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湟三月（作者原創授權）
名著《水滸傳》裡，魯智深投奔大相國寺住持智清長老，長老派他去看寺院菜園，本是一時的權益策略，想借力打力，以惡制惡，用菜園周圍潑皮無賴之手攆走他，好圖個眼不見心不煩，同時也好跟師兄智真長老面上說得過去。
但是，令他大跌眼鏡的是，魯智深不但站穩了腳跟，而且跟這幫潑皮無賴們打成一片，實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只能說明智清長老對市井之事，不太了解。
魯智深出身軍旅，對這些人的了解遠勝過一般人，軍營中魚目混珠，各色人等俱全，日子久了，想要跟這些人打交道，單靠道德感化根本沒有用，身上要有三分匪氣，五分痞氣，才能唬地住，不然單靠官威壓著，就算是口服，心中也不服，唯有深入了解他們的脾性，才能讓他們對你又愛又怕。
想當初，魯智深解救金翠蓮父女時候，他對鄭屠使用的正是潑皮無賴手段，以其人之道還治於此人之身，消磨他，逼他先動手，試想當初魯智深苦口婆心，道德說教，像鄭屠這種惡人，會感化改過麼？顯然不大可能，對這種人只能懷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
那麼，魯智深對相國寺周圍這幫潑皮無賴為何不使用對付鄭屠那種手段，這就看出魯智深對世事人情的洞察力。
這幫人雖然有些可惡，但他們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社會的弱勢群體，試想一群衣食無憂的正當人家，誰願意幹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
另外這些人有個特點，就是欺軟怕硬，平常欺負比他們更弱小的一面，但遇到更強大的，馬上認慫服軟。同時，他們大多逐波隨流，並非罪大惡極的惡人，心中多少還存有一絲完全沒有泯滅的良善，這一點從後來這幫潑皮整治高衙內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切要從當時社會背景說起。
宋朝建立以後，它與中國歷史上以往任何大一統王朝表現出迥然不同，它從最初就顯得先天不足，軍事孱弱，遵行以文抑武的國策，國勢從來沒有達到強漢盛唐的高度。
但同時，宋朝是一個商業高度繁榮的朝代。汴京人口達百萬之眾，繁榮的商業造成了人口的流動，這就使得在京城出現了一大批進城的失地人群，成為所謂的破落戶，這是一個商業社會的必然產物。
他們就像汴京肌體上的寄生蟲，只要高度繁榮的商業貿易存在，就會有他們的生存溫床，他們無法躋身上層階層，但又不甘再從事農業耕種，只好成為京城流浪漢，淪為潑皮無賴，當然其中還有可能存在一些破產的作坊手工業者，但小農階層是主流。
因此，他們身上體現出來膽小、怯懦、自卑、陰險、狠毒。他們屬於京城的邊緣階層群體，是社會體制的拋棄兒，是人生理想追求的失敗者，不甘心又無奈，自暴自棄，逐波隨流，有極強的社會適應能力。他們性格狡黠多疑，市儈又自私，但對社會的危害又在一定可控範圍內。其中不少人還依附於朝政某些權勢力量，淪為他們權力博弈的工具。
總之，這些潑皮是可恨、可惡、可憐、可嘆，他們是社會秩序的背離者、叛逆者，作為一幫複雜的社會群體，他們游離於大宋朝的主流之外，猶如一群陽光下的幽靈，在汴京城內飄蕩。
大多數人對他們又憎又怕，憎恨他們不遵守社會良俗，苦於他們的滋擾，怕的是他們往往不擇手段，無處不在，報復性極強，就算是大相國寺這樣化外之地，也難以逃脫，他們猶如章魚腕足，黏糊糊的，看似柔弱無力，一旦被他們黏上，就很難擺脫。
從相國寺菜園周圍這幫潑皮無賴為首兩個人的綽號就可以看出來他們特點，「一個叫過街老鼠張三，一個叫青草蛇李四」。他們的可怕，不是他們力量有多強大，有多麼高超得手段，而是他們像蛇一樣潛伏，然後趁你不注意給予致命一擊，同時，他們又像老鼠一樣，具有頑強的生存能力，不論環境多麼惡劣，他們都能繁衍滋生，這才是他們最可怕的地方。
好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長期的軍營生涯，使得魯智深對這些潑皮無賴的手段了如指掌，遇到鄭屠這種惡霸式的潑皮，便對他耍無賴，用強硬手段徹底打垮他，對付京城這幫氓民潑皮，便展示力量，從氣場上壓住他們，在心理上形成強大震懾，然後釜底抽薪，為我所用，讓他們死心塌地為自己賣命。
在水滸中，英雄好漢遭遇潑皮無賴糾纏，能做到魯智深這種高度的唯獨他一人，其他人，要麼隱忍躲讓，要麼豁出來拼了，結果弄得自己無處容身，不得不承認魯智深是一個高人。
魯智深雖然技高一籌，但他並未表現的計謀多段，胸懷韜略的樣子，反而處處看上去憨厚直爽，近乎於魯莽，這恰恰是一個人的大智若愚的最高境界，一切瞭然於胸，近乎自然，不留痕跡，按照自己本性活著，喜怒哀樂都出自於本色，敢愛敢恨，不以標籤貼人，不以出身看人，就算是潑皮無賴，他依然能夠和他們推心置腹，把盞共飲。
遍觀《水滸》，能夠洞察人生如此透徹的沒有幾人，這也是魯智深能夠不像林衝那樣患得患失委曲求全，不像李逵那樣嗜血沒腦子。
魯智深的大徹大悟，使得他能夠看淡一切，善始善終，從和相國寺周圍那幫潑皮的相處中就可窺得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