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侯文蕙（青島大學教授、環境史學者）
編輯 | 許嘉芩 劉愈
1979年，僅在兩年前因其《自然的經濟體系》而嶄露頭角的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又出版了他的新著《塵暴》（Dust Bowl）。翌年，即1980年，該書獲得了美國歷史學的最高獎——班克羅夫特獎，作者亦因此而聲名大振。25年後，又出紀念版，正文未動，只增添了作者後記。中譯本初版於200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現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再版。再版譯文採用2004年原著的紀念版，加譯了後記，並對初版譯文作了全面的修訂。
《塵暴》的英文書名為Dust Bowl，直譯應為「灰碗」。這是一個充滿想像的令人沮喪的比喻。它的意思是，自1930年就開始的全美範圍的乾旱，在1931年後其中心便轉向了大平原，使此地變成了一個塵暴肆虐的地區。最初使用「灰碗」這個名詞的記者在兩天之後改用了另一個術語——Dust Belt（塵土帶），但是，Bowl這個術語竟很快就流行起來，並且成為國家水土保持局的專有名詞及地圖上的一個正式確定的塵暴地區的名稱，儘管「灰碗」這個詞讓很多大平原的人不高興。有些人喜歡它，是因為某些大學橄欖球賽的名稱叫「桔碗」或「玫瑰碗」，現在出來個「灰碗」，很有諷刺意味。或許，只是因為人們聯想到了餐桌上的那隻糖缸或糖碗裡的東西？現在，那裡面裝的已經不是糖，而是塵土。中譯本的書名《塵暴》，是將Dust Bowl中dust的中文詞意及bowl的中文諧音合併而成。
《塵暴》是第一部試圖將生態學和經濟學這樣兩個不同的學科融合起來，並從一個新的歷史視角來分析人和自然關係的著作。如果將其與作者的前一部書《自然的經濟體系》聯繫起來，甚至可以將它看作是詮釋後者的一個實例。它以生態學理論為基礎，以一個地區的生態變遷為切入點，運用地質學、水文學、植物學等自然學科的文獻資料，透析其自然表象中的經濟文化特點，對一個重大的環境災難做出了有力的、足以服人的判斷。它開啟了環境史的新模式。無論在當時，或在以後，《塵暴》都堪稱是環境史——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才誕生的一個新學科之開山之作，是一部經典。它的成功之處，就如作者本人所說，是「它展示了一個新穎的（顯然，在個別持有敵意的評論者看來，是有爭論的！）假設，即塵暴的原因是經濟上的侵襲和草原的破壞」。之所以新穎，是因為此前還未曾有人如此深刻而清晰地將美國的經濟文化與一種通常被認為是自然的災禍聯繫起來。長期以來，不論在塵暴發生之前或在其後，普遍的看法都認為，這場災難是「上帝的行為」，是某種人類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所致。儘管在30年代，某些有先見之明的生態學家已經指出美國濫用土地的弊病，甚至將其提到一種倫理角度上來予以批判，如奧爾多·利奧波德，認為人有責任去保護自然共同體的完整和穩定，更謹慎地約束人的經濟行為，但是，他們終未能從根本上認識美國經濟文化的癥結所在。《塵暴》一針見血地指出，除了自然，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那就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精神。作者認為，在美國這樣一個以企業為本的社會，在30年代同一時期出現的兩種災難：經濟大蕭條和塵暴，都屬於同一性質——資本主義危機，而導致其危機的根源是無止境的對利潤和財富的追求。因此，作者在書的一開頭便引用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一句話：「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都不僅是榨取勞力的技藝上的進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藝上的進步。」在美國這樣一個高揚資本主義精神的國家裡，沃斯特的聲音可謂石破天驚。他明確指出，30年代的塵暴災難，既是自然的，也是人為的，而且，就這次特定的時間而言，人要負更多的責任。作者根據大量歷史事實和科學數據，說明人如何在半個世紀裡粗暴地破壞了這片土地古老獨特的生態特點，並如何用資本主義的商品化農業將這片土地一步步地推到了其生態極限之外。作者痛心地說：「某些環境的毀滅性災害是自然所為，還有一些則是疏忽或貧困逐漸積累的結果。而塵暴，卻是一種文化的不可避免的產物。這種文化蓄意而自覺地為自己指派了這樣的任務，那就是竭盡全力地馴服和掠奪這片土地。」唐納德·沃斯特（攝於2017年於南開大學舉辦的第四屆東亞環境史學大會上）實際上，早在30年代，就有國家土地規劃者針對大平原的問題提出了建議，並試圖用一種新的資源保護思想來改革這個地區的土地使用方式。《大平原的未來》——一份由幾位當時最權威的土地規劃專家起草，並於1936年提交羅斯福總統的報告，則是這一思想的最富啟示性的表達。報告認為，土地的破壞基本上是一種「思想態度」的結果，首先是那種支配自然的，「把土地貶低為不過是人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和剝削的原材料」的倫理觀。這一結論確實觸到了美國土地使用上的痛點。然而，問題是，若沒有一場變革——一種體制上的變革，諸如終止工廠式農業，對農業投資、利潤獲取以及土地所有權嚴加控制等，無論有多少道理，這種看法也只能是紙上談兵。沃斯特說：「很難說是出於政治上的膽怯，還是因為集體思想的混亂……他們一點也沒觸及農業中的商業模式。」因此，塵暴地區經濟的重建，也只能是「進一步時就要往回滑兩步」 （利奧波德語），難有實質性的進步。不過，要說重建根本沒有成果，也是不公正的。從塵暴的發生（1930年代），到《塵暴》一書的出版（1979年），再到《塵暴》的再版（2004年），在這四分之三個世紀裡，大平原仍然是美國最重要的農業基地之一。聯邦政府幾十億美元的農業補貼，加上農業技術的不斷革新，都使得當年的塵暴區域能夠成為源源不斷的穀物和牲畜製品輸出地。例如，自1979年起，在聯邦政府的協助下，草在部分地區又生長起來了——政府撥款租用農場主的土地，令其退耕或休耕；表層土地的利用深入到了地下，日益普及的深井噴灌在為乾旱的土地解渴……這一切都在證明老塵暴地區的巨大變化，唯一不變的是企業化農業不斷追求的目標——擴大再生產。於是，在堪薩斯南部，一個新時代的牧牛王國興起了，並帶動了飼料農業的發展。它需要更多的勞力，也需要更多的水。事實是，「農場主們汲取著河岸地帶的每一滴地下水，結果幾乎所有在堪薩斯西部的小溪及河流都乾涸了。今天，在這裡的地表水，比它最早被標註為美利堅大荒漠時還少」。「大平原也面臨著全球變暖的未來，在每年的降水量似乎都在下降，而乾旱變得更經常和更嚴重的時候，灌溉的供水將會迅速減少。」「那麼，在很少或沒水留下來種莊稼的時候……沙塵是否就要開始吹了？」作者如是說。顯然，這不僅是作者的疑問。作為美國環境史的開山之作，《塵暴》所展示的不僅是它的題材和方法，同時還有它的寫作風格及其深沉的人文情懷。唐納德·沃斯特是大平原的兒子，他在那裡成長，並在堪薩斯大學接受和完成了他的本科教育。《塵暴》是他獲得耶魯博士學位後在夏威夷大學任教時的著述。1979年《塵暴》初版時，他曾說，這本書是他「竭力面對我自己的過去的結果」。在異鄉度過了15年後，他覺得，「已經到了回家鄉呆一陣子，去看看這片曾經賦予我那麼多初心的土地和人民的時候了」。然而，在真正回到這片土地時，他的視角已經明顯地不同了。15年的漂泊，讓他看到了大平原以外的更為廣闊的世界；而耶魯大學的研讀，則讓他對大平原的故事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發現，「在他離開的期間，他是那麼熱愛家鄉，但是當他回歸時，又無論如何也不能不帶著批評的眼光去看它」。從《塵暴》的字裡行間，我們能夠深刻感受到作者的這種複雜情感。關於這一點，我曾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做過評論，今天看來，似乎仍不過時。「在書中，沒有空洞的說教，也沒有無謂的悲憫，他只是力圖通過闡述一場人為的生態災難的前因後果，來激發人們來一次價值觀念上的變革。他追述草原曾經有過的豐碩和美麗，他感嘆長莖草的頑強生命力，他痛惜草原土地共同體的和諧的失去；同時，也譴責人們破壞草原的粗暴行為。他為人們的無知和貪婪而羞愧，也為生態難民的困境而嘆息。他不厭其煩地告訴人們，人的無知和貪婪，是如何給土地，也給自己帶來了災難。」（拙文：《〈塵暴〉及其對環境史研究的貢獻》，2004年《史學月刊》）他說：「應該很清楚了，自然是有極限的，這種極限既非沒有彈性，也非固定不變，但是確實是存在的。」在極限面前，「我們應該學會約束我們的人數和欲望」。這是一種多麼強烈的道德上的呼籲！我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奧爾多·利奧波德的一句話：「我們蹂躪土地，是因為我們把它看成是一種屬於我們的物品。當我們把土地看成是一個我們隸屬於它的共同體時，我們可能就會帶著熱愛和尊敬來使用它。」但是，「如果在我們理智的著重點上，在忠誠感情以及信心上，缺乏一個來自內部的變化，在倫理上就不會出現重大的變化」。環境史是在全球環境危機中，由環境保護運動所催生出來的新學科，擺脫傳統史學的窠臼，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它的先天特質。因此，作為環境史學者，對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其必具的素養和胸懷；一種將人看作是自然一部分的生態倫理意識，應當是真正的人性的回歸。我想，《塵暴》給我們的啟示也正在於此。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最終，《塵暴》為我們展示的仍是一個不能確定的未來。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們必須找到一種能和地球和諧共存的生活方式，創造一種能適應自然生態的經濟文化，否則，我們就不能避免被蹂躪的地球帶給我們的威脅。「讀史使人明智」（培根語），《塵暴》再次證實了這句名言。自1989年起，唐納德·沃斯特受聘於堪薩斯大學歷史系，並獲赫爾傑出教授稱號，直到2012年退休。其著述頗豐，除《自然的經濟體系》《塵暴》之外，還有《帝國之河》《情寄自然——約翰·繆爾的一生》《向西流淌的河流》《萎縮的地球》等，共八部；另有多篇論文發表。曾任美國環境史學會主席，是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並獲美國歷史學家協會終身成就獎。1998年，初訪中國；2012年起，受聘為中國外專局海外高層次文教專家，並任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是2017年中國優秀外教的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