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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泓翔
本文授權轉載自：一席
黃泓翔，野生動物保護者，「中南屋」創始人。
奧菲爾找到我說：「你知道嗎，只要走私犯聽到你那帶著濃重中國口音的英語，他一定會放下他的警覺性。」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誇我。
大家好，我叫黃泓翔，是社會企業「中南屋」的創始人。我們平時主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把像在座這樣的中國青年人忽悠到非洲，去做一些野生動物保護、可持續發展相關的調研和項目。
我小的時候非常喜歡動物，一直很嚮往去非洲的大草原，去南美的亞馬遜雨林等等。只是小的時候覺得這些地方離自己的生活很遙遠，很遙不可及。
2011年，我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本科畢業，去了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學國際關係。到了哥大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曾經我覺得遙不可及的非洲、南美這些地方，我身邊的外國同學基本上都去過；而且去過的不只一個國家，還不只是去旅遊。
他們在這些國家做了很多很有意思、很有意義的一些項目，以至於無論是上課也好、下課也好，我整天都聽到我的同學們在講「我在肯亞的時候，我在莫三比克的時候，我在海地的時候」等等類似這樣的話題。
而這種時候，跟我絕大部分中國同學一樣，我發現自己都是懵逼的，並不知道如何介入他們的對話，因為對他們所說的東西一無所知，往往只能在他們說完之後沒話找話說：嗯，在中國，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發現了其實非洲和南美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遙遠，而且我很希望像那些外國朋友一樣，也能夠看到那麼廣闊的世界，有那麼多有意思的經歷，所以我很想很想去這樣的地方看看。
2011年，我的第一個寒假之前，我剛好找到了這樣的一個機會，去了厄瓜多。正好親歷了當時跟中國人有關的在當地一個比較大的事件——當時，中國公司正準備在厄瓜多開一個大型露天銅礦項目，當地的環保NGO、野生動物保護NGO、土著人權益NGO，對這樣一個項目都非常擔憂。他們很擔心這個項目破壞當地的環境，影響當地的野生動物，最後給這個國家帶來的是一些不好的東西，而資源卻會被掠奪走。
為了避免事情往這個方向發展，他們試圖去跟相應的中國企業進行一些溝通和對話。但是在厄瓜多的中國企業沒有與這些組織對話。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我們中國人雖然走出去了，但很多時候對當地、對國際的理解並不足夠。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到一個國家做項目，這個國家的政府支持了不就完了嗎，為什麼我還要去跟這些民間組織溝通呢？而且我們中國人會覺得，我們來這裡幫你們開發一個礦業項目，是來幫助你發展經濟的；如果這些礦不挖出來，你們怎麼能有錢修路、修學校、修醫院這些東西呢？
找不到跟中國人對話的機會，這些當地的NGO組織最後採取了一個比較極端的做法——他們組織了一群中青年婦女假裝要去辦中國籤證，跑到了中國大使館門口，門一開就衝了進去，解下自己的絲巾，把裡面的門反鎖起來。使館外面的人開始大呼小叫，進行抗議。
這個事情後來就逐漸往一個比較激烈的衝突的方向發展了。當時我親歷了這樣一個事件，因為原來是學新聞的，所以我給《南方周末》寫了一篇文章，把這個事情報導了出來。
而厄瓜多的經歷對我來說，就像是人生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我不僅去了夢寐以求的亞馬遜雨林所在的國家，見到了食人魚等各種各樣神奇的生物；更重要的是，我覺得我看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世界現象。
用我一個朋友的話說，我們中國人雖然走出去了，但沒有走進去。
我們在當地的融入程度其實非常低，環境破壞的問題、勞工關係的問題、社區的問題、溝通的問題，所有這些東西都阻礙著中國人在那邊以及當地的共同可持續發展。我對這樣一個話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接下來每一個假期我都往南美洲跑。
為什麼那會兒沒有往非洲跑呢，是因為從美國飛南美便宜一點。2013年，我從哥大畢業，那個時候，我決定去另一片我一直嚮往但還沒有機會到達的大陸——非洲。於是我找啊找，找各種的機會，最後找到了這樣一個項目。
很巧，2013年底，南非的金山大學在招募中國記者，去非洲做象牙、犀牛角貿易的調查報導。我申請了。也因為我原來在南美洲的經歷，我被錄取了。
其實那個時候我非常地不理解，非洲這些野生動物保護的問題，為什麼要特地招中國記者過去做調查報導呢？但是當我到了那邊，我就明白了——當你走進非洲這些賣象牙的市場，其實這些東西平時他們都是裝在箱子裡面，不會公開售賣的。但是當他們看到中國人過去，就會非常熱情、兩眼放光，簡直就像看到了移動的錢包向他走來。
我逐漸了解到大象保護和象牙貿易的這個話題。其實象牙有三分之一是長在自己的臉裡面的，所以一般來說，盜獵者為了獲得象牙，是要把大象的臉給削掉的。
這張圖片是前兩年可能都會在騰訊新聞上看到的，肯亞的象王薩陶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況被殺。
其實這裡可以給大家講一個小知識。如果大家去看歷史上的照片，會發現以前像薩陶這樣有非常長非常大的牙的大象其實有很多。但是今天你如果去非洲，很多時候你看到的只能是右邊那樣子的。
為什麼？因為牙越大就越值錢。
盜獵者會優先去獵殺牙更大更長的象，而它們的基因就這樣損失了。也就是說，如果盜獵不斷地進行下去，我們未來去非洲，你看到這樣的大象的可能性就會越少。
而真的冒著生命危險去草叢裡射殺這些大象的，往往是非洲當地人。殺這樣的一頭大象，可能只能賺兩百到三百美金。但是在市場上，一公斤象牙可以賣到幾千美金，而一根普通的象牙就能達到十幾到二十公斤。
這些象牙都去哪了呢？可能很多人現在已經知道了，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象牙市場。
我也遇到很多中國朋友，他們不服：你給我看統計數據啊。的確，如果你去查，會發現其實很難有統計數據能說明這一點。它涉及走私，涉及黑市，很多東西是很難去統計的。但是當你走到非洲賣象牙的地方，你發現當地人的中文都很流利。當你走到越南專門走私象牙的一個村莊，你會發現當地越南人中文說得非常溜，每個人都用微信，而且還有在中國的銀行帳戶。當你遇到這樣的一些事情的時候，你不會再懷疑這樣一個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中國人面孔的我去做調查的時候，會特別地方便。
在座的各位可能覺得我看上去不像是做象牙走私的，但是在非洲人眼裡，只要你是個中國人，你長得都像是做象牙走私的。因為有這樣的一些便利，所以我當時做了一些調查，在國際上又發表了一些相關的調查報導。
在這之後，有一些國際野生動物保護組織就找到了我。我當時第一個認識的國際野保組織的朋友叫奧菲爾。看上去有點像走私販，其實還是挺正面的一個人物。他是以色列人，原來在以色列當兵。後來去非洲做叢林探險，遇到了一隻被走私的黑猩猩。他把這隻黑猩猩解救了出來，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hope，希望。這就是趴在青年時代的奧菲爾身上的這隻黑猩猩。
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他對這個話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能夠去幫助這樣一些動物。所以他成立了一個機構，叫作EAGLE network，神鷹網絡。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臥底調查員跟走私販接觸，讓這些走私販帶著象牙和犀牛角過來見他的交易對象。在那個時候，警察會出現，把他們逮捕。因為他，我後來參與到了這樣的一些行動之中。
給大家看一個小片段。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的：2014年年初的時候，奧菲爾他們盯上了烏幹達的一個走私販大哥。他們知道這個人是一個參與了多次國際犯罪的走私販，所以很想逮捕他。
他們派了一個非洲臥底的調查人員去跟他接觸，號稱是在幫中國人採購象牙。但是這個走私販非常狡猾，他覺得這個非洲人很有可能是當地警察派來的一個臥底。
這個時候，奧菲爾找到我。他跟我說：「你知道嗎，只要他聽到你那帶著濃重中國口音的英語，他一定會放下他的警覺性。」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誇我，於是我就去了烏幹達，幫他做這樣一個調查。
到了烏幹達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給這個人打電話，擺出一副趾高氣昂的樣子，因為我扮演的是一個香港的大走私販。我跟他打電話，說我現在派兄弟過去，你趕快讓他看貨啊。還有幾十個人等著跟我們做買賣呢，你想不想做這個生意了？如果想，就別廢話那麼多，趕快帶他去看貨。
通過這樣一個做法，他的信任度已經提高了很多，然後他就帶我們當地的臥底人員去進行一些接觸。但是這樣子是不足夠讓他真的放心的。所以後來我又到了烏幹達的一個購物中心，去跟這個人吃飯，跟他直接面談。
去見他的時候其實我們做了很多準備，奧菲爾也給我分享了很多調查經驗。比方說，我到了現場要表現得比他還緊張，我站在那裡東張西望，生怕有警察出現。話沒說幾句我就開始質問他了：我憑什麼相信你不是臥底調查的呀？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在騙我是真的想要做這個生意呢？
奧菲爾跟我說，如果你不想被人懷疑，就要先懷疑對方。他看到我表現得特別緊張，就越來越放鬆了，然後開始不斷地安慰我。他笑得很開心說：「哥們，你不用這麼害怕。我們做這個太多年了，整天跟你們中國人做生意。你放心，一切都沒有問題的。」
後來我們約了一天，各自開著一輛車。我帶著錢，他帶著這些象牙、犀牛角，我們到一個小巷口去交易。其實那個時候我還挺緊張的，因為你不知道當警察出現的時候這個人會幹嗎。而這個時候，你是離他最近的一個活物，你不知道他會不會拿出一把槍向你開槍。
奧菲爾看出我很緊張，於是很鄭重地給了我一瓶辣椒噴霧。我當時看著這瓶辣椒噴霧內心有點崩潰：他如果朝我開槍，我拿這瓶東西出來對他噴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但是非常幸運，這個人太相信我了，以至於警察出現的時候他完全就懵逼了。他根本就沒有想像到，保持著這個表情就被抓了。
還挺幸運的，在後來做的多次調查裡面，我都沒有遇到過那種真的有生命危險的時候。所以大家現在看到我還能活著站在這個地方，能夠跟你們講這樣一個故事。
當時跟奧菲爾做調查的時候，正好遇到一個奧地利的紀錄片導演，他在拍一部關於象牙貿易的片子，當時正在拍奧菲爾。通過奧菲爾的介紹，他就認識了我，開始拍攝我的東西。所以後來我們很多次調查的時候他都在現場拍，也就是為什麼影片裡面有大量的真實的調查鏡頭。
通過這幾年做調查，我越來越意識到了國際野生動物保護問題的一個狀況，簡單來說，現在全世界可能有一半的瀕危物種都跟咱們中國人有關。因為中國人買象牙，非洲大象面臨盜獵的問題；犀牛角中國人不是最大的一個買家，但也是一個很大的買家；穿山甲，因為中國人把亞洲的穿山甲基本都吃完了，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大量地進口非洲的穿山甲。
除了這些事情以外，你還會聽到很多聳人聽聞的故事。比方說中國人在那邊看到有一種鳥長得特別好看，就會趁這些鳥去睡覺的時候去拔它的毛，然後把這個毛帶回家當紀念品。
比方說中國人可能會在非洲這種花園式的辦公室，看到烏龜在上面爬挺有意思，就把它翻過去了，這個烏龜過幾天就死了，以至於這些中國人最後就被這個園區趕了出來。
這種情況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呢？我剛剛從納米比亞回來，在那邊遇到一個做建築的中國朋友，是在那種偏遠地方做工地。他說隔一段時間，就會有當地人抓一個什麼老鼠或者什麼東西，跑到這邊來問：哎，你們吃嗎？
通過這樣的一些事情，我逐漸意識到了，其實野生動物保護問題已經成了中國人在海外一個主要的負面形象之一，也成了我們中國人走出去融入當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裡面，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類似我在厄瓜多看到的隔閡。
比方說我去參加很多國際還有非洲當地的野生動物保護活動，你會發現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然而會場裡你看不到一個中國人。而另一方面，我們中國人其實很多時候對國際的野生動物保護搞不太清楚，不知道這些人是幹嗎的，他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而且很多中國人會覺得，這些人是不是都是借象牙話題來抹黑中國、攻擊中國。
我對這樣一個溝通隔閡覺得非常擔憂。如果中國真的是很多問題的一部分，那麼中國一定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部分。所以當時我有了這樣一個想法：我覺得比起利用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去多做一些調查，可能利用中國人的身份去彌補溝通的隔閡會更有意義一些。
這部《象牙遊戲》的導演最開始拍我的時候，其實是準備給我打碼的，因為對於調查人員來說，打碼比較能夠保證你的人身安全。
但是我後來跟這個導演說，你既然要拍，咱們就別打碼。導演問我為什麼。我就跟他講了一句話，這句話後來剪到了影片裡面。我說，在國際上，當大家說到象牙貿易、野生動物保護，永遠是一樣的故事——白人是好人，非洲黑人是壞人，中國人是裡面最壞的人。如果這部影片裡面能看到一個不打碼的中國人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麼它會給大家帶來觀念上很多的改變：
對西方人來說，他會發現其實中國人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參與到野生動物保護中。而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他也會發現，你看，這個中國人，這貨他能去做這些，我也可以，野生動物保護這些事情，我們中國人也可以參與，它離我們沒有那麼遙遠。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大家會看到這部影片的一個原因。有些人可能會問：這部影片拍出來，你現在是不是失業了呢？很顯然影片出來之後我不可能再去做這個調查。但其實並不是。
意識到這樣的中國人走出去的一個隔閡問題，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開始了一個嘗試。我們成立了一個組織，叫中南屋。「中」是中國的意思，「南」是外交學上發展中國家的意思，「屋」就是一個雙方之間對話溝通理解的空間。我們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把中國的年輕人送到非洲去，讓他們參與到一些關於中國人融入當地的事情裡面。
像這個，是我們組織中國人參與剪盜獵者設立的鐵絲網，然後去救助一些受傷動物的活動。其實這些活動在非洲舉辦了不知道多少年，只是在我們之前，從來沒有中國人參與到這樣的活動中去，儘管有一百萬的中國人生活在非洲。
這是我們組織中國人到非洲的一些動物保護組織，幫他們做一些打掃衛生之類的鏟屎官類型的工作。
這個是我們在當地，跟當地的使館、野生動物保護組織一起去做的一些公益徒步，就是野保主題的彩色跑之類的一些事情。通過這樣的一些事情，能夠更好地宣傳野生動物保護這樣的一些話題。
我們有一個項目是比較經典的案例，經常拿出來講的。在肯亞的東部有肯亞最大的國家公園，東、西察沃國家公園。每年，大象都會在這兩個國家公園之間遷徙，他們遷徙的時候會路過很多當地人居住的村莊。
大象看到這些村莊裡面有玉米等各種各樣的食物，它當然覺得這是上帝給它吃的，所以就過去吃了，而這些農作物其實對那些村民來說非常地重要。
這部象牙影片裡面拍到的一個畫面，我覺得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一個當地的村民說：是這些玉米讓我們的小孩能上學，不是大象；是這些玉米讓我們能看得起病，不是大象。
其實當地人不是沒有採取一些做法去解決這樣的問題。比方說他們會在農田挖溝，讓大象不要進農田。但是大象很聰明，它們會把樹枝搬過來把溝給填了，再慢悠悠地走過去，繼續地吃農作物。他們也會樹立一些稻草人，但是大象非常地聰明，看到這個人一兩天都不動，就知道這絕對是個假貨。
那我們會做什麼呢？我們從中國籌集一些資金，帶著中國的青年人到那邊去，幫他們安裝一種太陽能燈的圍欄。這個東西的科技原理也很簡單，就是在農田旁邊圍一圈圍欄，圍欄上安裝了太陽能燈。白天充電，晚上這些燈就會一閃一閃。而大象看到這些閃爍的燈光就會覺得這是有人在活動，它們可能就不會靠近。
我們還會帶這些中國青年人去跟當地的村民溝通。去了之後發現這個村子做的一些籃子挺漂亮的，我們就會嘗試幫他們把這些籃子賣到中國。這樣就可以給這些村民帶來一些經濟收入，減少他們做盜獵的動機。
其實我們做的這些項目從規模上還挺小的。因為我們從成立到現在也就兩三年，到現在為止全職人員也就4個人，非常非常小。我們做的活動，每次可能都只有十幾個人，最多一百多個人。但是我們做的很多項目其實是在實現從零到一的突破。
在我們之前，中國企業在非洲和當地的野保組織之間互相不了解，互相不信任，充滿著敵意。而我們去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去嘗試架構一個溝通的橋梁。
要去架構溝通橋梁，並不是一個那麼簡單的事情。以野生動物保護話題為例，我們會去跟中國人說其實咱們做了不少壞事。這時候中國人就不愛聽了，他會覺得你這是在幫西方組織抹黑中國。
我們對著西方人跟他說其實我們中國人沒有那麼壞，我們很多人都保護野生動物。這個時候很多西方人就不愛聽了，他覺得是中國政府給了你錢，你來幫他們做宣傳的。
雖然困難，但是我們覺得這就是一個橋梁存在的意義。不是對著A說A好，對著B說B好，而是去嘗試讓A和B之間達到一種理解、一種溝通。
美國有一個組織叫The Peace Corps，和平隊。很多美國的年輕人在剛畢業的時候，都會花一段時間到發展中國家去，去做一些當地農業、醫療衛生以及各種各樣的跟可持續發展有關的事情。
其實西方很多國家，包括日本，都有類似這樣一些組織。但咱們中國其實是沒有的。
而我們中南屋的一個目標，就是有一天我們能做中國的和平隊。通過我們，大量的中國青年人走到非洲這些發展中國家去，通過我們的行動去給當地帶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