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證據是解開墓主人身份謎題的必要條件，而地位置只做參考。
2號墓被確認為曹操墓，已處於清掃掃尾階段，不太可能再有新發現。在近一年的發掘時間內，考古隊先後從墓穴中發掘出了250多件文物，雖有曹操生平使用的兵器、玉器以及石圭等，重要德爾還是刻銘的石牌，因為文字往往是最直接的證據。當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墓主身份的確認就是根據出土漆器款識、封泥、印章等推斷。此次曹操高陵能夠在短期內確認，與刻銘石牌的發現密不可分。
『魏武王「的石牌，當時先是出來小石牌，上面露出半個魏字，逐漸往下清理，魏武王幾個字全出來了。這是7塊圭形石牌中最為完整的。上面附著的泥土我們沒有清洗掉，特意留下來，準備以後展出時，能讓大家能有最直觀的感受。
史書記載，曹操先後被漢帝封為「魏公」、「魏王」，死後「諡曰武王。曹丕稱帝後，又尊奉為「武皇帝」，廟號「太祖」，史稱「魏武帝」。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韓國河對本刊分析，曹操主張薄葬，臨終前留下《遺令》：「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殮以時服」就是入殮時穿平時的衣服。因此，曹丕僅將大刀、大戟等兵器和隨身飾物陪在墓中，另有圭形石牌，別無他物」這種說法，文獻上也找不出有人用過這種說法。
雖然是薄葬，但墓制規格相當高，甲字型大墓，前堂後室，各有兩個耳室，墓室四面穹窿，中間有甬道相通。前後墓室東西兩側各有一個耳室。墓室最深處距地表16米，屬典型的深埋墓葬。整個墓室所用的磚石為4種特製的磚石，而且在墓室周圍和室內均未發現一塊多餘的磚石，數量精確，做工精準。專家推斷，該墓室是建造前經過長時間的計劃、設計的特製墓室。
在挖掘中出土長28.9釐米，寬7.4釐米的石圭，有專家認為這是目前發現的。
最大的圭。在東漢時期，其他人沒有資格享用如此巨大的石圭。然而王侯一般用玉圭，因要求薄葬，因此他所使用的禮器如圭、璧均以石質圭、璧代替了。這件石圭顯然是在曹操死後專門為葬禮設計和打造的。
就魏晉而言，薄葬的特點，一是短喪，二是不封不樹，三是明器減少。所謂短喪，就是縮短服喪期限，魏晉時，多短至3日，甚至有「朝死夕葬」的例子。不封不樹就是儘量減少地面建築，秦漢時盛行的龐大陵園、神道、寢殿、樹木，甚至封土等都被禁止了，從表面很難看出陵墓所在。明器減少後，在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就很少發現金屬珠玉等隨葬品了。不過，魏晉時期的薄葬制度並不徹底，三國時期，曹魏多講薄葬，吳蜀就較少涉及，到了兩晉時期，京畿地區多講究薄葬，邊遠地區就較少涉及，並且從曹魏到西晉再到東晉，薄葬逐步減弱，厚葬逐步回升，及至隋唐時，厚葬就再度風行了。
隨著挖掘繼續，驚喜再次出現。在挖掘到後室的時候，出現了一些呈梯字形、穿孔的刻銘石牌。「這些石牌上面的文字記錄了陪葬品的名稱和數量，其實說白了側室就是倉庫，這些石牌就是起記錄作用。」這些石牌考古上叫「遣冊」，專門用來記錄隨葬物品的清冊，春秋戰國大墓中就出土了很多。不過以往所見遣冊多為竹木做成。這類形制、質地的應為首次考古發現，也基本未見於傳世品之中。
警方從盜墓分子手裡追繳回另外兩件重要的文物。有魏武王大，還有一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的石枕。
專家對文物進行對比。它們在字體、材質上一模一樣。並不像一些人所說的，可能造假。石牌刻銘文字的字體均為東漢後期流行的隸書字體，俗稱『八分』，由早期漢隸演化而來。並非像有些人說的楷書。包括刻有官稱的畫像石，從漢字書體特徵、銘文體例的角度分析，年代符合。且文物的形制，尤其是從銘刻隨葬用品名稱所見內容的角度分析，絕無一般現代人可以偽造的可能。『慰項石』不是通俗用語，包括那些銘牌上的許多文字，很多文字連專家都感到古拙拗口，造假者又怎麼可能懂呢？
最早讓專家確定這極有可能是曹操墓，而非衣冠冢，是在2009年10月底的時候，在前室門邊發現頭骨。但這個最早令他和大家興奮的事情，到了後期開始困擾他們，因為遲遲不見其他遺骨。直至12月27日北京新聞發布會召開後的一天，墓葬進入清掃階段，才發現了散落在墓室各個角落裡的遺骨。
這肯定是盜掘後的結果，至於什麼骨骸是盜墓賊留下的，完全是無稽之談。對於現在廣泛提出的用DNA的方法檢測，分析認為：進行DNA比對也不是那麼容易的，DNA樣本極容易受到汙染，而且DNA會隨著時間逐漸分解，DNA取樣是有要求的，現在要跟曹操家族成員作比對，那只能找曹操的母系這一支，但是安徽亳州曹氏家族墓裡出土的骨骸大多是父系的，這個事情有難度。
遺骨挖掘完後的初步鑑定，屬於一男二女3個個體。男性的頭骨比較粗大，顱骨壁厚，結節發達；女性的頭骨比較小，外部比較光滑。鑑定年齡主要靠牙齒磨損和顱骨縫的縫合程度。經鑑定，男性在60歲左右，女性一個20歲至25歲，一個50歲左右。論證組的專家表示，在沒有見到更多可靠史料的情況下，年齡大的遺體為卞王后的可能性比較大，20多歲的女子身份卻不好認定，也可能是卞後的侍女。古代侍僕為了對主人表示忠誠，也有自願同死的，種種疑問只有等待進一步的論證後才能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