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進在鳥巢
王軍霞(左)接受陶進(右)的現場作畫
王軍霞(右起五)和盲人、盲人集體創作的畫在一起
野趣圖陶進(盲人)畫
出水之鳥
唐振旺(盲人)畫
飛向光明
陶進(盲人)畫
才幹練中長
黨向南(盲人)畫
這是一雙灰濛濛的眼睛。
在陽光燦爛的午後,你直視這雙眼睛,它們卻不能回視你。在刺眼的亞熱帶的陽光照射下,它們呈現出淡淡的、像是在濃霧裡飛舞著的塵埃的顏色。
這雙眼睛的主人陶進,坐在一間小屋的紅沙發上。「灰色是我最喜歡的顏色,灰色很明亮!」這個45歲的盲人說。
可灰色絕不是他頭腦裡唯一的顏色,最近,他的電腦屏幕被人換成了彩虹的圖案,他努力地想像著,彩虹「有七種顏色,一個挨一個,形狀像拱橋。」
這個眼睛裡始終泛著魚肚白的盲人,從來不說「我看不見!」他上《魯豫有約》,對魯豫說的第一句是:我經常看你的節目!他向人形容他經歷的某個場景,總不會漏掉使用「歷歷在目」這個詞。
他想像著各種畫面,並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家裡擺放著女兒穿粉黃格子裙的12歲生日照片,他把兩隻手伸開,十指交叉,「這大概就是格子」;他聽過大海,回家後,他撫摸毛衣上的波紋,感受那是波浪;他撫摸馬路邊盛開的五個花瓣的木棉花,告訴別人,「那是種火熱的紅」;他去染髮,跟理髮師說:「我要那種紅茶衝泡出來的黃!」
自從13年前的那一天,他第一次拿起畫筆學畫畫開始,原本那個黑暗中的世界,正在緩慢地,悄無聲息地染上各種色彩。
他拉二胡的樣子「一定很像阿炳」
黑,一種晶瑩剔透的,純淨的黑色,在一大片白色的映襯下,顯得格外鮮明。
這也是陶進眼睛的色彩。
很多年後,這個眼白遠遠大於黑眼球的盲人,娶了一個盲女,還生了一個健康的女兒,他聽孩子說過自己的作文課,老師在大大的白紙上畫上一個小黑點,讓孩子們去想像。
有人說那是一顆隕石,有人說那是一顆珍珠、有人說那是霍金理論的黑洞……可陶進說:「那就是我的眼睛!」
像所有剛出生的嬰兒一樣,陶進也曾有過乾淨、明亮的眼睛。可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外婆驚心地看到,懷裡不滿一個月的陶進黑亮的瞳孔上,有一個針尖大小的白粒。
白在擴大,黑在縮小,白漸漸吞噬了黑,最後布滿了黑眼球的大半,只留下一個小小的黑點。
他陷入了一片永恆的黑暗中。
可打小,他沒覺得自己與小夥伴們有什麼不同,儘管常有人好奇地問他:「你還需要睡覺嗎?」、「你吃飯會餵到鼻子裡去嗎?」之類的問題。
他撫摸過家裡每一處家具的稜角,卻從來不會磕碰上。籃球場上,他跑得不算慢,雖然不能判斷籃框的準確位置,但他能感到跑動中流動的空氣,能聞到夥伴的氣息,聽到重重的喘氣聲,他總能準確地把球傳給同伴。
「你不應該問我打得好不好這個問題。」若干年後,他對旁人說。
後來,他上了盲人學校,像80年代的年輕人一樣,他的青春歲月,是「鄧麗君的天下。」他甚至學會了唱鄧麗君的所有的歌。
他也跟盲人們一起去看電影,儘管20多年後,已經完全忘記了電影放的什麼,但他記得,每個盲人都很高興。而不高興時,他會拉二胡,「那樣子一定很像阿炳!」他笑著說。
直到有一天,當他遇上了曾柏良,那個原本黑暗的世界開始變了。
「他畫出了真正的大海」
「教盲人畫畫?你瘋了還是傻了?」很多人這麼問過畫家曾柏良。
但對於盲人擁有畫畫的潛力,這個在廣西南寧市殘聯工作的公務員顯得很篤定。這分篤定,源於他30多年前遇到的一件事。
那還是1971年,年輕的畫家在鄉村寫生時,遇到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這是個盲童,可讓曾柏良感到驚訝的是,這個盲童竟然能夠把小動物的形狀,用線條的形式在地上畫給他看。
小男孩說:「你畫那邊那隻鳥啊,嘴巴長長的,背部是黃綠的。」曾柏良順著男孩指的方向望去,在一張芭蕉葉旁見到了一隻蜂鳥。
男孩又告訴他,有一種小蟲愛吸芭蕉糖,身上有幾個斑點。小男孩還在地上畫出了所描述的蟲的樣子,曾柏良一看:「那不是七星瓢蟲嘛。」
「那一瞬間太震撼了,一個盲人竟然可以對色彩、形狀那麼敏感。」曾柏良說。
回到家後,他關上燈,蒙著眼,嘗試著在黑暗中畫畫,他畫了幾株荷葉,打開燈一看,這比以前畫的荷葉,更樸實大氣。
從那一刻起,曾柏良堅定了幫助盲人畫畫的信念,而且這條路一走就是38年。
30多年來,他免費教了近20名盲人畫畫,這些盲人的作品,已經被帶到世界各地展出。
他教授的第一課不拿畫筆,而是「喚醒」課——喚醒盲人的自信心。他把10個盲人組織起來,和正常人比賽穿針,結果10個盲人個個都比正常人快。他的結論是:「看起來需要眼睛的事,有時候其實不需要!」
他的第二課,還是不拿畫筆,而是到大自然中去。讓他們摸各種樹幹、樹葉,花朵,聞幹樹皮與溼樹皮的味道,摸楊桃的5個稜,大麗花的花蕊……
最後才是作畫。有人第一次下筆,只是畫了一個點或者一個圓,他也會說:啊,真美。
他還自製顏料,讓盲人感受「色彩的味道」——在黃顏料裡添檸檬汁,在綠顏料裡添加青草,在紅顏料裡揉進玫瑰花瓣……他給盲人講電影《香水》,因為那部電影裡說,每個女人有不同的味道。
他帶盲人學生看大海,他布置的作業不是「浪花」,而是「遼闊」,一個盲人用沙灘邊一個人的頭髮、衣襟飛揚的背影、墨的濃淡與留白,表現出一片大風裡的海。
「他畫出了真正的大海!」曾柏良說。
「畫出來的,那就是他們的心」
1996年的一個周末,陶進陪著5歲的女兒,去曾柏良的繪畫班學畫畫。曾柏良發現,這個盲人總是聽得很入神,就開始鼓勵他學畫畫。
「盲人畫畫?」他第一次聽說時簡直氣壞了,甚至認為「這是種羞辱」。
可曾柏良不停地鼓勵他,在一次停電時,這個畫師在黑暗裡親自畫了一隻「很美的小鳥」,給陶進做示範。
「盲人畫畫,不需要像不像,就畫你心裡的畫!畫出意和氣!」曾柏良這麼勸說他,「你筆下的海,心裡想它多寬,就有多寬,筆下的燕子,想飛多高就有多高,試試吧。」
這個盲人第一次拿起蘸著墨汁的毛筆,手直發抖。曾柏良卻誇他「真勇敢」。幾十年來,曾柏良教了10多個盲人學畫畫,很多人第一次拿到毛筆,就像拿到了什麼燙手的東西,把筆扔出老遠。
畫什麼呢?陶進想,「就畫山吧,山怎麼亂畫,都能稱作是山。」
可筆一觸到紙,他就感到了恐懼,完全不知道第二筆往哪裡走,那種感覺,就像「走在空曠的平地裡,找不到扶手,沒有障礙物,只能聽到盲杖咚咚聲響」。
胡亂掄了幾筆,邊上的曾柏良開始誇張地大喊:「太棒了!這山真有氣勢啊!」
可多年後,他才知道,他的處女畫其實就是一團墨跡,他甚至都不知道,很多時候,自己的毛筆尖根本沒有觸到白紙,一直在空中走筆。
不過,從那一刻起,他愛上了畫畫。畫畫前,他總是深深吸上一口氣,吐氣說:「好吧,我畫心中的××!」
起初,他在報紙上畫,畫得家裡的牆上、床上到處都是墨,尤其是畫動物尾巴時,他總是「很有氣勢地重重甩一筆」,把旁邊的人弄得墨跡斑斑。
當然,他也有自知之明:「10幅畫,9幅半都是糟糕的,『那就像打翻的墨』!」也常常有人嘲笑他「畫得不像」,比如,太陽都沒有畫圓,水果的把兒,離果子老遠。
只有曾柏良鼓勵他:齊白石筆下的蝌蚪,按畫的比例,比人都大,但他畫出了蝌蚪的神;梵谷的向日葵,外形都是扭曲的,有違自然規律,可他畫出了「燃燒」的狀態。
「畫得再像,有照相機照出來的像?」曾柏良反駁說,「盲人畫出來的,那就是他們的心。」
「無論看起來多麼粗糙、多麼笨拙的手,在撫摸桃花時,都不會觸碰掉花瓣」
「一個瞎子畫畫,不是瞎鬧嗎!能當飯吃?這路哪走得通嘛!」剛開始學畫畫的陶進,遭到了整個家庭的反對。
他不得不提著報紙,四處「蹭」別人的地方畫。
他畫四川老家的竹子,右手執筆,左手「定位導航」,畫過沒畫過的地方,乾濕不同,粗糙感不同。他把濃墨用水調淡,濃墨畫近處,淡墨畫遠處,他喜歡大片的留白,給人深遠之感,就像他的眼睛。
這個只懂盲文的盲人學畫鴨子時,會自言自語:「鴨子很像數字2。」
他畫摸起來像「奶瓶刷子」的松樹針,末了,會給畫灑點水,那樣,畫裡的松樹才看起來霧蒙蒙的。
小時候在鄉下玩,大片的蜻蜓落在陶進的身上,他摸過它們,「那翅膀像塑膠袋」。他很渴望畫出蜻蜓自由自在、很野的樣子。
曾柏良告訴他,蜻蜓的翅膀是透明的。
「什麼是透明」?
「就像玻璃的那種透明。」
「玻璃的透明是怎樣的?」
沒辦法,曾老師只好抓起陶進的右手食指,把一張紙戳破,穿過去,「這就是透明!」
畫了好幾摞報紙後,陶進用濃淡的墨汁,最終畫出了深深淺淺、各色各樣的蜻蜓:有的若隱若現,有的似飛未飛,有的俯衝、有的滑行,有的剛剛展翅……
「這正是我心裡的蜻蜓。」他說。
他和兩個盲人,常跟曾柏良去郊外寫生,他發現了很多曾經「視而不見「的東西:原來苦楝樹的樹皮很粗糙,番石榴樹的葉子很大,背面刺刺的,面子卻滑的像海帶、像綢緞……
曾柏良也感慨,盲人的手很神奇,無論看起來多麼粗糙、多麼笨拙的手,在撫摸桃花時,都不會觸碰掉花瓣,哪怕輕輕的,一片!
曾柏良讓他們對著大山喊、拍手掌,聽回聲,讓他們感受山的高低遠近。「這些是需要用你們下筆的輕重、墨的濃淡表現出來的。」
曾柏良讓他們摸石頭感受山,摸盆景感受樹,榕樹那麼大,高山那麼遠,他們是用手「看不全的」。
毛筆觸到宣紙的那一刻,被曾柏良稱作神奇的一刻。他說,毛筆就是一把刀,要把所有的力氣用在刀尖上,而不是刀背上,握畫筆的手要輕,但所有的力都在筆尖。
畫久了,陶進的手自覺不自覺地在宣紙上飛舞,有時候,夜深時,他都能聽到宣紙發出那種吸水的像「蠶吃桑葉」般的聲音。
「我跟別家的男人,沒什麼不同」
握著毛筆的時間,只屬於陶進一天中很短的時光,落在宣紙上的畫,只是陶進心裡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時候,他的手放在按摩床上。
這是一雙男人的手,手掌似扇、骨節粗大。學畫畫後,他發現畫畫與按摩有很多相通之處,手的輕重緩急,既決定著墨的濃淡、風景的遠近,也決定著人體經脈的運行。
的確,他不是畫家,只是個盲人按摩師,一個等著支付孩子學費的父親。他開了南寧市第一家個體按摩診所,他跟顧客說雙關的話:我盲(忙)了一輩子!
他很享受撫摸骨頭的感覺,他說,就像一個理髮師,很享受拿起剪子前,把顧客的頭摸來摸去的時刻。
「再大的官兒,都在我手下躺過!再大的官兒,我看的都是骨頭!」他稱,自己的工作就是「把這些錯位的骨頭、經脈放到最合適的位置」。
他經常給人按摩眼睛。他的手就像地質探測儀,能準確地探到眼睛周圍的7個穴位,甚至,他用手輕輕地觸碰,就能把人的臉「看個大概」,有時候,他會禁不住感慨:「哇,你真漂亮!你的眼睛真漂亮!」
他的家,是一套狹小的兩居室,客廳天花板的四個角,都做了羅馬風格的浮雕花吊頂,主臥室的窗簾上,布滿金黃色的向日葵花,孩子臥室的窗簾是深藍的夜空,上面綴滿鵝蛋黃的星星、月亮,夫婦倆每晚躺在紅鳳凰圖案的床單上,陽臺上還養著蘆薈、夜來香。
晚上,他走到哪裡,就開哪裡的燈,他睡覺前的最後一件事,是關掉燈。
「我希望我的家跟別人的家沒什麼兩樣!」他說。
他熟悉家裡的每一個角落。在廚房,他用手辨別一大排空果粒橙塑料瓶裡裝的小米、綠豆、紅豆、黃豆,他能分毫不差地抓起香皂、勺子、抹布。
他熟悉家電的每一個按鍵:洗大件,按洗衣機的離心力洗滌鍵,洗小件,按波輪式洗滌鍵;用電磁爐時,每一個功能鍵——蒸煮、火鍋、炒菜、鐵板燒、燒水,他都瞭然於胸。
他甚至摸著女兒房間牆上的世界地圖,準確地指著北極點說:這裡有很多企鵝,「它們不像鵝、脖子不長、胖胖的,走起路來像橢圓的球在移動!」
說話時,他嘴角上揚,神情幽然。
他幹著男人們應該幹的體力活——孩子說燈壞了,他會下樓右轉,在一家散發著鐵焊味道的五金店裡,翻著白白的眼珠對人說:20瓦,螺旋口!然後回家,搬梯子,把燈裝上。
天氣涼了,他會拆洗電風扇,他用手摸著螺絲,確定是拿起梅花起、還是十字起,他把稜形的、圓形的、銅板樣的各種螺絲釘順著牆根放,「不讓它們亂跑」,洗完扇葉,他又會原樣裝上。
扣子掉了,他會用舌尖捕捉針眼,線在嘴唇邊迅速穿過,然後把扣子釘上。
他喜歡看電視,他常常在廁所和廚房裡,聽中央10套科教頻道和鳳凰衛視,他能一耳朵就區分出是《科技博覽》,還是《科技之光》。最近,他迷上了看熱播劇《潛伏》。
「我跟別家的男人,沒什麼不同!」他說。
「你以為我會走嗎?我認識他」
每天下午三點,陶進準時下樓去上班。他熟悉家門口的店鋪:飄著花椒味的是「三品王米粉」,需要三個臺階才能到達;飄著花香的是「情隨緣」花店;十字路頭的盡頭是工商銀行,他能聽到自動取款機「吱吱」的吐錢聲。馬路對面的公交車站,他等8路車,當然,他很清楚站臺的後面是稅務局,聽說「那是一棟漂亮的高樓」。
即使街上再吵嚷,他也能聽出公交車發動機的聲響,8路車進站時,他已經掏出紅色的殘疾證,早早地準備好了。
在車上,他總能得到座位,他不知道座位是藍色的,吊環是黃色的,對面的姑娘頭上扎著紅色的蝴蝶發卡,可他能聽到窗外呼呼的風,樹葉划過車窗的聲音,雨水敲窗的聲音。
他喜歡跟人聊天,聊天氣、聊新聞。11月20日這一天,他旁邊坐著一位退休的物理老師,他們倆熱烈地討論著「按摩能轉換多少能量」的問題,告別時,他們的話題已經轉到——正常人指尖的感覺閾限值為2.2~3.0毫米,而盲人卻能達到1~1.5毫米。
他熟悉車子經過的每一個站名,每一次轉彎,甚至不等報站名,他就能指著窗外說:這是手機一條街,這裡的範記蛋糕店很有名,這條馬路對面是文化宮。下車後,他指著身旁的高樓說:這背後是菜場,那裡的香蕉6角一斤。
他看不見車上的任何一張臉,可很多人認識了他,甚至有很多曾在車上一起聊過天的人,最後躺到了他的按摩床上——他們成了主顧關係。
包括這個8路車司機。一次,陶進和一個有著正常視力的朋友趕8路車,車眼看要發動了,他的朋友帶著他飛跑,氣喘籲籲上車時,司機罵他的朋友:「為什麼帶一個盲人跑那麼快,你以為我會走嗎?我認識他!」
那一刻,這個盲人畫家,真想把8路車和這個司機畫出來。
「連畫都能畫,還有什麼不能的」
陶進說不出畫畫改變了他什麼,但似乎很多事情都變了。
他開始關心新聞,跟人談中國教育,談曾任英國教育部長的盲人布朗特。「把一個國家的教育交給一個盲人!」他重重地感嘆。
儘管第一次觸碰電腦的鍵盤時,他的手指「像觸電一樣彈回」,但很快,他在裝有盲人語音軟體的電腦上,用搜狗輸入法,跟人在QQ上聊天兒。
這個曾經害怕電腦的盲人,甚至創辦了專門針對盲人的「廣西愛心天使網」。有時,他儼然成了心理醫生,一些人躺到他的按摩床上,不是因為身體的痛,而是心靈的痛——於是,他會和這些人談剩男剩女、談愛情、談亞里斯多德、老子、哥白尼、李清照、辛棄疾……
當然,他的腦海裡仍然在畫畫,他想像「歐巴馬有多黑」,墨汁應該兌多少水調出那種黑,他說歐巴馬「很聰明」,他讓自己的「敵人」、競選對手希拉蕊當國務卿。
他的畫被曾柏良帶到香港、英國、美國、德國展出;他被邀請到北京帕運會看開幕式,在鳥巢,他坐的是VIP席位;介紹他時,別人會說:盲人畫家陶進,可他會在心裡悄悄想,自己床底下塞的畫是多麼糟糕呀。
這個以前小心翼翼地討生活,害怕改變的男人,還破天荒地坐了回熱氣球,他看不見熱氣球是「火一樣的紅」,但他確實感到後背像在火烤,空氣有冷有熱,耳邊呼呼地旋轉。他不覺得害怕,他甚至還嫌「這個球飛的不夠高」。
他討厭記者問他「假如給你三天光明,你會幹什麼」這樣俗套的問題。他說,他習慣了黑暗,他害怕睜開眼睛。
他說,他身邊有的女盲人學畫後,變得愛美了,觀察事物更細緻,更有女人味了,她們出門愛穿高跟鞋,還會塗上口紅,膽子也變大了,以前總需要正常人陪著上街,現在能一個人坐公交車,在花鳥市場逛大半天。
去年汶川大地震後,一些傷員從四川被送到南寧的幾家大醫院。陶進和6個盲人帶著很多家盲人按摩店捐的5900元錢和一些蜂蜜,請求醫生讓他們看看傷員。
一位剛剛截肢的北川中學的高二男生,一直想自殺,陶進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給他看:「看我這個瞎子也能作畫,你這個年齡時,前途無量啊!」
病房裡的人越來越多,甚至連走廊裡都擠滿人了,最後,護士只好來「請」這些盲人出去。
不過,護士卻留下這樣一句話:「你們來看傷員,比那些黨政機關的領導們看他們,都讓他們感動!」
「我們連畫都能畫,還有什麼不能的!」他挺自豪地回答。
「黑暗更讓人接近內心」
一個四方形的畫框裡,裡面塗滿各種層次的灰,看起來像天邊的雲。
今年,陶進的女兒參加美術專業的高考,在色彩考試時,她選擇了「灰色」,她說,自己要畫出父親像蒙了一層白膜的眼睛裡,那種深遠、混沌、情感豐富的灰。
這張試卷,女兒拿到了90多的高分。有人奇怪,一對看不到任何彩色的夫妻生下的孩子,色彩感覺卻那麼好,能拿這麼高的分?
這位長發飄飄的姑娘說:「我畫出了灰的明亮!」
「視力過人」的父親,畫過竹子、荷花、鴨子、小鳥、河流、高山……但他最想畫的是女兒。他總聽到有人誇18歲的女兒很漂亮,他心裡已經畫了無數次。
這個向來樂觀的盲人,卻常常覺得虧欠女兒:女兒小學入少先隊時,班主任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宣布:看在你父母是盲人的份兒上,讓你加入少先隊……她一路哭著回家。
他理解,女兒從不讓父母參加家長會,而是讓外婆去。送女兒上大學的那一天,雖然陶進很想去幫著鋪床鋪,可女兒只讓他送到了樓下;大風降溫了,父親給女兒送被子,他們心照不宣地在大學門口碰頭……
當然,這對父女還是很親暱:他們會手挽手去花市,給家裡買鮮花;他們靠在一起看電視,討論電視裡明星們的衣著打扮;這個「60後」父親學會了使用「90後」女兒的語言:「我無語」;在女兒生日那天,父親在她的麵包裡偷偷擠進了牙膏……
他常常跟女兒玩「玩具總動員」的遊戲,有一次,他的豬娃娃獲勝了,把女兒的洋娃娃眼睛打飛了,女兒哭了,他摸了好久才找到那隻眼睛,找人把娃娃縫補好。
這個活在黑暗裡的父親,一直鼓勵女兒從小展開想像,他相信,「黑暗更讓人接近內心!」
冬天的晚上,關了燈,他把女兒連同被子緊緊攢成筒狀,讓她閉上眼睛想像各個畫面:這是在一個黑色的隧道,隧道裡兩旁是人行道,中間是飛馳的車……
陶進也很想畫女兒,可他知道:「那幅畫更適合在心裡畫。」
11月18日,陶進請曾柏良指導他畫一幅畫,送給馬上就要過100歲生日的遠在四川的外婆。
儘管外婆已經得了老年痴呆症,別說看畫,連家人都不認識了,但陶進還是想畫出心裡那隻代表長壽的「鶴」,作為外婆此生收到的可能最珍貴的,也可能是最後的禮物。
先是畫出一個問號,那是鶴頭,筆接著走,勾勒出一條長長的脖子,然後一個大大的向上傾的燈籠,那是鶴身。此時,旁人提醒他沒墨汁了,他右手蘸了蘸墨,左手摸著剛畫出的最後一筆,接下去畫腿。
「天啦,這哪裡是鶴,是鴕鳥!是胖板鴨!」旁人笑了。
「沒關係,我只要我心裡的鶴!」他自言自語地說,「外婆會明白我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