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新京報公號「政事兒」發出一則消息稱：陳小魯於2月28日在海南因心臟病去世。
陳小魯是開國元帥陳毅的第三個兒子，1946年7月出生於山東。
百度百科顯示，陳小魯文革前為北京第八中學1966屆高中畢業生。文革初，他曾任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因不同意血統論的對聯，沒有參加紅衛兵。後為維護社會秩序，倡議並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文革中有關他的謠言四起，難辨真偽，甚至影響到了他的父親，於是1968年4月被周恩來送到部隊監護鍛鍊。
一年半後，因表現優異被準予入伍。1976年調入總參二部，後任駐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1986年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1992年以上校軍銜轉業，以後，任(海南)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
陳小魯，雖有著這個響噹噹的「紅二代」身份，但陳小魯真正進入公眾的視野，成為關注焦點總共有兩次：一次是最近，他向自己的老師就文革中的所為進行公開道歉；另一次則是在47年前，他提議發起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即文革中名氣很響的「西糾」——「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
從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將，成長為反思文革，為文革公開道歉的「紅二代」第一人。這47年中，陳小魯這位開國元帥之子經歷了怎樣的人世變遷和靈魂淬鍊？
下文轉載來自南方人物周刊13年專訪陳小魯一文，供網友閱讀參考，原標題為：陳小魯：紅二代光譜。
陳小魯：紅二代光譜
陳小魯(圖/ 梁辰)
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領導被當作黑幫批鬥和勞改
1966年，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圖/ 翁乃強)
只要沒有霧霾，散文裡的北京秋天就變成了街頭巷尾的現實。人們湧進東城區一處巷子裡，去看新修繕的胡同，對著房簷邊上的天空拍照。外國遊客在一切中國特色的物件跟前駐足，T恤衫、搪瓷缸上印著的符號意味強烈的毛澤東和雷鋒像。30年前統治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已成為輕鬆宜人的流行文化。
在西面更偏僻的小巷裡，牆上還有「毛主席萬歲」的標語，下半部分被後來塗的水泥遮了起來，水泥也開始脫落。
旅遊資料介紹說，巷子遭受過兩次大災難，一次是「破四舊」，門墩兒、牌樓、女兒牆，能保留下來的很少；另一次是唐山大地震，為避災而修的窩棚一直釘到現在。
在胡同盡頭靠近河邊的地方，一個青磚鐵門的院子，陳小魯先生打開小門，招呼著。平凡得不能再平凡，頭髮多半白了，穿一件土黃色外套，裡面是一件灰色薄毛衣。
院子很大，曾經是粟裕大將的居所。1975年，陳小魯與粟裕的女兒結婚後，就搬到這裡居住。院子裡還有粟裕種下的白皮松。
「我都沒那麼關心國家大事了，這次是被推了出來，你們媒體願意關注。」坐在擺滿雕塑和繪畫的客廳裡，67歲的陳小魯說起10月7號那天，北京市八中對面的一間茶社裡，他代表八中老三屆同學會，向「文革」中批鬥過的老師鄭重道歉。老師們都已經七十多歲，年齡最小的學生也60歲了，「有些話不說，就晚了。」
1966年開始激蕩整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陳毅之子陳小魯是絕對的風雲人物，以至於在當時的訛傳與流言裡，「陳小虎」頻繁出現在各種傳單和急電中，一天之內在新疆、雲南、哈爾濱和廣州同時現身，還有「攜款逃到香港去啊，殺了人的事兒啦」。
「8月25日成立『西糾』(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是我的第一次反思，也是從革命到保守的轉變，其實那之後就成逍遙派了。」陳小魯告訴我。
一
1965年，毛澤東對在哈軍工讀書的侄子毛遠新說，「階級鬥爭是你們一門主課」，「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來自最高權威的指示最先在幹部子弟中流傳，那年初，陳小魯就在北京八中貼出大字報，「讓階級鬥爭的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文革」開始時，他給學校老師講話時說，「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憑藉政治敏感，陳小魯在運動中成為八中的精神領袖。
到了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文化大革命」十六條，混亂已經無可避免。
7月末，北京各中學組建校文革委員會，試圖複製馬克思經典著作論述過的巴黎公社。「我不想進校文革，文化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心裡很虛，不知道怎麼幹」。但選舉結果出來，陳小魯得到一千一百多張票，差二十多票滿票。
「那時青年人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而且大家選你了，沒辦法，只得幹。」陳小魯這樣形容當時的處境——像無數紅衛兵一樣，既有意識形態狂熱，也遭到形勢裹挾。
紅衛兵興起後，打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陳小魯內心很牴觸，去四中串聯時，又眼見朋友們對峙、爭吵，「文革就是窩裡鬥？」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陳小魯在廣場上，沒被邀請上天安門，因為他「不是那種積極分子」。
「8·18」之後，北京市抵制外地學生進京串聯，學生食宿無法解決，秩序混亂。周恩來召集鐵道部、北京市委領導開會，陳小魯作為學生領袖參加。那時，紅衛兵的湧入擁塞了北京站，旅客無法出行。周恩來中途離開，陳小魯對鐵道部領導說，「這事好辦，專門指定一個車站給紅衛兵，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對方說，「你們不懂，很複雜的」，接著講了一大通技術上的理由。
周恩來回來後責備說，「我早就說了，紅衛兵和旅客分開。」鐵道部領導立刻回答，「是，是，可以。」陳小魯憤怒，「你是服從真理，還是服從權力？官僚主義到這個程度了，是該衝一衝了。」
8月19日晚，他組織了一場批判會。臺上，北京教育系統幹部「坐著噴氣式飛機」，不斷有紅衛兵跑上臺，掄起軍用皮帶抽打。陳小魯想攔擋不住，大喊「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然後舉起紅衛兵的旗子，喊口號。「這樣就不打了嘛。」陳小魯說，那是他組織的活動第一次失控。那場批鬥後來被學者稱作「開了武鬥的惡劣先例。
「8·18」以前，對學校的武鬥倒還可控制，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的一句「要武嘛」，使形勢急轉直下。陳小魯爭辯說，這句話不是要打人，是說青年人不能太文質彬彬。但天安門城樓下的頭腦發熱的紅衛兵，只是從字面上理解最高指示，模糊的表述成了行動的依據。
「黨的政策還講不準虐待俘虜，當時就覺得很迷茫。」陳小魯皺了皺眉頭說，言談中還帶著言必稱主席的習慣——說起公民社會，他的論據之一是，「毛主席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
陳小魯的同學計三猛見證了北京的失控。一所中學的學生高呼最高指示，把圖書館的書籍堆在院裡焚燒，強迫全體老師圍在火堆邊，數著「一、二、三」，將老師往火中推。
計三猛記得，八中教師趙榮尊當年只有二十四五歲，教生物，「用現在的話說，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她被集體批鬥時，陳小魯就站在旁邊，「批鬥什麼不管，但是絕不能人身侮辱。」
「我雖然公開反對打人，但那時真管不住。」陳小魯甚至告訴紅衛兵，「如果你們一定要打人，也別在我面前打。」
興奮、躁動，紅衛兵籠罩在「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情緒裡，四處發布通令，享受著權力的刺激。陳小魯也曾通令要求民主黨派72小時內解散，3天後就收回來8個大印。「當時破四舊，我們也不能無所事事，要趕趕潮流。」他回憶說。
在10月7日的道歉會上，學生們反省當年的行為，「暴戾、恐怖，流弊政府、禍害社會」，給老師們深深地鞠躬。後者表現得很寬容，說大可不必隆重道歉，不要把錯誤都攬在自己身上。
「你組織過批鬥會，但反對打人，還保護過不少人，到底應該負什麼責任？」我問陳小魯。
「作為一個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聖的，你有義務去保護其他公民，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你放棄了義務你旁觀，你就有愧於公民的稱號。」他回答說。
雅斯貝爾斯在討論「德國的罪過問題」時，將罪過區分為四種：觸犯法律的刑法罪過，參與罪惡制度的政治罪過，個人錯誤行為的道德罪過，以及第四種，不能盡人的責任去維護文明的人性，形而上罪過。
當然，這是人們事後講述的故事了，身處意識形態狂熱的人們並不具備反思的能力。
二
陳小魯的房子顯然已經住了很多年，保持著五六十年代的格局，客廳左拐是長長的走廊，有些昏暗，衣架上掛著外套，順手處是他的老年證，北京的公交、公園憑證免費。角落裡有這個紅色家族的全家福，採訪時，家裡少有人走動。
小時候，陳小魯曾隨父親住在中南海，在懷仁堂西側的夾道內，周邊住著譚震林、鄧小平、董必武等領導人。那時中南海很熱鬧，夏天可以划船、遊泳，毛澤東總在1點半走進專用的棚子，換了衣服下水。小一點的孩子為見到主席，離開時故意磨蹭，要是主席招呼「你們都來遊啊」，就喊一聲「毛爺爺好」，紛紛跳下水。至少在一段時間裡，「海裡」的生活是輕鬆美好的。
陳毅家教嚴，不跟小孩講黨內的事情，偶爾也會聽到一些。當中共黨內批判赫魯雪夫排斥異己時，陳毅轉述毛澤東的話說：蘇聯黨內矛盾大，我們黨比較團結。陳小魯記得，中南海的領導人原本也還互相串門，後來內部情況緊張，就不太往來了。
住進中南海那年，陳小魯在北京四中上初一，「有點開竅，關心政治了」。同學跟他講，張國燾有個手槍隊，誰不聽話就槍斃誰。學校開設了政治課，講「一大二公」、講共產主義，課堂辯論的話題是「解放臺灣」，還常常組織學生上街遊行。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完成了政治啟蒙。
1966年8月，「天下大亂」。紅衛兵在蘇聯駐華使館前開大會，把那條街改名為「反修路」。周恩來告訴幾名在場的八中紅衛兵，中學紅衛兵是一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管不起來，精神傳不下去。他的意思是，主持更名活動的紅衛兵聯絡站不能解散，可以變成常設機構。八中的紅衛兵回答說，我們做不了主，我們學校有頭兒。
「他們回來就告訴我了。」陳小魯說，他利用自己的威望，發起成立了「西糾」(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指揮部設在解散了的九三學社，四中革委會主任孔丹(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曉(原西康省委副書記秦力生之子)擔任宣傳部長。因為發起西糾，陳小魯成了各中學都認可的學生領袖。
「西糾」成立後發布過十多道通令，每個學校抽出十幾人做糾察隊員，想要制止抄家武鬥，國務院給它配了住房、汽車、司機、廚師，孔丹可以與周恩來單線聯繫。西糾成立後，海糾、東糾也成立了。
「我們沒有教育打人，但階級鬥爭教育不斷給你緊那個弦。劉文學不是被階級敵人殺害了嗎？雷鋒不也講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階級仇恨植根於青少年心中，語言可以變成行動，暴力就被激發出來了。」陳小魯說。
11月以後，風向變了，「上面對西糾不滿意」，陳小魯想到了散攤兒，但西糾已經換了主政者，他們覺得「你們這幫人當官過了癮了，我們還沒幹過」。
這時，國家已經面目全非，陳毅元帥也受到了衝擊，陳小魯更加迷惘。「西糾」被打為反動組織後，餘燼未滅，「西糾造反派」、「聯動」、「四三派」、「四四派」等名目繁多的紅衛兵組織又冒了出來。1967年後，孔丹、秦曉與李三友、馬凱等人創辦《解放全人類》報，被當作「反林彪反江青分子」隔離審查四十餘天。
採訪中，我問陳小魯，在整體性的政治狂熱中，人們應該如何運用自己的理智與判斷力？
「在多數場合，我是隨波逐流，但也有自覺的成分。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當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覺得『反修防修『這個觀點對，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們都感到需要改變。所以毛主席的講話很符合我們的口味，因為我們是他培養出來的嘛。」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陳毅堅決反對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和衝擊黨委、破壞生產及社會秩序的行為，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嫉恨，因而成為他們要打倒的重要對象。196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陳毅說：「陳老總，我保你。」陳毅坦蕩地說：「不用主席保，我能過關，我是共產黨員，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眾的信任」
左起：趙勝利(西糾作戰部長)、孔丹(西糾司令)、秦曉(西糾宣傳部長)
1971年12月26日，陳毅在病床上對將要回部隊工作的三兒子陳小魯說：「回到部隊要好好工作，不要掛念我，我還會站起來的，我還要下地走路，我還能做些工作。」這是他生前的最後一幅照片
三
1968年4月，各種謠言指向陳小魯，「有人說我殺了人，有人說我攜款潛逃。」一則「炸中南海」的驚悚傳聞也牽扯到他。之後，陳小魯被周恩來送往39軍，不準對外聯繫，不準回家，不準拍照片。臨走前，他給八中同學留下字條：「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年末，知青上山下鄉，紅衛兵時代的風雲人物孔丹去了陝北延長，秦曉「發配」內蒙古。自那以後，紅衛兵運動也就結束了。
坐火車到溝幫子，再倒汽車，極目望去，是一片泛白的大鹼灘。團部住平房，有些連隊甚至鑽在地窨子裡。方圓15裡沒有人煙，主要任務是種水稻，陳小魯開始了勞動鍛鍊的日子，跟外界完全隔離。之後3年裡，陳小魯年年被評為「五好戰士」，抗洪搶險榮立了三等功，1970年3月入黨。
聽軍長講軍史，從紅15軍團開始，第一任徐海東，第二任劉志丹，第三任黃克誠……數完了，軍長說，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就剩吳法憲了。「聽著挺寒心的。」
在部隊，他掛念父親，只能在報上看領導人報導。1971年五一節，陳毅元帥又上天安門了，「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來，那就說明他沒倒。」3年後的一天，連長突然通知，軍區首長讓陳小魯趕快回家，那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還在不在中南海。「我是陳小魯，我們家還在這兒嗎？」衛兵說，你父親在老地方住，還走西門。
1972年陳毅元帥去世，毛澤東在追悼會前一個小時臨時決定參加。對著陳毅的骨灰盒，毛澤東鞠了3個躬，會場的嗚咽聲一下子大了起來。陳小魯很感動，但內心仍有想法。
陳小魯後來總結說，「從思想根源來講，即使我們的父輩，還不都是帶著傳統的烙印？沒有人敢當面去忤逆毛主席，這裡面有種種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當時的環境，也有自身的考慮，更有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我們在這裡面，確實是服務於他們的一個棋子而已。」
「沒有太複雜的思想鬥爭，也沒什麼浪漫情懷」，秦曉也離開了北京，在草原，他開始了理想主義幻滅後的思考，他用羅曼羅蘭的「嘔吐論」來比喻思想的再造：一個人從出生到成熟前，被灌滿了各種謊言，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嘔吐，把這些謊言都吐出來。
1971年9月，林彪外逃。秦曉跟同在草原插隊的李三友、馬曉力等人小心地議論時局。秦曉在與友人的信中提出，除了《實踐論》，「別的都要重新認識、評價。」
孔丹在陝北6年，給習近平留下極深的印象，稱他是「在陝北窯洞裡還讀黑格爾的知青」。據說他讀遍了從高校基礎課程到黑格爾的所有能找到的文字。在陝北插隊時，他完成了一篇調研報告，向中央諫言，要改變經營體制，調動農民積極性。
歷史學者米鶴都曾記錄和探索紅衛兵的心路歷程，他認為，這代人雖然曾經在「文革」初期創造了最狂熱的個人迷信，但實際也是最早從迷狂中覺醒的群體。當他們擺脫了現代迷信的桎梏，也就否定了自己當年的迷狂。
陳小魯在瀋陽軍區很快晉升為團政治處主任，1975年「批鄧」時，他下定決心不說違心的話，開始強調自己的「個性和人格」。但當時的瀋陽軍區政委，仍執行「四人幫」左的政策。陳小魯選擇了申請調動，「道不同不相與謀」。
調令下來後，軍長找陳小魯談話，「這麼好的基礎，怎麼說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在我這個地方，我這個位置將來就是你的，沒幾年了。」陳小魯藉口說，家庭問題沒法解決。
四
10月19日，毛主席詩詞書畫展在銀川開幕，陳小魯和幾十名紅二代去捧場，到當年紅軍三軍會師的地方，瞻仰偉人足跡。有兩三個紅二代對陳小魯說起道歉的事，「你寫得好，寫得對。」陳小魯知道肯定有不贊同的，但誰也不講，「人情大於政治，礙著交情，不同意你不會跟你講的。」
在紅色後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經達成某種默契，他們很少談論現實政治，當然，並非淡漠或沒有主張。「如果觀點一致，願意談就多談點，觀點不大一致又願意談，就少談一點，總是不能傷了和氣。」
也有例外。胡德華曾經在炎黃春秋研討會上披露，兩位紅二代在校友聚會上吵起來，質疑彼此的政治信仰和個人操守，甚至大爆粗口。胡德華說，事情都知道，道理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說，不能商量。兩位紅二代，一個是孔丹，一個是秦曉。
粉碎「四人幫「後，國家政治生活逐漸恢復。孔丹在1978年成為吳敬璉的研究生，秦曉是山西礦業學院的工農兵學員，先後調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後來，兩人分別成了張勁夫和宋任窮的秘書。
1984年，孔丹進入成立不滿一年的光大銀行，兩年後，秦曉去了中信——都沒有選擇從政。有人勸秦曉，他的回應是，「在學校的時候，不想進政治圈，是認為中國面臨的不是政治問題，是經濟問題。父輩們打天下，我們建設祖國，是文化革命把我們推上了政治舞臺，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就認識到我們這批人不適合從政。」
為什麼不適合，他沒有解釋。在金融國企崗位上，兩人都快速晉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漸行漸遠。
1997年，秦曉在中央黨校學習，《資本論》課上，他問老師，馬克思的理論是經濟決定論，但歷史發展、文明演進是多種因素互動的結果；他假設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產資料，就會把勞動作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連串問題，老師未能正面回答。
當時，孔丹也在班裡，他就在後面拽秦曉，因為黨校裡有中組部的代表，他怕秦曉被抓了辮子。
陳小魯告訴我，他不在場，聽說爭執當天兩人喝多了。
1990年代末，秦曉重新認識了現代性的問題，對中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認識也發生了轉變。「以前，我比較贊同新權威主義，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民主問題上，我希望有個強勢的政府。但是後來轉向對啟蒙價值和現代社會制度的認同。」
分歧是如此顯明。「根本問題就是我認為他比較固化地堅持西方的理念信條，」孔丹說，「我則把自己稱為『實事求是派』，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中國應該走中國特色的道路，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陳小魯曾提出一個「共產黨光譜學說」：共產黨是個光譜，由七色組成，從深藍到紅。合起來才是白光，才是真正的共產黨。
比之歷史，現今的革命後代就是紅光的色散，而一番番歷史事件和個人經歷，正像稜鏡一般。
1985年，陳小魯從英國回國，結束了四年多的駐外武官生涯，到北京國際戰略問題學會任研究員。一次，他遇到當時的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後者關照說，「你對工作有什麼想法？要不要換個地方？」到了92年，時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也歡迎他去工作。陳小魯都謝絕了。
他選擇了「中央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因為興趣，那是1986年10月。政改辦的人看中陳小魯的海外經歷和紅二代背景，「可能認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實也代表不了，在「紅」字上大家情結差不多，但現實觀點有很大差別。」
在我採訪陳小魯的當天，薄熙來案在山東省高院二審宣判，維持一審無期徒刑判決的原判。
五
在北京西三環外的寓所裡，我見到了馬曉力。她穿著玫紅色運動絨衣，顯得格外精神。她準備了兩份資料，一是關於紅二代的書，裡頭有她和陳小魯對反思與懺悔、歷史與國家的理解，另一個是德國總理下跪道歉的文章。
「這一跪，整個民族都站起來了，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她拿陳小魯的行為與之相比，「反思和懺悔，是我們這一代人所需要的。」
幾十年來，馬曉力都在思考：「文革」為什麼會發生？父親馬文瑞是西北局老幹部，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她逼問父親，你們這些人老是挨整，究竟有沒有道理？她也審視自己那極度亢奮又極度恐懼的狀態。那時隨著父親一夜之間被打倒，她才從狂熱中退出。
1980年是觸動心靈的年份。這一年馬曉力旁聽了「四千人大會」，老同志熱烈討論——發生「文革」的土壤是什麼？今後還會發生嗎？我們國家是搞人治還是法治？她聽到老同志痛心疾首，反思自己的盲從。之後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紅色江山萬萬代——馬曉力觀察，這是「紅二代」中普遍的想法，在活動或是郵件往來裡，他們都流露出「紅色江山不能敗在我們手裡頭」的意思。
「我們不要有封建思想，」馬曉力說，「重要的是保證法治、公平，正義，把國家推向長治久安的軌道上。」
1990年後，她和陳小魯都沉寂了好長一段時間。她組織成立北京草原戀合唱團，還策劃了大型綜藝晚會《共和國兒女——老三屆》。李三友是晚會總顧問，當他們在大草原裡悄悄聚到一塊議論時局時，也許不會想到許多年後以這樣的方式紀念他們的青春。
李三友是有凝聚力的人物，在他50歲生日宴會後，朋友們每年都會相聚，陳小魯、秦曉、孔丹也常去，那時他們還是親密的朋友。
「他們只是意見之爭。兄弟還是兄弟。君子和而不同。」馬曉力特別不願意看到他們撕裂。聚會上馬曉力對孔丹說，「我們不要做好鬥的小公雞。鬥來鬥去，總要表明自己是正確的，是文革給我們落下的毛病。」
「吵架時喝多了，也沒有劍拔弩張。」陳小魯說，「大家都是朋友。紅二代裡面，秦曉的立場是少數，大多數傾向威權主義的觀點，我算中間吧，我是主張現有的體制下比較大的改革，樹立憲法權威，實現公民參與治理。」
在馬曉力的印象中，陳小魯重新參與言說是在2011年，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臺30周年前後。「那幾次紀念會上，有人提出社會上思想很活躍，我們也要積極參與。陳小魯一開始有點「低調」，兩三次會議後，比誰都積極。」
十八大前夕，她和陳小魯等幾人致信中央，建議實行黨代表常任制。在另一封公開信中，她和朋友呼籲十八大代表向選舉單位黨員公布個人和家庭財產狀況。習仲勳、馬文瑞兩家同為西北局幹部，在艱苦歲月患難與共。十八大後，馬曉力寫信給中央領導，「制度建設比作風建設更重要。」
我在網絡上搜索到了多封類似公開信，其中一封來自延安兒女聯誼會。會長胡木英是中共已故領導人胡喬木的女兒，她的宣讀言辭懇切，希望為「人民少受或不受二遍苦二茬罪做出一些貢獻」。
陳小魯說，不管有多大分歧，反腐敗是共識。說起腐敗，馬曉力果然變得激昂。「紅二代腐敗的有幾個？我們平時不和那些人玩。他們父輩誕辰的紀念日也冷冷清清。」
去年馬文瑞百年誕辰紀念會上，紅二代的精神認同是話題之一，「我們和官二代不一樣，一定要劃清界限！」「大部分紅二代沒什麼權，也沒什麼錢！」「我們也非常痛恨腐敗，非常痛恨飛揚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讓這些人把黨給糟蹋了」……
我也問陳小魯先生，作為紅二代，您覺得有責任傳承父輩的政治理想嗎？他用毋庸置疑的語氣告訴我，「當然有啊，就是實現共產主義，我也是共產黨員，這是一脈相承的。」
(實習記者陳曉波對此文亦有貢獻，感謝楊瀟提供的幫助。參考資料：米鶴都《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中國企業家《中信董事長孔丹：紅色貴族的市場路》等。本文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