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TALBOT 神經現實 來自專輯深度 | Deep-diving
開源胰島素項目
二月的一個晚上，我到「巴爾的摩地下科學空間」（下稱「地下科學空間」）聽講座，這是一個前身為瓶蓋工廠的社區實驗室。和美國許多其他的「生物空間」（biospace）一樣，「地下科學空間」正如其名，洋溢著一種顛覆性的業餘主義精神，生氣勃勃。任何人都能來這研習前沿科學，如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等。
而在一般情況下，這些實驗是只有資金充裕的學術機構和私人企業才有條件涉足的。走進實驗室，就會看到一塊畫有細菌和雙螺旋卡通圖案的黑板，但實驗區域卻被嚴整地裝備起來。「地下科學空間」有一臺PCR機（聚合酶鏈式反應機），科學家們能用這玩意兒製造出上百萬個DNA特定片段的複本，以便用其進行研究和改造。
巴爾的摩地下科學空間
—
baltimoresun.com
「這是我們這兒為數不多的酷炫玩意。」實驗室的執行主管麗莎·舍菲勒（Lisa Scheifele）告訴我。雖然這可能取決於你覺得像層流淨化罩（根據他們實驗室網站寫著的：「為了你捨不得汙染的細胞和培養皿」）、Alpha Innotech的凝膠成像儀，或零下五十六攝氏度的儲存冰箱這類東西有多高級。「我們這兒要啥有啥。」舍菲勒說，「你能在這兒做大部分的遺傳學實驗，微生物學的也沒問題。」
那天晚上，二十四個人擠進來聽開源胰島素項目（Open Insulin Project），由一位低調的格勒諾布爾大學蛋白質生物化學博士，三十三歲的揚·胡恩·德·克馬德克（Yann Huon de Kermadec）主講。他希望能借這次項目講座招募到當地誌願者。
這一項目始於2015年。在奧克蘭的生物空間「櫃檯培養實驗室」（Counter Culture Labs）裡，他們提出了「生物黑客」的概念，目的是對付美國醫療體系的一大頑疾：胰島素價格的節節高攀——胰島素是一種合成激素，有七百五十萬名糖尿病患者必須每天注射它來維持生命。
在美國，由三大製藥企業：禮來（Eli Lilly）、諾和諾德（Novo Nordisk）和賽諾菲（Sanofi）製造和銷售胰島素。項目的目標是複製這種胰島素，並公布能夠安全生產它的協議。這三大美國製造商最近已將胰島素提價到一小瓶三百美元。而項目的終極目標，是啟動一個由病人和工人共同擁有的合作網絡。這一網絡將生產出小批量的胰島素，然後以每小瓶大約七美元的價格提供給糖尿病患者。至少，開源胰島素項目想要證明這樣的「藥物破譯」可以成功——這沒準能揭開製藥流程的神秘面紗。
在新冠所致的社交隔離開始前兩周，巴爾的摩講座召開了，所以聽眾還能緊密地圍坐成一個半圓。培珀莉餅乾和什錦堅果擺在桌臺上，旁邊挨著一本正在出售的書——「基因工程白手起家：在家庭、學校和創客空間裡的編程細菌入門」。一張傳單給名為「生物列印井噴」的活動打廣告，聲稱這場活動將介紹「面向新手的3D組織工程學及其應用」。
人群中，有幾對嬉皮裝扮的小情侶，一位穿著派克大衣的非裔美籍中年男子，還有一位六十一歲的常客——他在計算機安全行業工作，著迷於社區實驗室這邊的氛圍。他告訴我，在這兒你能盡情地談論科學，而要是「在平時的社交場合，人們（聽到科學）就會馬上跑掉」。
胡恩·德·克馬德克戴著超人眼鏡，穿著牛仔褲和一件灰色的連帽衫。他做了自我介紹，說自己是「追隨妻子定下工作的腳步，拿到博士學位的法國人。」他的妻子路易莎·拉薩路（Louise Lassalle）也在開源胰島素項目工作，是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立實驗室的生物化學博士後。
胡恩·德·克馬德克最開始被吸引到開源胰島素項目，是因為他覺得實驗室工作會很有趣。他喜歡生物學的技藝，但又被發表文章的學術壓力折磨得夠嗆。他提醒觀眾說，將近一半的美國成年人患有糖尿病或高血糖，然而目前在美國市場還沒有平價胰島素產品，也沒有任何限價機制——不像加拿大和歐洲。
「如果這三大企業的其中一家想要提價，那他們全都會提價。」他說，「因為他們能提價。」他拿出一頁圖表，上面是胰島素價格的指數級曲線。1996年，禮來發布了優泌樂（Humalog），也就是禮來自己的人工合成類胰島素，十毫升一小瓶的價格是二十一美元；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其零售價上漲了到了原來的十倍。
賽諾菲的「來得時」（Lantus）和諾和諾德的「諾和銳」（Novolog）也同樣漲了價。（禮來最近宣布，在疫情期間，它要把胰島素讓人破費的每月花費降到三十五美元。但這個藥是公司利潤的主要來源，價格很可能會回彈。）1型糖尿病患者每個月通常需要兩到三小瓶胰島素。就算他們有保險，也不一定能報銷所有的費用。2018年，一項由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者組織的研究發現，每四個糖尿病患者中，就有一個患者縮減胰島素用量——不按處方規定補充藥劑，用量少於處方：這提高了腎病、失明和死亡的風險。
讓·佩庫（Jean Peccoud），是一位來自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化學和生物工程教授，也是《合成生物學》雜誌的創立者，他告訴我，「胰島素的高價背後沒有任何技術原因，純粹是貪婪的結果。胰島素很容易生產，市場又那麼大。它應該和泰諾感冒片一樣便宜才對。」
發現胰島素注射能使糖尿病患者免於痛苦之死的那位科學家，本想讓胰島素便宜易得。1921年，加拿大的骨科醫生弗雷德裡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從狗的胰腺中提取出了胰島素。他以一美元的價格，將專利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它的量產掃清了道路。「胰島素不屬於我。」他宣稱，「它屬於全世界。」
開源胰島素項目計劃使用已發表論文中的方案，在兩種有機體（酵母菌和大腸桿菌）上開展基因工程，讓它們生產胰島素，這也是藥廠通常採取的方式。2019年春天，項目團隊宣布：初步成果顯示，他們已經成功地將一個靶向基因嵌入了大腸桿菌細胞，使其後續生產出一種能夠轉化為胰島素的蛋白質。下一步是利用質譜分析法和其他技術檢驗樣本。
- Tavis Coburn -
當胡恩·德·克馬德克提到這一進展時，一個剃了光頭、操著俄羅斯口音的男人來插嘴，說他開了一個藥物測試實驗室，有興趣測定開源胰島素項目的部分樣本。那人說，這個項目是「看看普通人做科學有沒有前途」的絕好契機。不過他還是指出，讓人上黑市或者國外去買這些救命藥物，可能更方便一些。
胡恩·德·克馬德克嘆了口氣，「從黑市上是能買到胰島素。」他說，「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這個體系還是沒變。」他在房間前面來回踱步，接著說道，「我們的目標更應該是改變其生產模式。不該出現這種大藥企用人們的痛苦賺錢的情況。我們可以設計出一個更好的體系。」
除了製藥工業的說客，開源胰島素項目在自身內部也有批評者。格雷格·貢薩斯（Gregg Gonsalves）是耶魯大學公共衛生系的流行病學教授，也曾是「地下科學空間」的成員。對於新冠危機中的藥物研發，他採取了對抗的姿態，反對行業內的建制派。
貢薩斯還告訴我，D.I.Y.藥物「就像醫藥界的眾籌網站GoFundMe，是一個體系破敗的標誌」。他繼續說道，D.I.Y.運動「將會走向絕望的死胡同——其積攢的所有能量和憤怒本可以用來對付政客」，用來爭取全民醫療保障。
然而，面對美國醫療衛生體系深刻的缺陷，開源胰島素項目的解決方案還是有一點希望的。這個組織正在考慮和當地的醫院和藥房聯合，這將有助於把他們的方案同主流機構的做法進行整合。
生物倫理學家凱莉·希爾斯（Kelly Hills）在一家叫羅格生物倫理（Rogue Bioethics）的諮詢公司工作。她讚賞開源胰島素項目的努力——在新冠疫情中，這讚賞之情則進一步加深。
她告訴我，標準藥物在小型的社區實驗室中進行去中心化生產，也許是一種確保我們在傳統供給線被打亂時不會陷入藥物短缺的方式。藥物短缺經常發生，甚至在非危機時刻也會，而「如果你靠藥物維持生命，藥物短缺可是要命的」。希爾斯說，「但是，如果身邊有了社區實驗室，你就能規避生產線延遲和邊境暫時關閉所帶來的風險。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去一家社區實驗室，只花一點錢就能配到夠用一個月的胰島素處方用量，你就會松一大口氣。」她說，重要的問題在於，開源胰島素是否能滿足食藥監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極其嚴格的強制性安全要求。
約翰·威爾班克斯（John Wilbanks）是一名非營利研究組織「賽奇生物網絡」（Sage Bionetworks）的醫療技術人員。他告訴我，從其中各種激進的方面來看，D.I.Y.醫療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式項目。「我們擁有這種刻苦鑽研的文化，鼓勵大家自己去尋找個人主義式的解決方法。」他指出，「嗯，這就是他們正在做的。」
D.I.Y.生物運動
從千禧年興起的D.I.Y.生物運動，幾乎是漸進式地順應了歷史時機。呼應了創客文化*的方方面面，同個人計算機發展早期的車庫創業故事尤其相似。首先是造出了硬體，再到軟體；現在甚至連生命的溼件也都能在自己的家中製造出來了。
D.I.Y.生物反映了對專家權威和守門人行為*普遍的懷疑情緒，但它並不懷疑學習本身或專業知識。iGEN是於2004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創立的合成生物學競賽，面向本科生，已經擴展到將社區實驗室工作者和其他體制外的科學家們也包含在內。
*譯者注
創客文化（ startup culture）融合了技術元素的DIY文化的延伸，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具有創新開放、挑戰權威的特點。
守門人行為（gatekeeping）指受眾最終得到的信息或商品，總是先根據準入規則或者守門人的意見受到篩選。
D.I.Y.生物運動也得益於鼓搗副業的觀念，以及創客嘉年華的興起，這能給業餘愛好者們帶來一種很棒的新的正當性。對一些一心改變世界、剛剛嶄露頭角的科學家們來說，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的挑戰，讓生物學比計算機科學更吸引人。
近幾年，無論是PCR機、原子力顯微鏡還是環境探測儀之類的設備，要入手高級的實驗室設備變得相對容易。舉個例子，當初創的生物技術公司倒閉時，他們傾向於把設備打折出售，然後社區實驗室和生物黑客們就可以趁機買下它。威爾班克斯告訴我，「D.I.Y.生物很像家庭釀酒——一種矽谷七十年代晚期的黑客俱樂部文化。如果你還沒在eBay上搜索過能在24小時內發貨的DNA測序儀，不如去試著逛逛，這個二手市場可大了。」
D.I.Y.生物的圈子裡也有一些佼佼者，並且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受到了這次新冠病毒危機的刺激。原子生物學家艾倫·喬根森（Ellen Jorgensen），同時也是「基因空間」（GenSpace）的創始人之一（基因空間是美國第一所社區實驗室，2010年創立於布魯克林）。她現在是一名生物技術高級管理者，但她堅信D.I.Y.生物會有希望。
在TED發表關於生物黑客演講的艾倫·喬根森
—
圖片來源：ted.com
在Just One Giant Lab（一個建成於巴黎的協作性網絡）的贊助下，喬根森主導了一項研究新冠病毒檢測的項目。這個項目將消除對PCR機的需求——當這些機器在美國司空見慣時，在世界其他更貧窮的地區則很難獲得。喬根森的團隊基於環介導等溫擴增法（一種最早由日本研究者開發的、更便宜的複製病毒基因材料的方式）研發出了新冠病毒檢測專利；根據Just One Giant Lab的網站介紹，這個過程「能在一杯熱水中完成」。
另一個基因空間的老手則是威爾·卡奈因（Will Canine），他是開源機器人製造公司的合伙人。這些機器使得實驗室能夠自動化完成許多現代生物學研究所要求的一系列枯燥任務，比如一次次地配製比例精確的液體。當疫情剛開始時，一項公私合作項目（Covichain機器人計劃）改造了一百七十臺卡奈因公司的機器人，並免費運送到西班牙醫院。這些機器能讓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更快速、更便宜。而且也能在社交隔離的關鍵時期幫助減少實驗室的人員出動。
卡奈因告訴我說，D.I.Y.生物有很多可以教給我們的大流行世界。這一運動學著去使用簡單易懂的、又不讓科學低能化的語言，並且也學到了哪些是不該做的事情：「在公共論壇上猜測那些在科學上無效又危險的事」；「囤積協議、數據、設備、人員，或者其他任何對其他人可能有很大幫助的東西」。卡奈因補充道，「D.I.Y.生物不該只關心那些最前沿的實驗，反倒應該讓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能獲得最相關的科學知識和工具。」
D.I.Y.生物的譜系也囊括了無政府自由意志主義者。令喬根森和卡奈因這些人大失所望的是，因為喜歡直播特技，這兄弟會似的元素更能吸引媒體的注意。2018年，在一個召開於奧斯丁的會議上，28歲的生物黑客亞倫·特雷威克（Aaron Traywick）做了場直播：給自己注射一種用於治療生殖器皰疹的D.I.Y.生物藥品（不太清楚這藥是否奏效；隨後特雷威克就在那一年死於華盛頓特區，去世時他還在使用一種感覺剝奪理療艙）。
這是運動的一部分，包括瘋狂的自我實驗者、尋求延年益壽的超人類主義者，以及想要成為賽博格的人（在他們的胳膊上植入記錄了他們醫療信息的微型晶片）。我採訪的其中一個人把這批人叫做「你搞了啥？」群體。另有人稱這些人追隨這樣的信條：「因為這很酷，也因為我們做得出來。」
在這些更尖銳的（生物黑客）類型中，或許最廣為人知的是生物黑客企業家約西亞·扎納（Josiah Zayner）。他擁有芝加哥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是一個厚臉皮的公眾人物，也和監管機構有著狡猾的、引發爭議的關係。在2017年，扎納在線直播了他的自我注射——應用了旨在增肌（但並沒有用）的CRISPR基因編輯技術。
他也記錄了一項自我實驗：他將朋友捐贈的糞便中的物質移植到自己的腸道裡，來改變他的體內菌落。他現在有一家名為奧丁的公司，專門從事實驗用套裝的郵購銷售，這讓你能親自嘗試CRISPR，培養在黑夜裡發光的酵母，以及對樹蛙進行基因編輯。扎納大概相信：只有瘋子科學家才是好玩的科學家。
去年八月，扎納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場名為「生物駭客星球」的會議上發表了演講。他提出，在多米尼克聯邦等美國的鄰國中有許多絕望的病人，他們願意去嘗試任何一種實驗性的基因療法，哪怕這些療法極有可能弄死他們。他提議說，激進的D.I.Y. 應該在這群人身上做測試。「幹嘛要跟美國政府鬥呢？要知道，你只需要飛上幾個小時，到了那兒就根本沒有政府和你作對了。」他說。
大型製藥公司成了生物黑客破壞分子眼裡的誘人靶子。在「生物駭客星球」的會議上，一個叫加布裡爾·裡西納（Gabriel Licina）的男人坐在講臺的邊緣，演講介紹了他與兩位朋友的項目。這兩位朋友，一位是澳大利亞的生物黑客安德魯·斯塔摩爾（Andreas Stumer），另一位是自學成才的生物學家——石油工人大衛·伊舍（David Ishee），副業是在密西西比給狗育種。他宣布，他們對基因治療藥物格利貝拉（Glybera）進行了逆向工程——該藥物治療一種罕見的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它會導致血液中甘油三酸酯（triglycerides）的危險積聚。
裡西納在生物黑客圈子裡出名，是憑藉2015年在自己身上試驗他自己發明的「夜視」滴眼液（這種滴眼液含有Ce6，這種成分類似於在海洋生物中可以找到的光感知物質）。如果你谷歌他的名字，你會發現在照片裡他的瞳孔散大，眼皮腫脹，而且他還剃著光頭，看起來就像一個外星人。他聲稱他能在晚上看得更遠，這種體驗會持續好幾個小時，且身體不會受到持續性的損傷。
接受了夜視「滴眼液」試驗的裡西納
—
圖片來源：scienceforthemasses.org
2015年，德國的公司UniQure引進了格利貝拉，它是當時世界上最貴的藥，一劑就高達一百萬美元。兩年後，UniQure讓格利貝拉退出了市場，因為在德國只有一家保險公司能給一名患者報銷它的費用（這種脂蛋白酶缺乏症的患病率大概是百萬分之一）。
在拉斯維加斯，裡西納說他和他的同事已經辨識出了致病的DNA，並將他們的成果發給了一家外部的遺傳學實驗室，並且他們編輯了大腸桿菌細胞，以使其能夠生產一種蛋白質——這種蛋白質是該病病患身上所缺乏的（這個過程和製造胰島素相似）。裡西納宣布在這次會議上他帶來了四十小瓶基因編輯過的細菌，他還時不時就得意地拿起一瓶舉過頭頂揮舞。
他邀請了科學家來培養、提純和檢測他的發明創造。但當了解到他的觀眾沉迷於在自己身上做實驗時，他說，「不要往你自己身上注射這種東西，看在仁慈上帝的份上，別再扎你自己了。」
在二月份，我和裡西納有打過電話。他當時在印第安納州的南本德市（South Bend），在當地開了一家名叫「科學屋」（Scihouse）的社區實驗室，就在自家門口。「這聽著很輕率。」他說，「但我的朋友和我決定去製造格利貝拉時，是因為我們覺得會很有趣。我的意思是，這是價值一百萬美元的藥。」然而，他聲稱，就連這藥的秘密，要想揭開其實也沒那麼難。（UniQure對這種藥物仍持有專利權，表示裡西納的「仿製品」攻其不備，但並沒有起訴他。）
裡西納說他不希望任何人用他的配方進行臨床治療。他只是想呼籲和他一樣的生物黑客不要再熱衷於「在家釀造夜光啤酒」（對，還真有這回事），轉而把他們尋求刺激的心思放在更加有意義的項目上。
當亞科斯·盧茲·洛倫克（Alec Luiz Lourenco）和庫波爾·威特（Cooper Veit）——這兩位來自史丹福大學的本科生，提出願意在大學實驗室為他的格利貝拉仿製品做檢測時，他感到很開心。洛倫克和威特是BIOME的一份子——這是一個靈感來自D.I.Y.運動的學生組織，他們追求洛倫克所說的「獨立類型」的生物學研究（不過BIOME項目由於疫情延期而前途未卜）。
從許多方面來說，社區實驗室代表的那種最真誠的、強調民主的業餘主義，和生物黑客身上那種好表現的尖銳氣質非常格格不入。在開源胰島素項目中，和我聊天的那一群人是謙虛謹慎的，但也有些沉浸於匡扶社會正義的激進分子。
然而，兩派的成員之間也存在交集：他們彼此認識，參加一些相同的會議，並且擁有共同的信念，認為真正的科學可以脫離於建制存在。他們還作了類似的承諾，要讓他們的專利和發明透明化。安東尼·迪·法蘭克（Anthony Di Franco）是開源胰島素項目的成員之一，他住在加州伯克利，是一名計算機科學家，本身也是1型糖尿病患者。他告訴我說，雖然他認為開源胰島素項目屬於「互助社會的一項傳統」，這一組織在他眼裡也「絕對是生物黑客社群的一部分」。
社區實驗室
D.I.Y.生物運動發源於麻省劍橋市以及加州灣區等地，這些地方生物技術發展繁榮。一部分參與者之所以開始自己鼓搗設備，是因為缺乏資金或資歷要求，無法在學術機構或者企業實驗室參與生物研究項目。還有些人則是想要證明高水平醫療信息和技術也是可以共享的。
2008年，凱·奧爾（Kay Aull）剛從麻省理工學院取得了生物工程本科學位。當時她決定，在搬去研究生學校之前，要花五百美元在自己公寓的櫥子裡搭個實驗室，看看自己能弄出什麼名堂。她的成果之一是發明了一項在家就可以做的基因檢測技術，針對的是那種折磨她父親的血色素沉著病（血液中鐵元素過量）。她告訴我，於她而言，這對於「走近科學，揭秘科研」有很大的貢獻。
社區實驗室的設立，秉持的也是一種相似的精神，希望吸引平民百姓來學習如何操作最新的合成生物學：DNA測序，蛋白質工程， CRISPR技術。前有紐約布魯克林「基因空間」（GenSpace）一馬當先，後有加州聖塔克拉克市的「生物好奇者」（BioCurious）；奧克蘭的「櫃檯培養實驗室」（Counter Culture Labs）；巴迪摩爾的「地下科學空間」追隨腳步。
2010年，在洛杉磯召開的會議上，梅瑞迪斯·帕特森（Meredith Patterson），一位三十二歲的計算機科學家和科幻小說作者，發表了一個振奮人心的演講，後來被冠以「生物朋克宣言」之名。她主張，「一般人覺得科研只能在百萬美元級的大學、政府或者企業實驗室裡完成，但我們不同意；我們主張自由探索的權利，讓個人自己把握方向以從事研究並追求理解，這是和言論自由或宗教自由一樣的基本權利。我們無意與『大科學』起衝突；我們只是要求『小科學』擁有一席之地，後者一直以來對於人類知識總體發展具有同等寶貴的價值⋯⋯一個住在洛杉磯城南的十三歲小孩，也和大學教授一樣擁有研究世界的權利。」「如果熱循環器（也就是PCR機）貴到不是每個感興趣的人都買得起，那麼我們就打算設計出更便宜的型號，然後教大家如何自己去製造。」
在2017年出版的《合成物》一書中，哈佛的科學史專家索菲婭·魯斯（Sophia Roosth）將D.I.Y.生物從公民科學運動中區分出來。投身公民科學的志願者幹的活包括：數蝴蝶遷徙的數目，或者鑑別天體，然後再向專家提交他們的數據。「雖然是很草根，但D.I.Y.生物尤為愛挑事、路子野，不按套路出牌。」魯斯寫道。她也將它與偽科學進行了區分：生物黑客很少提出「扯淡的理論」。他們的目標是「讓業餘愛好者或非專業人士能夠製造出新的東西，而非新理論」 。D.I.Y. 生物可能也與物理學家理察·費曼的信條不謀而合，他在1988年去世前不久，曾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黑板上寫下，「我無法創造出我無法理解之物。」
要避免把像「地下科學空間」這樣的社區實驗室弄成豆腐渣工程，可得花上好些心血。他們以學術界實驗室為樣板，遵守各項安全標準和倫理行為規範，還額外增添了一些注意事項，因為一些參與者對這類實踐並不熟悉。（在「地下科學空間」，規則包括不使用傳染性病原體——噓！——也不許操作人類或者其他哺乳動物的細胞。）
克裡斯蒂·圭裡尼（Christi Guerrini）是一名合法學者、也是貝勒醫學院的教授。她正著手一項有關生物黑客的研究。她告訴我說，許多社區實驗室做的遠遠超出了「『在表格上打鉤』式的合規檢查」，「我採訪過其中一個人，他認真地考慮了生物對痛苦的感受程度，那種體貼真正打動了我。因為他心裡非常矛盾，而他打算拿來要做實驗的生物是水母。」
圭裡尼感覺到D.I.Y.生物的參與者通常比他們的專業同行更用心付出，保證其工作能夠經受公開的檢驗，同時更致力於信息開放，讓結果可以在網上免費獲取。他們的研究可能無法轉變範式，但你或者我為了閱讀他們的文章，不再需要背靠學術機構，或是支付一筆高昂的期刊訂閱費（當然，對這些研究的靠譜程度，我們多少要打上一點問號）。學界則是另一番景象，圭裡尼說，「有這麼一種現象：科學家們想把他們自己的數據抓在手裡，用的時候有點像是運球前進似的，這是因為他們受到教職評定和智慧財產權方面的激勵。」
透明性不僅是生物黑客文化的核心原則，它也是一種防衛策略。D.I.Y. 生物運動興起於「9·11」事件之後，它的踐行者有時會吸引執法部門的注意，後者眼裡生物黑客和生物恐怖主義沒啥兩樣。2004年的一個例子可謂臭名昭著，史蒂文·庫爾茲（Steven Kurtz），是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藝術系教授。他曾由於一些細胞培養物而遭到聯邦探員的入室突擊搜查（最終庫爾茲被撤銷了所有指控）。來自北卡羅萊納州的研究者——託德·奎恩（ Todd Kuiken）關注D.I.Y. 生物社區已有多年，他告訴我說，「一開始，大家都擔心地下室裡的生物黑客會搞出一個大流行病。這完全是奇談迷思。」
最近幾年，生物黑客基本上已經弄懂了怎麼去規避法律幹涉。加州的數學教授米歇爾·勞費爾（Mixael Laufer），他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生物黑客組織的監理人，這組織名為「四個扒手醋」（Four Thieves Vinegar）。
2016年，勞費爾教授設計出Epipen（腎上腺素筆）的製造指南，這個裝置的作用是在過敏發作時擴張呼吸道。他把他的版本叫做EpiPencil，並表示其造價大概30美元。當時Epipen的製造商邁蘭公司（Mylan）要價300美元一支。EpiPencil由現成的部件組合而成：一支為糖尿病患者研製的自動注射器，這能從網上買到；腎上腺素，這可以從合作的醫生那開到處方；以及一支針筒和一個針頭。
四個扒手醋，得名於一個中世紀傳說，是一款家庭釀造的鼠疫解藥。他們把EpiPencil的製作說明公布在了自家網站和油管上。因為這個小組並不製造或發放產品，所以在技術上並不違反食藥監局規定。油管後來刪除了相關視頻，聲稱視頻宣傳的行為「本質上存在風險，可造成嚴重的健康危害甚至死亡」。
從那以後，四個扒手開始發布其他「抄小道」的生產流程，包括從羥考酮製取一種緩解嗑藥過量的藥物納洛酮（naloxone）的配方，以及一種製取家庭作坊版的流產藥物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的操作指南（勞費爾指出，獸醫藥店提供的一種藥物裡有這種成分，可治療馬的潰瘍，並不需要處方）。
在二月，我和勞費爾通了視頻電話，當時他在新加坡，他妻子剛在那兒找了一份工作。他告訴我說，他不會接觸那些用四個扒手製造方案的病患：「好多人來問我，我們跟那些採用我們的方案和技術的人是什麼關係。但我們和他們真的沒有什麼聯繫，也有意避免和他們接觸，因為我們不想推銷我們做的東西。」
「業餘科學家」
三月初，我和塞巴斯蒂安·寇思巴（Sebastian Cocioba）一起度過了一個下午。這位二十九歲的植物生物學家自學成材，通過巧妙地使用從eBay上購置的物品，外加他自稱的「一點點電工實踐知識」，在他爸媽位於長島的公寓裡建起了一個很厲害的實驗室。
在一間閒置的小臥室裡，寇思巴有一臺PCR機（最牛逼的那種，自帶貨真價實的觸控螢幕）、一把用來給細胞注射DNA或者RNA的基因槍、一臺層流罩、一臺離心機、一臺混合各種液體的震蕩器；還有架子上也排滿了裝有化學試劑和蛋白質的瓶瓶罐罐。
他花了約七千美元來拼湊出這一套設備（為了好玩，他還給幾臺機器貼上了傻乎乎的鬥雞眼）。寇思巴研究的是植物組織培養和基因工程，他的專長是設計並種植出顏色、花樣新穎的花朵。
在他爸媽的廚房裡，一面白色的櫥柜上貼滿了便籤條，上面用記號筆寫著潦草的字跡。寇思巴幾個月前和一位日本商人以及一名紐約大學的生物學家開會，然後帶回來了這面櫥櫃。他們希望能夠開發出一種樣式特別的牽牛花，作為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標誌。
寇思巴的母親有時則更像是他的實驗室管理員，她很喜歡這面貼滿標記的櫥櫃看起來的樣子。冰箱上貼著一張清單，羅列了基因編輯一種藍色玫瑰所包含的步驟。
在紐約，我看著寇思巴組織了一場合成生物學工作坊，受眾是帕森斯設計學院的學生。很明顯，他非常喜歡分享他的技術。他講的故事讓同學們哈哈大笑——十幾歲的時候，他為實驗室賺到了第一桶金，做的是「回鍋蘭花」的生意：收集「家得寶」（美國家居連鎖店）扔掉的沒開花的室內植物，把它們置於藍光下直到開花，然後再賣給商店。
寇思巴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讀了幾年，但後來因為財務和家庭原因退學了。現在他得到了幾份外部的研究合同：其中一份來自私人捐贈，內容關於利用基因編輯植物來生產藥品（在2017年，一所英國的研究中心宣布開始一項實驗，意圖利用基因編輯植物來生產小兒麻痺症的疫苗）。
寇思巴留著齊肩的頭髮，他有時會紮成日本武士樣式的圓髮髻；他喜歡短褲和T恤，友好親切，懂禮貌。他不介意與學術界合作，他認為學界不「排斥 D.I.Y.生物社區」這點很重要，畢竟「科學歸科學」。他欣然接受「業餘科學家」這個標籤，指出「業餘」並不意味著新手。他喜歡引用費利克斯·德赫雷爾（Felix d』Herelle）的事跡——這位只有高中學歷的法籍微生物學家，「基本上奠定了二十世紀早期的噬菌體研究（噬菌體是指那些感染細菌但不傷害人體的病毒）」。
寇思巴在服務基因工程客戶時，他會在線上「為他們設立一個開放的實驗室筆記本」，這樣一來，「他們能看到每一天都發生了些什麼，這和我的競爭者（主要是那些大學）所做的正相反，大學實驗室最後只是把植物交給他們而已」。當帕森斯的學生問他會不會擔心被人抄襲，寇思巴說，「我寧願完全公開並免費贈送這些工具。畢竟沒有什麼比能親自造出東西更激動人心的了。」
3D列印義肢
目前為止，D.I.Y. 醫療最大的成就在於製造測試用品和醫療硬體，而不是製藥。雪倫·特瑞（Sharon Terry）曾是大學牧師，後來當了家庭主婦，住在波士頓附近。1994年她得知她的兩個小孩：伊莉莎白和伊恩，患上了一種罕見的基因失調——彈性假黃色瘤（PXE），會導致早衰和其他問題。在孩子確診之後，兩個學術機構的研究團隊分別前來收集血樣。特瑞不想讓她的孩子反覆扎針，就問研究人員為什麼他們不能共享血樣。但那不是學術研究的做法。她被告知：兩個團隊會比拼誰能率先發表研究結果。
特瑞和她當時的丈夫——建築項目經理帕特，讀了他們所能找到的每一篇關於PXE的文章。文獻浩瀚令人生畏，但最終他們看出了脈絡。他們認定，如果可以創建一個DNA資料庫來研究這一疾病，會有很大幫助。於是，他們從PXE患者以及他們的家人身上收集來組織和血樣，並從哈佛大學的某個實驗室借來一塊小地兒，在晚上開始對樣本進行研究。
最終，他們加入了一個團隊，這個團隊鑑定PXE的相關基因並為該基因申請專利——不是為了搶佔，而是試圖確保此成果能為研究者所共享。特瑞沒有止步於此，之後又合作完成了140多篇經過同行評議的論文，發表在《自然》和《科學》等重量級刊物上。她現在領導著一個叫「基因聯盟」的組織，和一個關於PXE的研究協會。後者正在開展一系列臨床試驗，以考察各潛在療法的雞尾酒組合。另外，她的孩子們現在已經三十幾歲了。
2013年，丹娜·裡維斯二十一歲，她是一名1型糖尿病患者。雖然沒有任何的工程學或醫學背景，她那時正打算把她夜裡用的血糖監測儀的警報聲弄得再響一點，以免她（低血糖時）直接睡過去沒聽見。
裡維斯從事公關，住在西雅圖。她開始和她當時的約會對象——軟體工程師斯科特·勒布蘭德合作。他們研發出一種算法，可以預測她的夜間血糖水平何時會降低到危險數值。最後，他們造出了一個更有野心的產品，直接省去了半夜起床調整胰島素劑量的必要。
他們稱之為「開源人工胰腺系統」，並將其製造方法公布在網上。這臺儀器連接著血糖探測器，和一臺胰島素泵，並接入智慧型手機上的開源軟體，使得病人能在夜間自動校準用藥劑量。儘管開源人工胰腺系統沒有得到醫療設備的許可證，也並無公司進行任何規模的商業製造，但已有一千七百多人為自己組裝了一臺來使用。刊登在《柳葉刀》等期刊的初步回溯研究中，已經證明了該裝置的有效。
e-NABLE是一個由三萬名志願者組成的國際化的團隊。他們設計並3D列印義肢和義手，再免費發放給有需要的人們，目前為止已經做了超過一萬個。團隊運營費用大多是志願者們自掏腰包。
在美國，多數受捐者是兒童。有些兒童不再使用醫療級別的義肢，因為它們有點重，還不能弄溼或弄髒。孩子們的個頭也長得很快，以至於用不了之前的義肢。但並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負擔起新買一副又一副的開銷，尤其是當醫保無法全額報銷的時候。畢竟，一副義肢的價格一般在三千到一萬美元之間。而對於一種罕見的先天症狀：只有手掌卻沒有手指，則沒有一家公司生產相應的兒童產品。
戴上3D列印義肢的孩子們
—
圖片來源：https://enablingthefuture.org/
e-NABLE的創始人之一珍·歐文（ Jen Owen）告訴我說，對於許多孩子而言，3D列印義肢帶來的最大解脫是「社會心理上的」——你從一個手很奇怪的小孩，變成了一個手像超級英雄似的的小孩，這讓朋友們感到很好奇。e-NABLE的志願者根據客戶的選擇給塑料手上色——有時是搶眼的藍色或者紫色。
佩裡格林·霍桑（Peregrine Hawthorn）生來就有一隻手沒有手指，在少年時收到了他的第一副e-NABLE的義肢，然後和他父親一起開始設計新的義肢模型。2017年，他和別人合著了一篇文章——《賽博格的驕傲：e-NABLE的自主設計》，文中他談到自主設計義肢幫他戰勝了抑鬱。他回想起當他炫耀自己的第一份設計時，他心裡是多麼激動。那份作品有著「光滑的黑色外殼，亮藍色的驅動電纜」。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受捐者往往連再便宜的義肢都負擔不起。喬恩·舒爾（Jon Schull）在成為e-NABLE的聯合創始人之前，是一名網際網路投資商，也是羅徹斯特理工學院的教授。他告訴我，他最近在宏都拉斯遇到了兩位年輕人，他們在觸電事故中失去了他們的手。在獲得e-NABLE的手之前，他們一直都處於失業當中。現在，他們一個做著家居植物的生意，另一個在賣涼鞋。他們告訴舒爾，他們終於可以在散步的時候拉著孩子的手，或者在講故事的時候自如地打手勢，或者和他們朋友拳頭碰拳頭。
「手作為社交工具的作用，甚至超出了作為操作工具的作用。」舒爾說。從這一角度來看，e-NABLE的手是否代表了時下的最高水平並不重要。他說，專業的義肢製造商的工作是「生產出真正好的東西，如果它只是比什麼都沒有稍微好點，就還不夠」。不過話說回來，某些情況下，有一點點，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舒爾告訴我說，雖然他在 e-NABLE上花的時間沒有得到任何金錢回報，但這是他做過的工作裡最讓他有滿足感的。不僅僅在於「向人們送出義肢時，眼睛獲得的愉悅和情感上的感召」。讓他著迷的還在於：一個高度去中心化的人道主義組織「能夠繞開產學研一體的整個醫療產業，滿足被前者證明為無法解決的複雜需求」。
e-NABLE並不支付設計者工資，也不向受捐者收費，這成了其游離在食藥監局對醫療器械監管外的原因之一。同時，雖然一些義肢製造商怨恨它對他們市場份額的侵蝕，志願者們的工作大體上還是沒有受到影響。
e-NABLE的創始故事則很異想天開。珍·歐文嫁給了一個叫做伊萬·歐文的書呆子，他也是定居在西雅圖的藝術家和設計師，有時給小成本的恐怖電影設計怪獸套裝。他和珍對cosplay很感興趣，在2011年的一場蒸汽朋克的展覽上，他做了一隻手指可以活動的大號鐵手，能發出像在小偷在抽屜裡翻找銀器的聲響。在場的cosplay迷們都很喜歡，這隻手讓一幫人想起了弗雷迪·克魯格*，讓另一幫人想起剪刀手愛德華。
後來一位南非木匠理察·凡·艾斯注意到伊萬發布的視頻，還看到這一工藝品可以有更大的用途。凡·艾斯最近失去了他右手的四個手指，也負擔不起專業義肢的費用。這兩個男人通過電郵和Skype開始了一場遠程合作。最終，歐文和凡·艾斯發布了這個義肢項目的視頻，然後開始收到世界各地的人們發來的對義肢的需求。
*譯者注
弗雷迪·克魯格：電影《猛鬼街》裡的人物，面目可怖，手指如刀，是小孩們的夢魘。
在2012年，他們突然有了個想法：利用3D列印來造手。那時類似的義肢要價幾千美元（現在花300多美元你就能買到一款不錯的）。歐文問了一家叫MakerBot的公司能否考慮免費寄幾臺印表機給他們。出乎他的意料，回答是可以。歐文夫婦、凡·艾斯以及其他合作者，並沒有為他們的設計申請專利，而是把他們的文件發布到了公共領域，允許任何有需要的人製造該版本的義肢，或在其基礎上加以修改。（要成為獲得e-NABLE認證的設計者，你必須拍下你自行列印製作義手的視頻，讓有經驗的志願者能夠以此評審你的操作過程和成品優劣。）
e-NABLE的志願者正在組裝義肢
—
圖片來源：https://enablingthefuture.org/
志願者們提交新設計、提議新項目，然後社區成員再投票決定是否撥款資助。來自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的奈特·門羅，最近獲得了撥款去設計一隻他稱為「NIOP」的胳膊——這一縮寫意為「沒醫保只好這麼搞」。2015年的時候，門羅曾為一位朋友的女兒修過一輛粉色自行車，然後他試了試車子——「騎得像個小丑似的」——他前輪碾過了水泥地上的一道裂縫，摔得他胳膊傷了好幾處。
門羅當時是一個獨立的包工頭，沒有醫療保險，存款也很少，所以他就沒對他的胳膊作恰當的處理。感染髮展了起來，2017年，他的胳膊已經被截到了肘關節以下。他告訴e-NABLE 的媒體人員，「我住在這樣一個國家，在這裡，有保險的人過的是第一世界的生活；而沒有保險的人，過的則是發展中國家的生活。」
門羅最終得到了一條專業的義肢，但在他為此等待的那年裡，「你去到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大幫人，看你的眼神像是在看怪物」。這種感覺折磨著他。當他聽說e-NABLE時，他便加入進去，開始為其他人製造手臂，其中包括一個敘利亞阿勒坡的十四歲男孩，他失去了自肩膀以下的整條胳膊。
一天下午，我去和一位e-NABLE志願者埃裡克·巴布爾（Eric Bubar）碰面，他在維吉尼亞州阿靈頓市的馬利蒙特大學教授物理學。他向我展示了他和學生用來製造義手的3D印表機，義大利麵似的塑料細絲正被填進機器。要列印義手的所有部件，得花上十五到二十小時，然後巴布爾還得再花上半小時組裝它們。我和他交談時，印表機嗡嗡作響，繞著緊密的圈擠出紫色的塑料，像一臺迷你版的贊伯尼磨冰車。機子停下來之後，他交給我一個小孩子尺寸的塑料拇指。我把它放進我大衣口袋裡，留作紀念。
這個組織沒有領導，誰做事誰當家， e-NABLE的志願者用do-ocracy這個詞來形容他們的運動，這樣的好處在於可以迅速地調整團隊行事的優先級。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時，e-NABLE 的志願者開始生產面部護罩。埃裡克·巴布爾有三臺3D印表機一直不停地工作，以滿足一天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護罩的需求，訂單來自醫院、生活輔助設施、牙醫診所。
和其他e-NABLE志願者一樣，巴布爾從接受者處尋求反饋，然後據此改進設計。當醫生告訴他，他們將更喜歡用高架透明膠片（一般用於高射投影儀）裡的一種塑料製作的面罩，因為它更輕也更容易擦拭。於是巴布爾就開始提供這種面罩。e-NABLE的網站隨後貼出一張照片：另一位醫護人員戴了這種面罩，並豎起了大拇指。算起來， e-NABLE已經向超過25個國家分發了至少五萬個面罩。
參與抗疫的不止e-NABLE一家。在大家發現鼻咽拭子柔性塑料的短缺，是阻礙新冠病毒檢測力提升的一大瓶頸以後，另一家 D.I.Y. 組織開始3D列印這種塑料。和利他主義的豪邁情懷一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時也存在許多可理解的憂慮：部分產品可能不安全或者無效。
幸運的是，檢驗測試 D.I.Y.抗疫物資的努力，幾乎和這些產品自身出現得一樣快。愛思維爾出版社即將出版一期HardwareX期刊的特刊，刊登了密西根理工大學工程系教授——約書亞·皮爾斯（Joshua Pearce）——關於低成本、開源的新冠醫療設備的徵稿通知。在學術期刊中發表，意味著一項設計經過了測試且被證明有效；鑑於情況緊急，同行審閱將會很快地完成，並且文章也可以公開獲取。它可能不如食藥監局批文那麼嚴格，但它是一次提升DIY生物運動嚴謹性的認真嘗試。皮爾斯告訴我，「對於醫療硬體來說，說『我做出了些東西』是不夠的，如果你的受眾是冒著生命危險在用你的東西，你得證明這東西已足夠好。」
疫情下的D.I.Y.生物運動
自新冠疫情危機伊始，開源胰島素項目的實驗室工作一直處於停擺，但項目成員仍在為與他們事業相關的法律事宜和社會影響而忙碌工作著。即使開源胰島素項目所製造的產品開始定型，在它進入市場之前，也需要克服所有監管方面的障礙，並證明產品的純度和安全性達標。醫藥級別的產品製造商必須向食藥監局提供長篇累牘的證據，來證明他們能夠在無菌環境中以始終如一的標準生產這一物質。而證明產品到達上述標準需要耗資幾百萬美元。
依照食藥監局的一項新規定，開源胰島素項目需要克服的麻煩可能會稍微少一點，這一規定詳細說明了製造治療性的「生物仿製藥」，比如胰島素，需要滿足何種條件。生物倫理學家凱莉·修斯（Kelly Hills），告訴我說，「如果開源胰島素項目能夠證明，他們生產的東西是市面上已有藥物的『生物仿製藥』，他們或許能更快通過審批程序，無需經歷完整的臨床試驗過程，從而省下一大筆開銷。」
開源胰島素項目的成員正在就如何架構其生產網絡尋求法律諮詢。除了與醫院和藥房合作，另一個正被考慮的模式是模仿加利福尼亞州的大麻產業合伙人，他們接受州政府的規制，而非聯邦政府。
- Matteo Berton -
新冠病毒檢測能力的缺口，使得開源胰島素項目的部分成員認為，他們對於一種小規模生產設施網絡的願景，可以被應用到醫藥供應鏈這個更大的舞臺上。製藥廠都是為了實現大規模生產而規劃設計的，同時，正如開源胰島素項目在其網站上指出的，「無論（製藥廠）要增加現有產能，還是轉而生產另一種的產品，都將是一個花費巨大的緩慢過程。」而在一種由無數小型工廠所構成的體系中，每一間小廠都只為當地客戶供藥，業態會更加靈活。
就和當下的許多人一樣，團隊的志願者們也從昔日公共健康危機中湧現的人物事跡那兒獲得了鼓舞，關於胰島素，他們找到了一個不錯的故事。
在1940年，一位十九歲的捷克猶太人艾娃·薩克斯（Eva Saxl），和她的丈夫維克多（Viktor）一起逃出了納粹佔領下的布拉格。他們輾轉來到上海，艾娃在那裡教英語，但同時她不幸確診罹患1型糖尿病。當時上海正處於日本人的封鎖之下，藥物很難買到。
艾娃找來了一本書，裡面描述了治療糖尿病的一些前沿嘗試，她當即開始努力鑽研。她變賣了她所積攢的存貨，換來水牛胰腺的定期供貨；不久後，她開始生產出高純度的胰島素。薩克斯夫婦在兔子身上進行測試以後，開始把胰島素注射到艾娃自己身上。最後，他們造的胰島素有四百多人用上。
不久前，來自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合成生物學家讓·佩庫，合著發表了一篇關於開源胰島素的論文。他告訴我，他發現這個項目的方案「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總結出，對於胰島素這類廣泛使用的藥物而言，那並非最佳方法。他認為開源胰島素計劃的思路最契合的，是那些「市場規模很小的孤兒藥，對一家公司來說，進行商業生產很可能划不來」。
在這一情景下，「可以存在小規模的藥品生產，同時無需在製藥商與患者之間建立商業往來，因而也就不存在責任問題。對於患者來說，這可能是最好的情況，雖然藥可能不如那些從藥廠買來的藥那樣安全，但相比沒藥可吃的窘境而言，患者的健康會遠遠更有保障。」
最終，疫情將幫助D.I.Y.生物運動獲得合法性。在一封電子郵件中，流動配藥機器人的發明者威爾·卡耐因（Will Canine）說，「雖然我們的總統像是醫藥民科的反面教材，但專業科學家們的所作所為，比起幾個月前更靠近D.I.Y.生物學家們了...實驗數據和流程公開地發表了出來並保持更新，保密和囤積數據的做法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不義，而不是理直氣壯。」
基因空間的聯合創始人艾倫·喬根森（Ellen Jorgensen），將大流行病時期視為捍衛科學的開放性、並促進合作的良機，而這正是D.I.Y.生物運動所推崇的。學界根據論文發表、專利申請和同行競爭來激勵科學家，這套專業體系也在迅速轉變以適應變局：在通過正式的同行評議之前傳播預印本論文、分享物資材料、提供開源醫療設備的設計圖紙。
這是「大家偏好越來越開放的科學研究」的明證，她補充道，「那也是我們許多人的希望——這場疫情帶來的除了一場巨大悲劇，也能造就一些好的東西永遠留存下來。其中之一便是，打破科研體系的壁壘、孕育更多更開放的科學交流，從而助推科學加速進步，也讓人類變得更好。」
作者：Margaret Talbot | 封面：Giacomo Gambineri
譯者：兵書 | 審校：陳小樹、阿莫東森
排版：兵書
原文：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5/25/the-rogue-experimenters
原標題：《天價藥也能自己造，美國的生物黑客有多野？》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