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一個被汙名化的病毒，溯源用了三十年
1980年秋天，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免疫學家，醫生麥可·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5個病人得了同一種怪病。這是一種真菌肺炎，由本來無害的「卡氏肺孢子蟲」引起。病人嘴裡黏黏糊糊，因為口腔念珠菌過度繁殖。
5位病人的T淋巴細胞數目極低，而且都是同性戀者。
1981年6月5日的《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刊發了短文《肺孢子蟲性肺炎，洛杉磯》。戈特利布報告：這種病兇多吉少，病因不明。
殺死全球4000萬人的惡靈，愛滋病，首次現身；而它的源頭，20多年後還籠罩在迷霧之中。而輿論早先賦予感染者的汙名，尚未被洗淨。
零號病人是他嗎？
一個月後，《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又登了紐約的報告：同性戀男性人群中發現罕見的卡波氏肉瘤以及卡氏肺炎，8人死亡。同時，邁阿密報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炎、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10人死亡。
醫學界認為出現了一種新病，是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戀有關（儘管海地移民自稱異性戀，但被醫生懷疑撒謊）。1982年9月，《發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叫它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AIDS。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調查了全國40名患病的同性戀者，畫了一張關係圖。圖的中心是一個圓圈，和其他8個圓圈交集；圓圈上寫著「0」，他串起了整個關係網。這就是後來被寫進無數暢銷書的「零號病人」：蓋坦·杜加斯。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蕩不羈的加拿大空服，飛行穿梭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計可能有2500個伴侶。杜加斯因愛滋病死於1984年3月，CDC調查報告正好問世。公眾一時相信找到了「零號病人」。調查報告認為病原體傳染途徑類似B肝病毒。
1983年5月的《科學》雜誌發表了兩個獨立團隊找到的愛滋病病毒。一年後又有獨立報告。3個來源得以統一，1986年定名HIV。
但「零號病人」不能解開疑惑，病毒不會無中生有。與杜加斯無關的海地病人，又如何解釋？
沒多久就發現，杜加斯並不是零號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薩伊工作過的丹麥外科醫生，也死於愛滋病症狀。1986年她的血樣中檢測到了HIV-1。也就是說：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麥大夫，都不是源頭，只是中間鏈條。
汙名化擋不住蔓延
今天，愛滋病已不是絕症，也在很多國家「脫敏」。但剛出現時，愛滋病猶如恐怖片主角，嚇壞了公眾。患者被大肆汙名化。
媒體詞彙的感情色彩強烈——「新瘟疫」「超級癌」「惡魔」。美國社會談艾色變。
HIV感染蔓延社會各群體，但媒體起初報導為「男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還用「同性戀癌」一詞。
生命最後歲月裡，杜加斯日漸消沉，但私生活愈發放縱，似乎是為了報復。在舊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經常打亮燈，露出病變位置，告訴剛發生關係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戀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許多人聲稱「愛滋病是對性解放運動的懲罰」。借著歧視愛滋病人，許多人公然仇恨同性戀和性解放運動。抗艾宣傳強調應對伴侶忠誠，變相給HIV感染者打上濫交的標籤。把某個群體與病毒緊密聯繫是不公正的，一是缺乏尊重，二是扭曲了對病毒的認知。
1980年代末，蘇珊·桑塔格寫下《愛滋病及其隱喻》一文，批判社會妖魔化愛滋病人。蘇姍·桑塔格說，疾病象徵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懼的，不是喪失生命，而是喪失人格。」
很多患者不僅怕愛滋病，更怕歧視的目光。歧視讓人害怕檢測，使愛滋病的調查很難。一些已檢測陽性的攜帶者，也儘量不去治療。
1990年代有美國學者研究說，愛滋病歧視讓HIV感染者羞愧和內疚，拒絕治療，從而造成了更廣泛的感染。
一次次瘟疫的啟示是：社會很容易因為災難而陷入非理性，民眾需要對災難的簡單解釋。同性戀者在1980年代成了替罪羊。瘟疫是天災，歧視是人禍。
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艱難的過程，歧視和推卸責任毫無意義。
確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種
1980年夏天，一位獸醫學者菲麗絲·卡吉發現，有些圈養的亞洲獼猴死於神秘的免疫紊亂疾病。1985年證明：猴子身上有HIV的親戚，定名為SIV（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隨後在非洲綠猴身上找到了SIV。這是一種分布廣泛，包括好幾個大類的草原猴。野外和各個研究中心的非洲綠猴大概一半都攜帶SIV，但不發病，這表明病毒與非洲綠猴和平共處或許幾百萬年了。
由於卡吉從塞內加爾一位性工作者的血樣中，找到了介於HIV和SIV之間的病毒，可以確定人感染的HIV類病毒不止一種。
隨後卡吉等人又找到一種HIV病毒，但與美國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矚目的大瘟疫，HIV-2隻是西非一種相對不太兇惡的地方病。HIV-2的來源很快搞清，來自非洲煙燻白眉猴。
HIV-1分為3個家族，而HIV-2分為9個家族。12個家族迥異，意味著，獨立的獸傳人事件，至少發生過12次。
人們尤其關心HIV-1是怎麼來的。1980年代後期，馬麗娜·皮特斯團隊發現幾隻黑猩猩也攜帶SIV病毒，與HIV-1更相近。暗示黑猩猩或許是來源。
1998年，從1959年的剛果首都利奧波德維爾保存的人體組織中，找到了HIV-1。不久後發現：在1960年同一城市的另一份人體樣本中也發現了HIV-1。兩份樣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科學家奔赴熱帶雨林裡找源頭。2000年，科學家先是從坦尚尼亞的黑猩猩身上找到SIV抗體。隨後，在喀麥隆東南部的猩猩身上，發現了最為接近HIV-1的病毒。
一隻編號LB7的猩猩身上的病毒，與HIV-1如此相像，以至於當電腦顯示結果時，科學家們感到震驚和欣喜：「這些結果不是編出來的，太過美好了！」
2006年7月，《科學》發表了這一結論：HIV-1的疫源地是喀麥隆東南部的雨林。
尚未結束的溯源，尚未結束的歧視
1980年以來，陸續發現早期疑似病例，真假不一。如1959年死去的一個英國人，症狀很像愛滋病；他的組織於1990年檢測到HIV-1。但幾年後複查認為是樣本汙染。
1990年代一本暢銷書，說1957年—1960年，剛果的小兒麻痺症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頭，因為疫苗培育使用了黑猩猩的腎臟。但這個觀點也被科學否定了。
即使證據看似充分，病毒溯源仍然容易出錯。
以下一種愛滋病起源的理論可能最接近事實：
SIV長久存在於猿猴體內。幾百年前，某隻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混合了紅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紅尾猴的SIV——兩種遠親重排出一種新病毒，比黑猩猩早已適應的SIV更致命，這就是HIV-1的前身。
一百幾十年前，剛果河上遊雨林裡，獵人殺死了一隻黑猩猩，他的傷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病毒由此傳給人。通過船運貿易，病毒傳到了剛果河下遊，在新興城市利奧波德維爾擴散，並傳播到非洲各地。1920年代剛果推廣注射醫療；欠缺消毒的針頭或許加劇了傳染。
HIV-1不斷分化。196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遣到剛果的幾千名海地工作人員，可能帶回了病毒到海地。
從海地的幾百個血樣中檢測的病毒推算，1966年前後某個HIV攜帶者迅速傳播了病毒，很可能是通過當地發達的賣血產業。病毒隨著血液製品蔓延全球。
有研究暗示，1966年就有一位美國少年通過同性性行為感染愛滋病。還有證據表明，最晚在1969年，愛滋病毒通過海地血液製品感染了美國人。麥可·戈特利布發現愛滋病前，它已在美國悄悄流行了十幾年。
愛滋病的背後是全球化交流的無可避免的風險。瘟神不分種族，沒有國界，沒有哪個群體可以豁免。歧視無助於戰勝瘟疫，只會傷害病人。
據聯合國2018年統計，已有2960萬—4080萬人死於愛滋病，有3790萬人攜帶愛滋病毒。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指出，直到今天，對患者的羞辱和歧視仍存在於世界的很多地方。
（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