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杜瓦諾16歲的時候，拍下了一生中第一張照片：一堆鵝卵石。杜瓦諾後來被歸為20世紀最重要的人文攝影師（humanist photographer）之一，對於他的成就來說，拍攝鵝卵石是多麼不起眼的開始，年輕的杜瓦諾生性羞怯，他更願意拍靜物，因為不敢去拍人。從鵝卵石開始，他慢慢把鏡頭轉向了兒童，之後再到成年人——但杜瓦諾在整個攝影生涯中還會一再回到兒童這個主題，他熱衷於拍攝他們在街頭玩耍，對於孩子們的遊戲，他的鏡頭嚴肅對待，充滿尊重，就像1951年在盧森堡公園，他拍下一隊兒童拖著椅子前行，畫面中央的小女孩停下腳步，與攝影師對視，這一刻鏡頭雙方達到了平等。
這是杜瓦諾拍下自己最著名的照片的一年之後，但此時《市政廳前的吻》（Kiss by the Hôtel de Ville）尚未達到其名氣的頂峰，後來這張照片將會出現在巴黎大街小巷的明信片上，成為家喻戶曉的影像，而其耀眼的光芒，某種程度上也遮蔽了杜瓦諾超過半個世紀的完整攝影生涯。
一個吻和兩場訴訟在明顯的歐洲城市背景前，在匆匆而過的人流中，一對情侶忘我的擁吻，這一影像被捕捉下來，並長久地與巴黎「浪漫之都」的名聲捆綁在一起，但最初，這來自1950年美國《生活》（Life）雜誌的一次拍攝任務，當時的要求是讓杜瓦諾拍攝一些巴黎情侶的照片，用作雜誌跨頁，而照片的知名度在十幾年後才突然爆發，那是1986年，一位出版商用這張照片製作了海報。然而，當照片成了經典，永遠代表了巴黎和浪漫，它也引發了不那麼浪漫的事情——兩起訴訟。
瓊和丹尼斯·拉韋涅（Jean and Denise Lavergne）夫婦一度錯誤地認為自己就是《市政廳前的吻》中那對情侶，20世紀80年代，他們有機會與杜瓦諾和他的女兒安妮特（Annette Doisneau，當時也是他的助理）共進午餐，杜瓦諾因為「不想打碎他們的夢」，便沒有進行糾正。然而，拉韋涅夫婦卻將杜瓦諾告上法庭，要求超過15000歐元的賠償，理由是「未經同意就拍下了他們的照片」。法庭訴訟迫使杜瓦諾披露了拍攝這張照片的真實情形：其中的兩人分別是雅克·卡爾託（ Jacques Carteaud）和弗朗索瓦絲·德爾巴爾（Françoise Delbart，結婚後改姓博爾內［Bornet］），杜瓦諾看到他們在街頭擁吻，但他的天生靦腆讓他並未在當時立刻抓拍那個場景，而是選擇去與他們交談，並詢問他們是否能重複擁吻讓他拍攝。兩人都是年輕而雄心勃勃的演員，因而立刻答應了這一請求。他們在三個不同的地點進行了拍攝，包括協和廣場和艾菲爾鐵塔，最後才是市政廳。這段戀情持續了九個月，而被凝固的影像則會一直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
偏愛街頭日常生活的杜瓦諾曾經說，「沒有電影導演能夠安排出你在街頭遇見的那種意料之外的情形。」但顯然，他在某種程度上會去執導，《市政廳前的吻》顯示出這一點，然而姿勢可以擺布，但其中那忘我的熱情和歡樂，卻是真摯的，弗朗索瓦絲·德爾巴爾自己也曾在採訪中說，「照片是擺拍的，但吻是真的。」她還說，「杜瓦諾先生非常低調，非常放鬆，惹人喜歡」，但也正是她帶來了圍繞這張照片的第二次訴訟。1950年，德爾巴爾獲得了一張杜瓦諾親自放印的照片原作，帶有他的籤名和印鑑，作為拍攝的一部分「報酬」，而在1993年，她提起訴訟，索要三千多歐元，並要求在照片之後的銷售中分成。法院並未支持拉韋涅夫婦或者德爾巴爾的訴求，認為人們無法從這張照片中辨認出任何人。
一年之後，杜瓦諾進行了三次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又因患上胰腺炎，最終去世。他的女兒安妮特說，「我們贏得了（關於《吻》的）訴訟，但我的父親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發現了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而這傷害了他。」某種程度上，《吻》這張照片毀了杜瓦諾最後的日子，加上1993年，他的妻子因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去世，「可以說他因傷心而死。」安妮特這樣評論道。杜瓦諾去世11年後，在2005年，德爾巴爾將她手中的原作拍賣了超過15萬歐元。
杜瓦諾的戰爭2010年，杜瓦諾的兩位女兒編輯整理了父親拍攝的巴黎照片，由弗拉馬利翁出版社（Flammarion）出版，《羅伯特·杜瓦諾：傳世佳作500》（Robert Doisneau: Paris，中文版於2016年由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這本近400頁的大部頭收錄了被那幅《吻》的光芒遮掩的數百張杜瓦諾的巴黎，包括精心構圖的作品以及十分隨意的快照，還有他的筆記——讓人意外的是，他的文字與他的照片一樣生動和幽默——可以說，這本畫冊以罕見的完整度呈現了個人視角下一個城市的幾十年時光。
20世紀中期活躍在巴黎的街頭攝影師總是不可避免地被人們與另一位法國攝影師相比較，杜瓦諾也不能倖免，這個恆久的參照便是年長他四歲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後者幾乎是20世紀街頭和報導攝影師的代名詞。卡蒂埃-布列松以構圖精確聞名，他用法文說出「逃逸中的瞬間」，卻被英文翻譯錯誤地冠以「決定性瞬間」流傳於世；卡蒂埃-布列松慣用50毫米鏡頭，照片中有著謎一樣的平衡感，他自信地走在街頭，認為「每一個瞬間都是孤本，你要麼拍到，要不拍不到」，這是屬於他那個階層的輕巧——他的父親是富裕的面料生產商，「卡蒂埃-布列松」是法國最著名的品牌之一，富足的家庭背景讓他能夠自由地追求攝影。與這位中產階級的同僚不一樣，工人家庭出生杜瓦諾接觸的攝影首先是營生的手藝。
杜瓦諾的父親是一位管道工，小杜瓦諾他四歲時，父親在一戰中服役並陣亡；他七歲時，母親也去世了，之後他由一位毫無愛心的姨媽撫養。13歲的杜瓦諾進入艾斯蒂安高等平面設計藝術學院（École Estienne）學習雕版（engraving）和蝕刻（lithography），雖然這是一所偏重技術的學校，他還是能在這裡首次接觸到藝術，並培養了對攝影的興趣。20世紀20年代，杜瓦諾在一家廣告工作室擔任製圖員，之後則有機會轉向職業攝影，先擔任了工作室的攝影助理，而後成為正式攝影師。十年後，杜瓦諾離開了廣告工作室，成了雷諾汽車（Renault car）的專制攝影師，拍攝相應的工業產品和廣告，1991年，杜瓦諾回憶自己早年的經歷時說，在雷諾的日子是他「作為攝影師職業生涯的開端，也是青年時光的結束。」
正是在此雷諾工廠期間，杜瓦諾對於拍人物的興趣與日俱增，這種興趣也讓他常常因為分心去拍別的事物，而在本職工作中遲到。進入雷諾五年之後，杜瓦諾被辭退，開始了自由攝影師的生涯。但我們熟悉的杜瓦諾作品還需要經過十年的醞釀，其中包括他在二戰期間服役，以及利用自己的製圖和雕版專長為法國抵抗運動（French Resistance）人士偽造護照和身份文件。戰爭的最後兩年，他選擇去記錄動蕩中的巴黎——這個巴黎褪去了小資情調的光環，極少出現在影像記錄中，甚至有可能大家都想要忘卻這一黑暗的年代。杜瓦諾這一時期的照片顯示了德軍在巴黎街道上招搖地閱兵，巴黎人則擁在幽暗的地鐵站躲避空襲，他還拍攝了巴黎解放起義中工人階級區的街壘。杜瓦諾用熱情的筆調寫道，「對於巴黎人來說，築起街壘意味著和舊的不愉快生活告別。在修築街壘的日子裡，空氣裡瀰漫著一種對於愉悅的極大嚮往，這樣的嚮往，使得修築街壘的人把每一個從石子路上走過的女士都看為美豔動人的。」1944年8月，巴黎得以解放，法國臨時政府總統戴高樂將軍（Général de Gaulle）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四周都是歡慶的民眾；次年，二戰結束。
巴黎人的巴黎《羅伯特·杜瓦諾：傳世佳作500》按主題分為了五個巴黎，「巴黎人的巴黎」正是第三部分的題目，而事實上，說整本書都呈現了「巴黎人的巴黎」，也完全成立，出生於巴黎南郊的杜瓦諾，自己也正是他鏡頭中許許多多普通巴黎人的一員。相較卡蒂埃-布列松時常進行的那種複雜的視覺遊戲，杜瓦諾更傾向於記錄「普通場景中的普通人」，工人、情侶、雜技演員、兒童……杜瓦諾的鏡頭一一囊括。他的畫面時而帶有幽默的並置，比如1952年，一位穿著制服的男人——我們姑且猜測他為警察——走過布置成妖怪血盆大口的門洞，他的姿勢淡定，絲毫沒有察覺到在攝影師眼中，妖怪的大牙就要落在他的頭頂。
人們常常將卡蒂埃-布列松這樣的街頭攝影師想像為獵人，他們蟄伏在角落，靜待時機，然後「啪」地按下快門。但杜瓦諾並不這樣炫耀技巧，他更符合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的「遊蕩者」（flaneur）概念，這樣一位「遊蕩者」絕對不是一般的街頭行人，他的無目的性使得他遊蕩，而不是到指定的目的地去。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也描述過這樣的「遊蕩者」：「他的熱情和職業就是融入人群。在人群中、在潮漲潮落中、在都市的流動中以及在那些轉瞬即逝或無限的事物中，建立他的居所，對於完美的閒逛者來說，對於熱切的觀察者來說，這都會成為愉悅的源泉。離開家門，卻時時感覺在家一樣地放鬆……」杜瓦諾就這樣漫步巴黎街頭，時而對橋上某個雕塑鏽跡斑斑的腳凝視半天，時而因人群簇擁在某個畫廊門口停下腳步，在同一個位置一連拍下近十張照片，其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張呈現一位中年婦女對著油畫中背面的裸女目瞪口呆；時而，他又花好幾天跟隨兩位帶著手風琴唱歌的女士穿梭於大街小巷，「從穆夫達街到弗朗德街，從拉維萊特德肉食批發店到滿是小夥子德裡昂街，從聖馬丁運河沿線彎彎曲曲德街道到蒂凱託萬街的小吃店，我已記不清，這樣漫無目的地走了多少天，在多少個小酒館裡喝了酒。」杜瓦諾在筆記中寫道。
在整本畫冊中，許多這樣的小故事，都直接展示了一連串的照片，而不是像通常對於街頭攝影的呈現那樣只截取高潮的那一張。這是更接近電影的展示方式，將被凝固的一瞬重新放回到時間的流動之中，沒有去強調攝影師捕捉瞬間的高超技巧，而是讓我們像杜瓦諾一樣漫步在巴黎街頭，隨時被什麼不重要的小事件吸引，駐足，或者與路人攀談起來。這裡還沒有大都市常見的警惕和冷漠，這是我們夢中的巴黎，正如杜瓦諾自己曾說，「我並不是拍攝生活本來的樣子，而是我希望中生活的樣貌。」因此，杜瓦諾的照片極少表現出強烈的情感，尤其沒有極度的痛苦，當然他的許多照片帶著傷感，但那種懷舊情愫絕對不會令人傷心欲絕。
而現在，這樣的懷舊或許多了一個理由：他鏡頭中的巴黎終究在城市更新的過程中失去了。1969年，市中心的雷阿勒老菜市場被關閉，在此之前，杜瓦諾記錄了那些小販、肉市場的搬運工人、烤麵包的人，等等，面對他們，他的鏡頭總是帶著溫情，時時維護者其中人物的尊嚴，但杜瓦諾卻會用尖刻的筆觸諷刺那些忙著造高樓的地產商和城市規劃者。「所有這些銀行，所有這些玻璃房子，所有這些鏡面幕牆，只能反射你的影子，你卻看不見裡面是什麼樣子。就這樣，你開始連影子都害怕，因為整座城市變得抽象起來，自己反射著自己。人們在這樣的景觀中無所適從。」
《羅伯特·杜瓦諾：傳世佳作500》的最後一部分「混凝土的巴黎」就呈現了這種冰冷的基調，餘留的樹樁上面「長」出毫無特色的高樓；一人一狗孤獨地站在空曠的廣場；密密的玻璃窗下，女孩蒙著眼遊戲，摸索的姿勢似乎帶有某種對未來的隱喻。畫冊的最後一張照片停留在1982年，我們不知道那之後的巴黎是否對杜瓦諾來說太過乏味，以至於他喪失了在其中漫步和拍照的欲望？1984年，杜瓦諾寫道：「我現在可以毫不猶豫地承認，在我這一生當中，我從未想過要為後世的巴黎人留住這個城市的樣子。」的確，若是他當時設定過這樣的目標，便應像20世紀初的尤金·阿傑（Eugene Atget）那樣，有計劃地去拍攝那即將消失的古老街區，杜瓦諾的工作是完全隨機的，「清晨的一縷陽光就足以讓我拿起相機出門，就這樣莫名其妙。」這樣的隨意也讓我們在翻開畫冊時不需要有負擔，這裡收錄的600多張照片不是一本正經的文獻，而更像是一位私人嚮導，帶領我們隨機地開始一次巴黎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