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間1月14日,洛杉磯3萬餘名公立學校教師冒雨走上街頭,罷工遊行,要求縮小班級規模、提高教師工資、聘用更多員工。這是洛杉磯30年來發生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教師大罷工,超60萬學生受影響。
教師工會提出,洛杉磯學區應該支出18.6億美元,來增加教職員工數量,為教師加薪6.5%,並將班級規模縮至30人以下。不過學區負責人表示,他們沒有充足資金完全滿足要求,因此只能為教師加薪6%,中學每個班級學生減少兩人。
由此,雙方協議未達成一致,罷工持續進行。洛杉磯聯合學區不得不僱傭大約400名代課教師和200名管理員,來維持正常教學秩序。
那麼作為全美第二大學區,洛杉磯學區的中小學教師們為什麼會「淪落」到通過罷工這種「最後的手段」,來爭取自己的權益呢?
這還得從他們的薪資和所承擔的教學任務說起。
2013年6月,美國教育部官網公布數據顯示,2002-2003學年,美國公立中小學教師的平均工資為45,686美元;2012-2013學年,平均薪資為56,383美元[1]。
考慮到消費者價格指數,按照2012-2013年恆定美元進行對比,從2002-2003學年到2012-2013學年,美國公立中小學教師11年間的平均年薪不升反降,實際購買力負增長1657美元。
而從橫向職業薪資對比來看,美國公立中小學教師的薪資更是不足為道。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2013年5月對全國所有職業薪資的數據統計顯示,美國所有職業的平均年薪為46,440美元,教育行業所有從業者平均年薪51,500美元,其中中小學教師的平均年薪為56,420美元。
雖然中小學教師薪資高於所有職業平均薪資,但卻低於建築檢查員56,430美元的年薪,更是遠低於美國律師、醫生的平均年薪。在1014個職業年薪排名中,位居第649位。
薪資不具足夠吸引力,加上複雜的教師資格認證程序,美國人民並不對公立中小學教師這份職業趨之若鶩。對於熱愛教育事業的教師而言,他們要背負的還有與薪資不成正比的教學任務和嚴格的績效考核。
在3月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中,全國人大代表、重慶九龍坡區謝家灣小學校長劉希婭指出了教師群體負擔重的問題,包括隱性教學時間多、工作時間長、非教學任務過重等。而這些問題,在美國中小學也同樣存在。
一位紐約大學TESOL外語教學專業碩士畢業,在紐約市公立高中任教的中文老師,在辭職後的工作自述中這樣寫道[2]:
「我每天需要教5節課,嚴格來說分成3種不一樣的科目」——中文、相關語言訓練課和中國移民孩子的語文課;除了需要在每節課前準備好48分鐘的PPT、講義和作業卷,設計課堂中「複習、新課、小組討論、獨立作業和課堂活動」等環節,還要每天批改作業和提供反饋。
兩周一次的美國學生中文大作業,「我要改正上百個漢語單詞錯誤,並寫200段不同的、有意義的英文評語」。而「大部分學生根本不看評語,草稿怎麼錯的,終稿會原封不動抄一遍」,而這對110多名學生進行的200多段反饋(草稿和終稿各一段),都是犧牲「下班」和「周末」時間完成的。
除了教學任務,該名教師還需設計教室牆上的懸掛海報、參加隔天一次的研討會、籌備每年六次的校長觀摩課。
而對中小學教師的高要求,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美國維護自己霸主地位的意識,以及自身的教育政策決定的。
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美蘇冷戰中失利,公眾將矛頭直接對準自家教育體系。為應對公眾不滿,美國高質量教育委員會隨即發表《國家在危機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報告。
報告指出了美國教育正面臨的危機:中小學學生成績不如人意[3],「美國學生在19項學業考試成績評比中,從未得過第一或第二,甚至有7項倒數第一;在大多數標準化考試中,中學生的平均成績低於26年前蘇聯發射衛星那年的水平」[4]。
報告發布,引發美國社會各界對中小學教育質量的關注,進而引發到對教師質量的關注。
各州開始紛紛探索針對教師的績效評價制度,提高教師質量。而此報告也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教育制度的國家策略,加強對教師的問責制,奠定了此後對教師進行績效評價的基礎。
2002年,布希政府推出《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直接將教師績效考評與學生成就相關聯。
該法案的目標不是培養尖子生,而是縮小學生之間的學業差距,從整體上提高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由此每一位負責班級整體教學的中小學教師,都成為了世界盃上扛著整個葡萄牙隊前行的C羅。
法案規定,教育經費由聯邦政府統一管理。於是教師薪資考評、學校申請聯邦經費,直接與學生統考成績相掛鈎。學校忙於提高學生測試成績,苦不堪言。美國教育一度淪為「為考試而教」的局面。
但重壓之下未必有好的結果。雖說聯邦經費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學生的聯邦測試成績,但是每個州的教師績效評價標準因為歷史遺留問題,仍然不統一、不清晰。這就導致實際的績效評價質量低下,許多學生成績不佳,輟學率居高不下,優秀教師也紛紛離開學校[5]。
為了緩解學校壓力,穩定各州混亂局面,歐巴馬上任後於2009年推出「力爭上遊計劃(Race to the Top)」,加大教育財政投入,試圖通過物質和金錢激勵,鼓舞各學區和學校教師通過新的方式——教育創新,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美國EdTech產業也在那一段時間得到發展。
該計劃耗資43.5億美元,對有創新舉措的州和學區進行獎勵,同時完善教師的評價、薪酬和保留政策。2015年12月,歐巴馬更是籤署《每一個學生成功法案》,將教育財政權利重新返還地方。
雖說各州和學區獲得了更多的財政和教學自主權,各學區也不再以學生考試成績為教師績效考量的唯一標準,但教師的壓力因為多樣化的考評和公立學校教育資源的不足,仍在繼續。
美國人是擅長制定量化考核標準的。對教師進行薪酬激勵的同時,又在最大程度上挖掘他們的潛能。
以路易斯安那州於2003年實施的「教師進步計劃」(TAP)為例,它將教師崗位分為三個等級:職業教師、指導教師、專家教師。每一級教師的任職資格、崗位職責、薪酬待遇及評價標準,都是有所區別的[6]。每一次進階,也標誌著教師專業能力的突破。
但在薪資上,同樣標誌意義的突破卻無法通過嚴格有序的考評來實現。
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教師績效工資制度,曾被美國教育政策研究者、範德比爾特大學「國家績效激勵研究中心」主任馬太·斯普林格(Matthew Springer)如此評價:「如果丹佛的績效工資制度改革都未能取得成效,那麼將來的其他舉措也註定會失敗」[7]。
但這項被視為21世紀美國教師績效工資改革的成功典範,也未能給美國的公立中小學教師帶來極大的物質慰藉。
這項制度將教師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專業工資兩大類。基本工資以教師經歷和資質為依據,由學區和教師工會共同決定。專業工資則依據學生成長、市場激勵、知識與技能以及綜合專業評價四項指標來確定,被稱為「ProComp激勵」計劃[8]。達到表格中要求的,都能獲得相應年度獎勵。
照此標準,若在一所績效表現佳、評價進步大的學校工作,一名本科畢業、起薪38,118美元、教齡兩年的九年級數學老師可獲得51,679.92美元的年薪。而一名碩士畢業、起薪43,624美元、教齡六年的音樂教師,即使學校當年績效表現佳,也只能獲得62,237.83美元的年薪[9]。教齡增長並未帶來明顯的薪資紅利,反倒會因為學校評價等不確定因素,加大薪資的不穩定性。
然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不是教師實際到手的為數不多的薪資,而是分配到每個學生頭上、遠不足夠的生均教育支出。
據《紐約時報》報導,2018年上半年,美國西維吉尼亞州、俄克拉荷馬州、肯塔基州和亞利桑那州相繼爆發大規模教師抗議活動,要求政府加大教育財政投入[10]。
在收到來自4200名教師的來信後,長達十年的美國教育財政投入不足狀況,被暴露在公眾眼前。
米歇爾·吉巴爾(Michelle Gibbar)是一位來自亞利桑那州的高中英語老師,擁有20年教齡。她今年有148名學生,但學校所在的學區早在之前就不再為高中英語提供教材了。他們只有一套已經循環使用了10年的教材。教材數量不夠,他們甚至無法讓學生把書本帶回家。
年收入4.3萬美元的她在信中寫道:「臨近退休,我也意識到我會以貧困階層的身份退休。雖然貧窮,但教師必須在這份職業古老而神秘的崇高感中前行。我愛我所教的科目和學生,但我也不喜歡自掏腰包」。據悉,該名教師每年必須自掏500多美元,才能維持正常教學。
來自田納西州、教齡11年的藝術老師凱薩琳·沃恩(Kathryn Vaughn)同樣在信中描述了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拮据狀態。「學校每年會給我100美元的預算教800個孩子,這實在是太困難了。我也會收到學生家長的捐款,但他們也並不富裕,給不了多少」。
年收入5萬美金,她每年得自掏腰包1500美金為孩子購買繪畫工具。
據報導,沃恩在田納西的一所鄉村公立小學任教。除了全職教學工作,她還得在業餘時間做兼職,貼補家用,照顧從軍隊退伍的丈夫。生活拮据的她萬萬沒想到,即使擁有碩士文憑,也有幾個月吃不飽飯的時候。
今年3月11日,川普政府再次發布2020財年(2019年10月1日-2020年9月30日)教育財政預算提案,建議在2019年的基礎上削減71億美元(10%)的經費投入,縮減教育開支[11]。
提案一出,美國媒體竟也見怪不怪。因為川普在去年也有類似的行徑——建議在2018年基礎上削減36億美元(5.3%)的教育支出——這才引發了上述各州大規模教師抗議。只不過在最後關頭,國會否決了川普政府的提案,才未讓悲劇上演。
不過芥末堆分析美國2016-2019財年教育財政預算發現,川普上任或已經對美國公立教育財政體系造成了負面影響。
2018財年,美國教育財政總統預算約為649億美元,相比2017財年的795億美元同比下降了18個百分點[12]。而2017年1月20日,適逢川普總統上任。教育財政預算的縮減,或許與川普政府「教育支出無用論」的教育哲學不無關係。
2019財年,美國教育財政總統預算約為658億美元,而相比2018財年僅增長了1.3個百分點。教育財政預算增長乏力,也無法正面回應公立教師對於減負(縮小班級規模、增加教職員工數量)和加薪的訴求。
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面對新的政治局面,美國公立中小學教師的減負和加薪,似乎都成了奢望。
參考文獻:
[1]馬青,趙亞麗,王天馬.美國公立中小學教師薪酬改革政策研究[J].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16,18(2):82-83.
[2]欒喵喵.從紐約大學畢業後,我在美國公立學校當高中教師,如今我辭掉了這個鐵飯碗.
[3]賈巧紅.美國公立中小學教師績效評價的歷史研究[D].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8:19.
[4]呂達,周滿生.當代外國教育改革著名文獻(美國卷·第一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
[5]賈巧紅.美國公立中小學教師績效評價的歷史研究[D].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8:45.
[6]董芊芊.美國中小學教師職業晉升研究——以路易斯安那州「教師進步計劃」(TAP)為例[D].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2015:25-28.
[7]Stephanie Simon. U. S. News: Denver Teachers Object to Changes in Pay-for-Performance Plan[N]. Wall
Street Journal(Eastern edition), 2008-08-18.
[8][9]賈巧紅.美國公立中小學教師績效評價的歷史研究[D].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8:48-50.
[10]紐約時報.25-Year-Old Textbooks and Holes in the Ceiling: Inside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11]大西洋月刊.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ally Wants to Cut Education Funding. Congress Doesn't.
[12]美國教育部官網.美國曆年教育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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