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歷史評論】透過當年的美國《時代》周刊,看看1966年的中國...

「勝似閒庭信步」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1956年5月31日，63歲的毛澤東，在他一生中頗為喜歡的城市——武漢，第一次橫渡長江。之後，他寫下這首《水調歌頭·遊泳》。當此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約七年。短短七年，時代替換，滄海桑田。恢復經濟、抗美援朝、公私合營、肅反運動……五月之初，他在第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重申了幾天前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大鳴大放」的序幕又將拉開。在一次次如願以償之後，眺望未來，毛澤東有充分理由在詩句中無比自信地揮灑漫天豪氣——「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

一晃十年，1966年7月，即將迎來73歲生日的毛澤東，又一次來到他一生頗為喜歡的城市之一武漢。16日，他由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陪同，乘快艇駛向江中。與十年前的靜悄悄橫渡長江相比，毛澤東此次橫渡，選擇在有數千人參加的第十一次橫渡長江遊泳比賽之時。當然，這不大可能是巧合。從率先在快艇上亮相，引發萬眾歡呼，到入水橫渡，再到遊泳結束，身穿浴衣，瀟灑地站立甲板上向群眾揮手致意，這一次的橫渡長江，就註定不再是一次低調的、隨意性的個人行為，而是深含謀略、改變歷史的一次轟動性政治亮相。

的確如此。據《毛澤東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所述，毛澤東在橫渡長江後當即離開武漢，於7月18日回到已離開半年之久的北京。這半年，卻是北京乃至中國天翻地覆的日子：對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發展為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討伐；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受到批判，決定開展「文化大革命」（後易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獲得通過，同時，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北京大學等校園的「造反」師生，與中央派出的工作組衝突日益激烈；陳伯達接管《人民日報》，6月1日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耐人尋味的是，以上這些重要事件發生時，毛澤東都不在北京現場。

梳理時間脈絡，毛澤東再次橫渡長江，公開亮相，正是他下決定更加明確地支持造反學生之際。6月18日，北京大學校園出現學生批鬥事件，從大字報批判演變為對具體人的現場暴力性批鬥，是一個關鍵轉折。

關於「六·一八事件」的來龍去脈，《毛澤東傳》敘述說，在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當天，毛澤東批示給康生、陳伯達，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當天晚上播放北大聶元梓等七人所寫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並在批示中明確說：「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隨即，北大校園為之沸騰，旋而陷入混亂。鑑於此，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北大。同一天，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

學生與工作組的衝突，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衝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十八日，北京大學一些學生自行亂鬥了四十多人。「鬥爭時，發生了在臉上抹黑、戴高帽子、罰跪、少數人被扭打的現象。」工作組發現後立即加以制止，並「號召大家引起警惕，嚴防壞人破壞。」二十日，根據劉少奇的意見，中共中央轉發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批語中指出：「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毛澤東傳》，一四一五頁）

當事人、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多年後回憶自己所了解的北大「六·一八事件」的詳情，這是值得大段摘錄的歷史細節：

據當天下午匯總的情況統計，前後有六十多人被揪鬥，多是一般幹部，被鬥者頭上戴高帽，臉上塗黑墨，身上貼大字報；罰跪、揪頭髮、撕衣服、拳打腳踢、遊鬥。更加惡劣的是，還發生了多起侮辱女同志的流氓行為。經查明，在這場亂揪亂鬥事件中，有４個人行為惡劣。一個是庶務科的工人叫劉佳賓。此人原是國民黨黨員，當過國民黨部隊的上尉連長，被我軍俘虜後，隱瞞身份混入我們內部，上星期就曾帶頭打過３個人，這一次又是他第一個帶頭打人。還有一個人在三十八齋前參加亂打亂鬥，我到場講話後，其他人都表示要聽「毛主席的話、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並隨即散去，而此人卻在散會後兩分鐘不到，又揪來個女同志進行亂打亂鬥。工作組成員趕到後質問他：「剛才張承先同志講了話，大家都擁護，你為何還要這麼做？」他蠻橫地說：「你們工作組憑什麼不讓我鬥？」又問他是哪個部門的，他說是北大附中的，經查附中並無此人。後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竊被開除，現在沒有正當職業。再就是有一個自稱是東語系姓黃的，是「打鬼臺」亂鬥人的主角，帶頭打人，共打了8個人。他還專門找女同志作為鬥爭對象，趁機猥褻婦女。後查明此人並不姓黃，原名陳應復，有流氓習氣，人稱「小阿飛」。還有無線電系學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參加鬥爭會時，上臺扯掉被鬥女同志的褲子，並在女同志身上亂摸，後又在臺下威脅女同學。這個人過去一貫搞流氓行為，曾在王府井大街商店裡偷東西別抓住，受過留黨察看處分。……（《紅色往事》（第六卷），二九七頁）

張承先先生已經故去，無法進一步求證其敘述的準確性。如果所述無誤，那麼，轟轟烈烈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忽然間，竟是由這樣幾個人點燃導火索，紅色狂飆迅疾如原子裂變一般蔓延北京城，蔓延全中國。歷史詭異與奧妙，如何言說？

當年六月，在南方未歸的毛澤東，針對北京校園狀況有感而發，寫下一首頗有詩意的《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六七頁）

「有所思」的毛澤東，一個月後，橫渡長江，「勝似閒庭信步」，懷著與十年前同樣的自信，他重返北京城，走進中南海。

回京一個星期之後，7月25日，《人民日報》等中國報紙，同時在頭版以整版篇幅發表新華社長篇通訊：《毛主席暢遊長江》。標題簡明醒目，沒有多餘的一個字，也沒有通常所見的領題、副題。《人民日報》頭版配發三張照片，其中上面兩張為新華社記者錢嗣傑拍攝的毛澤東遊泳現場的活動照片。第一張，他在四位男青年環繞下正在遊泳，照片說明寫道：「毛主席乘風破浪暢遊長江。」第二張，他身穿浴衣，高舉右手，向人們致意，照片說明寫道：「毛主席在快艇甲板上檢閱正在同江水搏鬥的遊泳大軍。」

24日、25日這兩天，正是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忙於找人談話的時候。

24日，毛澤東主要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談話，要求將派出的各工作組從校園撤出；25日，他與文革小組成員和各大區的第一書記再度談話，更是明確指出「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在這次談話中，他直接點名提到了張承先：「我到北京一個星期，前四天傾向於保張承先，後來不贊成了。各單位、各機關的工作組是起阻撓作用。張承先工作組、清華工作組，都起阻撓作用。」張承先與工作組的使命由此終結，進而，懸在張承先乃至劉少奇、鄧小平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即將落下。

可以推測，在毛澤東做出重要抉擇的同一天發表暢遊長江的通訊，不大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巧合。政治的微妙之處，其實往往就在於偶然與必然的交叉與重疊。

發表《毛主席暢遊長江》時，《人民日報》頭版報眼位置，加框發表了摘自通訊中的一句話：「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這樣健康，這是全中國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健康」——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這該是真正值得重視的一個關鍵詞。

整個七月，《時代》關於中國報導是一片空白。8月5日出版的雜誌，則在「紅色中國」欄目裡，發表了毛澤東橫渡長江的消息，題為《偉大的破浪前進》（Great splash forward ），並配發毛澤東在四位青年環繞下遊泳的照片，消息開篇所突出的，也是毛澤東的身體狀況：

看起來中國人對如何報導這一新聞，像煮雞蛋一樣費時。一直過了九天，相關報導才在上周發表於北京各大報紙的頭版，所有報導用同一個標題：《毛主席暢遊長江》。七月十六日，當武漢市舉辦一年一度的遊泳比賽時，七十二歲的「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紅光滿面，神採奕奕」，從快艇上「穩健」地走下來。在「萬人」觀看下，毛澤東用六十五分鐘連遊帶漂完成了九英裡遊泳，並且，一邊遊，一邊與旁邊一位省委書記談政治，甚至還停下來，教一位遊泳的女青年仰泳。

對紅色中國的其他地方來說，這是相當令人振奮的消息。各地的中國軍隊列隊高呼「毛主席萬歲」口號。一名叫劉新發的排長屏住呼吸說：「我看到毛主席遊泳了。他非常健康！」他的同志們懷著同樣的熱情為這一特大喜訊而歡呼：「我們和你一樣幸福。」不限於軍隊，哈爾濱機車車輛廠的工人，聽到這一消息後，提前五個小時完成了十二個小時的工作量。在廣州一家醫院，一位海軍英雄從手術後的昏迷中醒過來，說：「這個消息太讓人振奮了。毛主席這樣健康，是我們的最大幸福。」

受到邀請觀看遊泳的幾位日本作家，贊同毛看上去的確相當健康的說法，不過，他們抱怨他們的船隻相距太遠，難以看到他真的在水裡遊。（《時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本文所引《時代》報導均由作者試譯，後面不再一一註明）

毫不奇怪，在中國局勢撲朔迷離的半年時間裡，毛澤東的身影居然一直沒有在公眾視野裡出現，其健康狀況不免世人關注。這一點，《時代》在隨後的報導中時有提及：

去年底，他不再公開露面，讓人猜測他是否病了，或者隱居起來思考問題。全世界沒有注意到，他的軍隊正被打造成為一場新革命的戰車，而且，直到最近幾個月，軍隊扮演的角色才為之清晰。一些黨的高官從權力中心跌落：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副市長吳晗；總參謀長羅瑞卿；文化部長（應為中宣部部長——引者）陸定一……（《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為防止突發事件失控，北京派軍隊駐守香港、澳門的邊界地區，不過，仍有大量老百姓偷偷越境。他們帶來不確定的消息，稱毛澤東受喉癌折磨，紅衛兵的清洗行動，不過是這位垂死獨裁者的最後一搏。的確，毛在近來一些露面中一直沒有公開講話，而是由國防部長林彪當他的傳聲筒。（《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時代》關於橫渡長江的報導，興趣顯然在於毛澤東是否健康，並沒有將目光延伸到更為複雜、更為重要的政治背景予以分析。相反，其筆觸帶有譏諷甚或尖刻，一次重要的政治亮相，結果被消解為一次簡單的體育行為：

如果他的確費時六十五分鐘遊了九英裡，那就比著名的十英裡遊泳比賽的世界紀錄快了將近四倍。世界職業馬拉松遊泳聯合會的會長，對此印象深刻，說他希望能邀請毛參加由該協會今年夏天在加拿大舉辦的兩次長距離遊泳比賽，除非毛更願意當一名業餘運動員，代表紅色中國屆時參加一九六八年的奧運會比賽。（《時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以這樣一種口氣和角度報導毛澤東橫渡長江，不能不說《時代》失於膚淺。

時過境遷，當「文革」爆發過程已成歷史，當內幕的一個個細節漸次披露，「健康」——這一對所有政治家的命運都至關重要的生理因素，仍不妨可以作為一個必要的切入點，幫助解析歷史的複雜與幽深。

其實，在1966年，毛澤東本人對自己的健康也很在意，這是一個古稀之人自然而然產生的對生老病死的考量。橫渡長江之前的六月十日，在杭州會見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時，毛澤東說了下面這番話：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詩說：『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施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後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

「天下烏鴉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雪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轉引自《毛澤東傳》（下），一四一八頁）

毛澤東的坦率、焦慮、擔憂，的確讓人吃驚，在我看來，這為「文革」為何一定要在一九六六年發動，提供了一個可以解讀的空間。

中國民間，歷來有「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找自己去」的說法，此話雖無科學道理，但在「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年代，無形之中，它對不少老人總是會增加難以擺脫的心理負擔，甚或心理暗示。1966年年底，毛澤東即將迎來73生日，對未來命運的憂慮，不能說對其政治決策絲毫沒有影響。相反，在七十三、八十四的人生關口陸續到來之際，為實現自己的「繼續革命」的政治理想，選擇一個自己可以放心的接班人，毋庸置疑，他難免有一種十年之前所沒有的緊迫感。只是他本人恐怕也未能想到，他與胡志明的談話時流露的生老病死的憂慮，後來成了歷史的一個巧合。1966——1976，「文革」十年，從發動到終結，恰好是在他的73——84歲之間。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 毛澤東借橫渡長江向世人證明，自己身體依然健康，依然可以領導一場新的、前所未有的革命。

《毛主席暢遊長江》通訊發表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萬事具備，只欠東風。如今，東風吹來了。

一首創作於1964年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仿佛早就在為即將來臨的全民狂歡做好了準備。風起雲湧，紅旗招展，造反的人們匯成紅海洋，高唱這首歌，走進八月狂飆。

狂飆

八月，正值夏天。通常情況下，北京溫度雖高，有些熱，但早晚溫差大，遠比南方一些「火爐」城市舒服許多。由夏及秋，這一季節，非常適合進行晝夜露天活動。正是在這樣一個合適的季節，十萬，百萬……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湧進北京。

整整一周，北京都處在危機的狂熱之中。遊行隊伍高舉紅色標語和毛澤東畫像，海水一般塞滿大街小巷。毛本人短暫出現在一次集會上，聽人群高唱最近火遍全國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離開後，人們衝上前去，爭先恐後地與那些握過毛的手的人握手。（《時代》，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這些星期以來，開往北京的火車、公共汽車、卡車，滿載一隊又一隊無比興奮的學生和老師。他們湧進這座城市的大學禮堂、體育館，湧進火車站候車大廳、露天廣場，交流革命經驗，以不同方式聆聽如何將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開展的演講。事實上，北京已經變成了一個一直在開會的巨大會場，數以萬計的人來到這裡，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武裝，然後離開返回，通常還帶上北京學生領袖一起，以保證他們的主義的純潔性。（《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身處紅海洋，不絕於耳的是鋪天蓋地、詞彙爆炸的諸多表述。其中，一個嶄新的詞——「牛鬼蛇神」，想必令那些欲將之翻譯為外文的譯者，挖空心思，難以完整表達。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西側向廣場上百萬紅衛兵揮帽致意，其右側為林彪。攝影：孟昭瑞

自6月1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發表後，「牛鬼蛇神」，迅速成為批鬥會、遊行時使用頻率最多的詞彙之一，任何一個地方，無論城鎮鄉村，大街小巷，此起彼伏，不絕於耳。8月18日，林彪陪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發表講話時，也使用了這個詞：

在上周的講話中，林讚頌以共產主義力量「改造人的靈魂」，號召紅色中國「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時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橫掃」也好，「打倒」也罷，「牛鬼蛇神」到底如何劃分界定，的確很難找到一個對應的英文詞彙。《時代》翻譯林彪講話時，用monster和 demon表述「牛鬼蛇神」。Monster 有怪物、怪獸、畸形動物、喪失人性的人、預示兇兆的力量等含義；demon 有惡魔、惡人、邪惡的事物等含義。字面上雖與中文「牛鬼蛇神」詞義接近，但焉能表達出此時此刻這一詞彙後面的紛繁政治含義於萬一？

中國人自身也難以釐清「牛鬼蛇神」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許多年後，當年的「牛鬼蛇神」之一、作家林希，在回憶錄中提及往事，仍對之耿耿於懷，試圖將之辨析，結果仍無法找到答案：

也算是對於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了，怎麼就發明了一個「牛鬼蛇神」的詞兒了呢？曾經有過地主、富農，還有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好歹也有個指向。地主有土地，富農的日子過得比一般農民好，反革命分子要參加過國民黨軍隊，或者殺人放火，右派說過反黨的話，胡風分子，認識一個名叫胡風的人，等等等等。那麼，牛鬼蛇神又是一些什麼人呢？說不清楚，也不需要說清楚，說你是牛鬼蛇神，你就是牛鬼蛇神，比歷史上的莫須有還不講理，把牛鬼蛇神通通打倒，再踩上千萬隻臭腳。（《百年記憶》，二一八——二一九頁）

所謂概念界定，詞義辨析，只能是局外人或者當事人過後才有可能考慮的事。狂飆八月間，又有誰能夠冷靜下來，做一次邏輯的梳理？一片狂熱，紅色海洋，早把該有的一切淹沒在中。「牛鬼蛇神」的名單上，因受到批鬥在八月、九月期間自殺的各界名人就有老舍、李達、傅雷夫婦、陳夢家、葉以群、言慧珠等，而早在此之前的五月，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等，已先行走上了不歸路。蘇聯《新時代》雜誌在一九六六年年底，發表了記者伊·安德羅諾夫訪問中國之後的見聞《在中國「文化革命」的背後》，其中，寫到他所了解的文化界遭遇的厄運。當年外國駐華記者很少，這位蘇聯記者所述親歷，是我讀到的最早相關記錄之一。他寫道：

我們在上海看到了幾張掛在街上的傳單，評論中國創作知識界某些代表人物自殺的傳聞。外國報刊報導，由於「紅衛兵」的迫害，《駱駝祥子》的作者作家老舍、京劇演員周信芳、翻譯巴爾扎克和羅蘭的作品的文學家傅雷等人自殺了。在杭州，我看到了掛在街上的一張一個自殺者照片，在下面以蔑視的口氣寫道，「這個人沒有經得起革命學生兩個月來的批評，革命學生曾經要求他用毛主席思想的精神改造自己。」照片裡自殺者屍體的脖子上有一根繩子。從照片上看，這個不幸者是在床背上吊死的。（轉引自《蘇聯報刊反華言論集》，三七四頁，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文革」爆發二十年後，1986年，我在《北京晚報》編輯「五色土」副刊，曾組織過一次「難忘一事」徵文。其間，收到北京一位小學老師的來稿。他與田漢是鄰居，八月狂飆時，尚是一名中學生。他這樣記敘自己親歷批鬥田漢的現場記憶：

……「打倒田漢！」臺上臺下一片口號聲。皮帶呼嘯著落到田漢身上，一件白襯衫上增添著橫七豎八的紅血印。他低著頭，皺著眉，不說話。

打了一陣後，還要繼續鬥。一位小將衝到田漢面前質問：「田漢，你說，罵毛主席該不該打？」田漢低著頭，皺著眉，不做聲。於是，又招來一頓打。又一個紅衛兵喊：「叫他跪下！」站在田漢身後的兩人，三拳兩腳，把他踢跪在臺上了。

紅衛兵窮追不捨，把麥克風拿到田漢面前，再次質問：「你說，罵毛主席該不該打？」田漢回答：「罵毛主席該打。」那聲音分明是擠出來的，可經麥克風放大，倒也清清楚楚。剎時間，那紅衛兵暴怒了，吼道：「混蛋！你敢說毛主席該打！」沒等什麼人喊口號聲討，更多的帶銅扣的皮帶，更猛地抽在田漢身上。他依然皺著眉，不作聲，任憑抽打，身上的襯衫撕裂了，幾處成了布縷條。臺下群眾呆呆地看著。

當打人者覺得「革命行動」沒有必要繼續下去時，批鬥會散了。不少人擁到臺前，懷著複雜的情懷，想看一看這些名人。一個中年人拉住了一個紅衛兵隊長，解釋說：「剛才田漢說的是『罵毛主席該打』，不是『毛主席該打』，你們搞錯了。」回答卻是：「像他這樣的壞人，打了就打了，打完就算了。」唉，田漢倒黴！（《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五二頁 ）

翻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大型畫冊，關於8月27日發生在北京大興縣的事件，簡單記錄如下：

北京大興縣的13個公社，43個大隊的農民紅衛兵，先後殺死「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直到9月1日市委書記馬力到場制止，事態才平息。（《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卷，一六五頁）

數字無言，卻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最早的註解之一。

整個世界都在關注狂飆八月的中國。林彪在8月18日講話中，根據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明確號召「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第二天，全民性的「破四舊」迅疾展開。於是，在《時代》上，可以看到不少對「破四舊」各式各樣行為的報導：

這些星期以來，已經清楚看到中國正掀起陣陣高潮，但是，卻無人確切清楚到底將發生什麼。上個星期，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突然席捲全國，噩夢則變得格外清晰。毛澤東不只是旨在清除所有外國影響，同樣還要清除中國自己的文化、歷史的根基。

紅燈行。上個星期，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懸掛起標語：「向舊世界宣戰」。紅衛兵發誓：「徹底砸爛修正主義溫床。」他們在大街小巷橫衝直撞，與身穿西服的中國人爭吵，命令營業員只能賣宣傳毛的思想的書，禁止賣進口商品和奢侈品，在賣化妝品的商店，通常用來洗地板的肥皂，被當做洗面用品出售。禁售的名單上還有：金魚，鳥，鮮花，工藝品，精緻的靈柩，珠寶，鍍金標示統統改為紅字。

理髮師被警告不得留西式髮型，北京的姑娘跑回家中，洗掉西式的燙髮，齊膝長的裙子換成沒有型的「革命式」寬鬆褲。三輪車被禁用，除非乘客願意自己拉，讓三輪車夫坐上面，但仍需照付車費。中國象棋、西洋棋被禁止。北京的公園裡戀人們用來約會的地點，因不符合毛的指示精神而宣布關閉。在紅衛兵的壓力下，著名的「全聚德」員工，將創辦之初的店名改之為「北京烤鴨店」，摘去老牌匾，並承諾從現在起，為工農兵提供「價廉物美」的服務，價格只有過去的一半。

急切的紅衛兵換下老的路牌。蘇聯駐華使館門口的大街，改名為「反修路」。中國人舉行群眾集會的天安門，改名為「東方紅」——歌頌毛的一個口號。集中大部分外國使館的街道，改名為「反帝路」。紅衛兵還命令更換交通信號燈：綠燈停，紅燈行——因為紅色代表著向前進的革命。

……

外國鬼子滾蛋。一切都不再神聖。紅衛兵到最有名的外交官孩子上學的聖心小學，將牆上貼上大標語：「外國鬼子滾蛋！」上課被停止。五位天主教修女被罰坐在流水溝裡，任由紅衛兵公開羞辱她們。紅衛兵還衝擊了僅剩的幾個基督教堂，砸壞牆壁，用毛的半身像換掉宗教雕像。

他們從北京一座清真寺裡拖出一位穆斯林領袖痛打，衝進一座喇嘛廟，拿出佛像。在沿海休閒城市杭州，紅衛兵衝擊靈隱寺，用標語口號蓋上釋迦摩尼佛像，標語寫道：「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

這一群不懂事的少年，回到家裡仔細檢查所有值錢的東西。警告有錢人，三天之內被趕出北京，回到他們的鄉下村莊，必須服從人民的意願。回到北京的華僑，不得按照過去的方式生活，而是被勒令到農村勞動。紅衛兵高喊：「我們要把北京變成一個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革命的城市。」 （《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八月狂飆，撼動整個世界。

無疑，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關係，或者說，那些曾經是朋友、盟友的國家，面對北京八月狂飆的反應，顯然是西方媒體最感興趣的一個話題。《時代》描述狂飆席捲之後的中國，即便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也處在這樣一個狀態——「孤立」。中國早已與之發生辯論、關係破裂的蘇聯自不待言，甚至越南、古巴、朝鮮等國，其態度也發生變化。

《時代》先後報導了民主德國、古巴、蘇聯、匈牙利、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的反應：

即便共產主義國家的人也未能倖免。兩名東德的軍官從車上被揪下來，像對待許多帝國主義份子一樣痛打一頓；這一攻擊，嚴重到引起來自潘科（柏林的一個區——引者注）的強烈抗議——這也是來自共產主義國家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諸多抗議之一。甚至，古巴的非溫和共產主義的信奉者菲德爾·卡斯楚，也譴責北京的妄想狂。哈瓦那的社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為，讓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足可以嘲笑和奚落。」紅衛兵攔住蘇聯駐華使館代辦，在他面前舉起毛的畫像羞辱他，這也招致俄羅斯方面的抗議。（《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東歐的共產黨國家，過去在中蘇衝突中一直儘量寬容中國的偏差，以保持更大的影響力。現在他們也紛紛指責中國「瘋了」。匈牙利共產黨主席亞諾什·卡達爾稱，中國事態為「民族悲劇」。東德則譴責紅色中國人民「對毛的崇拜到了不著邊際的地步」。

上周，紅色中國的最後一個歐洲朋友，也有了不同看法。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報紙，避免提到文化大革命——或許因為它不想讓自己對之有任何讚許。

俄國人則幾乎被中國事態驚呆了。《真理報》和《消息報》關於紅衛兵怪誕行為的報導，提供諸多準確的細節。《消息報》上周指責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一個巨大恥辱」。

西方的中國觀察家密切關注河內的反應。所獲甚少，因為胡志明的宣傳機構幾乎保持沉默。當然，上周河內官方報紙間接地論述世界各共產黨，應該為支援戰爭中的北越建立聯合戰線。既然建立聯合戰線的觀點代表蘇聯看法，那麼，一些專家將河內的論述，看作他們擺脫北京的孤立政策的一種努力。北朝鮮最近的聲明更為直截了當：它把紅色中國人稱為「左翼極端分子」和「危險的託洛斯基分子」。（《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

外界的所有質疑、指責、抨擊，沒有人會在意去聽，去思索。在狂飆中，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聲浪中，它們不過是一片片枯葉，落在紅海洋裡，一點兒漣漪也不會蕩起。

主角——紅衛兵

紅衛兵，狂飆的主角。

一夜之間，整個中國，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都成了紅衛兵的世界。

這一年先後兩次訪問中國的伊·安德羅諾夫，親眼目睹了北京百萬紅衛兵的壯觀場面，他在《今年秋天的中國》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中國首都的大街和廣場好像戴上了節日狂歡會的假面具一樣：房子的牆壁、柱子、警察崗亭甚至連橋上都被向毛澤東和「文化革命」的歡呼語以及咒罵和威脅中國許多著名黨政活動家的花花綠綠的標語所覆蓋。而在周圍，無論往哪兒看，密密麻麻的「紅衛兵」人群在全城流動，這些男女青年都穿著藍色或者綠色的衣服，左臂上戴著紅袖章。有二百多萬青少年來到了北京，他們整天無事逛大街，擠滿所有的市場和商店，把所有的汽車和電車塞得滿滿的，堵住了所有通向國家機關的道路，他們根據上級指示從上而下向這些機關「猛烈開火」。大多數年少的革命者的小小面孔是喜笑顏開的：當然！現在學習扔在一邊了，可以到各地去，吃住都由國家負擔，當黨委和部下命令時（原文如此——引者），就再猛攻……

全中國各城市間串連的「紅衛兵」總數大約一千萬。當局撥出佔全國百分之三十的運輸工具來運輸「紅衛兵」。「紅衛兵」列車優先通過，其他一切列車常常晚點很多才到。（《蘇聯報刊反華言論集》，三○六頁）

當列車載著紅衛兵大潮在大地上流動之際，十歲的我，幾乎每天都跑到鐵路旁，注目他們前行。

母親是公社小學的教師，家一直隨著她而不斷遷移。一九六六年前後，我家正住在湖北隨縣（今隨州市）唐鎮區大橋公社的所在地。那兩年，因修建丹江口水庫，一條從漢口通往丹江口的鐵路正在修建中，簡稱「漢丹線」。巧的是，那一年，鐵路剛剛修通，距小學大約兩三裡就是唐鎮火車站。在當時，這算是一個不小的車站，因蒸汽機火車到此，必須停下一段時間加水，這就給我們一群小夥伴有了近距離接觸紅衛兵的機會。

在最初的日子裡，紅衛兵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雖然他們有的只比我大幾歲。我一直嚮往到遠方旅行，羨慕他們可以一路高歌，有說有笑地暢遊中國。他們坐在列車上，看見我們，總是揮揮手，撒下幾張紅紅綠綠的傳單。傳單內容似懂非懂，但都讓我好奇，當作寶貝似地拿回去，藏起來。不時，還可以看到大串聯的紅衛兵沿鐵路步行，他們大多來自四川、湖南等地，雖然艱苦，但看上去一點兒也不疲倦，總是處在亢奮狀態。最讓我們佩服的，是走在前面舉紅旗的人，從我們身旁走過去時，總是故意擺出一副英雄氣慨。有時，一隊紅衛兵停下休息，我們便圍上去，問這，問那，他們對我們很友好，很耐心，當然，也很有自豪感。

十歲的年齡，不夠當紅衛兵的資格。但只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因已上初中一年級，竟和同學們一起也組織了戰鬥隊。他喜歡畫畫寫字，公社小學的一間宿舍，便成了他們刻鋼版、印傳單的所在。每到晚上，那裡燈火通明，大家忙得不亦樂乎。我也興趣盎然地跑去幫忙，常常弄得滿手滿臉油墨，偷偷溜回到家。一切並不明白，卻十分誘人。不用做家庭作業，不用去上課，也不再去聽老師呵斥，雖不是紅衛兵，我們卻享受著狂飆攜帶而來的自由。在最初的日子裡，我們哪裡知道，在受到衝擊的無數家庭的心目中，橫空出世的紅衛兵，實是讓人恐懼的對象。

面對狂飆的主角，外國媒體試圖尋找紅衛兵的來龍去脈，了解其人員構成、組織形式、操作方式……《時代》在兩處分別談到紅衛兵的歷史來由，他們將戰爭年代的「赤衛隊」與紅衛兵串聯起來：

出於感到他的國家遇到他在長徵時同樣的艱難，毛選擇一種新的組織來作為他的戰役的武器，並沿用三十年代內戰時期的一個名稱：紅衛兵（準確地說，應譯為「赤衛隊」——引者）。紅衛兵最初出現時，是協助毛的紅軍作戰的農民。如今，紅衛兵是高中生、大學生。他們常常身穿咔嘰布的軍褲，腰系皮帶，臂戴紅袖章。他們大概是聽從毛的長期筆桿子、出任文化大革命領導人的六十二歲陳伯達的命令。陳發出命令：「你們必須在群眾中間接受鍛鍊……」（《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正是在北京誕生了震撼中國的最奇特現象：紅衛兵。這一名稱，可追溯至毛所遇到困難重重的二十、三十年代的國內戰爭。毛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使用紅衛兵稱號，他們是非正式士兵，在諸如攻打長汀城之類的戰鬥中，協助他的軍隊作戰。後來，紅衛兵跟隨毛及軍隊參加三十年代中期的長徵，安全抵達延安窯洞。

六月中旬，紅衛兵以當下形式再生。率先成立的組織，是在北京的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組織者和最初領導人，是毛的長期筆桿子、六十二歲的陳伯達，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舉行的動員大會上，毛第一次公開地支持他的年輕崇拜者。紅衛兵站在兩側的觀禮臺上，他們大多數只有十幾歲，或二十出頭，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戴紅袖章。根據明顯的事先安排，七百名紅衛兵衝到前面歡迎毛。毛被戴上紅袖章，他所指定的二號人物、國防部長林彪也同樣如此。紅衛兵高呼：「毛主席，我們要砸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令人困惑的是，十幾歲的紅衛兵，如何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倒轉乾坤，做出遠不是他們的知識、閱歷、能力所能勝任的舉動。伊·安德羅諾夫在另一篇報導《在中國「文化革命」的背後》中，提出這一疑問：

在一張貼在牆上的用手寫著巨大的漢字的長達三十米的傳單上，對李雪峰（彭真被打倒後曾接任北京市委書記——引者）提出二十一條譴責。其中大部分是從他在五、六年前對黨和共青團工作人員講的話裡面摘出來的。對李雪峰提出的譴責者——「紅衛兵」少年們，他們對情況熟悉到如此驚人的程度，使我感到十分奇怪。不久，我在北京的一條街上看到了另一條同樣令人驚異的「紅衛兵」反對全國婦聯執行委員王光美的公告（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妻子）。根據她的電話談話，她被指責為「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我又讀了幾張「紅衛兵」的公告，便相信，這些「毛澤東的小兵」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知道被他們所譴責的人的幾乎每一個步驟。不難設想，這些年青的「揭露者」是在成年叔叔的授意之下寫的。但是是誰授意的呢？

在讀著牆上的「紅衛兵」的公告時，我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中國許多黨和國家活動家的命運不是由黨、由勞動人民——工人、農民、職工決定呢？為什麼許多成年人現在一般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一些不成熟的少年「紅衛兵」卻代替他們來執行一切極為重要的社會事務呢？（《蘇聯報刊反華言論集》，三七四頁）

遠看歷史場景中的紅衛兵，我相信，在許多過來人那裡，一直縈繞於心、難以釋懷的，恐怕首先是這一點：在歷來崇尚「師道尊嚴」文明之國，為何轉眼之間學生與老師相對立，將之視為魔鬼，對之實行批判、毒打甚至置於死地而後快。且讀讀林希的這段描述——

人們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把老師當成敵人，但學生們的革命熱情卻燃燒起來了，整個一個天津市每時每刻都有學生押著他們的老師遊街，被革命煥發起來的智慧是可愛的，學生們想出了一切辦法醜化老師，我看見過學生們在老師的身上糊舊報紙，舊報紙上寫著教師的名字，再用紅墨水在教師的名字上畫個大大的叉子。我還看見學生們押著老師遊街，讓老師每人拿一隻破銅盆，教師們一面走著，一面敲著破銅盆，敲一下，自己喊一聲：「我是修正主義誰誰誰，我是王八蛋！」學生們非常得意，但在一旁觀望的市民，卻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百年記憶》，二一八頁）

坦率地說，十歲的我感受到最初的「文革」之痛，便因為母親是一名教師。

一天，如通常一樣，我和小夥伴們興奮地從火車站回家。走近家門，只見門口圍滿人群，擠進去一看，原來有幾個紅衛兵在學校的造反派老師的帶領下，正在我家中抄家。外婆一臉恐懼，不知所措。母親只有三十二歲，卻顯得不那麼慌張，但當看到我時，趕緊使了一個眼色，讓我躲到一旁。其實，母親的罪名僅僅是愛打扮、穿著時髦。他們把照片、衣服、皮鞋、尼龍襪等一些其實並不值錢也不太時髦的東西，統統收集起來，陳列到一間教室裡展覽。小學不大，展覽的場所與我家僅相隔幾個教室。那幾天，家裡沒有了說笑，連外婆訓斥我們時也儘量壓低聲音。與別的受衝擊的家庭相比，這實在是微不足道的遭際，但十歲孩子心裡產生的那種詫異、驚慌，是久久無法消散的陰影。

四十多年過去，對紅衛兵現象的解讀，遠比對「文革」其他現象的解讀更為棘手，艱難，畢竟牽涉到數以千萬計的一個群體的青春價值的評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自是難免。無法迴避的是，時間的流逝，漸漸衝淡了不少當事人對紅衛兵各種行為的記憶，而歷史的健忘與情緒化的積怨，都有可能從不同角度，影響人們冷靜地、客觀地反思歷史。

「親密戰友」

八月狂飆，一個風雲人物烘託而出。

「林彪上升到北京的權力階梯之第二位，此事本身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九月九日出版的《時代》選擇林彪為封面人物，報導中的這句話，足以說明其理由。

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封面。林彪為彩色肖像畫，身著軍裝，頭戴紅五星軍帽，滿臉笑容，微微側身前望。本來短而粗的眉毛，在畫家筆下顯得要長一些，被一臉深深皺紋映襯得更為醒目。濃眉之下，一雙單眼皮眼睛，目光平和而含喜悅。對這位封面人物，沒有多餘的文字說明，簡單到只有這幾個字「國防部長林彪」。當然，不需要過多說明，封面上的其他部分的設計，已經表達出了編輯意圖。右上角，斜掛一道白底黑字「 THE CHINESE NIGHTMARE（中國的噩夢）」，林彪身後，一個紅色的大大的中文數字——「二」。諸多表達，盡在這個數字中。

在《時代》以往報導中，林彪名字的出現並不多。據查，《時代》最早的兩次提及林彪，都在1938年。

第一次，《時代》發表書評《中國的紅軍》，介紹蘭登書屋出版的斯諾長篇紀實《紅星照耀中國》。其中寫道：

 另一位是林彪，二十九歲的紅軍大學校長，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軍事戰略家之一。他二十歲時即擔任蔣介石軍隊中的上校。（《時代》，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第二次，《時代》發表長篇報導《亞洲的勞倫斯》，集中介紹抗日戰場上的遊擊戰術。這次，寫到了平型關大捷後林彪的受傷：

八路軍將領林彪被認為是目前戰場上最能幹的中國戰略家，最近，在一次襲擊戰鬥返回時，與他的六百名士兵一起身穿日本軍裝，騎上日本戰馬。在未能確認他們身份之前，遇到自己的遊擊隊的伏擊，結果，打傷林將軍本人和其他人。（《時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後來的《時代》上，很難找到林彪的名字，更別說敘述他的故事了。《時代》這樣談到作為軍事家的林彪，在完成戰場使命之後的若隱若現：

林彪突然升至北京權力階梯的第二位，這本身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故鄉湖北省的人們，從未想到回龍山一個毛氈廠老闆的兒子，會在十九歲時成為遊擊隊的領導人。在漢人的中國，好男要當兵：於是，林前去廣州進入黃埔軍校，在蔣介石領導下學習，教官中還有著名的革命者，如周恩來，現任中國總理，以及北越的領導人胡志明。

在黃埔，他把名字「育容」改為「彪」。之後，他就以此名活躍於戰場，到二十年代末，他成為清教徒式的共產黨將軍朱德麾下的一名團長，而朱的黨代表是豐滿、圓臉龐的年輕陳毅，現任北京的外交部長。朱的四萬軍隊，大多士兵的裝備不過是弓箭，所謂炮，也不過是松樹土炮，填裝一些碎石塊、碎鐵片。這支軍隊唱著根據美國內戰時期南部聯軍的軍歌改編的中文曲歌，在節假日偷襲國民黨軍隊駐地，奪取食物。朱的部隊與相鄰的另一支毛澤東的部隊合併後，林便學會了日後使毛為之出名的遊擊戰術。

……

幽靈般的英雄，總是要在最危機之時才需要出場，因此之故，在勝利高潮來到之後，林的身影就淡去了。（《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林彪身影在政治中心的淡出，按照《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說法，歸於他的健康狀況。多病的他，與時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之間發生摩擦，最終導致一九六五底羅瑞卿最早的被罷黜：

自50年代前期以來，林彪一直是慢性病纏身——常犯戰爭傷病、胃病、肺結核等病，這經常迫使他減少他的行動和政治活動。60年代早期這些疾病的復發顯然造成了林彪和羅瑞卿之間的緊張關係。考慮到林彪的疾病，羅瑞卿也許曾希望能夠被授予對軍隊更大的管理權力，或者甚至希望林會辭去國防部長職務。這對他很有利。根據一份戲劇性敘述，羅實際上曾當面對林彪說：「一個病人應該讓賢，不要幹涉，不要擋道。」

……

羅瑞卿事件的重要意義有兩點。它有力地表明，毛澤東和林彪有決心並有能力解除那些不同意他們的政策及向他們的個人地位挑戰的官員的職務……《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冊，一四一、一四三頁）

林彪躍升為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位，轉折點是在8月1日——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原定會期只有五天，但臨時改變議程，延長為十二天。全會期間，印發毛澤東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矛盾與衝突，由此公開化，白熱化。

令人費解的是，如此重要的一次全會，林彪卻在外地養病不歸，請假缺席。臨時改變全會議程後，毛澤東臨時要林彪回京與會，局面頓時急轉直下。相關黨史著作這樣寫到林彪的出場：

8月6日，已向全會請假、在外地「養病」的林彪被毛澤東緊急召回北京。林彪到會後，立即採取了與大多數中央領導人截然不同的態度。8月8日，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中，聲稱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8月12日，林彪在全會閉幕式上講話說：「在這次規模偉大的文化革命進行的過程中間，發生了嚴重的路線錯誤，幾乎扼殺了這一個革命」；「主席出來扭轉了這種局勢，使這次文化革命能夠重整旗鼓，繼續進攻」。第二天，他還說：「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七六九頁）

以這種態度赫然出場，林彪躍居第二遂成定局。《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寫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於八月十二日臨時增加了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議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七人，擴大為十一人，排名依次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林彪名列第二位；劉少奇則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副主席，但以後只有林彪被稱為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職務都不再提及。

以具體時間計算，林彪在1966年8月12日躍居「第二」，到1971年9月13日折戟蒙古國溫都爾汗沙漠，為期五年僅差一個月。

躍居「第二」的林彪，一周之後，8月18日，陪同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檢閱百萬紅衛兵。關注中國局勢的西方人士，一定會感到驚奇，在這樣的場合，站在毛澤東的身旁的，既不是過去中共黨內排名第二的劉少奇，也不是排名第三的周恩來。高大魁梧的毛澤東身旁，緊緊相伴的是瘦小身材的林彪。他身著解放軍軍裝，頻頻揮舞用紅色塑皮包裝的袖珍版《毛主席語錄》——而這本「紅寶書」的「再版前言」，便由他撰寫。在這次盛大集會上，他代表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發出「破四舊」的號召，濃重的湖北鄉音，聲調提得極高，高到嗓音變細而發顫，令人過耳難忘。

多年身影淡出，被《時代》 比喻為「幽靈般的英雄」的林彪，一旦登場，立即為世界所矚目。一個星期後，《時代》以《親密戰友》為題第一次報導了林彪地位的新變化：

眼下，不幸捲入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民，毫無在困擾全國的政治震蕩中得到紓緩的跡象。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此次清洗似是變得愈加緊張。北京方面的電臺，報導了一份高層領導人的名單，有的被貶黜，有的被擢升。其中，擢升得最高者：五十九歲的國防部長林彪。

在最近一次盛大的文化大革命大會上，林彪以年長（七十二歲）的毛主席的接班人身份而適時地被指定。外交官、外國記者未獲準參加大會，但可以在電視上觀看百萬遊行隊伍高舉紅旗和毛主席畫像，走過北京的天安門。據官方通訊社報導，林與毛「肩並肩」站立城樓之上，微笑著向人們揮手。

毛稱林是「親密戰友」，到了講話時候，是由林彪而不是毛髮表講話。毛通常穿平民裝，為表明一種支持，此次他特地改穿一身軍裝，以與林顯得一致。隨後，在官方報導的出席大會的領導人名單中，林的名字緊隨之後，紅色中國長期的二號人物、六十八歲的理論家劉少奇，名列第七。（《時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選擇林彪，在《時代》看來，不是毛澤東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在六十年代早期他醞釀新的革命時，以軍隊為後盾、以可以信任的林彪為「親密戰友」，對於他，是一種歷史性的選擇：

大躍進的失敗比任何軍事敗仗更嚴重地損害了共產黨在中國的形象。「灰市」遍布全國；工人、農民失去勞動熱情；上海、廣州、瀋陽、北京空空如也的食品店前，所排長隊比清朝農民頭上的辮子還要難看；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成為「黑人」，他們從城裡被趕到鄉下，又紛紛投親靠友返回城裡偷偷打黑工；文化界出現犬儒主義（憤世嫉俗）；在內戰時期，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曾被毛成功地用來進行清教徒式的教育，如今則如所有舊東西一樣備受詬病。 ……於是，毛決定重新發動革命，並選擇一個人來當革命的啟動電池。此人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充滿傳奇和幸運，他就是：林彪。（《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時代》描述林彪被挑選成為一場新革命的「啟動電池」，並非一日之功，更非簡單地被動性選擇，而是他早就為走到「二」的位置，做了他人未曾想到的鋪墊：

林對毛擁有狂熱而無與倫比的忠誠，這為他贏得了今日的榮耀。早在一九五九年，他就打造著毛所需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戰車，以此證明自己堪當此任。第一步，加強總政治部的作用，使其不僅是軍內一切政治活動的指揮中心，更重要的，它也指揮著軍隊介入和指導「老百姓世界」的一切活動。第二步，林在全軍上下加強黨組織建設——每個班一名黨的輔導員，每個排有「黨小組」，每個連有黨支部。不管該部隊駐紮何地，黨支部都要直接向地方縣委匯報工作。如此一來，不僅軍隊自始至終離不開黨，軍隊裡的黨組織也掌握在軍外人員之手。

……

數字遊戲。為使軍隊完全具備毛的精神，林與麾下軍官設計了一整套神秘的蠱惑人心的數字方式，對軍隊的考核標準不是基於軍事能力，而是確定為毛主義的「三八作風」（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要求士兵「思甜」，以「兩憶三查」規範其思想，重要的是「紅」，而不是「專」。

這一套數字遊戲顯然很有效。新華社鄭重報導一九六三年的一個生動事例。一個師的部隊接到擴建首都國際機場的任務，以便可以降落噴氣式客機。師長發現他們既無技術條件又無足夠人力來勝任此任務。苦惱之際，他命令全體官兵反覆讀毛的著作。於是，在學習和思考一兩天之後，該師完成了噴氣式時代的這一任務。

……

去年，林已將軍事思想完全融入黨的原則之中，隨後取消軍銜，命令士兵之間以「同志」相稱……

林跨過了清洗的門檻。正是林的軍隊報紙在十個月前，號召發動一場針對「黑幫、違背毛思想的反社會主義路線」的戰役，從而預示著這個國家將返回到嚴酷的革命狀態。事實上，毛在本月初同意林使用軍隊，將中國變成一個「革命大學校」，全民皆兵。（同上）

當然，在《時代》報導中，林彪躍升「第二」，其意味遠遠不限於中國國內局勢。《時代》猜測「文革」此時爆發的原因，猜測毛澤東的意圖，這樣寫道：

紅色中國是否最終被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壓力激瘋了？中國軍隊的人海是否會與十六年前湧入朝鮮一樣，突然湧進東南亞？或者，此次亂局僅僅是黨內權力鬥爭的一種反映？無人能確定。紅衛兵的所作所為，是否是又一次災荒來臨之前的預示？所有這些關於北京當前清洗的猜測，似乎各有道理。（同上）

美國正陷入越南戰爭漩渦，還有什麼比軍方人物在中國政治地位的提高，更令他們擔憂和恐懼嗎？林彪地位的躍升，中國軍隊介入越戰的可能，韓戰的歷史足以導致美國軍事戰略的變化，影響整個亞洲的局勢。走筆至此，忽然明白，以林彪為封面人物的此期《時代》，為何採取了這樣一種設計：大大的「二」，襯託一身軍裝的林彪，身份說明「國防部長」，極為簡單，卻又分明在突出其軍事含義。可以說，在《時代》乃至許多美國人的眼裡，中國的「文革」爆發，與美國的越南戰爭，存在的一種內在關聯。

於是，遠方的地球另一半，也被中國的八月狂飆映得一片通紅。

（完稿於二○一二年十一月五日，北京第一場大雪後。本文原題「狂飆八月紅」。因微信字數限制，本文有刪節。）

參考書目：

《紅色往事》（第六卷），濟南出版社，二○一二年

《毛澤東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衝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二○○三年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百年記憶》，林希，中國社會出版社，二○○五年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東方出版社有限公司，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楊克林編著，一九九五年

《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李輝、高立林編，少年兒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蘇聯報刊反華言論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一九六七年二月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二○一一年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美]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金光耀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轉自《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