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命科學資本巨鱷：看好生命科學投資的「中國機會」|專訪

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尤其是針對生物製藥的投資，是一項長周期的業務。疫情之下，這種長周期性質或許將帶來比以往更多的風險，但也同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根據 CB Insights 數據，2020 年第 2 季度，全球針對醫療健康行業的投資再創新高，共發生 2421 起投資事件，投資總規模超過 166 億美元。

圖丨全球醫療健康行業歷史融資情況（來源：CB Insights）

生命科學領域在投資端屢創新高，在募資端也保持了較高的水平。僅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就有至少 50 億美元的資金投入了專注於生物製藥的美國投資機構，其中包括 Flagship、Deerfield、Frazier、VenBio 和 NEA 等知名機構。此外，還有來自公共基金、主權財富機構和全球資產管理公司的大量私人資金流入生命科學行業。

不過，伴隨醫療領域融資高漲的，是創業公司數量的持續下降。2020 年第一季度，美國生命科學領域新增創業公司數量繼續走低，跌至五年來的最低水平。這不完全是疫情帶來的結果，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在 2020 年第二季度開始採取的社交隔離政策將繼續帶來負面影響。創業公司數量日漸減少的現狀，在某種程度上既是過去幾年內藥品價格、研發成本、股市走向以及投資行為等多方面出現變化的結果，也會為未來的投資帶來更多的變量。

圖丨美國生命科學領域新增初創公司數量（來源：Pitchbook）

變局之中，生命科學投資向何處去？中美的生命科學投資又各自面臨哪些痼疾與機遇？

對此，生輝專訪了美國著名投資機構 Flagship Pioneering（以下簡稱『Flagship』）的高級合伙人 Jason Pontin。

專注底層技術變革驅動的投資機會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年僅 25 歲的 Noubar Afeyan 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生物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在此後的十餘年中，他在生命科學領域內創立了多家公司，並曾擔任 Applera 的高級副總裁兼首席商務官。1999 年，Noubar Afeyan 創立了自己的投資公司 NewcoGen，後者就是 Flagship Pioneering 的前身。

NewcoGen 成立不久後，就遭遇了美股科技泡沫破裂，外界的經濟環境和投資環境雙雙惡化。當時，一道難題擺在了 Noubar Afeyan 面前：一家新成立的投資機構要如何頂住大環境的劇變，在寒冬中立足？

Noubar Afeyan 對此給出的答案是——將 Flagship 的關注核心聚焦於 「創新」 與「技術變革」。事實證明，這個戰略選擇是正確的。歷經 20 年，Flagship 已被打造為美國生命科學風投領域最為優秀的機構之一，一手孵化了包括 Moderna 在內的超過 100 家初創公司，投資組合總價值超過 300 億美元。2020 年 4 月，Flagship Pioneering 宣布成功募集了其最新的一支創新起源基金（Origination Fund），這一支基金的規模達到 11 億美金，Flagship 的累計資金管理規模也超過了 34 億美金。

2018 年，Jason Pontin 加入 Flagship 擔任高級合伙人。此前，他畢業於牛津大學，並曾擔任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執行長、總編輯和出版人，曾為《紐約時報》、《經濟學人》和《金融時報》等頂級刊物撰稿。

從 Jason Pontin 的視角來看，相比模式上的創新而言，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更應該聚焦創新與技術變革帶來的投資機會，尤其是那些能夠提供超越現有療法的解決方案、能夠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棘手問題、能夠創造價值的新技術。

「具體而言，我未來幾年內將會重點關注的三大方向分別是 RNA、CRISPR，以及利用機器學習和量子計算來篩選或創造全新的生物製劑。我認為量子計算在生成新分子和模擬這些新分子是否起作用方面做得很好，具有很大潛力；同時我傾向於相信，機器學習仍然是目前優化藥物研發的主要手段。」Jason Pontin 對生輝表示，希望能夠圍繞這三大方向投資和孵化更多的基於技術突破的公司，尤其是在癌症領域。

Flagship 在 RNA 賽道最著名的布局就是 Moderna，後者專注於 mRNA 的研究以及基於 mRNA 的藥物發現和藥物開發，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放異彩，成為目前新冠疫苗研發進度最快的大型製藥公司。目前，Moderna 針對新冠病毒的 mRNA 疫苗正處於 II 期臨床試驗中，其療效評估正朝著第三階段發展。此外，Flagship 也在 CRISPR 和 AI 製藥賽道內分別孵化了 Omega Therapeutics 和 Cellarity 等初創企業。

Jason Pontin 著重強調了數位技術在新藥研發和精準醫療上的優勢。「數位技術在藥物領域大有可為。一方面，它能將研發一種新藥所需的時間從 10 年減少到 2～3 年；另一方面，它能快速地篩選出最適合某種藥物的人群，為個性化治療提供依據。如果沒有數位技術的輔助，一位癌症患者可能需要三四次嘗試才能找到最有效的藥物方案，造成時間和金錢的雙重浪費。如果依託於數位技術來精確地匹配患者的遺傳基因，就能快速找出最適合這位患者的藥物，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佳的治療效果和儘可能低的副作用。這也是數位技術最令人興奮的地方。」

中美生命科學行業最大差異在於關注焦點

美國生命科學投資在全球範圍內首屈一指，原因在於擁有成熟的投資孵化體系以及納斯達克對未盈利的優秀公司提供的強勁支持。

Jason Pontin 指出，「這在外界看來或許這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但是如果一個未盈利的生命科學初創公司的研發實力和臨床數據足夠強大，並且已經進入臨床階段，在 5-10 年後很可能就會有藥物上市，那麼它們在現階段也完全有可能 IPO。因此，實際上投資人對於那些具有未來前景的公司有相當大的興趣，只要能量化長期價值，人們就有可能會接受長周期所帶來的風險。」

當談及中美生命科學投資的差異，Jason Pontin 表示，最大的差異在於關注焦點不同，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源自支付體系。

美國生命科學領域有一個非常致命的短板——絕大多數資金都流向了針對少數疾病的藥物研發，而在某些疾病上缺乏創新動力。對此，Jason Pontin 進一步解釋道，在美國，醫療健康領域的創新受到保險償付制度的嚴重製約，使得美國的生命科學投資主要聚焦於市場潛力大的疾病領域。

「投資人對一些市場前景廣闊的疾病療法更有興趣，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部分代謝疾病，此外，也有一些投資機構比較關注診斷平臺。這種特點主要是由於商業保險為主導的支付端引起的。如果一些疾病屬於較為罕見的疾病、所對應的藥物沒有廣闊的市場，或者不被美國 FDA 認可為『可治療的疾病』，那麼很可能就不會受到商業保險公司的支持，投資人也不會在這些領域投入資金。例如，疫苗和衰老相關疾病就面臨著這樣的困境。」

「雖然美國的醫療健康行業在市場規模、投資者願意承擔的風險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我認為，如果我們希望發掘出更多疾病的療法，我們將需要將目光轉向其他國家，例如中國。」Jason Pontin 進一步說道。

聚焦差異化競爭的「中國機會」

在 Jason Pontin 的構想中，中國在未來將成為美國生命科學投資機構眼中的「新大陸」，Flagship 也將持續關注在中國的投資機會。

「我非常樂觀地認為，在美國投資者由於種種原因而不願涉足的領域，中國可能會搶佔制高點，成為創新療法研發和投資的領頭羊，包括衰老相關疾病、傳染病和疾病預防等領域。此外，在數位技術和 AI 製藥領域，中國企業也非常有可能成為領先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 4 月 Flagship 宣布完成新一期基金的募資時，其創始人 Noubar Afeyan 就明確表示疾病預防已成為 Flagship 重點關注的領域之一。在疾病預防方面，Jason Pontin 亦表示對中國寄予厚望。

中國以政府為主導的醫療保障體系非常特殊，與美國有著很大區別。在一些行業人士人眼中，這種支付體系並不利於中國製藥行業的創新。但 Jason Pontin 從另一個角度發現，這種支付體系也為疾病預防帶來了得天獨厚的優勢，使中國成為疾病預防領域最富有潛力的國家。

伴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疾病和疾病治療的認識，正在從以疾病發生後的被動治療為主導，逐漸轉向以疾病發生前的主動預防、追求健康為主導。「2020 年，美國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7% 用於醫療健康行業，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人就是健康的。在全球範圍內，一位 65 歲的老人平均每年要服用 4 到 14 種處方藥，並且至少患有兩種慢性疾病，需要接受長期治療。在中國現有的支付體系和社會結構下，這將造成很大的財政負擔。」因此，如果中國能夠增強疾病預防、避免疾病發生，或者在早期發現疾病、從而實現儘早治療，既順應了人們對於疾病的認知升級，也為人民創造了長期的健康保障，同時更有利於縮減政府的醫療開支，這種新趨勢也將為投資機構帶來完全有別於美國市場的投資機會。

當談及中國生命科學行業的短板時，Jason Pontin 指出，中國的生命科學行業在現階段的確存在不足之處，資金的缺乏是束縛創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國，我們看到了非常多有價值的生命科學初創公司，但它們所從事的研究需要耗費大量資金，而中國現有的風險投資行業還不夠發達。在接下來幾年裡，投資情況會有所改變，我也非常希望能夠參與到這場變革中來。」

面對這塊機遇和挑戰並存的「新大陸」，Jason Pontin 充滿樂觀，「中國的生命科學初創公司將締造一場『範式革命』，包括藥物研發模式和滿足市場需求的模式。我期待著中國在生命科學創新方面取代美國和歐洲，成為更具創造力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