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孩子熱炕頭是33歲的湖南新邵縣板竹山村村民段便生對幸福的定義。但這個夢想看起來越來越遙不可及了：因為要照料70多歲的父母，他必須留在山裡；山裡的姑娘能出去的都進城打工了，山外的姑娘沒有幾個願意嫁到山裡來。於是，段便生無奈地成為全村36名光棍之一。
1200多公裡之外，在徐州打工的農村青年劉軍也面臨同樣的苦惱。他家住蘇北平原，家境一般。同齡人的孩子都10多歲了，他自己還是娶不到老婆。同村像他這樣的大齡單身男青年有五六個。
像段便生和劉軍這樣的光棍漢到底有多少，還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有一個數字很清晰：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15歲到59歲的男性比女性多出近2000萬人。
在這個數字背後，一個不易覺察的危機正在全國範圍內醞釀著。陝西、山西、湖南、遼寧、黑龍江……隱匿許久的光棍村越來越被世人知曉。
但危機和風險不止這些人們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光棍村，也不只是數量巨大的底層男性找不到配偶。
「值得警惕的是，性別失衡風險通過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擴散，可能會促使已有的社會風險更加複雜化、多樣化。對這一點，目前我們的認識還很不到位。」長期進行性別失衡問題研究的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樹茁提出警告。
天平傾斜
李樹茁常年研究中國社會的男女出生比失衡問題，他在2006年合著出版的《性別歧視與人口發展》一書裡就曾預測，2013年之後，中國每年男性過剩人口將達到10%以上，「平均每年有120萬男性在婚姻市場上找不到初婚對象」。
這不是危言聳聽，根據2005年一項對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婚姻擠壓在全國並非個案，幾乎所有省份的農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
在一個社會裡，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單身並不算是異常現象。但在中國，大規模人口流動與超高的出生性別比（其數值為每100名女嬰對應的男嬰數）疊加，致使大量男性被擠出婚姻市場，被迫進入單身行列。這些人明顯超出社會普遍認同的理想適婚年齡（通常為30歲），並且有可能被迫終身不婚，成為俗稱的「光棍」。
人類生育史表明，在沒有人為控制的條件下，男女新生嬰兒的比例大致在102~107∶100。低於或高於這個比例都屬於不正常狀態。
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迅速飆升，從1980年基本正常的107左右升至2008年120.56的高點。最近幾年，雖然經過政府的積極幹預，出生性別比依然處在118左右的高位。
長達30年多年的高出生性別比已經使中國人口的性別結構出現失衡。六普數據顯示，0~14歲的人群中男性出現比女性多出1855萬左右。這意味著，未來的男女失衡情況將更加嚴峻。
去年，人口計生委已將這一逐步凸顯的矛盾擺上議程，宣布進一步加大出生人口性別比綜合治理力度。在印發的《２０１３年人口計生工作要點》中要求，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省份要在２０１２年的基礎上，將高於１０７的部分降低１０％。
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勞工項目負責人李大君曾經在邢臺的光棍村景福村蹲點調查過，對當地農村的性別失衡印象深刻。他介紹，過去貧窮、殘疾是光棍的重要成因，但現在邢臺、保定、滄州等地一些經濟條件還不錯的男性，也面臨難以結婚的困境。
「現在農村確實是男孩多，女孩少。有些人想要男孩，就去做B超，是女孩就流掉。幾十年都是這樣，早不是什麼秘密了。不光窮人這樣幹，有些富人也同樣，他們希望生男孩來傳宗接代，繼承產業。」李大君對本報記者說。
因為男孩偏好而進行的性別選擇被認為是導致性別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本報記者在長期走訪中了解到，儘管國家明文規定禁止利用B超做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鑑定，禁止非醫學需要的墮胎（下稱「兩非」），但實際上違規操作屢禁不止。
已有一個女兒、家住天津郊區的黃玉在懷孕四個月時被迫做了墮胎，只因為丈夫要求第二胎必須是個男孩。她的一個親戚在鎮上醫院當護士，幫她安排了B超和墮胎手術。
黃玉未能出生的女兒在人口學上被稱作失蹤的女性（missing woman），指的是因人為幹預未能出生或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據李樹茁等人推算，1980~2000年間出生隊列的失蹤女性數量在920萬人，比例為4.19%。
「不要說農村，就是在北京，要想知道胎兒性別，隨便找個熟人就能搞定。國家說是嚴查，這個很隱蔽，很難查得到。」李大君說。
李樹茁告訴記者，胎兒性別鑑定以及隨之的墮胎確實隱蔽，這使得執法工作面臨困難。「最近在安徽的一次執法，為了確認某醫療機構違反『兩非』，聯合執法機構共出動40多人，耗資十餘萬元。」
去年12月2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綜合治理工作會議上也特別指出，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形勢依然嚴峻；整治「兩非」難度不斷加大。
風險積聚
李樹茁不願意把目前眾多大齡男青年找不到配偶說成光棍危機。在他看來，性別失衡導致的問題遠遠不是一部分男人被擠出婚姻這麼簡單，傾斜的性別天平背後，是更加嚴峻的社會問題。
根據婚姻梯度原理，家庭經濟貧困和落後地區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上較不具有競爭力。他們往往在女性缺失導致的婚姻擠出中成為出局者。
由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婚姻家庭承擔著教育、醫療、養老和傳宗接代的社會功能，也滿足了個體的情感歸屬和性需求。穩定的婚姻生活作為減壓閥，在個體和社會壓力之間構築了一道緩衝帶。但對於光棍來說，不僅沒有這種緩衝，同時要承擔的壓力更大。
劉軍對此深有體會。在兒時的記憶中，村裡的幾個光棍是讓人瞧不起的。現在輪到他來承受鄉鄰們異樣的眼神。尤其是母親，兒子娶不上媳婦讓她覺得羞辱，正張羅著到外地給他買個媳婦。
根據李樹茁等人組織的《中國的性別失衡與公共安全：百村調查及主要發現》，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觀上激發了買婚、騙婚、買賣婦女等犯罪行為。接受調查的364個村莊中，有約30%曾發生過騙婚。
在一個常態的社會中，性別結構失衡所帶來的男性人口過剩問題，分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風險更多地集中在個體和人口領域。但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和社會轉型的利益矛盾，則可能將性別失衡的風險進一步加劇和擴大。
李樹茁總結了光棍的三大特徵：被迫、脆弱、聚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外出農民工數量達到1.66億人，這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大齡未婚男性。他們帶著對財富和婚姻的憧憬進入城市，在這裡發現自己依然是相對底層和邊緣的人群。
根據2010年李樹茁參與合著的課題《中國的性別失衡與公共安全》，在某些城市的聚居點，失婚男性或已婚分居男性具有明顯的規模化特徵，一些人群還呈現出團夥特徵，這些人群發生失範行為的概率遠遠高出普通人群。對未來的悲觀預期、家庭養老困難、性需求不能滿足，這些狀態會促使他們選擇性暴力、性交易、團體犯罪、自殺等手段，引發公共安全危機。
儘管注意到這一特點，李樹茁仍然強調，社會上要避免對光棍進行汙名化和標籤化，要看到光棍事實上是性別失衡的受害者，是脆弱群體，他們更需要社會各方的幫扶。
應對危機
性別結構失衡已經成為中國人口的重要特徵之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化它也沒有那麼容易。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政府所採取的幹預措施效果有限。以治理「兩非」為例，儘管全國上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目前的出生性別比依然高達118，超出正常水平十幾個百分點。
「兩非」長期遏制不住，根源是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多年來不斷有人口學者呼籲，應放開生育限制，促使中國人口的性別和年齡結構得到優化。
李樹茁認為，即使放鬆生育限制，考慮到目前較高的生養成本和已經很低的生育率，對於緩解性別失衡的幫助並不大。
從六普數據看，中國人對孩子的性別選擇意願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降低。五普之前的數據顯示，性別選擇基本發生在第二個或第三個孩子，第一個孩子的性別比基本在正常水平。但六普顯示，第一個孩子的性別比為113，明顯高於102~107的正常水平。從總體看，性別失衡的來源，三分之一發生在第一個孩子，三分之二發生在第二個及以後的孩子。這表明，有部分人在生育第一個孩子時就已進行性別選擇。
李大君介紹，儘管現在生養兒子也難以起到養老的作用，而且男性結婚的支出越來越高，但是受傳統養老防老和重男輕女意識影響，性別選擇依然廣泛存在。他建議，政府在養老保險制度上的進一步完善應該有助於問題的解決。
李樹茁對此表示不樂觀。他分析，男孩喜好背後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社會根源，即使在發達國家如加拿大、英國，經濟和生育政策上的限制都不存在，華人中依然存在性別選擇現象。
儘管在性別失衡的源頭上缺乏行之有效的對策，對已經存在的光棍問題，在社保和經濟發展方面，政府仍可以有所作為。
性別失衡所產生的社會風險，有部分是可以通過制度建設有效抵制。比如失婚人群的養老問題，可以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李樹茁建議，可以考慮在養老保險制度上給予失婚人群特殊支持。同時，政府可以通過技能培訓幫助他們提高生存能力，並通過建立更大範圍的婚姻信息交換平臺，幫助更多人找到合適的配偶。
而為配合出生人口性別比綜合治理工作，國家人口計生委近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的修訂完善，推進出生人口性別比綜合治理專項立法。插圖/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