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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達,廣東揭陽人,生於1914年,1935年入讀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系。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山大學生物學系教授、系主任,廣東省生態學會理事長,國家教委生物學教材編審委員會副主任、植物學科組組長等。
張宏達先生主編了《植物學》、合編了《中國植物志》,先後出版專著8部,發表論文200多篇,並發現植物新屬7個、植物新種300多種。他在植物系統與分類學、植物區系學和植物群落學等領域進行了奠基性的基礎研究,為這些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我國植物科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其在山茶屬植物的系統研究方面更是享譽世界。
以下是張宏達先生撰寫的文章《解放前中大生物系學術活動拾遺》。
圖為張宏達先生。
中大生物系在1924年開始建立,當時以教學為主。到了1928年辛樹幟教授來系掌教,便著手開展科學研究工作。他率領一批青年教師,想方設法進到從來不讓外人進入的廣西大瑤山,在3年的野外調查中採集發掘了大量生物學界前所未知的新科屬。例如在羅運的一個小山谷裡找到的爬蟲類新目、新屬和新種鱷蜥,震動了國際的動物界。在鳥類學方面,對鴉科、畫眉科、鶇科的發現比英國人拉圖什(Latuche)在武夷山掛敦所發現的還要複雜而多種多樣,使歐洲大陸及英國的鳥類學家大開眼界。在植物方面發現了許多蕨類植物及種子植物新種、新屬。在幾年裡出版了有關瑤山的鳥類、哺乳類、爬蟲類、蕨類等專門著作達十餘部之多,引起了國內外同行的重視,並使中山大學聲譽鵲起,名噪一時。通過瑤山調查採集工作培養了一批年輕學者,如吳印禪、任國榮、石聲漢、何椿年、範增浩等,從而使生物系煥發了蓬勃的朝氣。
1932年以後,調查採集工作告一段落,生物系開始從事實驗生物學的研究。朱冼教授的蛙類單雌生殖的工作,張作人教授的原生動物培養工作,羅宗洛教授的植物營養生理研究等,在當時國內處於領先地位。其時恰值廣州某醫院的一位叫羅廣庭的教授,提出了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和理論,在新聞界一時鬧得滿天神佛,並有報界人士走訪中大生物系問個究竟。生物系告訴來訪者,生物自然發生是不存在的,這在19世紀,巴斯德的實驗就已經為生物自然發生問題下了結論。羅廣庭對此反唇相譏,並拿出他的蹩腳實驗來矇騙市民。於是生物系在朱冼和張作人等教授主持下進行了大量的實驗,證實在當前的條件下,生物不可能自然發生,同時把實驗公之於眾,並出版了50萬字反駁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結果的論文及專著,使市民大開眼界,從而推動了實驗生物學大大前進。羅廣庭醫生不認輸,寫信到法國請他的老師站出來支持他,誰知這位法國老師告誡他說,這是巴斯德早就解決了的爭論,不要再為此浪費唇舌啦。羅廣庭醫生還是不服氣,到了解放初期,他還打報告給廣州軍管會,要求承認他的「生物自然發生」的理論,當然地受到軍管會的否決。
當時在實驗植物方面,羅宗洛教授從事的礦物營養生理學研究處在國內領先地位,這本專著作為生物系叢書之一,到現在仍有參考價值。經利彬教授主持的生理學開創了動物實驗生理學的先河。在細胞學方面有馮言安教授,他由於在忍冬科植物的細胞中發現了中心體而名噪一時。接著於志忱教授為生物系開闢細胞學和植物生理學的課程,費鴻年教授開設高水平的組織學及胚胎學的課程,此外還有蔡承歡教授的微生物學、馬心儀教授的植物生理學,使整個中大生物系的實驗生物學盛極一時,居於全國的最前列。當時中大理學院出版了《自然科學》的定期刊物,生物系出版有《生物世界》,為師生提供研究與教學的園地,並推動生物學的發展。
圖為1936年12月中山大學生物學會全體會員合影,第二排的左七為張宏達。
可惜好景不長,日寇在1937年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中山大學被迫遷離廣州輾轉於雲南和粵北山區。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研究和實驗工作仍未中斷,從事動、植物學研究的老師繼續在內地及山區開展區系調查的工作,採集標本,豐富了動、植物標本的積累和收藏研究。從事實驗生物學研究的老師,則開動腦筋,解決實驗工作的困難。如從事細胞學研究的於志忱教授,在缺乏電力的情況下,使用煤油燈把恆溫箱照常操作起來。從事營養生理研究的戴辛皆教授則用人工推動石磨繼續他的豆漿脫臭及植物質乳粉的研究工作。生物系的老師們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仍然日夜奮戰,爭分奪秒地工作。這種優良的傳統和學風,是生物系長期保持下來的。這無形的指揮棒、無聲的教導,是生物系長盛不衰的關鍵所在。
附: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生物學系)編年史:1924—2007(部分)
1940年
1月16日至5月15日 理學院在雲南省澂江縣東浦鄉開辦民校,有122人參加。東浦民校由學校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理學院分會幹事、生物學系董爽秋教授負責。[1]
1月31日 理學院學生集體籤名慰留理學院院長何衍璿。生物學系參與籤名的學生有李國藩、莊豪等。何衍璿是因為理學院地理系發生更易主任的風潮憤而辭職的。[2]
3月23日 鄒魯校長籤署文件,批准理學院院長何衍璿的申請,將生物學系技術員兼圖書管理員鄒碧筠提升為助教。
鄒碧筠的提升是具有獎勵性質的。她在此次遷校過程中,「押運公物,尤能克盡厥職」,加上服務馬上滿5年,「為人勤慎耐勞,工作極為努力」,得到生物學系主任張作人教授力薦升職的。[3]
6月至7月 生物學系組織考察隊到雲南屏邊大圍山考察。
考察隊由董爽秋教授、任國榮教授、吳印禪教授、張宏達老師(時在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博物系任教)帶領,5位1940屆畢業班同學參加。考察隊是經過雲南河口進入屏邊(金屏)大圍山的。此次考察持續了1個多月,共採集到700餘號標本。
7月31日 張作人受聘擔任生物學系主任。[4]
1944年
4月底 生物學系組織旅行採集隊到樂昌瑤山採集標本,「結果甚佳」[5]
4月 任國榮教授被聘任為生物學系主任。張作人教授卸任。
5月2日 本學年度,生物學系註冊學生人數為21人。[6]
5月5日至21日 生物學系組織旅行採集隊,一行16人,由系主任任國榮教授率領到洞庭湖採集標本。本次採集「成績甚為優良,所得動植物標本數百件,總計近千種」[7]。
9月 本年度,生物學系招收的本科生有3人:朱婉嘉等。
朱婉嘉,畢業後留校工作,成為一名藻類學教授
10月 張宏達受聘為生物學系講師。
張宏達,廣東揭陽人,生於1914年。建國後,歷任生物學系教授、系主任,廣東省生態學會理事長,國家教委生物學教材編審委員會副主任、植物學科組組長等職。
張宏達經過多年的研究和醞釀,於1974年首次發表了具有原創性的「華夏植物區系理論」,後陸續發表了《華夏植物區系的起源和發展》、《大陸漂移與有花植物區系的發展》、《再論華夏植物區系的起源》等一系列論著,建立了「植物區系學(Florology)」,期間還提出一個單元多系的「種子植物分類系統(1986,2000)」,在此基礎上編著完成的《種子植物系統學》是我國植物學家根據自己的分類系統編著完成的第一部系統學專著。
圖為《種子植物系統學》。
張宏達先後出版專著8部,發表論文200多篇,發現植物新屬7個、植物新種300多種。在植物系統與分類學、植物區系學和植物群落學等領域進行了奠基性的基礎研究,為這些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我國植物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在山茶屬植物的系統研究方面更是享譽世界。
1981年
1月 國務院批准生物學系蒲蟄龍教授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3月 江靜波領導的研究室被衛生部、國家科委等三部委聯合授予「在瘧疾防治研究工作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先進集體」稱號。
5月10日 蒲蟄龍獲頒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證書。
6月28日 廣東省生態學會成立。蒲蟄龍教授被推選為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張宏達教授被推選為副理事長,王伯蓀教授被推選為秘書長。
8月 李國藩晉升為教授。
11月 植物學、動物學、昆蟲學三個專業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成為博士學位授權點;遺傳學專業被批准成為碩士學位授權點。
11月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決定從本年度開始審批博士土生導師,全國第一批被批准為博士生導師的生物學系教師有兩位,分別是:張宏達(植物學)、蒲蟄龍(昆蟲學)。
12月13日 生物學系在「文革」後恢復招考研究生制度以後招收的首屆研究生畢業。
圖為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生物學系主任的任職情況(部分)。
注釋:
[1]《理學院教員辭聘文書》,見「國立中山大學全宗」檔案,全宗號20,目錄號2,案卷號158,藏廣東省檔案館。
[2]《國立中山大學布告》,見《國立中山大學日報》,1943-9-11。
[3]《國立中山大學布告》,見《國立中山大學日報》,1943-11-24。
[4]參見《本校青年團書記長任國榮教授在農學院作<重慶歸來>報告》,見《國立中山大學日報》,1943-12-9。
[5]《本校生物系旅行採集隊自洞庭湖南岸工作歸來》,見《國立中山大學日報》,1944-5-22。
[6]《理學院院務報告》,見《國立中山大學日報》,1944-5-2。
[7]《本校生物系旅行採集隊自洞庭湖南岸工作歸來》,見《國立中山大學日報》,194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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