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可以期望的年代。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永遠面對著兩個問題:寫什麼和怎樣寫。而怎樣寫是更重要的。尤其是面對自然,面對一棵樹,面對一根草,面對一汪水,面對它的神聖、細膩和獨特,自然文學的詩性寫作應運而生。
所謂應運而生,並不是人人可以得而為之,它需要追問:為什麼中華文化始於《詩經》?詩性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使孔子告誡他的學生「不學詩,無以言」。
無獨有偶,屠格涅夫在《莫斯科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上的演說》說:「普希金對俄羅斯的貢獻是偉大的……是他最後加工了我們的語言,這種語言就其豐富性、表現力、邏輯性和形式美來說,甚至外國語言學家也都承認,未必不是古希臘之後最好的語言。」屠格涅夫關於俄羅斯語言與古希臘語言的比較是可以商榷的,但他有一句話卻值得我們深長思考:是普希金「最後加工了我們的語言」。屠格涅夫告訴我們:詩人和作家的寫作過程,是一個加工我們語言的過程。聽到這句話而無動於衷的人,他是不配稱為詩人和作家的人。
中國文字是在世界文明古國中,唯一不曾中斷、流傳至今、讓我們得以享用的文字。倘若把若干文字、若干語言隨意堆砌,它是詩嗎?它是自然文學嗎?顯然不是。我們的每一次寫作,對於一個有天賦的、認真的寫作者而言,從文字的選擇、語言的組成,到成為作品,不都在整理我們的語言嗎?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自覺地想到這一點,或者有沒有能力去完成這一使命。
讓自然文學回歸自然文學的本原:樸實而又富於詩性的美文。這是我們的使命,也是面對大地、山川、草木、鳥蟲等大自然的萬類萬物時,我們所取的某種立場:那都是我們的至愛親朋!於是,我們自己先被感動,思索一塊地、一棵樹、一根草、一隻蟲的命運,及其與人類命運的相關處。然後採擷文字,組成語句,成為詩性寫作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