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德至禽獸」「澤及草木」「恩至於土」。無論何時何地，人類都要對大自然心存仁愛和敬畏。
野生動物是自然生態系統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一環。保護野生動物，才能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近年來，各地檢察機關不斷加大野生動物保護辦案力度，充分發揮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用足用好檢察建議、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或行政公益訴訟等方式，以法之名向社會昭示：堅決斬斷野生動物黑產業利益鏈條，讓參與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付出代價。
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和區農業農村局聯合救助瀕危野生動物玳瑁
北京工體富國海底世界相關負責人向檢察官介紹救助飼養海龜的情況
開展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公益訴訟並非「等」外探索，今年辦案實現新突破
今年1月至9月，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15154人，同比上升66.2%。數據能直觀展現檢察機關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高壓態勢，同時暴露出保護野生動物的現實緊迫性。
「非法收購、運輸、出售野生動物及其製品，非法狩獵、殺害野生動物等現象依然嚴重，單靠刑事打擊遠遠不夠，必須拓展野生動物保護方式，積極運用公益訴訟加以保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
「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公益訴訟已成為檢察機關一項重點工作。」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表示，野生動物保護既涉及到野生動物資源保護，也涉及到所在區域的生態環境安全，依據環境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有關規定，野生動物保護屬於「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範疇內的細分領域，是檢察公益訴訟法定領域，屬於一項「常態化工作」，而並非「等」外探索。
加大重點案件交辦、督辦力度；部署「公益訴訟守護美好生活」專項監督活動；與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聯合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固廢汙染防治公益訴訟培訓班；與歐洲環保協會聯合舉辦生物多樣性司法保護國際研討會……近年來，最高檢一直將野生動物保護作為公益訴訟工作一項重點內容抓緊抓實，謀劃部署，辦案不斷實現新突破。
據統計，今年1月至4月，野生動物保護領域行政公益訴訟、民事公益訴訟、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分別立案787件、161件和878件，較去年同期增幅明顯。
打擊破壞野生動物保護行為，最高檢積極作為——日前，最高檢第八檢察廳下發《關於充分發揮公益訴訟檢察職能全面貫徹落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的意見》，對野生動物保護公益訴訟工作的重點領域予以明確，並強調進一步加大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公益訴訟案件的辦案力度，提升辦案質效。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彰顯打擊刑事犯罪與賠償損失、修復生態並重的辦案理念
記者注意到，今年以來，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製品罪等案件中，特別注重刑事檢察與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相銜接，依法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同時，一併追究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責任，提出賠償損失、以替代性方式修復生態環境等訴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何某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便是這一類型典型案例。
據了解，2016年5月至2018年11月，被告人何某通過現金交易、微信轉帳的方式非法收購、出售7隻扁平陸龜、1隻四爪陸龜、1隻赫曼陸龜、1隻脛刺陸龜、1隻紅腿陸龜、1隻綠頰錐尾鸚鵡、1隻太陽錐尾鸚鵡。
經鑑定，涉案的脛刺陸龜、扁平陸龜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四爪陸龜被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一級保護動物；而赫曼陸龜、紅腿陸龜、綠頰錐尾鸚鵡、太陽錐尾鸚鵡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根據國家林業局下發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評估方法》，已扣押野生動物價值4.5萬元；已飛走野生動物價值5000元，已死亡、出售野生動物價值1.25萬元。
烏魯木齊市新市區檢察院審查認為，何某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行為，不僅構成刑事犯罪，也對野生動物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2020年3月8日，新市區檢察院以被告人何某構成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向新市區法院提起公訴，同時提起了該市首例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針對上述案件，檢察機關提出了三項訴訟請求：一是在確定已死亡、出售野生動物價值為1.25萬元基礎上，提出了2倍賠償請求；二是訴請判令何某在烏魯木齊天山野生動物園做義工六個月，每月工作四天；三是訴請判令判決生效後30日內被告人在省級以上新聞媒體公開賠禮道歉。經依法開庭審查、法庭調解，被告人何某對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實無異議，對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訴請表示願意賠償，認罪態度較好。
「因生態環境資源損害懲罰性賠償制度仍處在理論上呼籲、實務沒有依據的現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檢察機關對生態資源損失費的懲罰性賠償及以義工方式替代實際損失的賠償進行實踐探索，起到了辦理一案、警示一片的良好辦案效果，也為生態損害賠償機制的規範化建設提供了實務樣本。」最高檢第八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劉家璞指出。
記者採訪了解到，針對涉野生動物保護領域違法行為造成的生態破壞難以用金錢估量的公益訴訟案件，檢察機關在辦案中還通過諮詢專家意見、鑑定、評估等方式，盡最大努力對違法行為造成的生態損害進行舉證，提出替代性修復等訴訟請求，保障辦案效果。如在湖南省湘陰縣檢察院訴胡某某等人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小天鵝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中，檢察機關聘請全國知名野生動物專家作為專家輔助人出庭，就獵殺小天鵝對環境的破壞程度、生態損害及修複方式、費用等方面發表專家意見。最終，法院在判令違法行為人賠償國家野生動物資源損失的同時，還判令違法行為人採取替代性方式修復生態環境。
檢察機關公益訴訟融入生態損害賠償機制的做法得到了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卞建林的贊同，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針對野生動物保護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特別是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彰顯堅持打擊刑事犯罪與賠償損失、修復生態並重的辦案理念，進一步加強了維護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的司法保護力度。
把訴前實現維護公益目的作為最佳狀態，以最少司法投入獲得最佳社會效果
毋庸置疑，行政機關的監管缺位、監管不力是導致野生動物被濫捕、濫食的一個重要因素。
「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公益訴訟檢察工作，重在行政公益訴訟，重在發現並堵塞行政監管漏洞，重在發揮預防功能和治理效能。」胡衛列指出。
公益訴訟檢察的本質是助力依法行政，共同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對此，最高檢一直強調，要把訴前實現維護公益目的作為最佳狀態，以最少司法投入獲得最佳社會效果。
針對履職中發現的行政監管漏洞或者執法不到位、不嚴格等問題，各地檢察院公益訴訟部門嚴格按照最高檢要求，注重主動與行政機關磋商溝通，有針對性地提出檢察建議，凝聚野生動物保護的共識與合力，妥善化解分歧，促成當地多部門聯合開展野生動物保護專項整治，促進有關問題一攬子解決。
通過相關案件的辦理，行政公益訴訟在野生動物司法保護中由點及面、促進行政機關綜合治理的制度優勢再次凸顯。在這方面，浙江省檢察機關的辦案經驗可圈可點。
今年2月以來，浙江省寧波市檢察機關在全市範圍內摸排發現，利用快遞物流的方式運輸野生動物，成為當前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採用的常見運輸方式。而郵政快遞企業在寄遞活動中，未能完全執行收寄驗視、實名登記、過機安檢三項安全制度，使得此類犯罪活動有恃無恐。寧波市郵政局作為職能部門未依法履行對郵政普遍服務和郵政市場的監督管理職責。
「實現保護野生動物資源、保障公共衛生安全、促進社會治理創新的『雙贏多贏共贏』，是檢察機關在新時代開展野生動物保護公益訴訟工作的根本宗旨。」寧波市檢察院有關負責人如是說。
針對寧波市郵政管理部門對個別寄遞企業非法寄遞國家保護野生動物存在的日常監管漏洞，寧波市檢察院走訪了寧波市郵政管理局，以座談會形式通報了野生動物非法寄遞線索情況，並於4月24日向寧波市郵政管理局發送了訴前磋商函，建議該局依法對涉案快遞點違規寄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行為進行查處，加強對寧波市轄區所有郵政、快遞企業的監督管理，開展執行收寄驗視制度的專項整治活動。寧波市郵政管理局收到訴前磋商函後，高度重視，快速部署，快速整改。
而在甘肅，武威市涼州區、古浪縣、蘭州市西固區、肅南縣、民樂縣等地基層檢察院，針對轄區存在的非法狩獵、非法架設捕鳥網及個別餐廳長期加工、銷售野生旱獺肉食品等現象，通過向相關行政監管機關發出訴前檢察建議的方式，一攬子解決野生動物保護方面存在的監管漏洞問題。
不難看出，保護野生動物是一項複雜、系統的工程，需要嚴厲打擊，更需要強化源頭治理，立法、執法、司法等各部門各方面各環節齊發力，打出保護組合拳。
青海省檢察院日前會同省公安廳、省交通運輸廳、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會籤了《關於加強行政執法與公益訴訟檢察銜接強化道路交通領域野生動物保護的協作意見》，要求建立案件線索移送機制，公安、交通運輸、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等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發現需要對野生動物保護領域等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的，及時向檢察機關移送線索。與此同時，檢察機關和公安、交通運輸、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等行政機關應緊密結合各自工作職能，積極協助地方人民政府及時採取應急救助措施，最大限度挽回野生動物資源損失。
深入推進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工作，離不開黨委、人大、政府的支持。據了解，目前共有21個省級人大常委會出臺了關於支持檢察機關開展公益訴訟工作的決定，多數將發揮檢察公益訴訟職能保護野生動物納入其中，進一步形成加強野生動物公益保護的合力。
把野生動物的救助和保護放在重要位置，更好地踐行人與自然作為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除了加大辦案力度，全國檢察機關立足實踐，探索創新，在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做了諸多有益嘗試——
上海市檢察機關首創生態檢察官派駐河長辦制度，探索制發告知函、案情通報等方式，節約司法資源，集中力量辦理「硬骨頭」案件，達成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安徽檢察機關依託「林長+檢察長」協作機制，深化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
江蘇檢察機關圍繞野生動物保護工作需求，建立「長江·裡下河跨區域協作機制」和「大縱湖溼地野生動物跨區域保護機制」等跨區域協作機制，逐步形成上下左右「一體化」協同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工作格局。滬蘇浙皖檢察機關以長三角一體化協作機制為基礎，加強溝通聯絡，獲取更多非法交易野生動物線索。四川瀘州與貴州赤水兩地檢察機關建立兩地接壤地自然保護區野生動植物資源保護跨省檢察協作機制。
「把野生動物的救助和保護放在與辦案同等重要的位置。」劉家璞特別介紹說，針對野生動物活體的收容與救護問題，檢察機關在完成調查取證、證據固定等工作後，將涉案的野生動物活體救助和保護作為一項獨立的工作與後續的訴訟活動分離，單獨推進，更好地踐行人與自然作為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2019年以來，江蘇省檢察機關共參與放生30.6萬隻（條）涉案野生動物，常州市檢察院聯合六部門會籤《關於建立野生動物全流程保護的實施意見》，建立野生動物收容救護綠色機制。
今年，徐州鐵路運輸檢察院辦理了一起野生動物保護案件。因涉案海龜數量達數百隻，涉案地域達20多個城市，最高檢組織四級檢察機關成立海龜救助放生工作專班，聯合公安機關、農業農村部門、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中國海龜保護聯盟和海南省有關部門，及時開展海龜救護和放生工作。目前，首批99隻經過救治並安裝「電子身份證」的海龜已在原生海域——南海放歸，該案件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
「野生動物是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拒食野味、保護野生動物，不單是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更是為了保護我們人類自己。」胡衛列告訴記者，下一步，檢察機關將與有關行政機關、法院、公益組織等加強溝通協作，力爭在案件信息共享、問題線索移送、調查協作配合、損害鑑定評估、起訴審判執行等方面建立合作機制，營造良好的外部支持環境。積極與法院就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完善達成一致，共同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指導涉野生動植物保護案件辦理工作。推動完善行政監管制度，進一步促進釐清野生動植物保護領域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確保分工明確、職責清晰，同時督促行政部門間協調配合，凝聚工作合力。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徐日丹 圖片：任夢媛 程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