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洛茨基逝世八十年|在「魔鬼學」與「神學」之外

七個城門的底比斯是誰建造的？/書本上列了一些國王的名字/石頭和磚塊是國王搬的嗎？

......

年輕的亞歷山大徵服了印度/就憑他一人嗎？ 

......

頁頁有勝利/誰來準備慶功宴？

……

一大堆史實/一大堆疑問。

——引自貝託爾特·布萊希特《一個工人讀歷史的疑問》，馮至譯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戰爭史和革命史向來為人們津津樂道。即便是對歷史毫無興趣的人，應該也能說出一些重要的名字，比如溫斯頓·邱吉爾、富蘭克林·羅斯福、弗拉基米爾·列寧或者約瑟夫·史達林，並對這些重要人物縱橫捭闔的故事有所耳聞。相比之下，列昂·託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乍看起來像是這些人的反面。在逝世八十年後，他似乎成了波瀾壯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某種晦暗的補充，「被放逐者」的陰影始終籠罩著他的名字。有關他的敘述，多半首先送他一個「被放逐的蘇聯異見者」標籤，隨之而來的則是「蘇維埃政權的締造者」「蘇聯紅軍的締造者」「被史達林暗殺的革命理想主義者」「文藝才子」這樣的正面評價，或是「蘇聯的叛徒」「野心家」這樣的負面評價。然而歷史人物畢竟不是用來貼標籤的人體模型。歷史也遠不只是重要人物縱橫捭闔、大起大落的歷史。如果拂去這些標籤，把託洛茨基放回歷史的環境中，那麼他又該呈現出怎樣一種形象呢？

託洛茨基

魔鬼學與神學

託洛茨基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關於他的生平和思想的作品並不少。然而儘管作品的價值觀迥異，在讀者視角下，它們卻會呈現出某些相近的特點。

2017年，俄羅斯第一頻道攝製了八集電視劇《託洛茨基》（Trotsky），號稱「第一次完整地呈現了託洛茨基的生平」，於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日播出。次年，美國Netflix公司購買了電視劇的版權，並於該年年底在其網站上播出。這部電視劇存在大量的史實漏洞，還將一眾俄國革命者的形象都刻畫得極為負面，託洛茨基更是被描繪成了一個殘忍無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劊子手。

《託洛茨基》海報

這很快就引起了爭議與駁斥：2019年2月，託洛茨基長女季娜伊達·沃爾科娃（Zinaida Volkova）之子埃斯特萬·沃爾科夫（Esteban Volkov）發起了批駁此劇的聲明，並徵得了眾多知名學者和託洛茨基主義政治團體領袖的籤名支持。面對可能的爭議，《託洛茨基》製片人康斯坦丁·恩斯特（Konstantin Ernst）堅稱「創作者們並無意攝製一部關於託洛茨基生平的紀實片，而是要圍繞這位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編織起一個虛構的故事」，從而傳達他們的某種思考。

如果先撇開思考不論，那麼《託洛茨基》這部電視劇堪稱魔鬼學（demonology）的範本——託洛茨基在字面意義下被刻畫為一個魔鬼，而創作者們則抱著教徒研究驅魔術的心態呈現這個魔鬼的一生。對浸染於天主教/東正教文化的歐美/俄國觀眾來說，這部劇使用的諸多符號有著極其鮮明的意指效果。舉例而言，劇集不斷暗示託洛茨基的猶太人身份同俄羅斯東正教文化的格格不入（這是非常惡劣的反猶說辭）；在第一集中，尚且是列夫·達維多維奇·布隆施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的託洛茨基經過典獄長的「點撥」而認識到了暴力和詭計的意義，「墮落成為魔鬼」，而此段情節不斷穿插著基督教文化中用來象徵魔鬼的蛇蟲鼠蟻的鏡頭；在第三集中，面對火車缺少燃料的境況，託洛茨基下令砍下沿途村落墳地中的十字架燒火，這無疑「瀆神者」或魔鬼的形象；劇集的結尾更直接引用《聖經》箴言4: 19：「惡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麼跌倒。」 

康斯坦丁·恩斯特自己形容劇中的託洛茨基「是一個搖滾明星」「結合了一切善與惡，不義與英勇」。顯然這個「魔鬼」的形象讓他既反感又著迷。他可能更傾向於將託洛茨基刻畫成《失樂園》中的撒旦式的煽動者、反英雄。劇中從不展示託洛茨基如何在蘇維埃或者在社會民主工黨內進行組織工作，對於託洛茨基的革命工作的刻畫僅限於演講和密謀。劇集集中呈現了託洛茨基多次慷慨激昂、文辭華美的演講，它向觀眾強烈地暗示：託洛茨基的個人魅力如此之大，其他人如此容易被他操縱，以至於他只需要在辯論中咄咄逼人地高談「革命」「暴力」「理想新世界」，列寧這些最成熟老練的布爾什維克政治家便為他折服；他只需密謀一番，而後在街頭對群眾振臂高呼，在戰場對兵士慷慨陳詞，便能號令千軍萬馬為他革命；他最終失敗，原來首先是因為他的猶太人身份不為俄羅斯東正教傳統所容，其次是因為他鼓吹的革命暴力反噬了他最在意的親友，還造就了史達林，最終反噬了他自己。創作者無時無刻不將託洛茨基表現為卡裡斯瑪領袖，他們對他的矛盾情緒可見一斑。

劇集描繪託洛茨基與女性的關係的情節最能反映創作者的這種矛盾情緒：託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Natalia Sedova）作為革命家的一面完全被隱去，而被刻畫成託洛茨基的狂熱崇拜者。第二集中，創作者讓謝多娃崇拜地注視託洛茨基發表如下言論：「革命就像個女人，你要狠狠地蹂躪她，她就給你誕生出一個新世界！」——這一場景、這一轉喻這恰恰傳達了劇集創作者對革命史的看法：革命無非是狂熱無知的群眾「像情緒化的女人一樣」，被革命家們「冷酷無情的男子氣概」所吸引、煽動，最終「破壞了深沉偉大的俄羅斯文化」。

這種態度當然紮根於近年來俄羅斯國內民族主義的勃興。有關當今的俄羅斯官方（自然包括第一頻道在內）對待俄國革命史的曖昧態度，已經有過不少精到的論述了，但《託洛茨基》劇集的魔鬼學視角，卻折射出一些比俄羅斯民族主義更深層次的社會心理。要看清楚這種心理，可資對比的乃是魔鬼學的另一面——神學。

可以說，自託洛茨基主義運動發生伊始，這種神學就已經萌芽了。託洛茨基被驅逐後，其與歐洲工人運動的聯繫就不斷地損耗。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cher）在託洛茨基三卷本傳記第三卷《流亡的先知》裡藉助詳實的文獻資料，描述了1930年代西方保守的政治力量對託洛茨基幸災樂禍的態度、蘇聯宣傳力量在歐洲輿論場上的強勢，以及一眾有名望的左翼知識分子如何急切地以貶損託洛茨基來捍衛蘇聯。支持託洛茨基的派別面臨多方夾擊：法西斯主義者對於任何社會主義者都要斬盡殺絕，納粹分子在此基礎上更多一層反猶情緒；同情蘇聯的知識分子，一直默許或支持對託洛茨基的打擊行為。鑑於託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和巨大聲望，他又被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和許多知識分子當作攻訐蘇聯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符號。他們當然不可能同情在革命中聲望崇高、粉碎「十字軍東徵」的託洛茨基，更不可能容忍他組織工人。但蘇聯政權驅逐了協助締造它的人，這本身便能拿來說明問題。為託洛茨基主義派別工作的人少而又少，在這種夾擊下也大多結局慘澹。

面對腹背受敵的情況，託洛茨基的支持者或同情者不得不花大力氣應對來自蘇聯的宣傳和資產階級的橄欖枝。託洛茨基分子選擇高揚「革命馬克思主義」（即託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理論旗幟，力陳以史達林為首的官僚體系如何背叛了十月革命，而託洛茨基才是十月革命精神的真正繼承者，只有十月革命精神才能為工人階級帶來真正的解放；他們只能以這樣的話語同在歐洲工人和左翼知識分子中根基不淺的共產黨和社會黨來競爭。至於同情託洛茨基的知識分子，則多少是為託洛茨基的個人魅力折服才站在他一邊。例如，在託洛茨基1929年試圖入境英國並尋求臨時庇護時，同情他的蕭伯納便致信當時的英國內務大臣約翰·羅伯特·克萊恩斯（John Robert Clynes，工黨政治家）說：

「他（託洛茨基）會成為任何一國極左翼好鬥分子的鼓舞者和英雄。」

多伊徹評論道：在當時的情況下，蕭伯納的這種形容尚有事實基礎——託洛茨基對工人階級的號召力一息尚存，還能與格伯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和各國共產黨力量打遊擊戰。然而，這種營造的卡裡斯瑪是非常脆弱的：在拜訪過史達林後，蕭伯納終於為史達林的處事能力所折服。對於仍為託洛茨基的風度、口才、文學才華和民主熱情感染的自由左翼知識分子來說，營造託洛茨基的卡裡斯瑪只是契合了他們反叛主流、反極權主義情緒的願望。對於託洛茨基分子來說，他們的運動在同工人運動的聯繫在傳統政治精英、法西斯勢力和史達林三方夾擊之下越來越弱，他們就只能更加堅定地捍衛「十月革命精神正統繼承者」託洛茨基的名譽。託洛茨基支持者所共享的這一集體無意識正是為了自保才形成的。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為託洛茨基駁斥卡爾·考茨基的書作新序時，特意區分了作為共產主義革命者的託洛茨基，和那個文學才子、高揚民主的反史達林鬥士、「資產階級喜愛的布隆施坦先生」。但實際上這兩種話語卻都可視為關於託洛茨基的神學——前者將十月革命史抽象成了一本關於寥寥數位革命家的神譜，而後者則崇拜地談論託洛茨基的才華和激情。這兩種神學與《託洛茨基》劇集創作者們堅信的魔鬼學僅有的區別，只是價值取向不同罷了：神學家們把十月革命史約化為革命家神譜，而魔鬼學家把它約化為魔鬼圖鑑。史達林主義者堅持從神譜中開除託洛茨基，後世自稱託洛茨基主義者的人總是將恢復他的神籍作為首要任務。埃斯特萬·沃爾科夫對外祖父充滿感情，想要洗刷《託洛茨基》劇集加諸託洛茨基個人的種種不實描述，這是再自然不過的。然而當聲明將絕大部分篇幅用於說明託洛茨基自始至終光明磊落時（只有短得可憐的一段說劇集「歪曲群眾運動」），當它吸引了諸如齊澤克、詹明信或者南希·弗雷澤這樣聲望卓著的左翼知識分子聯署時，它就也不幸地成為了神譜的註腳。

關於託洛茨基這樣重要的歷史人物，不論是神學還是魔鬼學，實際上都折射出流行的歷史敘述的一般特點：對於重大歷史事件，敘述者必須從中提煉出重要歷史人物；贊同或否定這些歷史事件，必須從讚美或否定這些歷史人物入手；反過來，讚美或否定這些歷史人物，被讀者等同於讚美或否定這些歷史事件；敘述歷史事件等於敘述這些重要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這種特點最根本的、純粹物質方面的基礎，乃是除個別人物的言行記載之外的史料——如時事報導、口號標語、統計材料——本身十分匱乏，或很難整理。對於以群眾運動為基礎的革命史來說，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自然更難記載、描述。另外，成熟的敘述者大多需要經歷系統的學術訓練，但能夠通過當代學術訓練的敘述者，本身很難免去知識分子的慣習：崇拜歷史人物的理論、思辨和論戰才能，羨慕歷史人物的政治手腕，因此在敘述這些問題時，敘述者很難避免將歷史約化為重要政治人物鬥爭史或思想史。

再深入一層，人們所習慣的現實政治，無疑導致了這樣一種社會心理：認為群眾不是很冷漠就是很容易被煽動；認為參與政治只是傑出的政治家的工作。由此，政治家被賦予了一種凌駕於大眾之上的意義，他們的個人形象被當作政治的「道成肉身」，而他們的思想、他們之間的交鋒，被當作是政治交鋒的肇因與歸宿。這就是託洛茨基神學/魔鬼學、乃至關於革命家的神學/魔鬼學背後所存在的社會無意識。

俄劇《託洛茨基》劇照

先知的武器

這種社會無意識反映在俄國革命史上，就成了對十月革命的各種流行敘述。《託洛茨基》劇集的魔鬼學將託洛茨基刻畫成了十月革命的最終發動者。它強烈地暗示觀眾：1917年那「震撼世界的十天」完全是託洛茨基一人精心密謀的結果。從貶低列寧的角色這一點來說，這甚至不符合史實。相對地，託洛茨基崇拜者的神學敘述認為十月革命「在列寧和託洛茨基的指揮下成功」。他們中有些人還援引多伊徹的託洛茨基傳記標題，稱託洛茨基為「武裝的先知」。如果「十月革命」單指11月7日的起義，那這句話符合史實。但奪權之前積攢起來的能量，卻決非幾個傑出的政治家預知結果製造的，甚至都不是他們所在的布爾什維克黨單方面製造的。對於1917年異軍突起的託洛茨基來說，將他推上十月革命舞臺重要位置的遠不止是他的口才、魄力和遠見，更是1917年崛起的工人階級力量。

多伊徹在託洛茨基傳記第一卷《武裝的先知》中濃墨重彩地刻畫了1917年的託洛茨基，特別是他的軍事才能、他的口才與號召力。託洛茨基在1917年5月才放棄過去的成見倒向布爾什維克一邊，卻隨即一躍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似乎是為了證實託洛茨基的「煽動性」，《託洛茨基》劇集在第四集中著力表現了1917年的託洛茨基對水兵的號召力。這並非沒有史實基礎，然而這種號召力並不完全是因為託洛茨基的口才出眾。

1917年的二月革命終結了俄國的沙皇制度，造就了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兩個並行的新權力機關。俄國革命史專家亞歷山大·拉賓諾維奇（Alexander Rabinowitch）在他的專著《革命的序幕》（Prelude to Revolution）中詳細地研究了十月革命之前的歷史。他在短文《布爾什維克是如何勝利的》（How the Bolsheviks Won）中總結了1917年2月至7月的民意轉變：

當時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通過各種方式參與政治，他們普遍認為臨時政府是一個有產階級的機構，它反對根本性的政府和社會變革，對人民的需求態度冷漠。另一方面，儘管彼得格勒的下層民眾越來越激烈地批評溫和社會主義者支持臨時政府和繼續投入戰爭的行為，不過他們仍將各級蘇維埃視作真正民主的人民自治機構。因此，布爾什維克的兩個重要政治口號——「所有權力歸蘇維埃！」和「立即和平！」——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支持。

自然，工人、士兵和水兵的理念不是憑空生長的，布爾什維克黨為讓這些理念的種子發芽而深耕了十餘年。在1917年下半年，正是布爾什維克在過去深耕的基礎之上契合了無產階級的集體意志。促成這種集體意志最直接的動因是所謂的「四月危機」：蘇維埃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同臨時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激烈地凸顯了出來。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發布了一個對待戰爭態度十分曖昧的綱領。儘管俄國在一戰中的盟國已經將它視為臨時政府對蘇維埃的讓步，但早已厭倦了戰爭的俄國工人還是憤怒地走上街頭，抗議這種「延續戰爭的企圖」。蘇維埃中的三個主要政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對於臨時政府的態度不一樣，前兩者不想與臨時政府作對，而後者主張蘇維埃應該獲得比現在更大的權力。三者現在在工人群眾中的力量基本平衡，但群眾的情緒無疑已經對臨時政府十分不信任。

跟隨其後的七月起義是布爾什維克超過對手的轉折點。當時，臨時政府仍舊決意在戰爭中繼續進攻行動，看不到頭的戰爭和崩潰的經濟讓反戰群眾的狂暴情緒「過了頭」。這時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層認為時機尚不成熟，無意借群眾情緒立即推翻臨時政府。但群眾起義失敗後，布爾什維克還是被臨時政府和右翼團體誣為「導致前線戰事不利的罪魁禍首」。雖然群眾對布爾什維克暫時有些失望，但臨時政府的反應和科爾尼洛夫叛亂卻讓群眾感到了反革命威脅的迫近，而當科爾尼洛夫叛亂被粉碎後，有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已經在工人群眾心中徹底破產。布爾什維克一貫的反戰、反資本家的綱領，現在被視為應對戰爭和經濟崩潰的合理方案，它的力量在原先基礎上猛增。

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也並非鐵板一塊，它一直能比較靈活地適應群眾的情緒：

布爾什維克並不是簡單的自上而下，從1917年3月開始，布爾什維克組織分為左、右、中三派，每一派都力圖塑造黨的政策……不穩定、局勢變動、持續變化的形勢遍布於1917年革命的彼得格勒……下級組織相對自由，可以根據他們對實際形勢發展的認知來調整其訴求和策略。

到了10月中下旬，這種特點更加凸顯出來。這時布爾什維克的基層組織發現：群眾可能不會接受單獨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起義。這讓領導層陷入分歧。託洛茨基在這決定性的時刻動用了自己的口才和軍事才能。他和其他著名的宣傳家一道，以蘇維埃正面臨反革命的威脅動員起了彼得格勒的群眾。希望蘇維埃取代臨時政府的群眾情緒此時被捅破了窗戶紙，而這最終推動了之前意見分歧巨大的領導層同意了以保衛蘇維埃之名發動起義。接下來託洛茨基又親自為起義排兵布陣。到這時，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紀律性真正體現出來：一旦起義的決議通過，那麼不同意的人也會堅決執行。

可見，布爾什維克的最終勝利，是布爾什維克與勃興的工人士兵運動反覆互動、不斷相互學習和磨合的成果。沒有哪個領袖是一開始就持有絕對正確的看法，因為個人看法總是落後於快速變化的時局。如果說託洛茨基的個人能力在這裡起了什麼作用的話，那只能是——與布爾什維克聯繫緊密的無產階級將口才出眾的託洛茨基視為布爾什維克精神的發言人，而過去布爾什維克的深耕和明確的基本綱領，使得他們對布爾什維克產生了高度信任；他們授予了他調遣他們的權力。

很容易發現：與《託洛茨基》劇集的魔鬼學史觀或託洛茨基崇拜者的神學史觀相比，革命史的事實顯然是另一個樣子。確切地說，在革命的戰場上，口才、理論才能和和軍事才能只是「先知」託洛茨基的劍柄，他的武器上最鋒利的劍刃其實是短期內匯聚出激進的集體意志的、勃興的無產階級群眾運動。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革命中的託洛茨基才可以被稱作是「武裝的先知」。

魔鬼學家們可能會爭辯：就算十月革命是群眾推著革命家走，但託洛茨基所助力的革命最終造就了史達林，從而反噬了他自己，這總沒有疑問吧？可惜，如果沿用剛才的比喻，這決非是自己的劍刺死自己的故事，而是劍被折斷的故事。

將劍折斷的正是當時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的敵人：帝國主義的擠兌和白軍的反擊。誰也不知道在俄國的低生產力條件下該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怎樣「用魔法召喚最美好的民主制度」（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語）。它當然沒有先例，而且顯然也不可能討論「如果沒有外部幹涉和內戰」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因為史實如此。在幹涉和白軍反攻的壓力之下，支撐起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在戰場上犧牲，策略性的「軍事共產主義」在許多方面也遠超必要的限度。儘管紅軍在內戰中獲勝、保住了政權，但它卻極大地傷害了本就孱弱的國民經濟。在隨之而來的饑荒的威脅下，不要說無產階級組織，就連無產階級能否不至凍餒而死都成了問題，而這種局面很快就釀成一系列足以撼動蘇維埃政權的政治事件。為了自保的政權與它過去所仰賴的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在十月革命前夕，布爾什維克是唯一一個真切地回應工人群眾激進的集體意志的政黨；而現在，困苦的現實與綱領之間仿佛隔著天塹，儘管在十月革命的巨大感召力之下，厭倦的情緒還結不成集體意志，但「擴大革命基礎才能生存」已經不能回應工人階級最急迫的直接訴求。

基於此種現實，託洛茨基與史達林派系的分歧，自然再難像1917年那樣體面地解決了。託洛茨基首先是在權力的核心遭到了一系列抵制。在1923年組織左翼反對派時，託洛茨基堅持他的基本理論，倡導計劃化和工人民主以反制日益抬頭的官僚主義，並主張以世界革命保衛俄國革命的成果。然而現在與1917年已經完全不同：對於在社會生產中走向支配地位的布爾什維克來說，取消他們的這些權力是不能接受的；對於被內戰所傷害的工人群眾來說，沒有組織力量的他們無法主動傳達集體意志。儘管後來變成了史達林主義的那些政策當然容不下「繼承十月革命精神的託洛茨基主義」，但在工人群眾的組織基礎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下，它們實際上都淪為權力者內部的不同方向之爭。在被蘇聯驅逐之前，託洛茨基仍然能夠像1917年那樣對工人群眾直接講話，他的講話仍舊像1917年那樣氣勢磅礴、文採飛揚，但是那時的講話之所以能夠被聽進去，是因為它契合了掌握了實權的工人組織的集體意志，而它現在不存在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先知」託洛茨基指揮紅軍戰勝白軍之時，也就是他解除武裝之時。此後幾年的政治鬥爭只是他流亡的前奏而已。他的口才、理論才能和軍事才能一旦沒有了群眾力量的武裝，那就再也無法煥發它們曾有過的光芒。西歐政治精英、蘇聯勢力和新崛起的法西斯主義力量都力圖切斷託洛茨基與群眾運動的聯繫，他們也確實基本做到了。託洛茨基在餘生中再也沒能真正靠近過曾經武裝起他的力量。當然，這並不妨礙西方各國的統治集團仍舊對他感到恐懼。他的頭腦和語言就像核燃料，即便鎖在盒中也能讓人感受到可怕的熱度。他們看到他的言論，就回想起武裝的先知帶給他們的深入靈魂的恐懼。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這些個人特質最終只能成為佐證「思想的力量」的語料。

很不幸，這種語料也包括了多伊徹的託洛茨基傳記。作為傳記作者，多伊徹不可避免要將大量篇幅（可能佔了至少1/4）放在描繪託洛茨基的個性上，將他塑造成「古典悲劇英雄」。另外，毫無疑問，他取的標題——「先知」（prophet）——開啟了後世對託洛茨基的「先知」稱謂。後人不論是出於敬意還是諷刺，都喜歡攀扯「先知」，或者因他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而認為他預言蘇聯解體，或者稱他為胡言亂語的妄想者。

但多伊徹取標題的靈感來源——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第六章中著名的「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卻不可能容許這麼恣肆的發揮。在馬基雅維利的上下文中，「先知」乃是平民政治領袖的隱喻，它與預知未來的能力毫無關係，而論斷顯然也只能作一種解讀：平民政治領袖（=先知）的力量來自於其對群眾力量的掌握，而掌握群眾力量需要武力使後者服從。對於俄國共產主義革命家來說，他們的力量之源、他們的武器，恰恰並非他們個人的理論才華與魅力，而是群眾的力量；並非群眾服膺於他們的意志，而是「革命的時刻」到來之時，他們的意志與飛速增長的群眾運動方向高度契合了；這種契合本身又是「革命的時刻」之前多年深耕與互動的結果。託洛茨基這位先知從正反兩面印證了這一點。

1917年託洛茨基在莫斯科紅場發表講話

當現實照進理論

如果刨去那個形式遠大於內容的「先知」神話，逝世八十年的託洛茨基留給今天世界的，是怎樣一份遺產？ 

如果談論理論遺產，那麼登上清單榜首的，無疑是「託洛茨基版本的馬克思主義」——託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後的《總結與前瞻》中提出的不斷革命論。它乍看起來十分離經叛道：「為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無產階級必須取得政權並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使得民主革命直接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模糊地說「革命必須不間斷地進行」）。然而工人群眾卻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印證了它。它當然伴隨著巨大的爭議，而爭議恰好說明它的生命力猶在。只有已經死去的理論才能獲得「公認一致」的待遇。它自然迫使任何試圖理解社會運動的人關注集體意志的生成和社會運動中領導權的分配。

但更重要的是，這個鬥志昂揚的理論本身就是革命中興起的工人階級運動浪潮的直接產物。按照託洛茨基自己在《俄國革命史》中引用的數據，俄國工廠檢查局所轄企業1905年有約150萬工人，1917年有約200萬，而1905年全年參與政治罷工者多達184.3萬人次，1917年單單是1月-2月參與政治罷工者就多達57.5萬人次！1905年和1917年出現的蘇維埃代表著工人階級的自組織，工人階級直接通過它表達集體意志：專制制度讓位（1905）或退出戰爭（1917）、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賦予群眾過去沒有的種種民主權利。正是勃興的工人群眾運動，讓託洛茨基看到了「不斷革命」的可能——不是可能，而簡直是立刻就能實現。

相較於不斷革命論，託洛茨基關於蘇聯國家性質的理論內蘊了大得多的張力。託洛茨基在1924年以後的政治鬥爭中以「左翼反對派」的面貌出現，以高揚工人民主、批評「墮落的官僚主義」、鼓勵自由的藝術創作而聞名。但不可忽視的是，他也在駁斥考茨基的著名文章中盛氣凌人地為1920年代初蘇俄實行恐怖政策、推行軍事化的生產管理等級制度、進行快速全面的生產計劃化而辯護。即便是非常崇敬託洛茨基的多伊徹，都感到很難將這近乎波拿巴主義的思想同馬克思主義、同工人民主聯繫起來。

然而與不斷革命論一樣，不管是推行恐怖政策，還是後來以「左翼反對派」的面貌行動，實際上都是託洛茨基作為政治領袖對群眾運動的反應，因此邏輯上不一定完全連貫。在內戰的威脅面前，實行軍事化政策是託洛茨基所能設想的唯一一種組織生產、反擊白軍的手段。「左翼反對派」的理論強調以工人民主矯正官僚主義，與已經掌握巨大行政權力的史達林針鋒相對。顯然，它是在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已然被內戰傷害、被新經濟政策削弱的情況下踐行不斷革命論的徒勞嘗試。然而，當初產生了不斷革命論的工人階級組織基礎已經不存在，因此像當初那樣以凝聚工人集體意志的方式獲得權力是完全不可能的。託洛茨基在政治鬥爭中取勝的唯一策略，只能是同史達林一樣行事，而如果這樣，他即便取勝也只能變成「信奉不斷革命論的史達林」。

由此可見，託洛茨基的主要理論遺產——不斷革命論和對蘇聯國家性質的討論——對應著俄國工人的組織力量由崛起到削弱的過程。與任何一位共產主義革命家一樣，託洛茨基的理論發揮力量的場合永遠在學術界之外，而且從來都不是自動發揮「它原本的力量」。如果拂去那些關於「武裝的先知」的卡裡斯馬情緒，便可看出：作為「先知」——平民政治領袖——的託洛茨基真正獲得力量，從來都是在工人群眾的集體意志凝聚起來、同他的個人願景趨於一致之時。這種一致性並非可遇不可求的天兆，而是平民政治領袖所代表的政治團體在工人群眾中進行長期細緻的組織工作的必然結果。唯一算得上偶然的、不能被製造的，是社會衝突激化為「革命的時刻」的機會。

在俄國革命史上，社會民主工党進行工人組織工作是有一定的政治基礎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就了資產階級，也將俄國的農民變成了僱傭工人。在民粹派或社會民主派系統地出現之前，俄國工人階級中已經開始出現某種程度的自組織。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都不可能單槍匹馬製造這種自組織力量。

例如，1905年革命的導火索是1904年年底開始的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廠罷工。按照《紐約時報》記者哈裡森·索爾茲伯裡（Harrison Salisbury）在《黑夜白雪》（Black Night, White Snow）中的統計，彼得堡最終有382間工廠、15萬左右工人參與同情罷工。早在1904年初就註冊成立的合法組織「俄國工廠工人協會」（聖彼得堡俄羅斯工廠工人大會）這時走上了前臺。協會的領導者喬治·加邦（Georgy Gapon）神父懷著在革命者和沙皇制度之間兩頭討好的心態來領導協會，然而1905年1月22日的流血事件標誌著加邦神父願景的徹底破滅——他帶領的3萬餘人的工人請願團遭到了警察的血腥鎮壓，協會也隨即被宣布為非法。跟隨加邦神父去請願的工人決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多信奉天主教，請願隊伍還捧著聖像，但他們的行動所造成的效果卻大大超過他們主觀上的限度。

如果以「左派」的視角來看待，這樣的協會毫無疑問不可能是純潔的：它不僅明確按照是否信仰東正教來遴選會員，還得到了沙俄警察局的贊助，後者的目的當然是將工人運動納入沙皇制度的控制之下。然而協會的鋒芒現在卻指向了沙皇制度本身。列寧在該年1月21日（儒略曆1月8日）為《前進報》所寫的通訊《彼得堡的罷工》便已經很實際地指出：儘管協會成立的最初目的無疑是在沙皇制度框架內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但這樣的工人組織一旦壯大起來，它的自發行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勞資衝突的推動，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反沙俄制度、反資本主義的政治性質。這其實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斷——階級鬥爭是否發生，當然不取決於工人們主觀上對待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態度。

這樣一來，任何有志於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綱領的活動家，都必須在有工人聯合組織的條件下，從參與「思想不夠先進」的工人的聯合鬥爭或「不夠純潔」的工聯組織開始，在這些工作中將工人們爭取到他們所奉行的政治綱領一邊；在沒有這種組織的條件下，則必須建立這樣的組織。在1905年革命中，嶄露頭角的社會民主工黨正是這樣做的。在普梯洛夫工廠罷工發生之際，布爾什維克即刻印製了大量傳單，並緊跟從1月起就快速變化的局勢，不斷重申推翻沙皇制度、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但當時的工人運動所做的甚至比布爾什維克所預料的還多得多。到了10月，彼得堡出現了工人階級自發選舉產生的蘇維埃。雖然蘇維埃只存在的了五十天，但它卻給所有布爾什維克上了重要的一課。它學到了對待這種自發民主機關的態度。彼得堡的布爾什維克最早對蘇維埃充滿疑慮，他們不信任這個吸引了對立派別的民主機關，但列寧還是說服了他們要積極參與這樣的組織，「將蘇維埃變成臨時革命政府的萌芽」。這最後成為了1917年布爾什維克能夠成功的基礎。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所有派別之間的鬥爭，實際上都有著這樣的組織基礎。很難脫離它們所紮根的工人運動，而單純地將不同派別領導人的思想分歧視為先於工人運動產生的東西，視為一開始就註定了其正確或錯誤的東西。相比之下，二戰後的託洛茨基主義運動完全不享有這樣的組織基礎。託洛茨基和蘇聯各自的支持者爭論託洛茨基與史達林的歷史功績，顯然都是出於非常現實的目的：在工人階級中產生影響。不過，當託洛茨基去世後，米歇爾·巴布洛領導下的第四國際只是強調「託洛茨基才是十月革命精神的正統繼承者」，這在工人階級中顯然缺少吸引力。他們對於當時的蘇聯及其衛星國的國家性質的判斷毫不動搖地遵守託洛茨基文本的規定，因此無力在二戰後史達林主義的崛起中捍衛自己的理論，自然更不能逆工人和左翼知識分子傾向共產黨的潮流而動。第四國際中的不同派別就是否在社會主義國家控制的範圍內工作大有分歧。為了捍衛自己的正統性，各派別很快陷入分裂（多伊徹刻薄地說：如果這樣一個虛幻的組織也能分裂的話……）。

當然，託洛茨基分子的判斷失誤和沒有號召力，也不完全是因為他們的能力不足以及認識與現實脫節：在西方的傳統政治精英和蘇聯的夾擊之下，在福利國家政策對工人階級的俘獲之下，他們自然很難在工人中間進行有效的組織工作，因此只好陷入這類外部宣傳工作中，掉入不幸的惡性循環。大部分託洛茨基主義團體偏愛理論辨析、強調「純潔性」的特點，都應當上溯到這種現實原因。實際上，託洛茨基主義運動直到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造成了思想震蕩才稍稍抬頭，直到1960年代末——借興起的新左派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東風——才算得上恢復元氣。現今最有影響力的一批託洛茨基主義組織（例如法國工人鬥爭黨）有不少是在那時誕生的。這也再次說明了群眾運動之於左翼理論的基本意義。

但至少就歐美社會而言，1960年代末社會運動興起的東風還是在幾年內就逐漸停歇了，而它在政治上的反映延遲十餘年後也逐步顯現。不僅託洛茨基主義這樣邊緣的左翼思潮影響力有限，就連過去對蘇聯亦步亦趨的歐洲的共產黨都在1980年代中後期快速衰落。曾經如日中天的法國共產黨和義大利共產黨迅速縮減，失去對工會的控制。時至今日，西歐的共產黨早已經沒有1960年代那種支部遍布全國工廠、足以掌控工會的力量。這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擺脫了思想僵化的左翼政黨」；實際上，直接反映工人階級議價能力的數字指標都在1980年代以後明顯下降，他們也完全無力阻擋福利國家政策的逐步解體，因此大多數政綱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政黨都必然受挫。在左翼政黨從來不曾佔據主流的美國，建制內的工會力量也在這一時期斷崖式下跌：工會會員覆蓋率從1970年代末的30%一路下降到當今的10%左右，直接反映勞資力量對比的罷工人數也大大下降（直到2018年春夏季美國出現的罷工小高潮才使得數字略有提升）；由於美國的勞動法本身的特點，美國的工人自組織相比起來更加難以生存。這當然都與新自由主義浪潮之下傳統工人組織力量議價能力下挫大有關係。

因此，對比託洛茨基主義核心理論最早誕生的1905年和1917年，1980年代以後大部分以託洛茨基-史達林-民主社會主義之爭的面目出現的路線分歧或派別爭論，其實都缺乏俄國革命史中那般可觀的現實基礎。不僅諸左翼團體缺少工人組織力量，就連工人階級在建制內的組織力量或建制外的自組織力量都極為分散。這樣一來，那些派別爭論的性質，反倒類似於託洛茨基在自傳中對自己最早參加革命工作的描述：那時他在尼古拉耶夫市碰到的大多是「從宗教反對派的教義」出發的、小規模而且鬆散的爭論，他所在的小團體還需要仔細甄別哪些人是僅僅對教義感興趣，哪些人是真正對這背後的政治經濟問題感興趣，並希望這方面的變革。這樣的爭論，與作為共產主義革命家的列寧或託洛茨基之間那些有著紮實的工人組織工作基礎的論戰相去甚遠。從前者到後者要跨越的困難之大，它所需要的組織工作之耐心、持久，都遠甚於消除《託洛茨基》劇集這類的魔鬼學作品的影響。

一言以蔽之，共產主義革命家託洛茨基的思想，在後來的現實語境之下，並不能直接顯示它的力量。這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缺少鋒芒——誕生於革命的思想很少會缺少鋒芒——而是因為讓它們發揮出力量的那種現實條件尚不存在。憑藉知識和理論可以認識到這種現實條件，但不能創造它。比起激動人心的「革命神學」或者「革命魔鬼學」，激活工人運動需要的日常經驗和組織工作都要瑣碎、乏味得多，然而那才是理論分歧問題能夠提上議事日程的前提，也是「先知」託洛茨基的理論能夠走向武裝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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