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師是唐朝最為著名的僧人之一，他西行求法的經歷不僅由他本人寫成了《大唐西域記》，更是隨著神話小說《西遊記》的流行而家喻戶曉，但歷史上的玄奘大師與文學上的唐僧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區別的。玄奘大師不僅是中國佛教史上裡程碑式的人物，他更是中國學術界尤其是邏輯學界最為光輝的頂點之一。除此之外，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則"為中國的翻譯事業奠定了基礎，而他根據自身經歷所作的《大唐西域記》這一遊記，更是成為了研究天竺以及南亞周邊國家歷史、風物、人文的重要資料。
簡而言之，大唐三藏法師玄奘絕對不是吳承恩小說中所描繪的那個唯唯諾諾的唐僧，更不可能是固執迂腐的近乎書生的形象。玄奘大師西行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學術，就是為了理清南北朝以來地論師和攝論師關於"法相"的爭議，尤其是南北方由來已久的各執一詞加上漢譯本佛經的意義含混，使得玄奘有意識地想研究清楚其中的真偽。恰逢唐武德年間外來僧侶來華，在與之會晤之後玄奘決心西行求法，並且表明要前往天竺那爛陀寺探尋《瑜伽師地論》三昧。在未獲唐王批准的情況下，玄奘還是毅然決定私自出境，在九死一生之後終於抵達天竺，並且遊遍了大大小小的邦國，深入學習了大小乘諸多學派的經典。
中國內地佛教理論隨著玄奘大師的回國到達了頂點，這一光輝燦爛的頂點就是玄奘大師創立的"唯識法相宗"，它是中國所有學派中邏輯最為嚴密、理論體系最為發達的派別。唯識理論是來自於彌勒菩薩的"彌勒五論"，而後由無著大師受習無論，並且造出了《阿毗達摩》以及《顯揚聖教論》等著作。在無著菩薩之後世親菩薩繼承了他的唯識思想並且發揚光大，而後又寫出了《攝大乘論釋》、《唯識三十頌》以及《往生論》等諸多經典，在其後的兩百多年間一直流傳於天竺。在玄奘所處的時期，那爛陀寺的戒賢三藏是唯識宗的宗門正義，並且隨著玄奘的回國，唯識宗也被玄奘大師帶回了中土，並且發揚成為了中土的唯識法相宗。
唯識法相宗是玄奘大師糅雜了天竺諸多論師思想之後創建的本土宗派，它具有鮮明的古印度哲學的色彩，尤其是唯識學中繁複縝密的邏輯思辨，堪稱是佛教所有宗派中最具經院哲學色彩的派別。與邏輯學作為哲學的重要分支一樣，佛學內部也有著自己獨特的邏輯學，被稱之為"因明學"。漢傳因明的體系是玄奘大師一手建立起來的，《入正理論》和《因明正理門論本》的譯出和加工，為漢地佛教的因明學奠定了基礎。但是和唯識學一樣，過於深奧繁雜的因明學在中土並未流行多久，自玄奘高足窺基大師之後也逐漸失傳了。玄奘大師所建立起的唯識法相宗和他所注重的因明學，除卻他出於本身的佛教徒角度考量之外，還有更加深刻的學術上的尤其是邏輯學的試探，雖然這一試探的最終結果是以失敗告終的。
玄奘唯識法相宗的構建與佛教由來已久的南北分歧
佛教作為一門外來的宗教，它的演變過程與時局是分不開的，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土以來，一直在探索著自身的立足之道。東晉時期的一代神僧道安大師更是提出了"不依國主，則法不立"的觀點，而這一觀點也成為了中國佛教僧侶們歷來堅守的準則。道安大師的弟子廬山慧遠大師，依循了道安大師關於佛教未來走向的思路，並且通過他畢生的努力使得外來的佛教走上了中國化的歷程。《沙門不敬王者論》和《袒服論》等諸多文章是慧遠大師努力融合三教的證明，而慧遠大師本人也是精通三家的飽學之士。正是由於東晉以來的道安大師和慧遠大師等諸多佛教僧侶的努力，才使得佛教這一外來事物在動蕩的時局下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且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
除卻佛教路徑的演變之外，佛教內部的哲學思想也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變遷，從中國內地佛教的最高峰東晉時期到唐朝初年，佛教內部產生了相當重大的分歧。東晉鳩摩羅什三藏所譯的諸多經典都是以"般若學"為主，這與當時的動蕩時局是密不可分的，在恐怖和不安中的人們需要佛教的"虛妄"、"空"等觀念來麻痺自我，正如《金剛經》裡所提到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這種思想在兩晉以及南北朝的北方是相當流行的。但是南方的政治環境相對北方要寬鬆很多，所以以廬山慧遠大師為首的"法性論"思想在南方相當流行。南北方佛教僧侶的分歧雖然與其所依的經典有重大關係，但是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也是密不可分的，南北方僧侶的佛學思想分歧也一直影響到了唐朝。
而竺道生根據《泥洹經》所提出的"佛性論"更是引起了南北佛學的大討論，中國佛學思潮的重心從"般若學"轉向了"涅槃學"，但是南北學僧在"佛性緣起"的問題上還是有著不少的分歧。如來藏思想和瑜伽思想自此以後相互融合，以《大乘起信論》等諸多經典為首的如來藏思想自此以後成為了漢傳佛教的主流，而"眾生皆有佛性"以及"頓悟成佛"的思潮在此之後也深入人心。玄奘大師就處在這一重大的時間節點上，唐朝初年這一時間節點是相當奇妙的，它既是中國又一個真正意義上大一統王朝的開端，又是中國佛教又一個思潮轉變的開端。
玄奘大師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探尋《瑜伽師地論》的原本，而他的動機則是為了解決長久以來困擾中國佛教界的南方地論師以及北方攝論師關於"佛性思想"的爭論。尤其是真諦三藏所譯的《攝大乘論》以及《俱舍論》等經典極為晦澀，其中多有邏輯不通之處且無法探尋佛意。北方的地論師所依據的經典是《十地經論》，他們把"阿賴耶識"看作是三界的根本，而南方的攝論師則是以真諦三藏的《攝大乘論》中的"如來藏"思想統籌一切。這一點不僅是困擾玄奘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佛教數百年了南北分歧的重要原因，處在這個時間節點上的玄奘三藏成為了被歷史選中的天命之子。
玄奘大師自那爛陀寺歸來以後，將世親無著兩位菩薩闡揚的唯識思想帶入了中原，並且結合了他畢生所學創立了中國本土的唯識學派，也就是"唯識法相宗"。除卻"有、空、中道"的三時判教之外，唯識法相宗最大的理論特點就是調和了"阿賴耶識"與"如來藏"之間的關係，但它同時又有著相當激烈峻峭的單刀直入的"可破可立"的特點。這一學派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著相當嚴密的體系，理論上以"三性說"駁斥了"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如來藏思想，但是又以唯識的"阿賴耶識"調和了兩者之間的矛盾。以"法相"來統籌理論和修行實踐，更為重要的是玄奘窺基對於因明學的發展，使得唯識學的邏輯體系相當完善，將中國佛教義理推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玄奘具有先鋒試驗色彩的"因明學"與中國哲學傳統
玄奘大師建立的"唯識法相學"除卻要解決佛教內部沉積已久的南北爭論之外，其背後還有超越佛教之外的更為深刻的意義。這一層意義與玄奘本人的信仰與性格有關，但同時也關係到中國學術界的轉變和未來，玄奘大師創立的唯識學尤其是對因明學的重視，是極具進步激進色彩的一次先鋒實驗。他力圖轉變的不僅是中國佛教界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衰落與分歧，還有整個唐朝初年甚至是中國歷史上一以貫之的學術陋習，這就是中國傳統哲學領域"邏輯學"的極度缺失，"重格言輕邏輯"是中國古代哲學最為致命的弱點。
嚴格意義上來講中國哲學的主要內容是社會學，自先秦以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對於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討論幾乎為零。尤其是儒家學派自漢武帝以來逐漸成為了官方推崇的主流，無論是中國先秦時期燦爛輝煌的"百家爭鳴"還是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中國古代哲學都嚴重缺失邏輯學。對於本體探究的不重視以及認識論的不成熟是中國哲學的一大特點，也是哲學史學家們在與西方哲學對比時爭論的一大重要問題。
"經史子集"中只出現了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萌芽，但是中國長期以來"天人合一"的觀念使得文學、歷史以及哲學混雜在了一起，沒有孕育出專門的本體論學科或者是認識論學科。真正在中國盛行的是類似於《論語》這樣的格言學，而且絕大部分的內容是偏向討論社會學以及倫理學的內容，即便是出現了《淮南子》這樣討論世界觀的著作以及《老子》這樣具有本體論意識的著作，也往往缺少完備的邏輯推導過程，這是顯而易見的一個現象。
自佛學傳入中國之後，其深邃的思想和龐大的內涵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尤其是佛教在"四諦"、"十二因緣"等基礎上衍生出來的關於本體論、認識論以及世界觀的諸多著作，填補了中國哲學固有的漏洞。但是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不得不摒棄自身繁瑣的邏輯論證，以便於更好地傳播以及為大眾所接受，到了唐朝初年佛教的邏輯學也就是因明學實際上已經不再延續。而南北學僧們在關於"佛性有無"以及"一闡提眾生皆能成佛"的爭論過程中，也極大地暴露了佛教義理的衰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明學的不傳。
玄奘大師是中土成長起來的高僧，他不僅熟稔佛教經典，對於儒家乃至道家的經典也有所涉獵的，玄奘其人與鳩摩羅什三藏同為佛教最著名的譯經家，他們對於中國本土的文化涉獵是相當廣泛的。玄奘其人幼年出家，而後雲遊各地學法弘法，他目睹了當時學僧的良莠不齊，也反思了中國傳統哲學長久以來的漏洞。玄奘大師的因明著作大部分已經不傳，我們能夠從其弟子窺基大師的著作中窺探其對於學術的態度，《因明大疏》由楊文會1895年於日本取回刊印，重續了漢傳佛教因明學的正脈。
法相唯識學是推廣邏輯學的最初試探，但是最終失敗
玄奘大師建立的唯識法相宗具有相當複雜的含義，除卻佛教內部的南北之爭以及玄奘本人對於學術的執著之外，他將因明學帶回中土有著更為深刻的考量。這與他的學術背景有關，他本人被公認為印度中古時期邏輯學家陳那的正統繼承人，他對於陳那一系的佛教因明學認識是最為正確的，而陳那的邏輯學是整個佛教乃至是整個古印度邏輯學的高峰。玄奘大師在天竺求學期間，成為了當時首屈一指的邏輯學大家，他強大的邏輯思維使得當時整個印度的大乘以及小乘學派都信服，"大乘天"是大乘學者給他的尊稱，而"解脫天"則是小乘學者對他的稱呼。
玄奘當時是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的人物，無論是他個人的生平遭遇還是中國佛教當時的境遇乃至唐朝初年在整個歷史中所處的地位，都註定了他將成為改變歷史的人物。唯識法相宗的理論與實踐體系完美地解決了中國內地南北之間的爭論，而玄奘本人在長安以及洛陽的譯經工作則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佛教徒的翻譯問題。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玄奘大師的因明學，打通了古印度佛教與唐朝初年佛教在邏輯學方面的傳承問題，這個在佛教發源地都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人物還肩負著改變中原學術傳統的任務。
在種種的機緣巧合之下，玄奘大師帶著數千卷經藏以及完備的邏輯體系回到了他的故鄉，他要開始他具有先鋒色彩的學術試驗。但是這一場試驗的最終以失敗告終，唯識法相宗在窺基之後百年內就不傳了，而漢傳佛教的因明學也隨著唯識宗的覆滅的不傳，甚至是在19世紀末期，中國學者還要遠渡東瀛才能取回屬於自己的因明學著作，以此續上中原佛教的因明學脈絡。玄奘大師的先鋒實驗是歷史的必然，而他這次實驗的失敗同樣是歷史的必然。
唯識法相宗具有相當濃厚的經院哲學色彩，其繁複縝密的邏輯推理足以將大部分人拒之門外，而一群不事生產整日思考本體與認識的學僧們註定要依附在強大的政治勢力上。但是很不幸的是，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們對於宗教的態度只有利用與合作，從來都不存在無緣無故的扶持和依賴。唐太宗和唐高宗都先後提出玄奘大師還俗的要求，其背後的邏輯還是想利用大師的影響力來統率僧眾，以達到自我的政治目的。而統治者們對於深奧難懂的佛教義理根本不可能感興趣，一般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受到過嚴格的訓練，所以他們很難入門。
除卻外部的現實因素之外，佛教內部的競爭也加速了唯識法相宗的消失歷程，唯識學雖然在唐朝初年風靡一時，但是經院哲學內部的學僧們缺乏兼顧現實的能力，唯識學派在與華嚴宗、天台宗以及後期的禪宗的競爭中佔了下風。玄奘大師以及窺基大師建立的唯識體系過於脫離現實，加上其艱澀難懂的特點，本身就不具備廣泛傳播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玄奘大師吸收了印度的"種姓"觀念，將人劃分為了不同的等級，這一點也為中國傳統的佛教分子所不容，過於革新的唯識宗就此落下了帷幕。
結語
玄奘大師本人是千年以來首屈一指的高僧，更是中國學術界為人敬仰的楷模，而由他從古天竺介紹到中土並且加以改造的"唯識法相宗"同樣是佛教義理上不可逾越的高峰。玄奘大師處在非常複雜的時間節點上，這一時間節點既是中土佛教內部矛盾重重的時刻，也是印度佛教與中土佛教交流中斷的時刻，同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改朝換代的時刻，在種種時刻的交織下，玄奘大師接受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並且努力完成了這一使命。
"唯識法相宗"的建立不僅解決了唐朝初年漢傳佛教南北論師的分歧，同時還為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新鮮的因明學，這是玄奘大師繼承印度邏輯學後在中國推廣的試驗。雖然這一帶有鮮明先鋒色彩和激進色彩的試驗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並不妨礙它成為中國內地佛教最為光輝的頂點，流行於唐朝中期的華嚴宗、天台宗以及中後期的佔據了佛教主流的禪宗，都深深地受到了玄奘大師以及唯識學的影響，這可能是對大師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