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塔展出的大型裝置藝術《血洗之地，紅色海洋》 圖片來源：Getty
《失落一代的來信》（Letters from a Lost Generation），維拉·布裡頓（Vera Brittain）著
一戰在藝術上激起的波瀾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沒有一場戰爭能像一戰一樣，在文藝圈炸開鍋。在這之前，整個世界還在幾個強大帝國的股掌之下，統治階級合縱連橫，似乎一切都井井有序。然後突然之間，整個社會和藝術文化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只要看一眼後來的戰爭，你就會發現，名人顯貴的孩子往往能逃過戰爭。在眾多參議員的兒子中，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阿爾·戈爾大概是唯一一個被派往越戰前線的年輕人了。其他的同齡人都很碰巧地延長了讀書的時間——說白了，就是防止他們在戰場上送命。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是無差別的，你能觸碰到其中巨大的損失。我母親寫下的《失落一代的來信》就反映了這種情緒，戰爭摧毀了一整代人。
在這場戰爭中，做出了傑出軍事貢獻的人還包括聯隊裡的藝術家們，前線沙場就在他們的畫筆下鋪展開來。在阿夏戈戰場上，我的叔叔成了萬千烈士中的一份子，戰場藝術家就在這裡記錄下了最早的幾架飛機，特別是雙翼飛機，因為阿夏戈山區的險峻地形，這種飛機在此時橫空出世。和傳統戰爭相比，一戰戰場應用了大量新興科技，效果驚人，而這些圖畫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這一點。
維拉·布裡頓，拍攝於1918年前後 圖片來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凱特·艾蒂（Kate Adie），記者桑德蘭戰爭紀念碑
桑德蘭在過去把很多年輕人送上了戰場——今天仍在源源不斷地輸送士兵。在這個後工業時代的港口城市，造船廠、維修廠早已經成了歷史，徵兵事業卻一直順風順水。我小的時候總喜歡跑到小鎮中心的公園，在周圍屁顛屁顛地走來走去，盯著那些維多利亞時代的雕塑，在那些華麗的舞臺和噴泉式飲水器面前目瞪口開。但最吸引我的，仍然是戰爭紀念碑，我想要靠近一點，再近一點，然後身子極力往後仰，直到能看到紀念碑的最頂端，又不至於摔倒。這個紀念碑真是個龐然大物，厚重的大理石柱頂上站著勝利天使，無與倫比的雙翼在她身後高高揚起。當時我對個中含義還毫無概念。在這一年以後，我一路上參觀過各式各樣的紀念碑，有洋溢著勝利激情的，有引人深思的，有的則感人傷懷，而這些紀念碑往往都在一遍遍敲打著人們：戰爭有多恐怖。但這位勝利天使，據人們所說，會帶來真善美。在和平紀念日（Remembrance Sunday，定於每年11月的第二個星期天，也就是離11月11日最近的一個星期天），她在空中舒展著強有力的翅膀，高高俯視著密密麻麻的人群。今天，一道新的紀念牆環繞著這根石柱破土而出，這道牆完全由本地居民募資建築，為的是紀念那些在二戰中被奪取性命的人。
正是這座別具一格的紀念碑讓我不忘戰爭，並且一直將真善美牢記心頭。
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歷史學家《血洗之地，紅色海洋》
2014年，藝術家保羅·康明斯（Paul Cummins）和湯姆·派珀（Tom Piper）聯合打造出大型裝置作品《血洗之地，紅色海洋》（Blood Swept Lands and Seas of Red），抓住了整個世界的眼球。志願者們在倫敦塔城壕處「栽種」888246朵陶瓷製紅罌粟花，每一朵都是一個在一戰戰場上消逝的生命，或英國將士，或殖民地人民，統統化作大片的紅色海洋。從7月17日到11月11日，它們慢慢地爬滿了城壕前的大片草坪。這件作品震撼人心，而人們對此的回應更是感人。他們落腳，他們駐足，他們側耳，聽著死亡之輪一夜夜的呼喚，然後為軍事慈善奔走籌款。如今一戰結束一百周年紀念就在眼前，這一次站上舞臺的是一個新的裝置藝術，屆時倫敦塔下整個城壕將鋪滿成千上萬個小火苗，在光明中帶人們走進休戰日，在整整八個夜晚裡跳躍舞動，宛若一片火光之湖。這個裝置名為《越過暗影》（Beyond the Deepening Shadow），靈感來自戰爭詩人瑪麗·博登（Mary Borden），在悼念亡靈的同時，未來和平的微光也在黑暗的穹頂之下躍動。
哈基姆·阿迪（Hakim Adi）教授，歷史學家《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著
第一次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我22歲，剛剛開始積極投身政治。到了70年代後期，種族主義攻擊再度捲土重來，新納粹主義也隨之重振旗鼓。
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有任何作品能像列寧這本書一樣，將一戰的本質闡釋得如此透徹。今天，在我們紀念一戰百年之際，過去發生的一切在這本書中都已然呈現——這是一場反抗西方文明，或者說保持比利時中立性的戰爭。列寧認為，這是一場張牙舞爪的兼併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的戰爭，是兩幫強盜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
你要是聽到了列寧的這些話，就再也不會按照舊有的方式思考一戰，或者普遍意義上的所有戰爭了。對我來說，這不失為一種角度，用以解釋當今世界的大國強權和引爆戰爭的危險，這不是哪幾個政客翻雲弄雨就能決定的，而是因為當下既有的國際體系。
列寧還解釋說，在他看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這個論斷十分重要，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選擇，而今天我們總被告知說它是唯一出路——列寧的分析表明，我們的社會還有別的可能性。
弗拉基米爾·列寧，1919年5月25日攝於莫斯科 圖片來源：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帕特·巴克（Pat Barker），小說家《戰馬》，麥可·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著
2016年，我有幸在達勒姆大教堂與麥可·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一起參加了一次活動，當時我的主題是自己的小說《重生》（Regeneration），而他給大家講了講他的《戰馬》。當時現場有幾百個孩子，他們安安靜靜地坐著，完全被迷住了。我也印象深刻，莫波格如此溫文爾雅、彬彬有禮，在他眼中孩子們就是一個個與他平等的個體。就這樣，他將這個故事講給了年幼的孩子們，面對他們，你大概也找不到其他方式，能更好地道出戰爭的恐怖。孩子們離場的時候，每個人手裡都緊緊攥著一本《戰馬》，同時也把整個一戰的記憶帶回了家。我們在三個瓦爾朗庫爾十字架前合影留念，它們原本立在索姆河戰場上，1926年被帶回英國，分別放在三個不同的教堂裡。同年，達勒姆大教堂正籌備接待紀念一戰索姆河戰場死難親友的人們，這時才讓三個十字架重新聚首，來到了達勒姆大教堂。比利時的伊普爾玫瑰也在1917年被帶到了英國，輾轉好幾個地方，終於，1978年種在了達勒姆大教堂的紀念花園裡。這是一種異常美麗的淡紫色玫瑰，像一道任意門，一下子把人們帶回了伊普爾戰場。
紀念一戰，戰爭的恐怖就得以在我們腦海中保持鮮活，讓人們時刻警醒，不要再度墮入老路，將戰爭作為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每一代人都能目睹這些戰場過去的痛苦和殘忍，與這些故去的年輕人們產生共鳴，他們的犧牲換來的正是今日後生的福祉。
舞臺劇《戰馬》的道具 圖片來源：REX/Shutterstock啥米·查克拉巴提（Shami Chakrabarti），政治家《重生》三部曲（The Regeneration Trilogy），帕特·巴克（Pat Barker）著
關於那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描寫一戰的巴克的三部曲在英國文學裡可以稱得上是最偉大的作品了。她在書中記錄了當時文壇最重要的三位詩人，西格夫裡·薩松（Siegfried Sassoon）、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id Owen）和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給這充滿戰爭創傷的故事徒增了幾分愉悅，而其中講述西格夫裡幫助威爾弗雷德潤色他傳奇詩歌《青春輓歌》的段落更是應該作為學校必讀片段，對學生們來說，反戰詩歌就像綠色蔬菜一樣，不管喜不喜歡都必不可少。今年秋季學期開始上文學課的學生們也應該注意一點，帕特·巴克在書中使用的語言儘可能平實直白，也沒有繁複華麗的結構，卻創造出一部將階級、性別關係和地緣政治分析得如此透徹的作品。因此，學習歷史、政治和人文學科的學生也許從中獲益更多。聽到軍事遊行樂隊奏樂紀念戰壕中死去的生命，看著一個個西裝革履、梳著大背頭的政客鼓吹在中東這個曾經的「託管地」發動新的代理人戰爭，讀一讀巴克的這些傑作，甚至是重讀一遍都不失為明智之舉。
丹尼·博伊爾（Danny Boyle），導演《最後的軍號》（The Last Post），卡羅爾·安·達菲（Carol Ann Duffy）著
我一直關注著卡羅爾·安·達菲的作品，我的兩個女兒也和我一樣。達菲於我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女兒們成長的一部分。這首詩是在2009年專門為悼念一戰老兵哈利·帕奇（Harry Patch）和亨利·阿林厄姆（Henry Allingham）而作的。在一戰中，詩歌是一種非凡特別的藝術表現形式。藝術家面對著國內的人民和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在現實與真理的夾縫中，而沒有完全對自己的職責和軍事服務信仰篤信不疑。因此，對一個現代詩人來說，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喜歡看著詩歌是如何讓時光倒流的——能退回到過去，讓整個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再經由詩人的妙筆凝練出來，這是件多麼動人的事啊。詩歌十分具有畫面感，就像激烈碰撞的劇本。一行行詩句會點燃你的想像，將活生生的畫面帶到你的眼前。當達菲描寫士兵們將頭髮上的幹泥刮下來的時候，這些泥土就落在了你的眼前。她還將戰爭詩歌和戰爭詩人母胎裡固有的臍帶重新聯繫在一起——比如說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id Owen）和他的《為國捐軀》（Dulce et Decorum est）。
約翰·阿克姆弗拉（John Akomfrah），藝術家一戰士兵圖片檔案
這張照片攝於1916年，圖中是加拿大軍隊的三個士兵。我之所以選擇這張照片，是因為他們看起來如此自豪，臉上寫滿了希望。看著他們，我會想到，奔赴前線的正是像我這樣，擁有希望、夢想和家人朋友的人。我在自己的攝影作品《模態：非洲士兵》（Mimesis: African Soldier，在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展出）中也提到了這張照片。這張照片是當時所有非洲和殖民地軍隊的一個縮影。在一戰歷史中，這些奮戰的人往往是被邊緣化甚至隱身的。近三百萬非洲殖民地和附屬國士兵被輸送到歐洲，戰鬥在西線前線戰場上。照片上的男人是誰，我已經無從考究，只知道他們可能服役於加拿大2號建設營（又叫「黑人營」），這個營中634個士兵都被派往利物浦，途徑潛艇頻繁出動的海域，前往法國和瑞士邊境。他們大多在法國拉茹、佩羅訥和阿朗松服役，給前線提供木材，以維持幾千裡的戰壕。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挖戰壕、修鐵路和公路，因策也往往成為德軍空隙的目標。
1918年，英國偵察兵離開機場，飛到義大利的阿夏戈高原上空巡邏《靜靜的頓河》，米哈依爾·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著
我的外公也在一戰戰場上經歷過槍林彈雨，他曾經給我唱起戰壕裡的小曲：「如果有人問起/那裡有多危險/噢，我們絕不會告訴他們。」這首歌是戰士們根據當時熱門百老匯音樂劇《猶他州女郎》改編的。戰爭的恐怖和絕望超出了常人的理解，沒什麼比這更恐怖的了。當時我還不過是個小男孩，這就在我心裡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別是因為外公去世的時候，媽媽也總在唱著這首歌。我同樣景仰著戰爭詩人，最喜歡的就是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id Owen）和他的《為國捐軀》（Dulce et Decorum）。歐文的詩歌語言不像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那樣柔和，而是滿溢著對盲目愛國主義（所謂「老謊言」）的憎惡和蔑視，充滿力量：「深深地彎下腰，就像壓在麻包下的老乞丐，雙膝跪下，像醜陋的老太婆在咳嗽，我們用泥巴詛咒。」幾乎就在讀者的面前。一戰中還有大量偉大的回憶錄（比如說羅伯特·格雷夫斯的《向一切告別》）和小說（比如埃裡希·瑪利亞·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但我最喜歡的作品講述的故事發生的戰場偏離了歐洲主要幾大前線：那就是米哈依爾·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展示了在另一邊戰場上，主人公和其他哥薩克人事如何在伏爾加河畔的世界裡發展成長，給德國人帶來了慘重打擊，又是如何在應對這充滿血腥和槍炮、殺戮與鋼鐵的「現代」世界的。
傑裡米·戴勒（Jeremy Deller），藝術家《反對戰爭的戰爭》（War Against War），恩斯特·弗裡德裡希（Ernst Friedrich）攝
六年前，在一家老藝術書店，有人給我介紹了這本影集。最近在英國的泰特美術館的一場展覽中，它也是展品之一。這部作品記錄了那些依然在世但因為戰爭而面部嚴重受傷的老兵們，他們的面容如此畸形，甚至讓人不敢相信這真的是人類。每張照片底下都有一段洋溢著愛國情緒和戰爭榮耀的話。我覺得這本書著實令人震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兵的照片往往看起來還不那麼觸目驚心，因為他們事後能夠接受最先進的整容手術。但對弗萊德裡希這本書中的傷員們來說，想都別想。他們不會有所謂的「修復前」和「修復後」，這副模樣就要與他們相伴一生。作為一本概念性藝術品，這本書令人訝異。誠然，藝術可以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但有時候，藝術家能夠用自己獨特的形式為戰爭發聲，而他們所講述東西也許不可能存在於另一種語境。
沃夫岡·蒂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藝術家《戰爭》三聯畫（Der Krieg – the Dresden Triptych），奧託·迪克斯（Otto Dix）繪
我這一輩子都背負著這樣一種矛盾：一邊對軍事衝突的恐懼根深蒂固，另一邊又無法抗拒一身戎裝的男人帶來的吸引力。奧託·迪克斯1929到1932年的《戰爭》連環畫和約翰·辛格尓·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毒氣》（Gassed，創作於約1919年3月）則用赤裸裸的現實戳破了任何對戰爭的幻想。在這裡，根本沒什麼吸引人的東西。戰爭中只有殘肢斷臂和死亡，沒有所謂的強壯的年輕肉體，有的只是冰冷、殘酷的現實。年輕的生命在這裡毀滅，沒有任何積極意義。這些人中很多都還沒到20歲，他們面前應該是充滿希望和夢想的美好生活，然而這股有毒的民族主義卻讓他們大動幹戈、兵戎相見。他們是無辜的，帶他們走向毀滅的正是這種所謂的「英勇」。
這些年輕人被送到戰場上，和那些在爆發戰爭中尋求安全感的人打仗。老人把年輕血肉推進了戰爭，民族主義又讓他們確信，交戰雙方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然而這都是莫須有的，在這世上，人類都是平等的。
不要忘記這一點，因為今天我們正在再次分裂歐洲。
麥可·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作家《阿姨們》（Aunties），雷蒙德·布裡格斯（Raymond Briggs）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百年紀念時，我將一些歌曲、詩篇和圖片整理成冊，起名為《唯一能留住》（Only Remembered）。當時我想到這本書有了一些人的協助加盟應該會產生不錯的化學反應，便給他們寫了信。雷蒙德·布裡格斯是我十分尊敬的一個人，他回信表示願意寫首詩，但問題是這首詩並不是關於戰爭本身的，而是其帶來的後果，所以如果我覺得不合適的話也沒有關係。結果這首詩成了整本書的亮點，它異常溫柔，充滿了柔軟的記憶，在人們的生活遭到毀滅打擊之後，顯得如此重要。雷蒙德常常為孩子們編寫遙遠的戰爭故事，這些故事對個人發展至關重要，它們能讓孩子們感知歷史，讓歷史塑造他們的人格。
在我們生活中，戰爭以一種難以置信的方式存在著，並與我們每個人產生關聯——並不是像兩次世界大戰那樣以傳統的方式把我們卷進去，而是通過電話、平板電腦。今天的孩子們也知道敘利亞和葉門，他們對那裡的政治局勢或許不大了解，但卻能與世界另一邊的兒童感同身受，理解他們的苦難。戰爭對其人民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我想我們有義務將自己所感知的傳遞給下一代。我們當然可以給孩子們講述戰爭的歷史，說說他們的曾曾祖父，或者是來自他們村子的年輕人在戰場上是什麼樣子的。這樣一來，孩子們就會有一種意識，他們也是戰爭史的一部分。這種歷史不是幾百年前那種，豎立著大寫的「英雄」的歷史，也不是蒙上了灰塵的老古董，而是和他們一樣的個體組成的歷史——也許戰爭的主角們年齡稍大些，但也相差不多。
約翰尼·李·米勒出演了電影版《重生》 圖片來源：Moviestore/REX/Shutterstock丹·斯諾（Dan Snow），歷史學家《翼的勝利》（Winged Victory），維克多·梅斯林·耶茨（Victor Maslin Yeates）著
英國皇家空軍中校湯姆·尼爾（Tom Neil）曾經也是戰鬥機飛行員，直到98歲去世那年，腰背依然挺得筆直，穿衣齊整，精神抖擻。有一次他盯著我的眼睛說，他讀過有史以來關於空軍戰爭最好的一本書，就是《翼的勝利》。
在一戰之後出現了一種文學題材，退伍軍人回憶自己的親身經歷，以此為基礎創作小說。也許對那一代人來說，將自我抽離出去，轉而描寫自己的創傷相對容易些。亦或許正是由於小說是虛構的，他們才得以對一些更加令人不安的事實避而不談。小說作者的家人和昔日戰友們可以安慰自己說，這些故事都是編出來的，而老兵作者也會儘量偽裝，免得讓人看出自己正是在與全世界分享他們最深處、最私密的自我。
書中飛行員之間的對話、對戰鬥場面的描述都是史無前例的。主人公所在空軍中隊中的人員損失、拼命維持理智；軍人的飲酒、戰友情以及失落。這是這一代人發出的另一個聲音，他們無助，在工業戰爭中被碾壓成渣。生存還是死亡，決定權不再他們手中，他們只不過是任人擺布。
最優秀的飛行員隨時都可能被一個被擊壞的機翼支柱或是一小塊彈片奪取性命。他們唯一的墓志銘就是一片狼藉中的那個空座位。
（翻譯：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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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衛報
原標題：The art of warfare
最新更新時間：11/11 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