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間的洪流裡,很多事都會被衝刷得模糊,但只要去尋找,總能把它分個清楚。這種動力源於人們對歷史的尊重與信仰,有利於更加美好的未來。
中印邊界問題,指中國與印度的邊界爭端問題。中印有爭議的邊界全長約1700公裡,分西、中、東三段(由於錫金段不存在爭議,故不含錫金段)。西段長600公裡,中段長450公裡,東段長650公裡。然而,這種爭議在中印古代史上是不存在的。中印自古相鄰,習慣邊界是喜馬拉雅山南麓,基本沒有爭議。但自從英國佔領印度後,英印政府試圖將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裂出去,為後來的中印爭端留下隱患。
今天,中國與印度的邊界地帶大多屬於高海拔的艱苦地區,一些地方甚至是人跡罕至,但這並沒有阻礙古代中國人民與古代印度人民和平交流的腳步與願望,他們硬是在這高海拔的區域,走出了一條條的貿易與文化之路,一條條地都穿越了今天所說的西、中、東三段,都是值得後世去研究的絲綢之路。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特意說明的是,古代的印度指的是南亞次大陸,是喜馬拉雅山脈以南的一大片半島形的陸地,是亞洲大陸的南延部分。不同於現代印度,古代印度那裡曾經是個小國林立的地方,很少被統一。不能把現代印度與古代印度畫等號的。
01張騫與身毒
引路人是張騫,他沒有到過古代印度,但他第一次出使西域,不僅是一次極為艱險的外交旅行,同時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學考察。不僅親自訪問了西域各國和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諸國,而且從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烏孫(巴爾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裏海、鹹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條支(又稱大食,今伊拉克一帶)、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國的許多情況。
回長安後,張騫將其見聞,向漢武帝作了詳細報告,對蔥嶺東西、中亞、西亞,以至安息、印度諸國的位置、特產、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說明。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為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保存下來。這是中國和世界上關於這些地區第一次最詳實可靠的記載,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區和國家的古地理和歷史的最珍貴的資料。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張騫在大夏時,看到了四川的土產邛竹杖和蜀布,追問它們的來源。大夏人告訴他,是大夏的商人從身毒買來的,而身毒國位於大夏的東南方。回國後,張騫推斷大夏位居中國的西南,距長安一萬二千裡,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裡,從身毒到長安的距離不會比大夏到長安的距離遠。而四川在長安西南,身毒有蜀的產物,這證明身毒離蜀不會太遠。據此,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遣使南下,從蜀往西南行,另闢一條直通身毒和中亞諸國的路線,以避開通過羌人和匈奴地區的危險。
這就是歷史上的張騫連通西南,尋找可以通往身毒的道路。雖然在當時並沒有取得成功,但它卻讓當時的人們知道了在中國的西南方有一個身毒國的存在。身毒國就這樣出現在了中國的古史籍裡,但真正對這個地方做出貢獻的人卻是中國唐朝的玄奘。
02玄奘之路
玄奘(602-664年),唐代高僧,我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翻譯家之一,中國漢傳佛教唯識宗創始人。貞觀三年(629年)朝廷因饑荒允許百姓自行求生,他即從長安出發,經姑臧出敦煌,經今新疆及中亞等地,輾轉到達中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進入當時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師從戒賢學習論典。在這裡,應該留意到一個詞——中印度,這是因為當時的印度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個部分,摩揭陀國王舍城即屬於中印度,印度五部之一。
玄奘西行路線非常清楚:長安(今陝西西安)—秦州(今甘肅天水)—蘭州—涼州(今甘肅武威)——瓜州(今甘肅安西縣東南)—玉門關—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魯番)——阿耆尼國(今新疆焉耆)—屈支國(今新疆庫車)—跋逯迦國(今新疆阿克蘇)—凌山(今天山穆蘇爾嶺)—大清池(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葉城(即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託克馬克西南)——昭武九姓七國(都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鐵門(烏茲別克斯坦南部茲嘎拉山口)—今阿富汗北境—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今阿富汗貝格拉姆——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印度。
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玄奘先後親歷了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中亞地區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孟加拉、斯裡蘭卡等地。不難發現,他是在地圖上繞了一個大圈才到達印度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僅是因為路不好走,還有他對當時佛教起源地了解不明確的因素。當時,他只知道佛教是從西域經過河西走廊傳來的,並不能確切地知道佛教起源地在哪裡。
過河西走廊,經今新疆東疆與南疆,登上帕米爾高原,來到中亞。玄奘才知道佛教發源於印度,於是又拐向南方。翻越興都庫什山達坂,進入印度。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或多或少有些不對勁,因為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生於今尼泊爾境內的藍毗尼,是釋迦族的一個王子。當下,西方國家普遍認為佛教起源於印度,而印度事實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聖地」形象。這使得很多人產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錯覺,這讓尼泊爾民眾一向不滿。
佛教原來只流行於中印度恆河流域一帶。孔雀王朝時期,阿育王奉佛教為國教,廣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諭於摩崖和石柱,從此遍傳南亞次大陸的很多地區。同時又派傳教師到周圍國家傳教,東至緬甸,南至斯裡蘭卡,西到敘利亞、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漸成為世界性宗教。佛教向亞洲各地傳播,大致可分為兩條路線:南向最先傳入斯裡蘭卡,又由斯裡蘭卡傳入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國。北傳經帕米爾高原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國。
可以看得出來,當年行走在帕米爾高原上的玄奘把中印度恆河流域一帶當成了佛教的起源地。至於路不好走,在《大唐西域記》裡也有體現,玄奘在其中記載了「小頭痛」、「大頭痛」兩個地方,「小頭痛」,是天山山脈、喀喇崑崙山山脈、喜馬拉雅山山脈的結點、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大頭痛」則是海拔高度在六千米以上的興都庫什山達坂,兩個名字顯然均來源於玄奘當年強烈的高原反應。
然而,這並不影響玄奘成為古代中國與古代印度之間的友誼使者的化身。在遊歷印度東部、南部、西部、北部數十國後,玄奘回到那爛陀寺,他潛心學習,獲得更大聲譽。640年未,戒日王會見了玄奘。戒日王606—647年在位,是戒日王朝的建立者,也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為中國人所熟悉主要是玄奘西遊的緣故,而單就印度歷史而言,他也是最具影響的帝王之一。他的帝國僅僅延續了三十多年,但在這短暫的時期中,他使北印度統一,同時,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使那爛陀寺名揚四海。
642年,戒日王特意在首都曲女城為玄奘舉行了無遮大會,20多個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婆羅門教高級學者參加了大會,由玄奘宣講大乘佛教教義,與會者沒人能駁倒他,因而獲得了「大乘天」的尊號。會後戒日王請玄奘騎象巡遊天下,宣講說法,一時間在印度掀起了「中國熱」。玄奘不是中國第一個赴印求經的人,也不是最後一個,但像他這樣得到戒日王如此熱烈的禮遇卻是絕無僅有的,兩人共同為中印文化交流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貞觀十九年(645年),貞觀十九年,玄奘從印度帶回了大量佛教經典返回長安,撰寫《大唐西域記》介紹印度的文化,並仔細探討了天竺的名稱,放棄了天竺、身毒、賢豆這些稱謂,根據當地發音,稱做印度。也就是說,從那時開始,中國人才將印度稱做印度,而戒日王則從公元641年開始就多次遣外交使臣通聘唐朝。
03馱馬古道
玄奘回國從今巴基斯坦北上—阿富汗—蔥嶺(帕米爾高原)—大流沙(塔克拉瑪幹沙漠)—敦煌—瓜州—長安,這個線路經喜馬拉雅山脈的山口,比去時的路要近了很多,但他還不知道從今和田過喀喇崑崙山口至拉達克這條路會更近一些。這條路在漢代就有人走,被稱作馱馬古道,在《1943·馱工日記》(2012年首播於CCTV-9紀錄頻道)裡有著較為詳細的反映。
長期以來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克孜勒蘇地區的少數民族農牧民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七十年前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有許多當地馱工,翻越崑崙山,徒步拉運抗戰物資輪胎。而當年這個壯舉,竟是內地幾個漢族青年學者帶領實施的,原本這些只是流傳,在本世紀初這段歷史才逐漸浮出了水面。
「我在港口焦急等待的時候,偶爾在英國人的一本書中,看到有這樣的記載:從印度到新疆有兩條路,北道由伊朗經哈薩克斯坦進入新疆;南道是一條馱馬古道,由喀拉蚩經斯林那加,到拉達克首府列城,再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和喀喇崑崙山脈就能到達新疆葉城。這個信息立刻鼓舞了我,我馬上向大使館問詢。沒想到,大使不知道有這條路。隨即,我向交通部報告,提出了我新的運輸設想,並請求由我帶隊先試運踏探開闢這條通道。」
記述者叫陸振軒,1902年6月生,漢族,江蘇省武進縣人。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廣東機械學院、廣州外國語學院教授,1987年退休,1999年11月病逝。從1942年至1945年,由陸振軒帶隊踏探開闢的這條印新國際運輸線,輾轉五個國家和地區,行程兩萬多公裡;使用馱馬1500餘頭,先後參加人數達1300餘人,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新疆少數民族馱工。在徒步翻越喜馬拉雅—喀喇崑崙山脈的1059公裡驛道中,人畜傷亡率達10%左右,共運進6600條汽車輪胎及抗戰緊缺物資。
這次翻越喜馬拉雅—崑崙山馱運抗戰物資,前後延續了三年,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馱運才結束。可以說這是陸振軒他們在運輸抗戰物資過程中的發現,而他們絕非這條古道的開闢者,早在這條古道上,今維吾爾族與藏族人的先民就以羊馱的方式進行著貿易與文化的交流,也因為它的存在,使和田歷史上的于闐古國成為佛教駐足中國名符其實的第一站。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曾經刊發過一篇文章《印度河上遊佛教巖刻敦煌壁畫的「原型」?》,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近年,在位於克什米爾的印度河上遊地區,中國學者在尋訪佛教巖刻的過程中發現,當地佛教巖刻不僅數量眾多,而且這裡巖刻中的佛本生故事圖像,跟我國敦煌254窟中的兩幅知名壁畫高度相似,雖兩地遠隔數千裡,卻近似姊妹篇。這引發了他們的猜想:敦煌壁畫藝術,是否來源於印度河上遊地區?又是誰雕刻了數量驚人、風格獨特的佛教巖刻(2020年第08期 作者:邵學成)?雖說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但也間接地證明了馱馬古道的存在以及佛教當年在這條路上的傳播。
《北史于闐傳》記載:「自高昌以西,諸國等人,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惟此一國指的就是于闐國,說他們很像中原人。盛時領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豐等縣市。而皮山這個地方也曾是一小國,西漢時皮山國王都為皮山城,從此向西南過桑株達坂即可抵達今日的喀喇崑崙山口,過山即克什米爾,亦為絲綢之路入罽賓、烏弋山離和印度的一條支線。東漢時皮山國尚存,至唐時其國已併入于闐。
在這些古籍的記載裡,馱馬古道的線路已經非常清晰。
《漢書》中說,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裡,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今波斯灣)。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官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絕遠,漢使希至。
這裡說的「不屬都護」意思是不屬於西域都護府,漢朝時期在西域(今新疆輪臺)設置的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管不著烏弋山離,之間沒有隸屬關係,烏弋山離距漢朝很遠,漢朝的使者基本不到那裡去。但是,罽賓就不同了,罽賓自中國西漢時期至唐代,罽賓均指卡菲裡斯坦至喀布爾河中下遊之間的河谷平原而言,某些時期可能包括克什米爾西部。該國農業發達,盛產稻米。城市生活、商業、手工業都很繁榮。中國與罽賓建立關係始於漢武帝。公元前115年,張騫出使烏孫,派副使至罽賓。當時罽賓地處絲綢之路南道上的一條重要支線之上,罽賓商人經常來往中國。
所以,不管是烏弋山離還是罽賓都是古代絲綢之路經過的區域,都見證了這條路上文化的傳播與貿易的交流,它們並不屬於南亞次大陸這一概念下的印度。
04王玄策之路
王玄策確實是個牛人,《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籍給了王玄策這樣的簡歷:王玄策早年事跡不詳,初任融州黃水縣令。貞觀十七年(643年)三月,王玄策奉命作為副使,跟隨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護送婆羅門國使節回國。同年十二月,到達摩伽陀國。後又出使印度,大勝印軍,開通了中國西藏—印度絲路促進了唐朝和五天竺國的友好往來及文化交流。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朝又派王玄策為正使、蔣師仁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天竺(印度),四天竺國王多派使者帶著財物來,準備與王玄策一起到唐朝朝貢。恰逢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於是發動所有軍隊以拒王玄策。跟隨王玄策的30騎兵與敵人交戰,失敗被擒獲,敵人趁機劫掠諸國貢獻的財物。
王玄策逃離,到達吐蕃,發檄文徵召軍隊,得到1200吐蕃兵、7000泥婆羅(今尼泊爾)騎兵。王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吐蕃、泥婆羅的軍隊進攻到中天竺的茶鎛和羅城,作戰三天,攻破茶鎛和羅城,斬首三千餘級,敵人被溺死的約1萬人。阿羅那順逃走,收攏散兵再次交戰,蔣師仁擒獲阿羅那順,俘斬敵人數以千計。餘眾跟隨國王的妻子在乾陀衛江抵抗,蔣師仁擊敗他們,俘獲其妃、王子,又俘虜男女一萬兩千人,各種牲畜三萬,五百八十座城邑投降。
戰後,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饋軍,還送來了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並送上地圖,請求得到老子像。天竺震驚、害怕。貞觀二十二年,五月,王玄策把俘獲的阿羅那順及王妃、子等,俘虜的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二萬餘送到長安獻俘。唐太宗封他為朝散大夫。
王玄策開通的這條路線路非常明顯,即由今拉薩、日喀則經尼泊爾至印度的路。這條路直到清末西北地區的穆斯林還在走,日喀則市地處中國西南邊陲、西藏自治區西南部,南與尼泊爾、不丹、印度三國接壤,西銜阿里地區,北靠那曲市,東鄰拉薩市與山南市。當年西北地區的穆斯林,從寧夏、甘肅、青海等地出發,經玉樹結古鎮,沿唐蕃古道進入西藏,從日喀則輾轉至亞東進入印度,再坐火車至阿拉伯海東岸的孟買,再乘坐海船,即可抵達麥加。
與此同時,人們也可由拉薩、日喀則沿喜馬拉雅山脈北側至克什米爾和帕米爾。而這條線路在歷史上一直屬於藏人文化圈或者華夏文化圈,位於克什米爾東南部的拉達克被稱為「小西藏」就是這麼個道理。拉達克既是藏族的傳統居住區,也是中國西藏的一部分。先民的腳步不但走出了古老的絲路,也讓中國的文化實實在在地傳播得更遼遠更廣泛。
在王玄策之後,公元8世紀時期,當時的藏王是赤松德贊。吐蕃軍隊佔領印度多個城池。印度的君主臣服吐蕃,並每年按期納貢。吐蕃人在恆河邊立一塊石碑,表示石碑以內為吐蕃領地。吐蕃軍隊還在加爾各答立鐵柱,並取走了印度菩提伽耶的金剛座寺廟內的佛骨舍利。此後,印度恆河流域歸順吐蕃管轄達50多年。
05 友誼之路
最後,我們把這段文字的落腳點放在那爛陀寺上來。玄奘《大唐西域記》、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等對那爛陀寺都作過說明,又作那蘭陀寺、阿蘭陀寺。是公元五世紀時,印度笈多王朝的鳩摩羅笈多王護持佛法不遺餘力,為了佛法的傳承在那爛陀創建的一所佛教大學,位於今印度比哈爾邦中部都會巴特那東南90公裡。
那爛陀寺規模宏大,曾有多達九百萬卷的藏書,歷代學者輩出,最盛時有萬餘僧人學者聚集於此,教師達1500名,精通三藏的達1000多人。不僅研究佛學,也是培養佛學家和佛教徒的重要場所,還是研究因明、聲明、醫學、天文歷算、工巧學、農學等的重要地方。
那爛陀寺七世紀時為全印度矚目的大乘佛學中心,但至八世紀初,隨著笈多王朝的沒落以及印度教勃興,逐漸衰微,至十二世紀末最終被突厥大軍所毀。1861年,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康寧漢考古發現一片佛教遺址,出土許多精美佛教石雕、銅像、銅盤和印章等,經與《大唐西域記》核對,證明是那爛陀寺舊址。
至此,中印兩國人民又一次想到玄奘,1956年,兩國政府開始合作籌建玄奘紀念堂。1957年,中國政府捐款30萬元人民幣計劃在那爛陀寺附近建造一座中國式的玄奘紀念堂。為此,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並撥專款修建,尼赫魯總理親自參與選址工作,並對施工標準做出指示。在兩國總理的倡導和直接支持下,玄奘紀念堂開工建設。這見證了當時中印兩國人民親如一家的歷史時刻。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玄奘紀念堂成了「半拉子工程」在風雨中飄搖了數十年,直到新世紀中印關係的全面改善。
從2000年開始重新動工至2007年「中印旅遊友好年」開始,玄奘紀念堂終於建成並舉行了落成典禮,據當時媒體報導,典禮舉行前幾天,那爛陀寺的上空一直密布陰雲,但典禮舉行當天,陰雲忽然散去,出現了少有的朗朗晴空。一位印度僧侶表示,那是一個好兆頭,象徵著中印關係前景明媚。從玄奘法師西行印度取經至今,1000多年的歲月悄然走過,然而他踏出的溝通之路卻沒有被歲月淹沒,那爛陀寺因此成為中印文化源遠流長、中印友誼萬古長青見證,同時也在告訴人們,不管是誰,只有在和平和道路才可能有更好、更大的發展空間。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