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下午6點，張瑞敏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旁的洲際酒店，宴請了前來參加第三屆「人單合一」模式國際論壇的重量級演講嘉賓布萊恩·阿瑟（W. Brian Arthur）。剛一見面，張瑞敏就說：「我很早就期待跟您見面了，您的書（指《複雜經濟學》）是資訊時代的《國富論》！」
阿瑟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和複雜系統思想家，1945年出生於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20世紀60年代，他移居美國，並在1983年成為史丹福大學經濟與人口研究學教授。那一年，他才37歲，是史丹福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1987年，他進入美國聖塔菲研究所，研究跨學科的複雜性科學。他是天才型學者，擁有三個碩士學位（蘭開斯特大學運籌研究碩士、密西根大學數學碩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碩士）及一個博士學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運籌研究博士）。
複雜性科學奠基人布萊恩·阿瑟
就在今年9月，阿瑟獲得了2019年經濟學引文桂冠獎。引文桂冠獎是為了表彰世界級的研究人員，他們的研究成果通常在全球被引用最多的0.01%的出版物中。獲得引文桂冠獎的學者有相當大的概率獲得諾貝爾獎（至今已有50位得獎者獲得諾貝爾獎）。不過，阿瑟說自己在西方經濟學界並非主流，他的研究過於超前，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當所有人都接受我的學說，我可能已經不在世上了。畢竟，世界的進步就是由一座座墓碑組成的。」他笑著說。對中國讀者來說，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複雜經濟學》。此外，其《技術的本質》一書也已經翻譯成中文。
複雜經濟學與道家
複雜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經濟不一定處於均衡狀態。在這個系統中，行為主體會不斷地改變自己的行動和策略，作為對他們共同創造出來的結果做出的回應。也就是說，在這個系統中，行為主體會不斷地創造出一個「生態」來，而這個生態恰恰是他們自己必須與之相適應的。而所有行業中，存在收益遞減機制的同時，也存在收益遞增機制，前者主要指資源密集型的產品，後者主要指知識密集型的產品。
這一點讓張瑞敏頗有感觸。他說，有不均衡狀態，「自組織」就是必要條件，因為只有「自組織」才能應對複雜性。而「邊際收益遞增」就是充分條件，如海爾的食聯網和衣聯網，可以持續產生生態收入。阿瑟對此感到驚訝，他一直認為只有Facebook這樣的網際網路企業才有邊際收益遞增，沒想到海爾這樣的家電企業也做到了。
阿瑟對中國文化有極深的了解，研究了33年的道家思想。他不只閱讀老莊，還經常修道。幾年前，他在北京跟隨一位道家師傅修習了幾天。他對師傅說，他太喜歡中國了，自己應該投生在中國，而不是北愛爾蘭。師傅說，投生在北愛爾蘭是對的，他可以用西方人容易理解的語言，傳播道家思想。
張瑞敏說，難怪《複雜經濟學》充滿了《道德經》的意味。2000年之前，他管理海爾借鑑最多的還是儒家思想。2000年以後——尤其是近10年——他運用最多的還是道家思想。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不是不作為，而是順勢而為。學會放手了，自組織就能做起來。所以，外人看「人單合一」模式玄妙，說到底還是看是否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
聽起來很複雜，操作起來很簡單，這就是道家的精髓之所在。張瑞敏引用了《史記·太史公自序》裡的一句話：「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是司馬遷對道家的至高評價，意思是「主旨簡約而容易掌握，事情少而成就大」。在司馬遷看來，陰陽、儒、墨、名、法等思想流派各有利弊，唯有道家涵蓋了這幾家的優點，自身還沒有缺點。這勾起了阿瑟的另一段回憶。他曾在香港跟隨一位詠春拳大師學過一陣子武術，深感武術招式繁複。師傅告訴他，最後會越來越簡單，只是一兩個基本原則在起作用。不過，要認識到武術的本質，需要經歷很長的過程。
張瑞敏與布萊恩·阿瑟當面交流
阿瑟說，海爾打造生態系統的舉動，代表著未來。聽聞小微企業中已有數家上市公司及獨角獸企業，他興奮不已。在他看來，「股東第一」的觀念是愚蠢的，美國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強化了這一點。在此之前，歐洲和日本的企業也重視股東利益，但企業首先是社群中的企業，必須盡到作為社群一員的責任。以「股東第一」為導向的企業，絕對孕育不出類似海爾這樣的小微生態。
「小微主必須是特別聰明的人嗎？」他問。
「不一定，小微主是小微全體成員選出來的，如果他能力不行，不能帶領大家得到更多的增值分享，大家也可以把他選下去。」張瑞敏說。
「變革過程中，有人反對你嗎？」他問。
「當然，更可怕的是有人反對，還不說出來。但沒關係，我們的辦法是先做出幾個樣板。大家一看，其實沒有那麼難，這麼做也挺好，慢慢也就可以複製了。」張瑞敏說。
「你是偉大的變革者，擁有大道至簡的智慧。」他說。
隔著太平洋的一致
阿瑟移居美國時，恰逢美國深陷越戰泥沼，他那時就對叢林遊擊隊的作戰模式很感興趣。他說，1830年的普魯士軍隊，基層軍官有相當大的決策權，覺得某事確有必要，就可以放手去做。這一機制使得19世紀的普魯士軍隊所向披靡，但到了二戰時期，這一機制在德國軍隊中就不復存在了。
誠如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言，最有戰鬥力的隊伍是遊擊隊。遊擊隊隨時可以做決定，具備正規軍所不具備的靈活性。張瑞敏注意到，美國在中東反恐，最開始深受烏合之眾所擾。後來，美國人調整策略，士兵和小分隊變成一個一個網絡節點，隨時可以聯網，這才扭轉了局勢。「像軍隊這樣等級森嚴的組織都可以改變，企業為什麼不可以改變？」張瑞敏笑道。「祝願海爾的小微都成為遊擊隊！」阿瑟端著酒杯說。
企業管理者最該警惕的是什麼？在張瑞敏看來，是過於糾結具體事務，無法跳脫出來，企業做著做著就轟然倒下了，柯達是典型的例子。他同意哈耶克說的「理性不及」，管理者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每個決策都是對的。他反對「放權」這個概念，權力本來就是員工自己的，管理者要做的只是讓渡權力。對員工來說，最大的幸福是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力。張瑞敏認同的「企業家精神」，不是企業家本人的能力有多強，而是他能夠提供多大的平臺，讓多少人成為企業家，這才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技術決定論是社會主流思維，很多人認為技術決定一切。但阿瑟提出的「技術-經濟-技術」的分析框架，支持了張瑞敏的判斷：技術推動了經濟，經濟反過來也能推動了技術，如此循環往復。海爾的電器變成了網器，網器變成了生態系統，不同的合作者接入進來，新的技術出現了。因此，世界不是由機器驅動的，而是由生態驅動的。
在美國，聖塔菲研究所是非常獨特的研究機構，沒有領導，沒有上下級，甚至沒有學生，有的只是阿瑟精挑細選的三四十個研究者。他從來不決定他們的研究方向，也不會告訴他們怎麼做。他讓他們自己選擇，讓創意和研究成果自下而上冒出來。但在複雜科學領域，聖塔菲研究所的研究成績超過了哈佛、斯坦福、MIT等知名學府。「隔著太平洋，我們的想法和做法竟然如此一致，這大概就是量子理論所說的相互影響了吧。」張瑞敏說。
最後，阿瑟將他的兩本著作（《複雜經濟學》《技術的本質》）送給張瑞敏，並當場籤名題字：
致張瑞敏：
與您結識，實為榮幸。
報以崇高的敬意與友誼！
布萊恩·阿瑟
他說，張瑞敏是他遇到的最為非同凡響的人之一。他找到了能夠產生靈魂共鳴的人，這是一位哲學家，思想深刻，見解獨到。他希望張瑞敏的思想能夠在西方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使更多的人從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