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生命科學投資迎來了黃金時間點。
這個行業內有太多可以投資的機會。而國內市場發展相比起發達國家來說，卻還遠遠不夠。現階段，國內生命科學相關的科研和產業都還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創新藥物研發仍處於劣勢，無論是研發投入能力還是產出方面與發達國家均有一定的差距。
在投資端，生命科學行業也受到了人民幣基金存續期的嚴重限制，後者成為了創新的巨大掣肘。無論是從硬科技還是軟科技來看，人民幣基金都面臨著出資期限太短的問題，存續期不少是 5 年 + 2 年、3 年 + 2 年。中國消費網際網路領域回報最高的 2 個項目——軟銀與阿里巴巴、Naspers 與騰訊，都離不開資本的長期支持，本就屬於長周期、高投入的生命科學行業就更是如此，國際上一種新藥的研發成本目前已經超過 10 億美元，研發周期超過 10 年。如果沒有資本的長期支持，創新將難以為繼。
在華創資本合伙人熊偉銘看來，做生命科學投資，意味著要和時間做朋友。「國內生命科學投資領域最大的不足，我認為就是人民幣基金的期限問題。在投資端，我們還是需要一套可以去包容長周期行業的投資體系，來支撐生命科學的創新。」
華創資本是中國領先的天使投資機構之一，自 2006 年成立伊始，華創資本一直專注於軟體與服務、科技與前沿、產業與消費等領域的早期投資。目前，華創資本管理的人民幣基金和美元基金合計達到 80 億元人民幣，包括 5 支人民幣基金和 3 支美元基金。生命科學歸屬於華創軟體與服務、科技與前沿、產業與消費三大板塊中的科技與前沿板塊，針對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大約佔華創資本全部投資的 15%。在生命科學領域內，華創所投資的代表項目包括新格元、福貝生物科技、ABM Therapeutics、華科精準、睿心智能醫療、科凱生命科學、暖陽醫療。
熊偉銘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系。此前，他是貝塔斯曼亞洲投資基金合伙人。加入華創資本後，他主導前沿技術領域的投資。
在採訪中，熊偉銘往往從宏觀政策展開論述。我們聊到了中國生命科學行業的固有痛點、醫療投資趨勢變化、華創資本的醫療投資邏輯，以及這位中國頂級投資人眼中最有機會的領域。
產業發達是科研發展的底層基礎
生輝：您認為當下的中國生命科學的產業鏈處於什麼階段，有哪些核心問題還需要突破？
熊偉銘：我認為中國生命科學行業真正的契機是從 CFDA 改革開始的，如果沒有新藥審批方面的創新驅動政策，我們就不會在這幾年看到如此多的生命科學創新。在過去大約五年的時間內，像恆瑞醫藥和百濟神州這樣的公司獲得密集的投資，很快發展起來；也看到了自主研發和 License in 這兩種國內生命科學行業之前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模式在國內生根發芽。目前國內的生命科學行業還處於早期階段，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生輝：在現階段還有哪些核心問題需要解決？
熊偉銘：生命科學行業是一個由科研驅動的行業，因此，在投資邏輯上和網際網路、消費行業有很大的不同。過去 20 年，中國創投的驅動力其實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大部分是隨著中國經濟水平提升、人均 GDP 水漲船高而發生的。但生命科學和 GDP 其實不直接相關，而是和對科學的認知直接相關。
我認為核心問題就在於，國內的應用科學發展不夠，基礎科學更是缺乏。在機構層面上，研究型機構還是太少，類似於未來論壇這樣致力於支持科學家發展、培養諾貝爾獎人才的機構也還是太少；此外，國內學界在學術上的一些不嚴謹的現象，會嚴重影響生命科學行業的未來發展。
生輝：在您看來，中國科研行業欠發達是由於什麼原因引起的？
熊偉銘：中國生命科學科研欠發達根本上可能還是因為 CFDA 改革是最近才發生的，在改革之前無論是國內的產業界還是科學界都沒有動力深入科研。如果對標美國的 FDA，你會發現它有超過 100 年的歷史，如果從富蘭克林 · 羅斯福籤署通過《聯邦食品、藥品、化妝品法案》賦予 FDA 實權開始算起，至今也有將近 90 年。在這之前，美國醫療行業有很多亂象，但 FDA 開始真正發揮職權之後，不僅這些亂象被約束了起來，產業、商業和科學的連接也變得越來越緊密。
科研的最終目的不外乎是學術上的建樹以及產業上的應用，但其實學術成果也常常需要產業來驗證。學術與產業的相互作用是一個閉環，一旦產業不發達，學術也很難發達。現在 CFDA 改革為這個閉環施加了一個正面的推力，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這一步一旦走通了，剩下的就都是時間問題。
除此之外也還有很多細節問題需要解決，比如人才的引進問題、高校的資金問題。這些問題和科研成果的轉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因果關係，人才引進需要資金支持，而資金支持需要科研成果在產業端找到出口，這些都是一連串的。其中最關鍵的還是政策引導的問題。現在政策問題已經解決了，國內就需要有更多的 New Pharma、更多的基於創新的公司走出來，與科研院所形成良好的互動，促進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
生輝：國內需不需要一些專門從事將科研成果進行商業轉化的機構，尤其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
熊偉銘：肯定需要，但關鍵是就算有這樣的機構，它要把科研成果賣給誰？所以從根本上還是要首先從產業端強大起來。產業不發達，學術界很大程度上就只能純粹地做研究層面的事情。
創新需要一套包容長周期行業的投資體系
生輝：我們剛才聊了很多大環境的問題，那從投資人的角度來說，這樣的大環境給投資帶來了哪些挑戰？
熊偉銘：首先，first-in-class 的產品現階段可能不會特別多。美國很多生命科學行業的初創公司都是做 first-in-class，幾十個人專注於一兩個不知道是否會最終成功的潛在藥物，如果成功了，可能就會達成高達幾十億、上百億美金的收購。國內整個行業對於這樣的路徑都並不是很熟悉，一方面是不太敢，一方面是不太能。
另外，商業人才的培養也很稀缺。生物醫藥在美國是非常成熟的僱傭制的行業，在這個行業出已經有大量具有豐富經驗的高管，這些商業人才的加入無疑會給新公司帶來很可觀的加速作用。但在國內，行業發展的時間比較短，有經驗的商業人才稀缺，新公司組建團隊會更加困難。
生輝：中國針對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目前存在哪些優勢和不足？
熊偉銘：港交所和科創板的上市新規，為初創公司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募資渠道，也為投資機構提供了新的退出機會。目前來看，在這兩個市場上市的生命科學企業都有非常不錯的表現，絕大多數的股價相比發行價都是走高的，大家的信心也越來越足。
第二個優勢是臨床資源豐富，使得國內的臨床研究可以做到比其他國家更快。這個優勢來源於中國巨大的人口總量，我個人認為，人口優勢曾經為中國網際網路行業帶來的巨大紅利，會在生命科學行業內重演。
至於最大的不足，我認為是人民幣基金的期限問題。這和國內之前的資產倒掛有一定的關係，P2P 無風險的固定收益基本都到了 12%、15%；而風險投資基金 10 年做下來，做得好的可能有 25%、30% 的收益，但周期非常長，那為什麼要把錢投給風險投資基金？隨著當下資產定價逐漸回歸正常，固定收益就幾乎等同於低風險、低收益。要獲得高收益，就需要和時間做朋友，就需要延長投資期。之前很多中國的生命科學基金的存續期都是 5+2、3+2，這種基金很難投創新，恨不得投進去第二個月就上市，但如果要投一個創新藥的話，10+2 都非常正常。在投資端，我們還是需要一套可以去包容長周期行業的投資體系，來支撐生命科學的創新。
生輝：您怎麼看待 Venture Creation 模式？國內一些投資機構對科學家創辦的公司的早期投資是否能歸入 Venture Creation 的範疇？
熊偉銘：華創在幾年前就已經研究過 Flagship 的 Venture Creation 模式，我們更願意把它歸結為一個 Biotech 公司，而不是一個 VC。這類機構擁有非常強大的科學家團隊，在一些前人都沒有碰過的主題上開始進行實驗、研究，隨著一些項目取得階段性成果，它們投入的資源也會逐漸上升。這種模式的關鍵在於機構擁有強大的資源配備能力，有能力攢起一個商業人才團隊，因此它們會首先關心公司的資產、關心科學家的科研能力。我認為這種模式在國內是有可能落地的，但目前國內投資機構投資科學家創辦的公司，基本上還是基於比較傳統的 VC 的思路。另外，Venture Creation 模式還需要頂級的科學家和 IP 資源池，比如 Flagship 就是 Bob Langer 深入參與，MPM Capital 則是和 Dana Farber 有綁定關係，中國未來可期，但現在像北生所、西湖大學這樣的純研究型機構也只是剛剛萌芽。
生輝：華創未來會考慮 Venture Creation 模式嗎？
熊偉銘：Venture Creation 對於行業資源的要求非常高，包括招募科學家的能力、BD Deal 的能力、License 的能力和資本市場的號召力等等。所以在現階段，我認為一個純粹的財務機構並不是最適合做 Venture Creation 的，類似於藥明康德這樣的具有產業背景的 Big Pharma 更有能力去做成這件事。
重點關注創新藥、IVD 與高端醫療器械
生輝：新冠肺炎疫情會為生命科學產業的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熊偉銘：首先是會進一步推動一些垂直領域的發展，比如分子診斷、基因測序。一方面，診斷的成本會進一步降低；另一方面，像 PCR 這種不算非常新的技術會藉此機會進一步下沉到基層醫院，彌補此前公共衛生基礎建設的缺失。同時，國內自主研發的基因測序儀也會迎來比較好的發展機遇。
熊偉銘：這些垂直領域的發展會導致華創的投資規劃發生相應的改變嗎？
熊偉銘：分子診斷我們很早就在關注了，疫情會使我們對它更加樂觀一些。如果對標國外的話，國內在分子診斷上才剛剛有第一波公司，還處於很早期的階段；而且行業內對於腫瘤等疾病的關注度一直以來都遠遠高於公共衛生，這就影響到尖端人才的流向。疫情來了之後，這個行業的發展會大大加快。
我們的投資總體上還是具有前瞻性的，對那些已經被炒的很熱的風口，我們不會投。因為我們認為投資是提前布局，而不是臨陣磨槍，但新冠疫情總體上會讓我們對生命科學行業更加樂觀。具體來說， 我們會在未來幾年重點關注新藥研發、IVD、高端醫療器械這三個領域裡的前沿企業。
在新藥領域，我們之前已經投了一些神經科學相關的公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認知，未來也會繼續深入；同時，我們也會持續關注 PROTAC 和 ADC 這類非常創新的技術。在 IVD 領域，我們目前集中在看分子診斷，也許今年會出手。在器械領域，我們會重點關注心衰和腦卒中相關的核心器械，這是中國人的兩大死因；此外也會關注手術機器人。
生輝：為什麼是這三個領域？
熊偉銘：這三個領域是互相競爭、互相補充的關係，幾乎涉及到疾病進程的全周期。
在生命科學行業，病種都是固定的，靶點也是基本確定的，關鍵在於誰能解決問題。我們的投資思路也是會圍繞著 「病種」，比如說，一種疾病如果能靠吃藥治好，可能就不需要進行開放性手術；如果可以採用介入式手術，對身體的傷害就會更小，可以為疾病治療提供藥物之外的方法；但如果我們對疾病能夠做到早期篩查、早期幹預，可能根本不需要用到後面的那些藥物和器械。診斷、藥物和器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互相輔助、互相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