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扎加耶夫斯基
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黃燦然譯
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長的白天，
還有野草莓、一滴滴紅葡萄酒。
有條理地爬滿流亡者
廢棄的家園的蕁麻。
你必須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你眺望時髦的遊艇和輪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長的旅程，
別的則有帶鹽味的遺忘等著它們。
你見過難民走投無路，
你聽過劊子手快樂地歌唱。
你應當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想想我們相聚的時光，
在一個白房間裡，窗簾飄動。
回憶那場音樂會，音樂閃爍。
你在秋天的公園裡拾橡果，
樹葉在大地的傷口上旋轉。
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和一隻畫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離、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作者簡介】
過去作家和詩人承擔了社會批判的作用，現在有了媒體，詩歌更多的是要表現內心世界的思考，更廣義的關切。 ——扎加耶夫斯基
亞當·扎加耶夫斯基 （Adam Zagajewski 1945-），波蘭極具國際影響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1945年生於利沃夫（今屬烏克蘭），出生後即隨全家遷居格維裡策。1960年代成名，是新浪潮派詩歌的代表人物。1982年移居巴黎。主要作品有《公報》、《肉鋪》、《畫布》、《熾烈的土地》、《欲望》,》、《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等。2004年獲得由美國《今日世界文學》頒發的諾斯達特文學獎。
【訪談】
尋找光明，但永遠不忘記黑暗
——扎加耶夫斯基訪談
文/唐不遇(《南都周刊》資深記者）
2014年3月27日下午，在廣州海珠區的一個中醫私人診所裡，詩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Zagajewski）回答完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愉快地看著我說：「我喜歡你的問題。」便不緊不慢地踱出房間，到對面的診療室裡扎針灸。
這位享譽國際詩壇的波蘭詩人是第一次來到中國，也是首次接受中國媒體的專訪。不過，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的身體是第一次踏入中國土地，而他的頭腦早就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遨遊了。
那天下午，我們坐在房間裡，一邊喝茶一邊聊詩。除了我，還有美國詩人喬治·歐康奈爾，廣州詩人黃禮孩、世賓和譯者史春波等人，我們席地而坐，而扎加耶夫斯基背對著明亮的窗戶，坐在窗臺上。我向他提問的時候，必須仰對著他，就像仰對一朵來自異域的碩大的木棉花。
扎加耶夫斯基，這位隨著二戰炮火的熄滅而降生的詩人，歷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波蘭「新浪潮」詩歌運動的洗禮，在1982年移居巴黎之後，便迅速成長為繼米沃什、赫伯特、辛波斯卡之後波蘭最傑出的詩人，波蘭現代詩歌遺產最重要的繼承人。而這些人，還有布羅茨基，在生前都曾是他的朋友，對他的詩讚譽有加。
雖然扎加耶夫斯基的詩集尚未在中國公開出版，但他的詩早就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詩人和詩歌愛好者中廣泛流傳，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去年11月，他獲得了由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主辦的第四屆中坤國際詩歌獎，不過並未出席頒獎禮。這一次，他終於接受黃禮孩的邀請，親自到中國領取《詩歌與人》雜誌主辦的「第九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途中還經過臺灣和香港，見到了許多景仰他的中國詩人，領略了不同的中國風情。
隨同而來的是他的妻子瑪雅，她是一位心理分析師，做過演員，還從事詩歌翻譯，非常漂亮、優雅，那天下午也一起去看中醫。後來我才知道，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看中醫了，在巴黎時他們曾嘗試過。晚餐時，我問扎加耶夫斯基扎針灸的感覺，他回答說扎的時候不痛不癢，扎完很放鬆。
更令人驚訝的是，晚餐時我發現他們竟能熟練地使用筷子，根本不像第一次訪問中國。不過，瑪雅拿筷子的姿勢有些像拿毛筆，而扎加耶夫斯基則不時習慣性地兩隻手各拿一根筷子，就像使用刀叉一樣，先以一根筷子定住食物，再以另一根筷子在碟子裡耐心地「切割」食物。
從小就聽過馬可波羅遊記故事的扎加耶夫斯基，對中國文化有著濃鬱的興趣。在大學攻讀哲學時，他學習了中國道家和儒家哲學。而作為詩人，最吸引他的無疑是中國古典詩歌，他常常「在寧靜的閱讀中陶醉於詩中，仿佛生命瞬間終止了」。他家裡有幾十本中國古典詩歌譯本，主要是英文譯本，也有幾本是波蘭文譯本，他非常喜歡李白、杜甫和王維，聲稱「他們是我的好朋友。」
20年前，扎加耶夫斯基還專門寫過一首題為《中國詩》的詩，描述了閱讀一首寫於一千年的中國詩的感受，他被詩中下了整整一夜，敲打著船篷的雨點的低語所打動。他說，「寫這首詩時，我覺得仿佛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精神進入了我的魂靈，心境恬靜。」
由于波蘭苦難的歷史，扎加耶夫斯基對中國歷史上的瘋狂悲劇可以說感同身受。在3月30日下午的頒獎典禮上，他首先向中國古代的偉大詩人致敬，然後特別提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1433年中國突然停止遠航和文化大革命。「這些事件的發生和殘忍嗜殺都令人感到瞠目結舌，仿佛這並不是政治噩夢，而是人間噩夢。」扎加耶夫斯基在獲獎演說中說，對他來說，寫作詩歌是不間斷地表現歷史的一種嘗試。「因為我出生於人類經歷了最為殘酷的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後，儘管我本人沒有親歷這場戰爭，但這個年代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仿佛刻在我的身上——無論是在悠閒自由的時間裡，還是在新的一天開始的時候，或是在與新老朋友歡聚或聆聽優美音樂的時刻都揮之不去。一方面要牢記苦難深重的歷史，另一方面也要激勵我們自己，讓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愉悅地開始新的生活……」
這讓我想起米沃什的話：「歷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詩中得以統一。」對歷史的沉思，檢驗著波蘭詩人的良心和技藝。歷史欠著波蘭人的債，波蘭詩人也欠著歷史的債。因此，他們必須把「真實」置於最高準則。在這種真實準則中，正視殘酷的命運，但永遠不喪失希望，永遠保持一種嚴肅、堅韌、積極的態度，在詩歌中激發出一種重建的力量，或許就是扎加耶夫斯基所說的「對意義的尋找」。他將波蘭詩歌在世界上的巨大影響力歸功於此。「我們這一代詩人，尤其是歐洲詩人，寫作的任務就是積極地尋找新的道路和新的生命。」扎加耶夫斯基對我說。
扎加耶夫斯基（包括他這一代詩人）受米沃什的影響很深。他非常崇拜米沃什，他說，米沃什是他的精神父親之一（另外一個是赫伯特）。他年輕時就讀到了米沃什的詩，但遲至38歲才認識他。而對扎加耶夫斯基來說，這兩件事都無比幸運，在他的一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扎加耶夫斯基說，在他年輕的時候，要讀到米沃什的詩需要大費周折，獲得的渠道只能是地下出版物或朋友，因為那時已經在歐美流亡的米沃什是一位危險的政治異見詩人，他的詩在波蘭被禁止出版。但他幸運地找到了米沃什的詩，讀後非常喜歡。在移居巴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他認識了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米沃什，兩人一見如故，成為了好朋友，經常見面。而他的詩風在這個階段也開始有了重大的變化。
扎加耶夫斯基和波蘭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辛波斯卡的認識則要早一些。那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那時他還很年輕，寫了一篇文章，諷刺當時那些沒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思想、發揮自己的才智的詩人們為「懶惰的詩人」。文章發表後，他很快收到辛波斯卡的來信，信中說她喜歡這篇文章，還請扎加耶夫斯基吃晚飯。「我就很榮幸地認識了辛波斯卡。其實我覺得我認識她比她認識我早，我的第一首詩就是在辛波斯卡任編輯的詩歌周刊上發表的，是她發現了我，我非常感激她。但是，她不記得我了。」扎加耶夫斯基幽默地說。
無論是米沃什、辛波斯卡，還是扎加耶夫斯基，思想在他們的詩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波蘭詩人在對詩歌與世界的關係上，認識得比我們更清楚，信念也更堅定。
「詩歌仿佛建立在一條窄道上，」扎加耶夫斯基說，「在這條窄道上一邊是可怕的、非人道的東西，另一邊是友好的、鼓舞人心的、嶄新的、欣喜若狂的東西。詩歌激勵我們，讓我們抖擻精神，恢復我們的童真，但與此同時也不允許我們忘記什麼是困難和痛苦。」
在災難和希望、殘缺和讚美之間的「窄道」或琴弦上行走，構成了扎加耶夫斯基內在的詩歌張力，那種平衡感也強化了他的音色。扎加耶夫斯基本人同意這個看法：他的詩讓人想到神像畫，其中有著黑暗的成分，同時也有突臨的光明或神啟的時刻。
《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是扎加耶夫斯基最著名的一首詩，也是這個地球迎來新世紀的黎明之後所呈現的最有力的一首詩。在2001年「9·11事件」後第六天，著名的《紐約客》雜誌在封底的位置發表了這首詩。喬治·歐康奈爾告訴我，《紐約客》從未在封底發表過詩，這是惟一的一次，是引人矚目的大事件。這使得扎加耶夫斯基的名字一夜之間在美國家喻戶曉。無數悲傷的美國人捧著這首詩祈禱，無數悲傷的家庭把這首詩貼在了冰箱上。
「這裡有痛苦，但平靜總能不斷地降臨。這裡有鄙視，但博愛的鐘聲遲早會敲響。這裡也有絕望，但慰藉的到來同樣勢不可當。」同一年，蘇珊·桑塔格在評論扎加耶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中如是說。
那天下午，採訪快要結束的時候，窗玻璃外是開始西沉的太陽，他在斜暉中意味深長地說：「要尋找光明，但永遠不要忘記黑暗。」而我想起了上午的新聞發布會，也是快結束的時候，窗外的珠江上突然傳來一聲響亮的汽笛聲，打破了會場的沉悶和單調，也打斷了扎加耶夫斯基的發言。一直盯著天花板頗為嚴肅地回答記者問題的扎加耶夫斯基突然笑了，他掉頭望向窗外，對著明亮的春光讚美說：「真好聽！」
希望去讚美，卻又感受到阻力
唐不遇：能談談你的名作《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嗎？我知道它的廣泛流傳，和「9·11事件」有關。
扎加耶夫斯基：這首詩是在1999年春天寫的——或者2000年春天——我不確定。在「9·11事件」發生之前，《紐約客》詩歌編輯愛麗絲·奎因（AliceQuinn）已經拿到了我的一批未發表手稿，包括這首詩。「9·11」當天早晨，撞擊發生之前，她剛好在看我的手稿，要為《紐約客》選一首詩。然後，災難發生了。幾個小時之後，《紐約客》編輯部開會說，我們需要一首詩來回應這次災難。奎因說，我想不到發表什麼詩。當天她回去後，又看了我的手稿，找到了這首詩。六天以後，《紐約客》在封底發表了這首詩。
唐不遇：這首詩發表以後，反響如何？
扎加耶夫斯基：非常強烈。我收到了很多信。我的詩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強烈的反饋。
唐不遇：這首詩是在什麼樣的情景下寫的？
扎加耶夫斯基：產生這首詩的想法的時候，我正一個人搭火車，很孤單，思緒便開始漫遊。突然之間，我就想起自己大概18歲那年，有一次和父親去爬山的情景。我父親很喜歡爬山，但我沒有這種愛好，我常常受父親強迫，被拉去一起爬山。那一次，我們經過一個小村落，這是很奇怪的一個地方，村子裡的居民都被驅逐出去了。這片地區五十來個村莊的居民都是烏克蘭人，二戰期間他們中的部分人屬於某種烏克蘭國家地下反抗組織，曾經和納粹合作，戰後曾襲擊波蘭政府。於是，波蘭政府就採取措施，把這片地區的居民，無論是否和那個極端組織有關係，一律驅逐出去。我們路過這個村子，由於先前有人在這裡生存過，所以村子廢棄後，果園因為沒有人打理，長勢很旺，開著很多花，讓我感受到一個損毀的世界。
唐不遇：為什麼要「嘗試讚美」呢？
扎加耶夫斯基：我本來想寫點積極的東西。這是一個殘缺的世界，但你感到一種欲望，希望去讚美它，卻又感受到一種阻力，不像鳥能夠自然地歌唱和讚美。
唐不遇：那麼，這是一首懷有希望的詩，還是一首悲觀的詩？
扎加耶夫斯基：詩人評價自己的詩是最困難的事情。硬要我回顧的話，我覺得它不是完全沒有希望的，還是有些樂觀的成分，呈現出一個複雜的世界的面貌。
唐不遇：從普通讀者的角度看，這首詩還是光明比黑暗多，希望比絕望多。在寫作中，你怎麼看待光明與黑暗？
扎加耶夫斯基：這是個大問題，很複雜，沒法用一兩句話來說清楚。我自己更嚮往光明。但沒有黑暗的話，光明也沒法存在。要尋找光明，但永遠不要忘記黑暗。這是個講不完的話題，二者一直都是共存並糾纏在一起的。
唐不遇：米沃什也有一首在中國廣為流傳的詩《禮物》，表達了一種歷經滄桑之後的澄明之境。它在波蘭也很有名嗎？
扎加耶夫斯基：這首詩不是米沃什最有名的詩，但是他最有名的十來首詩之一。米沃什自己喜歡讀這首詩。我感覺這首詩有一種佛家的味道，這是一首忘我之詩，有一種忘掉自我的存在，把自己融入世界的感覺。而米沃什本人的性格是很強的。
唐不遇：你希望達到這種境界嗎？
扎加耶夫斯基：當然，但是不容易。
詩歌是日常表達和拒絕溝通之間的妥協
唐不遇：對於現代詩來說，隱喻是非常重要的技巧。1970年，波蘭「新浪潮」詩歌運動曾發表綱領性文件《緊箍咒》，呼籲寫作要擺脫隱喻，你曾是「新浪潮」詩歌的代表人物，我想知道，你自己是怎麼看待隱喻的？
扎加耶夫斯基：二戰後波蘭詩歌與傳統的斷裂，主要體現在使用隱喻的減少。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比如現年93歲的詩人魯熱維奇（Rozewicz），當時就主張不要隱喻，理由類似阿多諾的「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對他來說隱喻也是野蠻的。在經過戰爭的殘酷屠殺之後，有些東西斷裂了。
我並不持這種看法。詩歌歷史進程的改變，不需要外力。在我看來，隱喻當然是詩歌重要的一部分。無論詩歌是否與政治發生聯繫，都不影響隱喻的使用。隱喻是一種理解上的跳躍，沒有隱喻的話，詩歌就會像文章一樣，沒有自身的特點。通過隱喻，你可以觸碰到生活中那些無法觸碰的事物，不需要當一個超現實主義者，就可以感受到生活中的驚奇。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隱喻的密度問題。有一些詩人會密集地使用隱喻，這樣在表達上就出現一種障礙。策蘭晚期的詩歌就是這樣。策蘭當然是一位非常偉大的詩人，但是在接近他寫作生涯末期的時候，他陷入了一種類似隱居的狀態，拒絕溝通。所以，我認為應該採取一種折中的辦法，選取日常性表達和密集的隱喻之間的道路。詩歌也是一種妥協，是日常溝通和拒絕溝通之間的一種妥協。
唐不遇：那你怎麼看待特朗斯特羅姆的隱喻？他被稱為「隱喻大師」。
扎加耶夫斯基：我很仰慕他，他的詩可讀性很強，在隱喻的背後有很多思考。他不是語言遊戲式的詩人，不純粹為了隱喻而隱喻，而是通過隱喻把他的思考表達出來。在芝加哥大學，我和我的學生一起讀特朗斯特羅姆的英譯詩歌，那是非常美好的經驗。但是，如果魯熱維奇談到特朗斯特羅姆，他就會說：「啊，特朗斯特羅姆是中立國的詩人！」
唐不遇：但是談到波蘭和東歐，難免會觸及政治。你早年也是個政治詩人，1980年代你的風格發生了較大變化，為什麼？
扎加耶夫斯基：我二三十歲的時候，已經寫了很多詩，那時候的詩有點憤青，比較政治化，當時「新浪潮」詩歌的風格就是這樣的，很多朋友也這樣寫。那時，我們這代詩人認為寫詩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與當時的政治制度進行大辯論，我們生活在那個時期的社會制度裡，感覺不幸福，還有書報檢查等，自由度很少，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後來，我們的大辯論起到了好的作用，社會發生了變化，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的觀點和詩風也發生了變化，我希望詩更屬於世界文化，而不是政治。我的詩開始帶有更多的哲學思辨，融入了更多現代手法，變得更成熟。
唐不遇：當時你有沒有意識到這種轉變？
扎加耶夫斯基：寫作的慢慢成熟是很自然的事情。詩人也不會預測到自己未來會做什麼。當然我對此有一個大概的概念，但我甚至避免意識到這種改變。寫詩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種無知的狀態，當然我們知道很多事情，也不會刻意地去擴大化這種無知，但寫作時這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狀態。比如我的後期寫作，我自己認為大概有十多首詩是比較成功的，能塑造出一種意象——我一直希望能在詩歌中塑造一種意象，通過閱讀能看到事物，但我自己也不確定。有些我不太在乎的朋友告訴我，我只寫過一首比較偉大的詩，就是《去利沃夫》，我就很氣憤——雖然我也喜歡這首詩。可能每個詩人只有一首好詩，其他的詩都在抵達好詩的途中。
米沃什和赫伯特是我的精神父親
唐不遇：我知道利沃夫是你的出生地，《去利沃夫》這首詩有一個副標題「致父母親」。前幾年你還在一首詩（即《他沒有考慮美學》）中寫道：「那是在80年代。父親為他的朋友抄寫了/我的詩《去利沃夫》」。你父親喜歡這首詩嗎？
扎加耶夫斯基：喜歡，但不是審美上的喜歡，而是因為他在這座城市長大，有很多記憶。我父親是一個工程師和工科教授，從未寫過詩，但他說這首詩是他的詩。
唐不遇：我在你的詩歌中譯本裡看到你和你父親的合影，發現你們長得很像。你覺得你像你父親嗎？
扎加耶夫斯基：我也感覺我很像我父親，有時候我聽到自己的笑聲，就感覺好像聽到父親的笑聲。我父親是個很沒詩意的人，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是個很沒詩意的人。我似乎是兩種人的結合，有時候腦子裡有詩意，有時候又像父親沒詩意。另外，我不像父親的地方是，我父親總是很守時，做什麼事都很有規劃，而我做什麼事情總是感覺很晚，來不及（笑）。感覺到父親在身體裡存在是一種很奇怪的感受，但是你又不是他。
唐不遇：你和你父親的關係如何？
扎加耶夫斯基：我父親是很保守的一個人，從來不說「我愛你」這樣的話。我在機場或其他公共場合時，經常聽到別人對著電話說「我愛你我愛你」，卻從來沒有聽到父親這樣對我說過，但我知道父親是愛我的。
唐不遇：你的家庭對你影響大嗎？
扎加耶夫斯基：我祖父對我影響很大，他寫過一篇關於18世紀德國詩人馮·哈勒爾（VonHaller）的論文，發表於1909年，現在在有些地方還能看到這篇論文的片段。在我剛開始發表詩歌的時候，他總是說：「啊，你遺傳了我的基因。」我祖父年輕時，作為一個年輕學者，曾經嘗試寫作，還做過翻譯。他的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德國人，因此他對兩種語言都很熟悉，曾經翻譯過一些詩。
唐不遇：米沃什是不是你精神上的父親？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但我很猶豫，因為除了米沃什，還有赫伯特，他們倆都是我精神上的父親。
唐不遇：在中國，米沃什更有名。但也有很多人喜歡赫伯特的詩。你認為他們倆誰更偉大？
扎加耶夫斯基：這很難比較，對我來說他們倆是平等的。我崇拜米沃什。他是一個劃時代的詩人，不僅是波蘭的詩人，更是世界的詩人。他是一個多產的詩人，留下了大概1000多首詩（我不確定），此外他還是一位哲人，散文家，對政治很關心。他的思想不局限於某個國家，而是世界性的。他的觀念很現代，但他對傳統也很嚮往，寫過一些押韻的詩。他的寫作覆蓋範圍很廣。相對於米沃什來說，赫伯特的寫作要窄一些，但有些詩很完美。所以很難比較。
唐不遇：你怎麼評價辛波斯卡的詩？
扎加耶夫斯基：辛波斯卡的詩獨具一派。她是一個有著大膽思維的女詩人。
唐不遇：波蘭詩歌能在世界上產生這麼大的影響，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扎加耶夫斯基：我到別的國家時，也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但這很難用幾句話回答清楚。可以這樣說，在二戰後，波蘭詩人在詩歌上提出了很多問題，不跟國際潮流走，不玩形式，而更多的是在尋找詩歌的意義，因此給讀者留下了獨特的深刻印象。
唐不遇：對你有重要影響的詩人還有誰？
扎加耶夫斯基：這就得拉長名單了。現代詩人裡，有俄國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德國詩人戈特弗裡德·貝恩（GottfriedBenn），他說過一個偉大的詩人就留下五首好詩；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捷克詩人弗拉迪米爾？霍朗（VladimirHolan）；西班牙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
唐不遇：我想請你重點談談對曼德爾施塔姆的看法，我非常喜歡他的詩。
扎加耶夫斯基：他是阿克梅派詩人。阿克梅派不完全地拒絕象徵主義寫作，也不完全地拒絕現實主義寫作，在兩者之間找到了一條折中的道路。曼德爾施塔姆喜歡建築，他從建築裡看到形狀是怎麼具體化的。即便在受史達林壓迫的時期，他的寫作也有一種幽默感，能看到強烈的人性。他是個知識分子，不是個特別強大的人，但也很勇敢，不退縮。他對詩歌非常忠誠，知道自己會受到迫害，但還是為詩歌獻出了一切，付出了生命。
我的寫作是不斷尋找新的生命
唐不遇：你覺得詩人應該是個知識分子嗎？
扎加耶夫斯基：這要看你生活在哪裡。如果生活在民主制度的環境裡，詩人並沒必要強迫自己擔當起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因為除了詩人，還有記者、律師等，他們可以為正義發出聲音。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的詩歌早期和政治關聯比較緊密，後期卻發生了變化。在我早年寫作的時候，還很少有人講出事實，寫詩是一個表達真實的途徑。而現在的波蘭雖然也有不公，也有很多問題，但已經有很多人願意發出聲音，爭取權益，這是對詩人的一種解放。
唐不遇：波蘭有著非常苦難的歷史，你在詩中是怎麼處理歷史和苦難的？
扎加耶夫斯基：我沒有經歷二戰，但我好像一個在戰爭結束後第二天就出生的人（註：二戰歐洲戰場結束於1945年5月8日，扎加耶夫斯基生於1945年6月21日）。戰爭期間波蘭遭到很大的破壞，重建的時間也很漫長。我成長在戰爭的延續裡，空氣裡都充滿戰爭的味道。我本人並不是個悲觀哭泣的人，同時也受戰後重建環境的影響，所以更嚮往未來的新生活，我的寫作也是在不斷地尋找一個新的生命。我感覺我們這一代詩人，尤其是歐洲詩人，寫作的任務就是積極地尋找新的道路和新的生命。我的第一本英譯詩集出版後，《Parnassus》雜誌發表了一篇詩評，寫得很好，說我的詩中有一種重建的力量。這種說法本身也激起了我的興趣。
唐不遇：歷史和政治對你和米沃什的影響，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或者說，你們處理歷史和現實的態度有什麼區別？
扎加耶夫斯基：我和米沃什的歷史背景相差很大。我沒有辦法把自己和米沃什相比。米沃什年輕時生活在華沙，納粹佔領華沙的時候，那是地獄般的世界，納粹可以隨時開槍打任何人，不需要任何理由。雖然米沃什不是猶太人，但他能看到壓迫，他所見到的苦難是即時性的，馬上就發生在眼前的，所以他的詩會處理這種黑暗。對我來說，沒有這種即時性。我從未在街上看到過屍體。1956年以後，波蘭的政治就改變了，沒有特別深重的國家性苦難，也有一定的自由和法律，能夠相對正常地生活和閱讀。概括來說，米沃什這一代詩人處理的是完全的反人性、反文明的行徑，而我們這一代詩人缺少這種經驗。米沃什就像一個外科醫生，給死人和病人解剖、做手術，而我只是從書上學會怎樣做手術。
唐不遇：對你來說，童年記憶和民族、歷史記憶，哪個更重要？
扎加耶夫斯基：這個問題非常好。總的來說，童年記憶和民族、歷史記憶是不可分的，兩者常常相輔相成，也常常糾結在一起，最後融為一體。我們從童年記憶中汲取寫詩的源泉。童年時不懂諷刺、詼諧，這恰恰為今後的寫作提供了很多養分。每個詩人都有不同的童年經歷，從不同的童年記憶中形成不同的風格，從不同的風格中又得到一個整體。這是很重要的。我儘管出生在二戰後，但二戰中人類大屠殺的殘酷一直留在我的童年記憶中，這也使童年記憶和我的經歷不可分。
唐不遇：你怎麼看待自身流亡的命運？嘗試過用外語寫作嗎？
扎加耶夫斯基：我的流亡是因為愛情，我遇到了我的太太，才離開波蘭去法國，不像其他流亡詩人，並沒有造成什麼大的創傷和裂痕。但是離開的時候，我的身份算是國內的異見者，一旦離開就很難回去，這一點對我來說不太好受。我在巴黎居住了20年，也常常去美國，絕大多數時候我都用母語波蘭語寫作，這不是什麼英雄式寫作，而是自然的選擇。很多小說家、散文家出國後，會用外語寫作，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詩人身上。母語是詩人寫作的基礎。詩人不是通過對生活的觀察，而是通過內心的經歷來寫作的，要寫內心生活，寫童年以來一直有記憶的東西。
唐不遇：對你而言，波蘭意味著什麼，西方又意味著什麼？
扎加耶夫斯基：波蘭人一直在拷問自己的身份：我們是誰？我們屬於誰？法國人、英國人、義大利人一般沒有這種身份焦慮，他們就說我們是西方人，我們不在乎。德國人也有同樣的問題，總是在問「我們是誰？」俄國人的身份又是另一回事，他們堅定地認為自己就屬於東斯拉夫，和希臘人一樣屬於正教會系統，完全不同於法國人，也不在乎自己是否屬於西方。而我們爭取屬於西方，不僅努力希望找到身份的認同感，還為此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價。當然我也希望解決身份感問題，但西方本身的歷史也不完全光彩，也有黑暗的時刻。這不是個人能決定的。（本文選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