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原常務副校長：研究生應有志氣比導師懂得多、想得深 |
最近，《中國科學報》等媒體就「為什麼目前我們的研究生不能提出好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這使我想起早年曾聽到楊振寧先生說過，他的美國研究生導師——人稱「美國氫彈之父」的泰勒是個科學思想十分活躍的人，常常自己考慮尚未成熟就說出來跟大家討論，不怕丟面子，有人指出其錯誤或不足時也會立刻接受並糾正。
楊先生認為，學術上有那麼多思想和見解，一位科學家即使其理論90%是錯誤的，只有10%是正確的，也已經非常了不起，並能大步將科學推向前進。
無獨有偶，在這次討論中，周立偉院士說到量子力學哥本哈根學派的創始人尼爾斯·玻爾也是這樣的人。
「他經常到實驗室告訴大家自己有了新的Idea，後來發現其中十有八九是謬誤、不可行，有時大家還笑話他，玻爾那時也感到有點難為情。但當他一有新思想，不管成熟與否，總是立刻拿出來和大家分享。」我想在那樣的環境裡，是不怕研究生提不出問題的，至於是不是「好的」，那就不要計較了。
所以恕我直言，這一問題應改為「我國目前有多少研究生導師能夠經常提出科學問題。」
在此，我把「研究生」改為研究生導師已是大不敬了，還進一步將形容詞「好的」去掉。因為在我看來，在科學上能夠提出「好」問題，就已經是能做出大貢獻的科學家了。
這又使我想起自己曾跟隨「兩彈一星」元勳程開甲先生工作幾個月，他總是諄諄教導我，做科研不要老計較某個題目有多麼偉大深遠的科學意義，抓住一個問題深入做下去，總會出成果的。
能引領科學大步前進的「好」課題是十分稀少的，能提出問題就好。
我常常遇到很負責任的研究生導師為其弟子的研究課題發愁——做什麼問題好？
他要考慮這個課題能否順利通過答辯、能否在高水平期刊上發文章、是否與研究生基礎與能力匹配等，也確實有些導師甚至提不出像樣的科學問題，或者過去提出過，但現在卻思想倦怠，不能勝任。
但是，當下中國的「研究生導師」已經不是一種工作職務，而成為一種「學銜」。
「碩導」「博導」不僅關係到個人學術聲譽與地位，還與薪酬待遇等掛鈎。於是，有些研究生導師是有點勉為其難的。
因此，我認為要使研究生能不斷提出科學技術的問題，導師首先要是一個科學思想活躍的科技專家，能夠創造一個思想自由、平等爭論、寬容錯誤的研究團隊與學術環境。
這個團隊以解決科學技術上的問題為首要目標，尋找本領域研究方向現存的概念、理論、方法與技術的疑點、破綻與不足。
其次要探討這些問題對科技、經濟、國防與社會發展的意義與價值；然後考慮是否具備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工具，提得是否「適時」與「恰當」，是否到了解決此問題的關鍵時刻，還需要創造哪些條件、克服何種困難等。
這個環境容許對事不對人、各抒己見、激烈爭辯、有錯就改，「只問是非，不計利害」，達成共識就互助合作、和衷共濟去攻堅克難。
這樣的環境是薰陶提問精神的最好平臺，在這裡導師以身作則起著主要作用。
不久前，我聽到一段北大教授上課時的往事。
某次授課時，北大中文系著名文學家吳組緗先生一上來就跟學生們說，「我這裡有兩個命題，你們怎麼看？命題一：吳組緗是人；命題二：吳組緗是狗。」
對於此問題，學生不知道先生何意，都不敢吭聲。先生說，第一個命題當然正確，但毫無意義。
第二個命題肯定錯誤，但你就得想一想，為什麼有人會提出這種命題？吳組緗為人究竟怎樣？所以第二個命題雖然錯誤，但使人深思，讓人進一步追究，所以還有點「意義」。
這個故事本意是想說北大老師講課不受欽定的教學大綱約束。但我猛然想到，怪不得楊振寧要稱道泰勒，周立偉要稱讚玻爾。問題即使提錯了，依然能發人深思和深省呢。所以，提問題比不提問題要好，不管提得對錯與否。
回到這個問題本身，研究生本人當然有責任。
他們要能頻頻提出問題，首先要以「研究」為職志、對探索科學技術上的「未知」和「未有」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擔當感、肯狂熱追求、有捨我其誰的信念和決心。
「這個問題我不解決誰來解決？」這種「研究」精神和意識是根本。
可惜我敢說，目前我國多數研究生缺乏這種精神和意識。他們將攻讀研究生作為成為「人上人」、謀取高薪和養尊處優的社會地位的手段。
這種功利目標和提出與解決科學問題的境界相差何止十萬八千裡？
其次，有些研究生剛步入該領域，對其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尚不熟悉，因而在別人討論時插不上嘴。這就要他們努力惡補該領域相關課題的基礎知識、理論與技能。
其三，有些學生是有問題而不敢提，生怕提錯或提得不恰當、不得體而遭人取笑，丟了面子。「面子觀念」在中國學生裡特別嚴重。
在有的科研群體裡，成員以揭他人之短為榮，以發現和指出別人的錯誤或缺陷來顯示自己的高明。
有人說話不小心、欠考慮，就會被人譏笑：「此人連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怎能有望出成果？」於是此人就難以抬起頭來，下次就更不敢提問了。
與此同時，有些敢於積極提問的學生也會受到「想表現自己」「愛逞能」之類的貶損，左右為難。這樣的群體往往死氣沉沉，難以開展平等、熱烈的討論，研究生當然就不敢提問題了。
所以「包容」是成就生動活潑、能出成果的科研群體的一個重要元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研究生的學習主動性。
研究生是自己工作課題的主人，在自己所選課題上應該有志氣、有信心比導師懂得多、想得深。可是有些研究生卻認為自己是給導師「打工」的，時時處處要導師「指導」。這就顛倒了。
其實，導師往往只能給研究生指明一個方向和解決問題的路數，具體工作的選擇與決策最後還是要由研究生自己做主。
比如我在蘇聯讀研究生時，我的一位導師給我一個題目，要我做固體中核磁共振化學位移的各向異性效應。
我確信可以通過實驗驗證這個效應，但憑自己製作的設備和當時蘇聯所具有的實驗條件，要達到這一目的，儀器靈敏度還差一個數量級。
當我正冥思苦想如何改進設備與用什麼樣品時，美國學者勞德伯（當時也是研究生）已在一種材料的核磁共振信號中發現了該效應。我一下子失望了——科學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我只好隨便找一些能得到的樣品做各種實驗試試，看看會有什麼新效應。
然而，我最終在鹼金屬與鹼土金屬的氟化物核磁共振化學位移中得到了系統性的規律，並用一種電子重疊理論做出了很好的解釋。相關文章不但發表在期刊上，還被勞德伯索要。
此外，我的導師曾給過我一個畢業論文的寫作線索，但後來經過我的再三思考，卻反其道而行之。
論文交到導師那裡後，他開始有點不高興，嫌我沒有按照他的思路寫。但當他看過我的整篇論文，卻欣喜地對我說，你是對的，你想得比我深。
我想，研究生應該且必須比導師想得深，因為導師指導一個廣泛的領域，他想得更寬廣、更遠大，但在具體到一個課題的時候，卻不可能為此閱讀更多的文獻，想得更深刻。
所以，我對研究生們說，你在研究課題上如果沒有比導師想得更多、更深，你當研究生就不夠格。
在經驗中，我還體會到實踐出真知，就是在目標不清的時候，不妨也做些目的不太明確的試驗。基礎研究就是一個探索與試錯的過程。
總之，研究生要發揮主人翁作用。還是那句話：「導師領進門，得道靠自身。」能做到這樣，就幾乎會天天提出新問題、解決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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