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黃連的藥效還沒落實，網上已經賣到斷貨，北京中醫藥管理局、上海藥物所和武漢病毒所的聯合背書，讓中成藥在2003年的潔爾陰之後又火了一把。
加繆說過，疫病「是一個狡詐的、頑強不退的敵人，它是一個老謀深算的組織者」，人類很難佔到上風，尤其在現代醫療體系建立之前。
如果對比早期西醫和中醫的兩位標誌性人物，就能看出，在預防方面，他們對付大規模疫情的辦法都不多。
英國人合信在《西醫略論》中總結了3條經驗：
1、病之傳染於人，蓋因病者屎溺汙及衣服，坐臥處邪氣沾人；
2、不令患者聚集一處，以免傳染；
3、疫者死後，房內宜燒甘松、硫磺、蒼朮等物，以避疫氣，數月後方可居住；
明朝著名科學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介紹了兩條。
1、時氣一行，闔門相染，以草繩度病人之戶，屈而結之於壁，則一家不染；
2、入疫家，以麻油塗鼻中，既出以紙燃取嚏，則不染；
合信算是中國最早也最有影響的西醫，1847年10月他在廣州創辦惠愛醫院，系統性發布了多本專著，是醫學領域「西風東漸」的代表人物。至於方以智，學貫中西，知識儲備牛到什麼程度，稍微學過歷史的都知道。
合信的主要著作
兩位宗師在時間上有代差，但他們的防疫手段都是極普通的措施，合信的遣詞造句還能窺見明顯的中醫影響，尤其用了大量「氣」字，這與國人「六氣為病，乃中醫最精之學」的認知頗為接近。
至於診療，雙方撕得就比較厲害了。
疫病大多伴有發熱症狀，合信認為「熱病初起，汗不出宜用逼汗法」，具體辦法是「熱水浸腳」或以「被褥數層裹身出汗」，如果是內熱，就用巴豆油、水銀散、大黃等藥物催吐，如果是頭熱，就用「冰塊按頭頂」，以「冷水澆身」，以「酸醋水洗身」等等。
這些觀點很有代表性，但中醫並不認同，清人唐宗海在《醫經精義》一書中就反駁，「西醫見熱病，即以冰置胸前，外被冰阻，熱反內攻，為熱毒伏心而死，現下香港疫症，為西醫十治十死，皆此之故也。」
近代名醫陳存仁也自曝過棄西醫改學中醫的經歷：
「在南洋醫科大學苦讀一年，對醫學基礎漸有認識，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傷寒症，就請大學中一位老師治療，但是西醫治傷寒並無對症藥物，只是要我靜臥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維他命C而已，不料病勢越來越嚴重，後來家人力勸就診於孟河丁甘仁先生，只連服了5天中藥，熱度竟然退清了。」
中國歷代醫書對解毒防疫之法多有記載，如《素問》的小金丹方，《肘後方》的屠蘇酒、歲旦飲，《千金翼方》的太乙神明丸，《外臺秘要》的斷瘟疫硃蜜丸等。
由此可知，在尚無特效藥的年代，中醫的經驗主義和民間驗方對症狀的遏制有時還勝過西醫，這是事實。
當然有些方子今天看來相當後怕。
如晚清名醫陳虯在《瘟疫霍亂答問》一書提到桃葉、石榴皮、馬齒莧、川椒、苦參、小藍、穿山甲、獺肉、地龍、水銀、雄黃等等都是很好的殺菌藥。
其實不少存在毒副作用，有些現在被證明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新冠病毒有染。
1911年東北鼠疫時也有中醫獻上驗方，得到官方嘉納，說是「用紅紙捻照前後心窩，見有紅點，即用針刺破，挑出肉內紅筋，可保無事。」
到了清末民初，西醫的話語權便得到兩個因素的加強：
從防疫上說，中醫的「五行」、「六氣」、「陰陽」等理論，相對玄學，被證明不易在公共衛生層面落地施行。
從診療上說，技術進步使人類逐漸認識了病毒和細菌，對疫病患者的救治開始形成完整的科學體系。
中醫對細菌和微生物並非全無了解，中國最早的科學雜誌《格致彙編》在1881年發表過一篇名為「人與微生物爭戰論」的文章，稱「西醫言豬肉內多有小微蟲，人食其肉體，內亦生此蟲」，但與列文虎克或巴斯德的科學論證不同，經常有特別本土化的解讀。
例如章太炎因為《莊子·齊物論》中有一句「樂出虛，蒸成菌」，便斷定「夫人心之樂，發於空虛，而能蒸成有形之菌」，其實莊子是一種哲學語境，表面詠物，實則寫人，泛指現實與內心的變化無常，玄幻不真。
章太炎將其具像為一種中國人能理解的學術概念，進而推論「微生菌者，遠西近代所發明也，舊時只言微生蟲，則中土亦有之，按諸書言五屍者，屍即蟲也」。
這個考據很牛，但明顯是志怪小說看多了。
技術進步加大了中西醫的對立，雙方的交鋒隨之激化。
1921年國民政府在名醫餘雲岫等人推動下通過「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提案，試圖以行政力量廢止中醫，其中最根本的一條論據就是中醫的「陰陽、五行、六氣、臟腑、經脈，皆憑杜撰，全非合實」，按照餘雲岫的說法，中醫「以為疾病之原，皆由風、寒、暑、溼、燥、火六氣而來，此皆幼稚時代之言論」。
如果這個論斷成立，那中醫的靈魂就被掏空了。
中醫對此採取三種回應模式。
首先，部分中醫開始說服西醫接受「氣」與「病」的原理。
著名的溫病學派就認為「西醫不言氣化，以傳染病為瘟疫，不知天氣為病，亦能傳染，如風熱咳嗽，其氣由鼻入肺，病氣相傳，西人誤以為肺疫，不知風能生蟲，乃氣化之常理，風去蟲自絕，風不去則久咳成癆，此非地氣為病不能殺人」。
還有的從症狀入手，試圖找到中西醫理念的對應關係。
出身同盟會的名醫楊則民對舶來文化有一定接觸，在所著《潛庵醫話》中，就強調西醫的細菌與中醫「溼」的概念有共通之處。
「西醫好言細菌，而中醫好言溼，溼與細菌實有相似之處焉，…中醫概以利溼清熱毒之劑治之，西醫細菌以顯微鏡知之，…是由細菌與溼，殆有相當之關係也」。
另外一些人基本接受了細菌、病毒的存在，但認為中醫應該堅持自己的理論體系，不能動搖，也就是洋務派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部分中醫蔑視技術進步，「病菌之說，必有打倒之一日，而六氣之論，無時焉可破者也。」把解剖視為奇伎淫巧，「西醫視人如器物，縱解剖極細，何能攸往鹹宜哉」？又否認顯微鏡等器械的作用，「鏡能顯微，不能窮變，剖視臟腑，已非原相」。
醫學評論家陸士諤認為，「凡是一種學術，必有其根據地，必有其立腳點，此點絲毫不能遷就，絲毫不能通融，假使必以遷就西醫學說勾入時，立案論證，滿紙發炎細菌，則根據盡失，立腳毫無」，這代表了不少人的觀點。
名醫惲鐵樵也覺得，「中醫一旦研究細菌，勢必要連帶研究血清注射，果然切實做到，已是完全西醫，無復國醫本來面目」，後來傅斯年諷刺中醫改革「改無可改」，原因在此。
1935年曾有一樁公案，暴露了中西醫的嚴重對立，就是中國報業之父戈公振之死。
戈是老報人，愛國記者，九一八後曾冒死深入瀋陽北大營揭露日本侵略軍的罪惡，深受讀者愛戴，彼時他訪問蘇聯歸來，身體不適，入住上海虹橋醫院，醫師黃秉琦、梁福蓮初診是瘧疾，複診為盲腸炎，交醫生董某手術，耗時僅1小時，一度情況樂觀，但術後病情突然惡化，宣告不治。
此事真相撲朔迷離，但戈素信西醫，臨終仍囑好友鄒韜奮，「把遺體交醫院解剖，供醫學研討」，由此引發了中西醫的激烈論戰。
西醫程翰章解剖發現戈氏死於7種敗血症病菌和18種併發症，中醫陸士諤認為這個結論「雲中捉月，霧裡看花」，堅稱此病「就是我們中醫之暴感風寒，如何會死，就使不延醫服藥，煎一二付午時茶，吃了也會好的」。
由於當時醫療條件有限，雙方皆無切實論據，所謂辯論實際上是基於不同知識體系，牛頭不對馬嘴的隔空互噴。
發生這種情況，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有一定關係，學者錢穆曾說，「太抽象的偏於邏輯的思想和理論，在中國不甚發展，中國人常在活的直接的親身經驗裡去領悟」。
這當然對中醫有利，因為中醫本質上是經驗和效方的總結和升華，但此後的爭吵迅速超出醫學範疇，連公眾人物都不得不出來站隊。
民國元老于右任就篤信中醫，宣稱「我一生都看中醫吃中藥」，史學家陳寅恪則說，「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對中藥的態度也趨向極端，明人張介賓的《景嶽全書》提到福建香茶餅有沉香、白檀、兒茶、粉草、麝香、冰片成分，口服可以防疫，後來西醫也覺得「比口罩更方便而實用」，反倒是著名的洋務派人物吳汝綸完全否認，堅稱「中醫之不如西醫，…故景嶽諸書，盡可付之一炬。」
雖然如此，中西醫最後還是不可避免的進入緩慢融合的過程。
晚清學者丁福保編纂《丁氏醫學從書》時，曾確立一條標準，「凡古方之可用者則存之，以保國粹，凡西藥之可以中藥相代者，則代之，如不得已之時，非西藥不能奏效者，則不得不用一兩種以補中藥之所不足也。」
這被視為中醫勉強接納西醫的肇始。
堅定的惲鐵樵也看到中醫的硬傷，就是中藥處方常能發揮奇效，但由於無法科學闡述作用機理，只能停留在驗方的階段，不能上升為系統理論。
清末民初，劍橋畢業的南洋華僑伍連德用西式檢疫制度和西藥消滅了造成5萬多人死亡的東北鼠疫，最終創造了一個中西醫融合的契機。
後來的著名中醫張贊臣在總結經驗時明確承認，「此病為禍最烈，應以預防為主，萬一感染，尤宜以西藥施治，舊有方論，存之以備參考可也。」
這意味著在疫情爆發的特殊時期，中醫基本退出了防疫戰爭的第一線，這讓人深感遺憾，尤其是歷史上中國的公共衛生體系曾經非常高效。
乾隆時期馬戛爾尼使華，他和助手斯當東一邊看到大部分清朝民眾面黃肌瘦，衣衫襤褸，一邊也注意到天津郊區松林間的墳塋，「把死者安葬在距住宅相當遠的地方，比歐洲人謹慎，歐洲人把死者安葬在城市中心，容易腐化感染，也不衛生」。
反觀歐洲自中世紀以來一直髒亂差，BBC紀錄片《骯髒的城市》就描述了當時的倫敦，由於公廁很少，大家都習慣了在街上方便，每個清潔工一天要運出6噸「翔」，BBC為了測試這個工作量，曾經「人造」了1噸出來，結果大家光是看看就崩潰了。
清末刊物《格致彙編》也提到，「英國大鎮名立發埔，陰溝不通，臭惡之氣甚多，每年因此死者萬餘人」。
相比之下中式公共衛生系統獨具特色，尤其是城市給排水系統領先全球，漢代長安城方圓36公裡比同期羅馬大4倍，各種明溝暗渠總長超過35公裡，並建有昆明池調蓄雨水，唐律規定「穿垣出汙穢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極為重視糞便和生活垃圾的處理，宋代汴梁的地下管網更是四通八達，陸遊的《老學庵筆記》提到，「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名曰無憂洞」。
但這套系統到庚子國難的時候已然衰敗，劉半農曾經採訪過晚清名妓賽金花，後者回憶：「北京的街道那時太腌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汙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卻賴以潔淨了許多。」
一般老百姓反覺得這是苦役，《仲芳氏筆記》就有這麼一段記載，「各國界內不準在沿街出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計數。」
這也是近代中國疫病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學徒出身的醫學家範行準就指出，近代中國人僅有消極的個人衛生思想，而沒有積極的公共衛生思想，可謂一針見血。
所幸中醫及時跟上了時代，一個明顯的跡象是中醫語境的革命性變化。
1924年張錫純寫《醫學衷中參西錄》，提到樟腦的功效是「通活周身血脈，尤善消除毒菌」，前半句是典型的中醫術語，後半句就是洋為中用了。陳邦賢編纂的《新本草備要》是一本中醫著作，但在「黃連」條目下，釋文為「對細菌有抗生作用」，要知道李時珍《本草綱目》寫的是「降火燥溼」，《丁氏醫學叢書》是「健胃止瀉」，雖是一句之差，但其中況味已經大不相同。
以往中醫排斥西醫倡導的檢疫隔離，後來也逐漸認同。
惲鐵樵曾經認為，「西國之方法，炎腫則消炎，有菌則殺菌，傳染則講隔離，講清潔，但其愈病成分甚少，多數結果不良。」
羅燮元甚至攻擊隔離制度「慘無人道」，「中醫對於大疫，從初起到嚴重，歷代都有成方，又何必如西醫之手忙足亂，檢之驗之，隔離之，聚物於室而焚毀之，甚至有斷絕交通，禁止來往，……非西人過於迷信科學之過耶？」
這些妙論放在疫情肆虐，多地封城的今天簡直是笑料。
幸好形勢比人強，1935年中醫黃國材總結預防傳染病的經驗時，就不再提什麼天人感應了，只是總結了三條：
一是維持身體康健（這可以理解為增強個人抵抗力）；
二是嚴行清潔，但凡溝渠廁所，撒入石灰，殺滅臭蟲，撲滅鼠族，病人臥室，宜用硫磺，閉門久薰，用過衣物，沸水洗滌等；
三是設傳染病收容治療所，凡有傳統病之疑者，均令送入治療。
回首審視，當年的所謂中西醫之爭更像是一種文化涅槃。
錢穆曾說，「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2010年，有人曾把類似的難題拋給鍾南山，他的回答最為得體，「我不喜歡講中西醫結合，因為很難結合，但中西醫可以並舉發展」，這大概是公允之論了。
屠呦呦從葛洪《肘後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記載研究出拯救2億人的青蒿素，充分證明了中醫走出虛無縹緲的玄學世界所能產生的驚人潛力。
對公眾來說，能治病的就是良醫，能救人的就是好藥，能把口罩分給最需要醫院的，就是好紅十字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