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8月3日,有一位老人,他同妻子一起把自己的800萬獎金全部捐了出去。
那位老人叫劉永坦,他獲得的獎項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也是這位老人,他領頭組建我國「雷達鐵軍」,打破了國外技術壟斷,為祖國海疆雷達打造「火眼金睛」,讓我國海域監控面積從不足20%到全覆蓋。
劉永坦靠著40年如一日的研究,成為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雙料院士,也成為黑龍江省唯一的雙院士。
而這位老人面對如此閃耀的榮譽沒有一絲驕傲,反倒說:一個人整天掛著兩塊金牌未免太累了,而且恐怕再也不能有所作為。
如今,年過80的他還依舊每天埋頭做學問、帶學生。
劉永坦出生於1936年12月1日,南京。
那一年,國家蒙難,百姓不安。
但劉永坦的出生給他的家庭帶來了一絲歡喜,因為在他出生之前,他的姐姐和兩個哥哥都先後夭折,父母盼天盼地才把他盼來。
他出生於亂世,於是父親給他取名永坦,除了希望世界永遠太平,還希望孩子可以永遠平安,未來成為坦蕩君子。
沒想到,劉永坦還沒有滿周歲,日本就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七七」盧溝橋事變。
無奈,還在襁褓中的劉永坦便被母親抱著和家裡人一起逃難。
他們從南京逃到武漢,又從武漢逃到宜昌,再從宜昌逃到重慶。多年後,劉永坦回憶說:「我家是在『南京大屠殺』之前逃離的南京,如果晚一點我們都沒了。」
雖然劉永坦年紀小,但對於戰爭的印象卻格外的深刻。他親眼見到過一條船被炸翻,屍體掉進江裡,有的就漂在水面上,鮮紅的血把江水都染紅了。
那時候他還不太懂事,但這些關於死亡的畫面卻扎紮實實的烙在了他的心裡。
後來,他和父母避難到外祖父家,在那裡,劉永坦的母親給他讀史書,講故事,教他背誦「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到了5歲時,他被父親送到一所小學念書。當時,因為國家不太平,上學的孩子很少,一個教室裡擠著大大小小不同年級的孩子們。讓劉永坦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第一堂課,老師教的是「中國」和「我是中國人」。
老師告訴孩子們,「中國人要保衛我們的國家,絕不容日寇來侵犯!」
劉永坦的人生第一課,他直到晚年也依舊記得。
後來,飛機的轟炸越來越頻繁,劉永坦對於死亡的感受也越來越深刻。
有一次,他的同學跟著母親進城回來,就再也沒來上學,後來大家才知道,他的雙腿被炸斷了。
還有一位老師進城去辦事,死在了半路上。
1941年6月5日晚上,日軍飛機進行大轟炸,在一個防空大隧道裡,因窒息、擠壓而死傷了好幾千人,劉永坦父親朋友的一家五口在那裡,劉永坦同學的一家六口也全悶死在隧道裡了。
劉永坦覺得,死亡真的離他只有一步之遙。
後來,他的父親告訴他:只有科學可以救國。
他的老師在課堂上說:「從1938年2月開始,日寇飛機對重慶進行了二百多次大轟炸,出動戰機九千多次,投下炸彈兩萬多枚,投下的炸藥四千多噸,炸死、傷老百姓兩萬多人,炸毀房屋三萬多幢,三十所大中學校被炸毀……」
這一切,他都記住了。
1953年,劉永坦以優異成績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當時的哈工大辦學條件很差,全校只有兩三棟教學樓,學校周圍一片荒涼,夏天下雨到處泥濘不堪,像醬缸一樣。冬天到處是冰天雪地,滴水成冰。二三十人擠在一間宿舍裡,上下鋪,宿舍冷得上霜。夥食缺肉少油,吃的是白菜、土豆、高粱米、玉米面,好多人營養不良。
但學校條件不好,老師們卻對孩子們格外嚴格要求:全班同學一個都不許落下,每個同學的各門功課都必須過關,學習好的同學不許歧視學習差的同學,要幫助學習差的同學追上來。
在校的時間過得很快,經過一年預科、兩年本科學習後,成績優異的劉永坦作為預備師資之一,被學校派往清華大學進修無線電技術。兩年後,劉永坦就回到了哈工大參與組建無線電工程系。
沒過幾年,劉永坦就承擔了國家「單脈衝延遲接收機」研製任務,還主持提出了總體設計方案。但令人沒想到的是,這項科研任務還沒等完成,劉永坦就被安排到五常縣的農村負責種大米,即便命運給了他如此大的考驗,他沒有消沉,反倒沉下心來當農民、種大米,還因此落下了終身的腰病。
直到1973年,劉永坦才重回哈工大,5年後,他被破格晉升為無線電系副教授,並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邁出國門的學者,趕赴英國埃塞克斯大學和伯明罕大學進修和工作。
到伯明罕大學報到第一天,劉永坦就聽說有兩名中國留學生因英語不過關,剛剛被教授辭退了。
劉永坦也開始緊張起來,因為他知道未來自己將接受全英式的英語授課,並用英語完成畢業論文,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劉永坦從到校第一天起,就像擰到了機器上的一枚螺絲,分秒必爭,不敢有半點鬆懈。
之後,劉永坦報了伯明罕大學的雷達專業,當他去恭恭敬敬的拜見導師希爾曼教授的時候,卻被教授直接來了個「大考驗」。
希爾曼直接遞給他一沓厚厚的有關雷達方面的文獻資料,並說:「劉先生,請你看看這些文獻資料,寫一份文獻綜述報告,三天後交給我。」
面對這巨大的考驗,劉永坦覺得,希爾曼教授要求他三天內寫完這份文獻綜述報告,不僅在考他的英語水平,而且也在考他雷達方面的專業知識,同時也在考他用英語駕馭專業文獻綜述報告的能力。
當他翻開資料後才發現,這裡面涉及的內容十分深奧,好多內容他見都未見過。
之後的三天三夜,劉永坦幾乎沒有合眼。
當他第四天早上,把答卷交給希爾曼後,希爾曼用懷疑的目光掃了他一眼,說了一句:「放在那裡,你可以走了,明天答覆你。」說完又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
結果,第二天,希爾曼一改先前的傲慢,近乎興奮的告訴劉永坦:「劉先生,沒想到你的文獻綜述報告寫得這麼好,我非常滿意!」
通過考驗的劉永坦還被邀請到希爾曼教授的新式雷達技術研究,並負責海洋狀態遙感信號處理機的核心部分。
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年多以後,他順利完成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信號處理機的研製工作。
1981年10月初,在英國伯明罕大學學習兩年零四個月的劉永坦,帶著參與「民用海態遙感信息處理機」的巨大收穫,也帶著對雷達全新的認識,踏上了回國的路。
希爾曼教授評價說:「劉永坦獨自完成的工程系統,是一個很有實用價值、工程上很完善的設備。其科研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很出色。他的貢獻是具有獨創性的。」
當時,一向驕傲的希爾曼教授曾經三次挽留劉永坦希望他可以留在英國,但每次都被他婉言拒絕了。
多年後,劉永坦說:「我學有所成,當然要回國。在英國,無論我工作多麼努力,取得了多大的成績,終歸是在給別人幹活。即使我發表一篇論文,也還得冠以『英國』的字樣。回到自己的祖國,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署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心情是何等舒暢啊!」
1982年初春,劉永坦專程趕赴北京,向當時的航天工業部預研部門領導匯報,詳實地介紹了當時發達國家新體制雷達發展的動態,並暢談了自己的大膽設想。
為爭取當時航天工業部預研部的支持,劉永坦帶領著團隊在幾個月的時間內,熬出了一份20多萬字的《新體制雷達的總體方案論證報告》。
當時,沒有計算機鍵盤屏幕輸入、印表機輸出、沒有A4紙,這20萬字的報告是由最初團隊成員一筆一畫、全部手寫出來的。
有同事回憶說:「那時候和劉永坦老師一起,6個人伏案研究、奮筆疾書好幾個月不眠不休,寫到手指發麻、手腕酸痛、甚至做飯時捏不住雞蛋都是常事,用的墨水瓶更是不計其數。」
當時,有人「提醒」劉永坦,這個攻關項目可以結題報獎了。劉永坦卻說,只有技術突破還不夠,國家真正需要的是建立雷達實驗站。
建立雷達實驗站時,經費發生困難,經過反覆討論,課題組決定自籌資金建站,50多歲的劉永坦便和大家一起日曬雨淋、迎風冒雨架設天線。但劉永坦這時突發腰間盤突出,疼痛難忍,幾個月不能行走。上不了前線,他只能焦急的躺在醫院的床上與同事們研究技術難題。
1989年,中國第一個新體制雷達站建成。
但系統調試工作是常人想像不到的繁重艱苦,劉永坦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吃饅頭麵包,睡實驗室的板凳。
海天茫茫,屏幕上不見艦船的蹤影。有的人急得冷汗直流。劉永坦從地磁強度和噪聲強度等入手,反覆測試調整。終於在1990年4月3日,超視距的艦船和飛機目標出現在屏幕上。
大家起初都沒意識到屏幕上的那個東西是什麼,直到劉永坦指著它說這就是我們的目標,那一刻所有人熱淚盈眶。
6個月後,國家多個部門聯合舉行的鑑定會宣布:「新體制雷達研究成果居國際領先水平。」
這項研究成果也讓我國打破國外技術壟斷,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該技術的國家。
「依靠傳統雷達,我國海域可監控預警範圍不足20%,有了新體制雷達,則可實現全覆蓋的監控。」
作為科學家,劉永坦成功了,作為教師他同樣功勳卓著。
幾十年來,他先後講授過「專業數學」「電工基礎」「多路通信原理」「無線電接收設備」「微波技術」「資訊理論」「雷達系統」等10多門課程。不僅為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授課,也為本科生講課。有兩年,他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連續講授4門課,近300學時。
很多劉永坦的同事們回憶說,「常常看到劉永坦站在食堂路口和同事或同學討論問題,等大家吃完飯出來一看,他們居然還在那兒討論。」
2015年,劉永坦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獎金是800萬。
面對巨額的獎勵,劉永坦說:「錢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有什麼意義?情懷和理想才是最重要的。」
「在獲獎的那一刻,我就有了將獎金全部捐出,回報國家、回報學校的想法,也得到了家人的一致支持。」
今年的8月3日,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兩院」院士、哈工大教授劉永坦將800萬元獎金全部捐出,他從妻子馮秉瑞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設立永瑞基金,用於哈工大電子與信息學科人才培養。
他曾說:「沒有誰會告訴你關鍵技術,只有咬牙向前走,不能向外面的封鎖低頭。」
為此,劉永坦整整奮鬥了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