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吳志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編審。
歷史學術論文的生產是一個包含選題立意、史料批判、推敲寫作與投稿發表等諸多環節在內的系統性工程。然而，近十年來，筆者在黨史期刊編輯工作中，日益感受到相當數量的來稿存在著「重發表而輕寫作」的現象或取向，諸如文字表達水平不高、硬傷性錯誤較多等問題，迫使編輯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幫助作者解決基本的文字和寫作規範問題，從而給約稿、組稿、審稿、編輯、核校等一系列流程都帶來了巨大挑戰。這一點在很多歷史學刊物的學術編輯以及不少歷史學者那裡也得到了基本相同的反映和印證，從近年來指引學術寫作著述的出版數量增多以及歷史類微信公眾號對於論文寫作技能的高頻傳播中亦可見一斑。所有這一切都在顯示學術寫作能力的退化以及研究者普遍不重視寫作的問題，正在逐步成為一個具有時代性的學術病徵。「重發表而輕寫作」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要著力解決的地步，否則必然演化為制約歷史研究進步和發展的一大障礙，亟須整個歷史學界給予正視與重視。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非常複雜，關聯性因素具有相當的多元性與結構性，目前歷史學界對此尚缺乏系統的學理性分析，但大家公認的一大誘因是目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的年度考核壓力。就筆者所在的黨史研究領域而言，在黨史研究群體的世代更替進程加快的態勢下，考核壓力幾乎無法給年輕研究者創造出從容寫作和精緻修改的條件，即使一些成熟的學者也會在這種壓力下出現寫作粗糙的現象。而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野觀之，年輕研究者學術寫作能力的欠缺更是有因可循。由於巨大的升學就業壓力，年輕研究者在從小學到本科的長期學習進程中，並沒有接受過完整而有效的論文寫作訓練。中小學的寫作訓練大多以帶有濃重的公式化和格式化色彩的應試文章為主，並不會特別重視學生的寫作邏輯與理論分析能力。及至碩士和博士階段，相對鬆散的教學模式，使得很多導師無意也無暇對學生進行嚴格的論文寫作訓練，更何況目前很多導師自身的寫作水準尚有努力的空間。這一切都導致當下的很多研究生以及步入歷史學界的年輕研究者的學術論文寫作，缺乏系統性和自主性的長期訓練。可以這樣說，長期快節奏的學習和社會生活以及高度功利化的學術考核機制，沒有給絕大多數年輕研究者以充足的學術訓練。
網際網路思維的負面影響亦不容忽視。隨著新世紀以來網際網路的廣泛普及，網絡語言越來越多地滲透到學術領域，它具有強烈的即時性和隨意性，很少經過穩妥周密的考慮，怎麼想就怎麼寫，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一代年輕研究者的思維路徑和寫作模式。如果研究者缺乏足夠的自我警覺，難免受到不良影響，尤其不願在遣詞造句、精雕細琢、反覆斟酌等方面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甚至有年輕研究者主觀、錯誤地認為在當今時代已然沒有多少人會介意語言表達和文字水平，「信息」傳遞、「話題」熱度和閱讀「流量」才具有絕對的優先性。這種情況已在筆者與若干研究者的交流與溝通中得到了證實，一些年輕研究者也坦承自己的學術寫作的確受到了網絡語言生態的潛在影響。因此，如何在目前高度仰賴網絡環境的情勢下，擺脫或至少控制網際網路思維對學術研究的負面影響，應該是今後歷史學界能否從整體上提高學術寫作水平的一個重要變量。
由上可見，學術寫作能力並不是由年齡增長、學歷上升和學識提高等因素所必然帶來的自然結果，而是需要堅持不懈地訓練、調適和提高。這是一個必須有意為之、艱苦磨礪的過程，也需要研究者在逐步培育規範、獨特且有效的寫作風格之際，警惕形成固定、僵化的寫作模式，對於自身的學術寫作以及與此相關的治學理念抱持一種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態度，進而培養出穩中求變、不斷創新的寫作與研究能力。但遺憾的是，目前很多年輕研究者對此缺乏自覺意識，在尚未獲得良好的基礎寫作能力以及規範的學術寫作訓練的情況下，就貿然進入各種壓力狀態下的缺乏自我警覺和反省的持續寫作，非但沒有促進學術寫作能力的實質提升和良性循環，反而養成了一系列習焉不察的寫作「惡習」。
揆諸筆者多年來的編輯工作「史實」，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相對佔比來看，絕大多數來稿都帶有明顯而濃厚的「疾速寫作」「第一時間投稿」氣息①，基礎文字表達水平低下，學術寫作規範意識薄弱，存在的不足、缺陷和弊端可謂形形色色、林林總總，難以詳盡列述，茲粗略舉例(但遠不止於此)。從基本的寫作態度和文字功底來看，錯字別字、標點誤用、語法錯誤、句式雜糅、語句不通、詞彙貧乏、表意不清、隨意使用規範性名詞、自問自答等現象非常突出；從學術論文的基本要素來看，摘要不確切、關鍵詞「不關鍵」、學術史評述缺失或失焦、注釋格式不規範等現象非常普遍；從選題的科學性視角來看，問題則比較繁多，大致包括選題重複(尤其是同質性的個案研究浮泛)、選題的非典型性或弱代表性、選題的邊緣性(尤其是無法觸及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核心議題」)、時段過長而導致無法駕馭的宏觀歷史問題、主要基於材料獲取便利考量的臨時性選題、過於「當代性」的選題(將歷史問題等同於現實問題)、具有顯著爭議性的選題、以概念和理論涵化或圖解歷史的選題、將學位論文分章節發表的斷裂性選題、宏觀歷史價值缺失或不明的史實考證等；從史料收集與利用的角度來看，史料來源單一、盲信史料信息、史料堆砌、直接引文泛濫且錯誤百出、過度引用等情況較為嚴重；從歷史論文的主題設置角度來看，存在著中心主題不明確(甚至在一篇論文中出現「雙主題」「多主題」)、文章主題與論證內容脫節即「偏題」「跑題」、各級標題概括不準確、主副標題的內容倒置、結構設置不合理、各部分篇幅畸輕畸重、結尾部分「高開低走」等不足；從「問題意識」的維度觀之，缺乏統攝性的「真議題」、歷史解釋不足、理論創新意識匱乏等問題則較為明顯，往往致使論文的敘事性過強而思想性較弱、缺乏長遠意義的現實關懷；等等。此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學術寫作中浮現的諸多不足，與年輕研究者缺乏較好的形式邏輯訓練之間存在正關聯，常常導致很多論文出現諸如前言不搭後語、敘述邏輯混亂或跳躍、上下文銜接不清晰、敘述層級不一致、微觀與宏觀脫節等缺陷。
從編輯學的角度看，學術論文寫作中存在的上述問題都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間存在顯著的強邏輯關聯，亟須歷史研究者和學術編輯共同努力，作出整體性的分析，探索問題成因，尋求解決路徑。比如，一段時間以來，黨史研究論文中普遍存在大篇幅、長段落、不加剪裁地直接引用史料的現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論文的文字表達水準。受限於諸多歷史條件，生成於革命戰爭年代以及由基層組織書寫的不少黨史文獻，大多存在著文字粗糙、語法錯誤、邏輯跳躍以及不符合當代文化標準和審美觀念的語言表述等問題。但目前不少研究者養成了過度直接引用史料的寫作習慣，即使間接引用也基本照搬原文，從而造成全文引號泛濫、史料堆砌以及文字表達「報刊化」「文獻化」的粗劣氣象，歷史文件語言與研究者的敘述語言混雜、糾結在一起，甚至連研究者的歷史敘述語言都帶有歷史文件語言的表達風格，這就必然在局部或整體上直接影響文字表達的通暢感，很多情況下難以卒讀，閱讀體驗極差。現代史學觀念一般認為，研究者與史料之間是解讀與被解讀的關係，史料本身並不等於歷史，「讓史料自己說話」並不等於「讓史料替作者說話」，歷史研究者必須高度重視對材料的消化、吸收和轉化，大量的直接徵引無疑會嚴重削弱研究者的主體性。
職是之故，年輕研究者需要進一步加強概述史料信息的能力，從學理上重新審視直接引文的學術性質、功能和價值，在必須引用且可以達到畫龍點睛的效果時方才直接引用史料，嚴格控制直接引文的數量和篇幅，提升引用的質量和效果，防範因直接引文不當而導致的文字表達水平低下。實際上，過於頻密地直接徵引史料體現了一些研究者在史料收集、整理和使用方面的無批判性或弱批判性。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特定環境，不少黨史文獻具有生產機制不明晰、歷史信息的不透明度更大等特質，如果研究者盲信、盲引這些史料，會嚴重削弱和降低論文的「歷史性」「歷史感」。筆者在近年來的審稿工作中，不時發現一些文章只是通過類似工作總結、工作匯報等檔案文獻，來反溯相關歷史事件的基本內容和發展線索，且在論文中大量直接引用這些文獻，不僅造成文章的語言表述帶有濃厚的「報告化」色彩，拉低了論文的文字質感，而且直接導致整篇論文形成「格式化」的寫作模式，對於歷史論文最為關鍵的時間線索、歷史分期和敘述邏輯等卻因此陷入混沌狀態。總之，直接引文的過多徵引所引發的問題很多，應該引起歷史學界的高度注意。據筆者的寫作體驗，在高度注重完整、準確地消化和概括歷史文獻及其信息的基礎上，將其與必須直接引用的內容整合為文字風格相對統一、敘述邏輯緊密銜接的「語言共同體」，既可以彌平不同時代語言風格之間的裂隙進而使文字表達更為順暢，又可以在注重文字概括和上下文過渡的敘述過程中鍛鍊形式邏輯能力。
承上所論，目前學術論文寫作中存在的諸多不足和缺憾，有些屬於研究和寫作的態度問題，有些屬於文字表達基本功欠缺的問題，有些則是因為對歷史研究本質的理解有偏頗。由於這些寫作問題在經年間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改進，一些研究者漸次形成了一些不良的寫作習慣，給編輯的日常工作帶來了直接而沉重的壓力和負擔。在這種情勢下，僅就筆者服務的《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的具體工作來看，絕大部分日常來稿和一些專門約稿因寫作水平低下而無法通過編輯部的審稿程序，其中不乏具有較強選題優勢和較好史料基礎者，這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智力浪費」。即使通過審稿程序的不少文章，也存在或多或少、或重或輕的寫作失範現象，後續的編輯與核校工作並不輕鬆。近十年來，筆者每每編輯完畢一篇存在諸多寫作不規範情況的學術論文，都有一種類似從一片遮天蔽日、荊棘叢生的原始森林裡不斷搏殺、奔突到開闊大地的獨特體驗，絲毫不亞於自己進行歷史研究和學術寫作所付出的艱辛努力。筆者不止一次聽聞編輯同行反映，最令編輯頭痛不已的境況就是一篇學術論文擁有很好的選題、史料和觀點基礎，但在編輯過程中需要對幾乎每一句話加以斧鑿和潤飾。
再如，在《中共黨史研究》的三校流程中，每一校次都會將清樣稿返給作者，形成編輯與作者共同校對文章的做法，以持續提升消除所有潛在錯誤的可能性。可惜很多作者並不重視文章最初的文字版和清樣稿，在進行到二校或三校的時候才開始發力，幾乎每一句話都有改動，而這些改動均需編輯逐一衡估和敲定並謄寫到編輯稿中，無形中極大地增加了編輯工作量，加大了出現二次甚至三次錯誤的可能性。還有很多作者聲稱認真地完成了多次的直接引文核對工作，但編輯在檢查核對的過程中仍然發現了不少硬傷性錯誤。為了騰出更多校對時間，有時不得不暫緩刊發。但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即使經過一次或幾次的編輯合作，一些研究者的不良寫作習慣，仍然在下一次投稿的文章中未獲明顯改善，其中甚至包括不少具有較高研究水平的成熟學者，這種狀況使筆者在內的很多編輯都頗感沮喪、困惑與無奈。學術寫作中的問題和弊端如此明顯而嚴重，卻又如同「皇帝的新衣」被很多研究者視而不見。
就筆者的現實感受而論，目前學術論文寫作中的諸多弊端，其本質毋寧說就是一些不良的寫作習慣。這種不良寫作習慣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學術論文背後所承載的急躁的功利化訴求，學術論文被「異化」為實現各種現實利益的工具，嚴重背離了學術研究的理想主義本質，「我們現在的發表狂對思維的尊嚴是一個極大的侮辱，而社會可能賦予學者的權威正是以這一尊嚴為基礎的」。②由是言之，年輕研究者若欲打破不良寫作習慣與功利化訴求之間的惡性「互為」關係，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抵制外在誘惑，平心靜氣地坐冷板凳，回歸學術本質，培養「戰略定力」，「絕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無論對作者本人還是對其他人來說，作品都絕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時作者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他自己的生存」。③退一萬步講，歷史研究者即使有現實和功利的考慮，也不能完全無視學術與學者的基本尊嚴。
從學術刊物的角度而言，之所以如此強調寫作問題，是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文章的寫作水平都是編輯和作者在合作過程中首先面對的「客體」，至於文章的思想、觀點、方法等在處置次序上都不得不讓位於寫作質量。無論研究者的治學能力有多強大，史料收集與利用有多充裕，學術思想和觀點有多新穎，理論和方法有多前沿，如果寫作本身存在缺陷或文字表述水平不高，那就等於前功盡棄。論文寫作及其水準既是研究的結果，也是這種結果的基本載體，寫作本身的水平高低可以直接反映作者的歷史研究水準，文字表達和寫作水平亦由此直接決定了一篇學術論文的成敗得失，這應當是不難理解的經驗感覺，絕非誇大之辭，畢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相對於厚重冗長的學術專著，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對學術刊物出現的文字硬傷等失誤更為敏感，這些錯誤也更容易被發現，遑論刊物所屬單位和出版管理機構對學術刊物還有嚴格的質檢或年檢制度。如論文在發表出版以後被發現存在硬傷，顯然會極大降低學術刊物和編輯的聲譽，當然也會明顯降低作者本人在歷史學界的學術觀感，這是典型的「雙輸」「互害」。文字表達、文字規範的問題貌似微渺，但在當前比較浮躁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下，如果一個作者非常重視文字規範和寫作質量，那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他有意願、有心性全面檢視整個文章的史料、敘述、結構、邏輯、觀點等更為重要的維度。反之，如果一個作者不重視文字規範和寫作面貌，也很難說他在短時間內觀照到了文章的各個重大方面。這就是高度強調文字規範問題的根本原因，也是為何本來屬於技術性層次的文字規範，現在倒成了決定文章能否發表的「戰略性」問題。
同時，編輯固然承擔著擬發表論文的文字編輯責任，但如果編輯僅僅成為或被迫成為單純的「文字匠」，也不啻於另一種「智力浪費」，畢竟學術刊物及其編輯擁有獨特的信息資源和觀察視角，可以為所屬學科的整體學術進步提供更多切實有效的思想與理論資源。在這個問題上，《史學月刊》前主編李振宏的認知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我們深知，編輯不可能比學者更高明，刊物主辦者不能對學術指手畫腳。但是，就學術發展的狀態說，單個人的研究，總是處於散在的狀態中，而眾多研究成果的集散地，則毫無疑問會呈現一種風氣；而這種風氣則在學術傳播的同時，影響著整個學術群體。所以，刊物的主辦者，在引導學術風氣、規範學術秩序、形成學術趨向等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學術期刊只有承擔起引領學術發展的歷史責任的時候，堅定地站在學術發展的前沿陣地的時候，才可能為學界所注目，引起強烈的反響和關注，也才可能奠定期刊在學界的穩固地位，真正成為學界的一方重鎮」。④近些年來，史學界的研究條件和環境獲得了巨大改善與進步，研究者獲取資料、信息、思想和理論資源的途徑得到極大拓展，但整個國家社會的加速度發展、學術評價機制的主導性增強以及學術刊物之間的高強度競爭等因素，推促「時間」成為最為稀缺的資源，學術刊物亟須在蕪雜的日常工作與爭取更多優質學術資源之間保持艱難平衡，學術編輯也需要協調日趨繁重的編輯任務與自身學術發展之間的關係。一篇在文字表達和學術規範方面非常優秀的歷史論文，會大大減少編輯的工作量，從而為其騰出更多時間從事學術研究，不斷提高編輯能力，把脈歷史學科的整體發展動向。正因如此，年輕研究者若能抱持對自己和學術刊物高度負責的態度，認真仔細地寫好每一篇學術論文，持續提高自身的學術寫作能力，切實減輕編輯的工作壓力，與編輯形成各司其職、各得其所的良好的合作與雙贏關係，進而型塑「負責的編輯」與「有心的作者」之間更具建設意義的張力性學術結構，相信會對穩步提升研究者的學術寫作能力和編輯的創造性工作水準產生積極的促動作用。
綜上所述，筆者簡要點出了一段時期以來黨史研究學術論文寫作中廣泛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多少具有一定的批判性。目前很多年輕研究者追求的是文章的可發表性，而編輯則更多地強調論文的科學性，二者之間存在不小的「溫差」，需要研究者與學術編輯付出同等重要的努力來彌補這一鴻溝。事實上，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的培養，具有強烈而鮮明的特定邏輯和內在規律。研究者只要堅持主動、嚴格而長期的艱苦訓練，並在持續不斷的論文寫作過程中保持對自身問題、不足和弊端的及時警醒與自我批判，就可以步入學術論文寫作的「正規生產線」，寫出符合學術規範的歷史學論文，進而滋育自身的學術邏輯和理論創新能力。唯其如此，研究者才有可能在將來某個時刻真正地「飛躍流水線」，完成治學能力和思維品格的自我超越，為中國歷史學的學術進步乃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作出創造性貢獻。
學術研究是一生的志業，而寫作更需一生的修煉，新一代的年輕研究者有必要透過嚴謹規範的學術寫作，樹立對於「學術」的敬畏之心。為了從學術編輯的角度就學術論文寫作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筆者從前兩年開始全面梳整和解讀《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的三審意見與外審意見，努力從中總結出有關黨史研究學術論文寫作的「負面清單」，亦即規範的、理想的學術論文寫作至少應該規避的問題，並與相當多的年輕研究者就此做了具有實效性的溝通與交流，今後將陸續成文，提供給年輕研究者參考。筆者堅信，學術編輯是歷史學界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其掌握的獨特的學術信息以及由此型塑的獨特學術體驗，在提高歷史論文寫作能力乃至提升歷史研究整體學術水準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似乎比以往想像的更加重要。在這方面，學術編輯絕不可妄自菲薄，可以做、應當做、必須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注釋：
①在此無妨溫習一下馬克思在從事原創性寫作時的態度和理念：「至於我的書，沒有兩個月是完不成的……我還有這樣一個特點：要是隔一個月重看自己所寫的一些東西，就會感到不滿意，於是又得全部改寫。」參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頁。實際上，此處所說的「兩個月」可以視為一種虛指，馬克思的很多文章和著作的寫作與修改時間都非常漫長，以至於一些馬克思研究者認為：「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總是不願將每一篇文章視為最終定稿因而他不願放下手中的筆。」參見雅克·阿塔利著，劉成富等譯《卡爾·馬克思：世界的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頁。就此論之，身處嚴重的政治危境與生活困境中的馬克思都如此嚴苛地對待寫作，身居優渥條件下的新一代年輕研究者又有什麼理由和資格不更加嚴格要求自己的寫作呢?!
②林賽·沃特斯著，王小瑩譯：《希望的敵人：不發表則滅亡如何導致了學術的衰落》，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95頁。
③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頁。
④李振宏：《沉甸甸的責任——主編〈史學月刊〉16年的做法和感悟》，《史學月刊》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