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塵暴：是大自然無法違背的鐵律
還是一種文化的不可避免的產物？
話題既然是由沙塵暴而起，沙塵暴形成的原因也就成了討論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毋庸置疑，作為一種自然過程，沙塵暴的發生確實有著不容否認的自然原因。與會學者對此並沒有任何疑義。《塵暴》的譯者侯文蕙教授（青島大學法學院）指出，我們在分析今年（2003年）北京沒出現沙塵暴的原因時，不能單純地將其歸功於人工治理的成就，還要看到今年（2003年）的雨水多於往年的客觀現實，也就是說我們不應忽視自然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當然，如果我們把這一問題片面化、極端化，淡化甚至無視人類的影響和作用，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長期從事中國沙漠考古研究並取得突出成就的景愛研究員（中國文物研究所），對這個問題乃至更大範圍的土地沙漠化問題進行了更為概括性的論述：「土地沙漠化，既是一種自然現象，又是一種社會現象，這是沙漠化的二重性。長期以來，許多科學家著重強調沙漠化的自然性，而忽略了沙漠化的社會性、很少從社會的角度調整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結果治理沙化的成果往注又被人類活動所抵消。這是過去治沙活動投有扭轉沙漠化惡性發展的根本原因。」
北京師範大學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鄒學勇教授，則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對沙塵暴的二重性原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詳細解釋了風洞實驗的原理與操作過程，指出在風的作用下，對草原的人為破壞（如過度畜牧、開墾田地等）必然加重揚沙現象。他還指出，沙塵暴的產生一方面固然有自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人的因素所致，近代工業化以來情況尤其如此。就我國的沙塵暴問題而言，人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了緩解人口增長所造成的人地緊張關係，上世紀中葉中蘇兩國都大幅度地墾荒，出現了大規模的墾荒運動；一是人們迷信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忽視自然規律，只看到短期利益而盲目建設。這是當前應該吸取的教訓。
Virgin Lands Campaign in USSR in the 1950s (Photo by Nikolay Zhiganov/TASS )
對於有關文章就沙塵暴「另一面的積極作用」所作的近乎謳歌式的報導，與會的絕大多數學者都表示難以苟同。他們認為，諸如酸雨和溫室效應等環境問題，本可以通過改造廢氣處理和排放技術的方式來減輕或解決的，為何卻要指望危害重重的沙塵暴呢？何況這樣的解釋，正如景愛研究員所指出的，不僅混淆了地質時期和歷史時期的概念，而且也存在著許多未經證實的成分乃至片面之處，而片面的看法則有可能誤導讀者。可見，人文社科學者與自然科學學者就包括沙塵暴在內的環境問題的看法展開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可以相互學習，互通觀點。這不僅有利於沙塵暴研究，也有利於加深對環境問題的認識。
事實上，同樣的爭論也出現在上一世紀被稱之為「骯髒的30年代」的美國學術界。唐納德·沃斯特在《塵暴》中文版序言中即指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塵暴總被說成是「上帝的行為」，人類則是其無辜的犧牲者；其實，塵暴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人類的愚蠢，因為人摧毀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態。他進而把它放到美國甚至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時空背景中進行研究，認為這場災難與其說是自然災害，還不如說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罪過。這一思路，將我們對塵暴乃至整個自然災害的人為成因的認識推進到一個更深的層次。
Heavy black clouds of dust rising over the Texas Panhandle, Texas (Photo by Arthur Rothstein, 1936, Library of Congress）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高國榮先生指出，正是這種生態視角和文化批判構成《塵暴》一書的兩大鮮明特色。與其他學者相比，沃斯特的研究凸顯出白人到來前後發生在美國南部大平原上劇烈的生態變化。而這場由白人主導的改天換地的生態革命，對印第安人來說固然完全是一次毀滅性災難，對急功近利的白人而言也同樣是一場大悲劇，因為生態秩序的崩潰使得白人最終也成為受害者。而且在沃斯特看來，這場伴隨著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出現的生態悲劇，並不限於大平原和北美大陸，而是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逐漸蔓延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個角落。這樣，他就給陶醉在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繁榮中的人們敲響了生態的警鐘。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沃斯特還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美國，不要盲從和追隨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沃斯特通過對塵暴的具體研究，揭示出現代資本主義是靠大規模地吞噬自然資源而發展起來，其進程沾滿血腥，所有這些都可以歸根於資本主義的文化劣根性。因此，他的研究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制度，他的環境史研究是對資本主義和對現代化理論的有力批判。
Oklahoma dust bowl refugees. San Fernando, California (Photo by Dorothea Lange, 1935, Library of Congress)
北京大學歷史系包茂宏副教授進一步指出，《塵暴》的理論基礎有兩個來源，即卡爾·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與馬文·哈裡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他把兩者結合起來，並將最終歸結為文化。但他對沃斯特在《塵暴》中文版序言中所談到的美國塵暴的世界意義表示質疑，因為至少前蘇聯和中國的荒漠化問題就與美國的情況並不完全一樣。所以在從事非資本主義世界的環境史問題時，我們需要反對和擺脫西方的話語霸權。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夏明方副教授則從中國環境史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沃斯特在《塵暴》中把批判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文化的時候，其本身有個藉以比較的參照系。其中之一當然是此前生活在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的「生態的故事」，這是縱向的比較；另一個則是橫向的，亦即其他非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他幾次提到中國的時候，都指出中國的土地幾千年來一直支撐著那麼多人口，而不像美國的南部大平原不到半個世紀就毀掉了。其言下之意似乎認為中國一直存在著一個人與自然的關係和諧發展的價值觀念，並以此來反證美國的環境問題確是資本主義文化的問題。這表明沃斯特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雖有一定的認識，但對其中的複雜性尚有認識不清之處。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在人與自然關係問題的認識上雖然講求「天人合一」，卻也蘊含著對自然的漠視和徵服心理，如荀子的人定勝天思想，遠古神話中的「夸父追日」、「精衛填海」等。至於中國今天的沙漠化乃至一系列環境問題，一方面固然是市場經濟擴張的結果，同時也有我們潛藏已久的浪漫主義自然觀從中作怪。只是這一點經常被人們忽視了。
侯文蕙教授補充指出，中國傳統的自然觀明確地分為兩種。除了「天人合一」之外，還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而「天人合一」思想，更主要的還是一種人生哲學。中國傳統社會以農業為主，和天的關係當然更近些，但是農業的每一步發展都存在著和自然作鬥爭的問題。16世紀以來，中國環境加劇惡化，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帶來的生存壓力所致。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環境問題，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和自然科學學者的研究提供借鑑和補充。
三聯書店編輯黃大剛先生則認為，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皇權思想，這兒的「天」有時候代表著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都城建到哪裡，樹木就砍到哪裡，環境也就破壞到哪裡。而老百姓對土地的感情卻大不一樣。他們熱愛生養自己的熱土，也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命根子。
有意思的是，沃斯特本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有所轉變。最近在接受包茂宏的一次訪談中，他明確表示對「回歸世界上任何地方（包括中國）的傳統的環境思想都不抱太大希望」。他說：「我承認現代世界存在著科學、世俗態度以及所有的其他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機，但我也相信我們必須設法在現代思維的框架內形成對人在地球上的地位的新看法。這種新觀點的形成，既需要自然科學的複雜思維，也需要強烈的歷史意識」。相信這也是與會同仁的共同心聲。
在座談會上，《塵暴》的譯者侯文蕙教授饒有興致地介紹了這部著作的寫作、翻譯與出版情況以及作者與譯者學術交往的經歷。
侯文蕙教授（圖片源於網絡）
侯教授說到，《塵暴》初版於1979年，到2004年剛好是25周年。鑑於該書在美國環境史領域的突出地位，美國環境史學會屆時將會召開一次專門的紀念會，並且還要再版。但據作者沃斯特講，他不打算作任何修改，只會添一篇新的序言。這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塵暴》確實是美國環境史研究的經典。實際上，在美國大學生和研究生的環境史課程中，它一直被列為必讀書之一。第二，沃斯特書中所體現的關於環境史研究的宗旨和基本觀點並沒有過時，也是為他本人所一貫堅持的。
《塵暴》為什麼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侯教授接著指出，除了上述思想魅力之外，至少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這是美國環境史上第一部真正體現多學科研究方法的著作。雖然迄今為止，環境史學科處於幼兒期，學者們對它的認識還存在較大的分歧，但有一點是公認的，即環境史是把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研究結合在一起的交叉學科。諸如生態學、人類學、考古學、地理學、氣候學、生物學等等，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理論和方法，都有助於環境史研究；環境史研究必須藉助於這些學科已經取得的成果、理論和方法。在研究對象上，它們存在著交叉性。然面在早期的美國環境史研究中，不管是納什的《荒野與美國精神》還是沃斯特本人的《自然的經濟體系》，在研究方法上和《塵暴》比起來都是較單一的，其側重點往往都是環境政策、環境保護運動和自然觀等方面。正是在《塵暴》一書中，沃斯特透過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的沙塵災害的表面，對其自然與社會成因進行了極高洞察力的分析，並著重指出人類活動（尤其是入類的生產方式和科技水平）乃至人類文化在塵暴的形成過程中所施加的影響，結果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範。後來的環境史學家，包括克羅農在內，雖然未必同意沃斯特觀點，卻也都效仿他的研究方法。
其次，這本書提供了環境史研究的一個範例，突出了個案研究的典型意義。
與我們通常的政治史、國別史這樣的歷史研究不同，環境史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這個對象十分龐大而複雜，應該如何著手呢？選擇典型的個案進行研究就是很好的切入。沃斯特所研究的對象是他的家鄉，但是這一個地區的環境變遷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又恰恰反映了某種共性的東西，可以引導我們對範圍更為廣泛的同類現象進行深入的思考。其實，看到本書所描寫的場面，我們中國的讀者很快就會聯想到正在我們身邊肆虐的沙塵暴。正如作者自已所說的，當人們把舊布條塞到窗縫裡以防沙塵時，「這與1930年代的美國人在大平原上的做法沒什麼兩樣」。
Approaching Dust Storm in Middle West (Photo by Frank Durnell Conard, 1935 or 1936, Kansas Historical Society)
這本書的第三個成功之處，就是其字裡行間所飽含的感情使整部作品帶有鮮明的個性特色。
傳統的歷史寫作崇尚的是科學、客觀、規範，講究的是史料、論據、論點，但這樣一來，寫出來的東西就變得很枯燥，很難引起讀者的興趣和注意。特別是研究環境史，如果沒有真實的感情傾注在自己的著作中，面只是一味地說教，那就很難感染讀者、求得共鳴，更難以吸引讀者來共同關注環境問題。沃斯特則不然。他把大量感情傾注到了著作之中，字裡行間都體現了他對土地的熱愛、對士地變遷的痛心和對土地未來的關切。值得一提的是，沃斯特是公認的語言大師。沃斯特曾向譯者坦陳：我是一個作家，而不是詞典。因此對他的感情表達方式，往往是需要讀原著才能更深刻地加以體會的。
我們寫歷史著作，是不是也應該改變傳統的寫法，也要把自己的感情傾注在裡面呢？這恐怕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史學從業者在歷史撰述時必須具備什麼樣的基本素質的非常重要的現實和理論問題。
作為《塵暴》中文版的校譯者，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梅雪芹女土對侯教授的評論深有同感，並著重強調了《塵暴》所體現的環境史學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對歷史研究的啟示。她指出，「塵暴這種生態災難涉及了大風、幹早等自然因素，制度、生產方式和價值觀念等人類文化內涵，以及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方面，是一個典型的跨學科研究對象。當沃斯特試圖分析其怎樣發生和為什麼發生時，僅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就不夠了，而傳統的證據來源也不能提供充分的關於自然變化的資料。這樣，沃斯特必然會超出傳統史學的視域，將生態學、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地理學、氣象學和化學等眾多學科的資料或數據都納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作為《塵暴》的校者，自己在閱讀原著和校對中譯本的過程中，對沃斯特在研究和寫作中所運用的資料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可以說，「沒有無用的資料，只有不會用的資料」的說法在《塵暴》一書中得到了極好的體現。
鄒學勇則從自然科學學者的角度，充分背定了對環境問題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以及歷史總結的必要性，他指出，人類在充分利用自然的同時，如何強化保護自然的意識，社會需求與環境容量之間的關係如何把握，這是些很嚴肅的問題，確實需要不同學科的專家共同努力，也需要運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
一言以蔽之，歷史學家的求實精神和寬闊的視野，作家般激情洋溢的天賦以及對家鄉環境變遷的切膚之痛融合在一起、使《塵暴》「令人驚異地成了極有說服力的絢麗多彩的社會史」，成了20世紀美國歷史學的「一件瑰寶」。
環境史：是單純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
還是常要進一步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單就研究對象而言，塵暴充其量也只是整個環境史中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而已。但沃斯特通過對塵暴的研究以及在其他著作中對環境史所作的解釋，實際上左右了此後幾十年的美國環境史的發展，迄今仍魅力不衰。誠如侯文蕙教授所言，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歸功於他解決了什麼問題，毋寧說是提出了很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什麼是環境史，比如人與自然二者相比哪個地位更高，比如環境史的功用等等。而其最具爭議的地方，就在於環境史是否可以單純地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不去考慮人與人的關係。儘管沃斯特探討了人類文化在塵暴形成上的作用，但是他只談到了人們對土地的態度問題，而沒有探討人與人的關係。他認為這是社會史研究的問題，不屬於環境史研究對象。沃斯特的執著，引發了美國環境史學界長期不休的爭論，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也就在這種不斷爭論的過程中逐步走向成熟。
一如美國學界那樣，與會學者也對這一問題表達了各自的看法與意見。
青島大學法學院侯尚志教授指出，近年來國外的環境問題研究有很多新思路。從政治思潮來講，主要有兩種觀點，即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二者在對待環境問題的立場和觀點差別很大。以沃斯特為代表的環境史學者，實際上將環境問題的研究上升到美學的角度，認為自然即美，因而更多地強調如何保護自然。侯教授認為，人有三個層次，即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沃斯特只研究第一層次即人與環境的關係，而不涉及其他兩個層次。其實他內心深處是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的，其落腳點和出發點也是這個問題。
包茂宏則回顧了美國環境史的演變歷程。他指出，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分支學科、史學與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的一個交叉學科，環境史研究於20世紀60年代最早在美國興起。此後便以燎原之勢迅速發展，對傳統史學以及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形成強烈的衝擊和滲透。環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環境科學和生態學基礎上的當代環境主義為指導，利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歷史上人及其社會與環境之相互作用的關係，並通過反對環境決定論、反思人類中心主義文明觀來為瀕臨失衡的地球和人類文明尋找一條新路，即生態中心主義文明觀。
包茂宏認為，隨著美國環境史學的繁榮與發展，其研究旨趣已經轉向，最突出表現就是與社會史的不斷結合。這不是偶然的。或許可以這樣說，沃斯特這位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引領美國環境史學潮流的人物，已經成了美國環境史研究中的一個「原教旨主義者」。他把生態的地位抬得很高，卻把人從高的位置拉了下來，他將受到人類活動強烈影響的所謂」第二自然」或」人造環境」排除在研究的視野之外，極力倡導一種農業生態史模式，反對所謂的城市環境史，認為後者不是新事物，也不是環境史，而是舊的城市史的範畸。但是由於人的認識或文化和人的經濟生活畢竟是有很大距離的，文化認識的轉變往往並不能解決現實的環境問題。因此《塵暴》這本書的基調是悲觀的，人們從沃斯特的書與環境史研究模式中得到的啟示就是環境問題不能解決，在新一代環境史學者看來要解決環境問題，最終還是要依靠社會結構的變化依靠經濟體系的變化。這正是現在的環境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結合意來愈緊密結合的重要原因。
包茂紅：《環境史學的起源和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徐再榮副研究員也對沃斯特的觀點表示異議。他認為，環境問題既是科學的問題也是意識的問題。首先，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因看待角度不同會有不同的認識和反應，還會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其次，現在環境變化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人們環境意識提高的問題。如果沒有環境意識的提高，人們就不會認為現在的環境惡化是什麼問題。此外，意識問題還影響到環境問題研究。作為一個環保主義者，他只看到人的活動對自然的破壞，而看不到人的活動有助於環境改善的一面。還有，是人類中心還是自然中心的問題？我認為現在還是人類中心。
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圖片源於網絡）
高國榮也認為，環境史學以生態學、尤其是人類生態學為理論基礎著力探討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進而探索環境問題背後的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在人與自然之間，既有和諧共生的一面，也有緊張對抗的一面，而後者往往備受環境史學家的背睞。包括自然災害在內的各種環境問題因而成為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不過，與其他學科如歷史地理學不同的是，環境史學對災害的研究、對生態的憂思、對現實的警示和對文化的批判，無疑奏出了時代的強音，在倡導綠色文明，可持續發展的今天，環境史學的價值將得到充分的體現。我們研究環境史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環境史而研究環境史，而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發展，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梅雪芹進一步指出，就所涉及的主題來說，環境史並非20世紀的新創。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它原來是以「歷史地理學」的形式發展的。直到70年代初，環境史實際上還是地理學家和考古學家在論述自然環境中第四紀變遷和史前變遷時慣用的術語。此後，「環境史」術語日益被歷史學家以新的方式來使用。他們不僅探討歷史上自然環境與人類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間的辯證關係，而且著重於分析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乃至這種影響對人類社會的反作用。「環境史」不久獨立為歷史學學科之一，並繼社會文化史之後成為西方歷史編纂學的第四大類型。作為一個學科門類的「環境史」顯然是20世紀末的一種新生事物。可以說，環境史誕生於對現代環境問題的反思之中，而對廣大地區的過去和現在的環境問題的研究，正是環境史的一大任務。問題式取向成為環境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景愛則從考古學的視角提出環境史的定義和研究方法。他認為，環境史研究的重點是人類和自然的關係，關鍵就在這「關係」二字上，因而既不同於自然史、技術史，也不同於政治史、經濟史和社會史。人類和自然的關係經歷了依賴自然、利用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同時又保護自然這三個階段。這與人類智慧的開發、科技的進步有直接的關係，也正是嚴峻的現實催發了環境史的研究。研究環境史既要研究自然給人類帶來的利益和災害，以及人類為了抵禦自然災害所採取的措施，也要研究人類開發自然、利用自然過程中造成的生態危機和次生災害。如果能從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和影響中揭示出其背後的因果關係，人類便可以預見未來、主動地校正自己的行為了。
在環境史研究方法上，景愛認為研究者應該利用諸多學科的研究成果，與相關的學科相互配合、借鑑。在這些相關學科中，地質學、地理學和考古學尤其重要。這是因為，從傳統的文字史料來研究環境史，其成果的廣度和深度會受到極大限制。而環境的變遷會在大地上留下一些痕跡，這些都是史書上罕見的，同時又為環境史研究所必需，缺乏地質、地理和考古知識就難以運用此類珍貴的史料。從研究者來講，可以由不問領域的專家組成研究組進行研究，但最好的是由研究者主動地去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做到文理兼通，成為複合型人才。同時，環境史研究者必須走出書齋，做室外考察，即所謂讀萬卷書、行萬裡路。
景愛：《求索錄：一位考古學者的探索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沃斯特曾經說過，有多少環境史研究的學者就有多少關於環境史的定義。我們當然也不例外。我們需要對環境史的定義做出相對明確的界定，我們又無意也不可能將這一定義歸於一尊。或許，這也正是一門學科特別是新學科其生命活力之所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塵暴》的討論以及對國外環境史理論和著作的譯介，其最終的目的就是要促進中國的環境史研究。與會學者或結合沃斯特的環境史觀和研究方法，或結合西方環境史學的總體發展，或依據國內史學界的相關研究狀況，就國外環境史學對中國史學的啟示這個問題各抒己見。
梅雪芹首先指出，在環境史學產生、發展了30多年，並已成為西方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之後，我國史學界對它仍然十分淡漠。除了幾位大都不是研究西方史學的學者在積極主張環境史研究並身體力行之外，教授和研究現代西方史學的中國學者鮮有關注和研究環境史的。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葉，國內已出版的關於現代西方史學的專著式教材或各種有關的編著和專著，都沒有給環境史的介紹留下一席之地。面對這種情勢，我國史學界、特別是世界史學科如何應對和加強有關的研究，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不過，對於如何加強中國的環境史研究，與會學者還是充滿了信心。
包茂宏為未來的中國環境史研究擬訂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指出，研充外國的環境史不僅僅是為了人類的知識積累，為我國的發展提供經驗教訓，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我國的環境史學派。就現階段環境史在中國的發展而言，仍處於介紹、引進和初步研究階段。隨著時代的變化和對外學術交流的深入，我國歷史學家也在努力補充新知識、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環境史在中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環境史的中國化刻不容緩。中國的環境史研究應該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站在全人類和全球的高度學習別的國家的研究成果、理論和方法，即批判地、有選擇性地學習適用於全人類的共同的東西，揚棄那些帶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東西。第二步是實證地研究中國人與環境關係的變遷史，特別是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實踐、西方進化論傳入中國後國人對環境態度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徵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論與實踐、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成長時對環境的利用和保護等。在完成一些重要專題研究後，寫出完整的中國環境史。第三步是把中國環境史放在全球環境史的框架中與美國、歐洲、非洲等環境史一起進行整體的分析和綜合，形成中國的世界環境史學派。
梅雪芹在談話中也提到，環境史研究在國際和國內都是一個新生事物。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所長於沛先生表示將在明年在上海舉辦的第一屆世界史論壇中，列出一個小組專門討論生態環境史。環境史研究的國際化和本土化已成大勢。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研究外國環境史總是有隔靴搔癢的感覺。如果能用環境史範式來研究國內的一些問題，如同沃斯特主要研究自己的家鄉那樣，就會有一些切身的感受，也才會投人更多的感情。譬如，如果我們以人類生態學為基礎、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研究除「四害」、滅麻雀的問題，我們就會有一些不同於研究世界其他國家環境問題的體會。「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當代中國社會，這一五臟俱全的小麻雀的命運卻經歷了戲劇性的變遷。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人人喊打並欲除之而後快的「四害」之一，到當下被列為國家級保護動物，小麻雀的命運可以說是大落大起。這一落一起顯然和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以及人們的生態意識的增強密不可分。因此，對小麻雀在當代中國的命運的剖析，應該是認識當代中國社會的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而這樣的研究無疑屬於環境史學的範疇。
侯文蕙一方面對國內的環境史研究現狀表示擔憂，認為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力量現在還很弱，也不受重視。另一方面她也認為，運用國外環境史的理論回過頭來研究中國史，似乎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侯尚志則期待中國國內的環境史學界應該加強對生態哲學方面的深層研究，進面把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西方的一些思想融合起來，最終在應對全球化浪潮的過程中形成中國人自己的環境史理綸。
面對世界史學者在環境史領域的上述由外而內的「中國取向」，在座的中國史學者更感責任重大，其實，對他們來說，有關環境史的研究已經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怎麼樣做得更好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夏明方指出，儘管在中國真正的環境史研究是這幾年的事，但是具體的工作很早就在做了。「文革」時期對農業學大寨、水壩建設等問題都有分門別類的史料搜集和整理，但是這些工作一方面大部分都由自然科學學者完成，人文學者沒有參與，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是內部報告，並不為大眾所知，普及工作沒有做好。還有一個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和中國人的自然觀的研究，中國環境思想的資源有待進一步發掘。
夏明方：《近世棘途：生態變遷中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王子今教授，則介紹了他目前正在進行關於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的課題研究。
王子今：《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人往往只是在關節疼痛時才會想到自己的膝蓋；人類也總要在親歷一場場災難之後，才會對環境問題表現出強烈的關注。世界上第一個有關水土保持的政府機構即美國水土保持局的成立，就離不開塵暴的表演。為了說服國會能迅速通過這一立法，當時的倡議者通過有意的拖延和磨蹭，讓會議一直開到一場預料之中的大塵暴的到來。然而一旦自然危機的壓力開始減輕，大平原人對地的掠奪又重新開始了，結果又陷入了新一輪的塵暴災難之中。《塵暴》的作者對此深感無奈，以致不無憤激地認為「骯髒的30年代過得太快」，這樣，「既不能引發出一種對人類在黑風暴上的責任的充分認識，也不能為一種在本質上全新的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礎」。
如今的北京「殺死」已過，沙塵暫避。但願我們這些當事者能夠從美國的環境史中吸取教訓，從而使中國未來的環境史學家們在書寫今天的這段歷史時，不至於像沃斯特那樣流露出太多的嘆息和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