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理位置的角度來講，作為島嶼國家的日本，評估其地緣政治思維的一個關鍵就是要考察它對「海洋國家」的認識。
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認為，海洋國家必要的要素是其國家的政策取向和人民的生活依託要以海洋為中心。
從日本的地理環境來看，日本是一個完整的海洋國家，但從日本的歷史來看，很多日本學者認為，除了倭寇活躍的時期外，日本利用海洋積極地向海外發展的事情幾乎沒有過，再加上日本長期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其國家性格更偏向於大陸國家。
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效法德國法制，日本陸軍也向德國學習，國家的政策制定更是受到德國地緣政治思想的影響，選擇向朝鮮半島、中國大陸入侵的道路。因此，又很難說日本是一個完整的海洋國家。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家建設的核心就是要富國強兵，但這一最高國策不僅僅只是為了抵抗外侵、保護日本獨立，對於剛剛打開國門認識世界的日本來說，在傳統神國思想的影響下，它更有「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勃勃野心。
這一野心由日本陸軍締造者山縣有朋提出的「利益線論」而被具體化，之後，日本在利益線的推進過程中逐漸確立了吞併朝鮮、徵服中國，稱霸東亞乃至世界的「大陸政策」。
為什麼日本總是對亞洲大陸虎視眈眈呢？其實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思想淵源的。
第一，日本的神國觀念。日本的神國觀念起源於上古時代的神話傳說，主要體現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對日本國家起源的描述之中。
神國觀念的基本思想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陽神)的國家，因而是世界萬國的本源，是最優秀的，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的權威高於一切，反抗「皇統」則是逆天行事，為天威所不容。
這一觀念成為後世許多思想的根本來源。
第二，豐臣秀吉的「大日本」構想。早在追隨織田信長進行統一日本的戰爭之時，豐臣秀吉便對織田信長說：「君欲賞功臣，願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靈威，席捲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也」。
16世紀末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全國後，他的「大日本」構想不僅要先佔朝鮮、再徵中國，還要入侵臺灣、東南亞及印度，試圖建立一個取代中國以口本為中心的「華夷秩序」。
在這種意圖的指導下，豐臣秀吉兩次派兵入侵朝鮮，雖都以失敗而告終，但其要將日本的勢力範圍擴充到亞洲大陸的構想，卻在日本歷代統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第三，德川時代的「統治宇內」思想。德川幕府時期，思想家佐藤信淵在他的《宇內混同秘策》著作中，提出了徵服支那、統一萬國的「海外雄飛」論。
佐藤認為：
「皇大御國(指日本)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可為其郡縣，萬國之軍皆可為其臣僕」，「察我口本全國之形勢，自赤道以北30度至45度，氣候溫和，土壤肥沃，萬種物產無不滿盈，四邊皆臨大海洋，舶運便利，萬國無雙，地靈人傑，勇決殊於他幫。其優越之勢堂堂入表，充分具備可天然鞭打宇內之實證」。
關於皇國擴張的方略，佐藤指出，「皇國開闢他邦必先吞併支那」，而徵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因「滿洲之地與我日本山陰及北陸、奧羽、松前等隔海相對者凡八百餘例」，「順風舉帆，一日夜即可到達彼之南岸」。如得滿洲，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
佐藤從地緣的角度比較完整地闡述了口本「統一萬國」的操作方略，他的思想也成為後來日本推行大陸擴張戰略的藍本。
幕末時期，維新運動先驅吉田松陰在批判地繼承了佐藤信淵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海外擴張補償」論。1855年，吉田松陰在獄中寫給其兄杉梅太郎的書信《獄是帖》中這樣寫道：
「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斷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失信於夷狄。但必須嚴章程，厚信義，在此期間善續國力，徵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在貿易上失之於俄美者，應由朝鮮、滿洲之土地以為償。」「
此後，明治維新的元勳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井上馨等人士都曾受教于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自然也由此繼承了吉田的大陸擴張思想，並在口後明治政府的對外政策制定中漸次表現出來。
從上述看來，日本侵略我大中華思想可不是一天兩天了，「九一八」那一聲槍響，實際上是日本圖謀數十上百年的野心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