會變遷》，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78）張雁：《西方大學理念在近代中國的傳入與影響》，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79）聞曙明：《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12—1937）》，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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