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作為太陽系八大行星之一,起源於46億年前的原始太陽星雲。
目前為止地球上公認最古老的生物是已經生活了約35億年的藍藻。
在約5.3億年以前,地球出現了至今難解的「寒武紀生物大爆發」,海生無脊椎動物和藻類生物大量出現並繁衍演化。
而現代人類根據現代人類晚近非洲起源說[1],在距今25萬年前才誕生於非洲。而自「寒武紀生物大爆發」以來,地球上已經發生了五次物種大滅絕事件。[2]
與生機地球和自然界相比,人類存在的歷史何其短暫;而人類歷史與個體生命相比,又是何其漫長。於前者,我們將在本篇簡要梳理人類文明歷程中,人與自然關係的迭代與發展;於後者,我們將通過呼籲「人與自然和諧新共識」的達成,號召大家踐行代際公平[3]與可持續發展的路徑,為自然發聲,更為我們人類自己發聲。
「一部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史。」[4]
樸素的敬畏與探索
在原始文明時期,人類通過製造工具,以獵狩採集的方式作為食物鏈的一環在大自然中生存,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方式下,人類利用自然資源完成了文明萌發的原始積累。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代東方農業文明逐漸在大河流域發源[5],以灌溉農業為基礎,出現了全新的社會經濟模式與政治體制。受限於彼時人類低下的自然改造能力,我們的祖先在「看天吃飯」的精耕細作中學會了依賴自然法則與規律,最終形成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思想。
農耕文明 圖片來源於網絡
類似的思想甚至被用於進行社會治理層面的解讀。
例如,針對「天人合一」這一哲學思想,道家與儒家就分別有其各自的解讀。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始自先秦時期思想啟蒙,延伸到漢代與宋代哲學發展時期,於漢代興盛,後及宋明理學,影響深遠。其基本含義為「萬物一體」、「天人相參」,強調人與自然具有內在統一性。由此確立了一種人與自然相依、順應自然的倫理,以反常自然現象規訓君主進行國家治理,使農業社會的經濟發展持續穩定[6]。
道家幾千年前形成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7]理念,即是對「天人合一」思想最精妙的闡述之一。其要義在於「萬物與『我』合為一體,要順應、效法自然,不要因追求『我』的欲求而做違反自然的活動」。
而在大陸的另一端,以古希臘、古羅馬為代表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則通過海洋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奠定了海洋文明的基礎。人們通過航海進行商業貿易、文化交流,城邦國家的興盛孕育了人本主義的萌芽。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格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強調人之於自然的把控地位。隨著文藝復興等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人文主義」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中佔據著愈發重要的地位,將近代哲學引向了「主體性哲學」的發展方向。
雅典學院-拉斐爾 圖片來源於網絡
軸心時代的東西方古代文明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界定雖然有理解和認知層面的偏差,但受限於彼時生產力、生產工具和生產活動尚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對自然的開發和利用並未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從總體上看,人類與自然處於初級的平衡階段,人類對自然以及社會的認識仍處在較落後階段,亟待社會各層面的整體發展。
但從中亦不難看出,此時人類精神層面和主體意識已經開始了對與自然關係的些微思考,雖尚缺成體系的理論與實踐,卻也為後世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奠定了論證的基礎。
欲望的滋長與危機的開端
17世紀,笛卡爾通過一次普遍、徹底的懷疑,將西方近代哲學拉進了「我思故我在」布下的命題之中。在主客二分的論證下,將人的「主體性」置於對客體「自然界」的支配地位,「賦予」了人對於自然界的支配權力。這一思潮歷經資本主義發端與啟蒙運動之後,於工業革命時期達到頂峰。
能力的提升滋長了欲望。18世紀中葉,西方工業革命將人類帶到了現代工業文明時代。這是一個機械化大生產、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伴隨著人類徵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空前提高,人類正在無節制地享受主導自然、將自然資源轉化為金錢的「收穫」的快感。而正如恩格斯曾警醒世人所言:「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工業文明形態下人對自然的過度利用與開發,是持續至今的生態危機的開端,導致了人與自然關係的割裂。
工業革命 圖片來源於網絡
煤炭作為工業革命中最主要消耗的一次能源,在燃燒後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質,在為工業時代的生產加足馬力的同時,也為日不落帝國的晴空濛上了煙霾。
1852年,酸雨現象首次發生在曼徹斯特。1873、1880、1891年在倫敦連續出現煙霧汙染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最終造成當月約4000人因煙霧而死。
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也會致使水體汙染嚴重,工業廢水和生活汙水浸染了城市的河流。而因水體汙染造成的水質惡化及其後滋生的大量病菌,導致了英國在18世紀發生的四次霍亂。即使在工業化進程較晚的東亞地區,也發生過日本昭和年代的水俁病等工業化引發的環境汙染事件。
除此之外,大量自然資源在工業化生產中被消耗,森林砍伐過度、資源枯竭、物種滅絕、水土流失等種種全球性環境問題都被列入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徵服自然的「憑證」之中。
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看似在徵服、損耗自然的過程中佔據了與自然關係的「上風」,卻不得不在更長久的未來經受自然施與的「懲罰」。這是人類與自然矛盾關係的暴露,更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斥」下不容忽視的文明進步的「癥結」所在。
反思與新時代的理念發展
工業文明時代接二連三發生的環境問題造成了巨大的生態危機,震驚了全世界,同時也迫使人類重新反思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舉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國際層面探討自然環境問題的會議。會議最終通過《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各方達成了「只有一個地球」,人類與自然不可分割的共識。1978年,伊林·費切爾首次提出「生態文明」的概念[8],工業化引發的嚴重環境破壞問題開始作為人類發展的時代性命題進入公眾視野。隨後,1992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上通過的「裡約三公約」[9]更是奠定了後世國際社會關於環境與發展的多項原則,「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自此深入人心。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新認識」與「新定義」就此產生。
人類在20世紀後期開始步入新的文明時代,世人將其稱之為「後工業文明」時代,暨「生態文明」時代。這是基於科學技術、人類認知、教育手段高度發達基礎上的文明,強調自然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石[10]。隨著生態文明理念的普及,人類逐漸意識到,環保與GDP不再是一道單選題,通過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並重可促進人類發展與環境壓力脫鉤,達成人與自然的雙贏。
但是,縱觀人類發展史,如此重大的歷史性轉折是無法一蹴而就的,儘管在過去幾十年中環境保護事業得到了各方的關注與長足的發展,但資本市場過分逐利導致的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浪費,使得環境惡化的趨勢依然沒有得到扭轉。
世界自然基金會2018年發布的最新版《地球生命力報告》指出,在過去的50年間,全球脊椎類動物種群規模下降了60%,而同期人類生態足跡持續增加了190%。
《地球生命力報告》配圖
大約有100萬種動植物物種遭受滅絕的威脅,超過40%的兩棲類物種、近33%的形成珊瑚礁的珊瑚和超過三分之一的海洋哺乳動物受到威脅。[11]
IPBES第七次《全球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評估報告》配圖
此外,由於人類活動所導致的全球溫升,也已高出工業革命前平均水平約1 °C(0.8 °C-1.2 °C),若溫升速度持續上漲,將在本世紀中葉前升至1 .5°C,對於自然的影響將不可估量。[12]
IPCC《全球變暖1.5℃特別報告-決策者摘要》配圖
自然為人類福祉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基礎。地球生態系統的平衡被打破,我們不得不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我們用過往幾千年人與自然相處的經驗得到了今天:和諧相處方能實現人與自然可持續共生的真諦,卻也需要人類用未來的更多的時間以拼命修補「瘢痕累累」的地球。
然而當人類認識到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重要性,並將其作為國家頂層設計的核心理念傳承推廣之時,我們是否還可以抱持一分的樂觀精神,不負千百年來人與自然生動的對立統一關係的反覆試煉,在我們還握有扭轉這一自然危機的機會--卻也可能是人類最後的機會之時,去做出更積極的探索與實踐呢?
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裡貫徹始終。在科學發展、技術進步的今天,為曾經難以取捨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議題找尋兩全其美的全新解決方案成為了可能。在覆水難收之前,在二十一世紀二零年代的開端,以人類的名義,疾呼一份 「人與自然和諧新共識」(New Deal for Nature and People)。
「新共識」抱持「扭轉未來,保護和恢復大自然」的2030年願景,和這雄心勃勃的「零零半」目標:
1. 自然棲息地的喪失為零;
2. 因人類原因造成滅絕的物種數量為零;
3. 生產和消費的足跡減半。
「人與自然和諧新共識」配圖
在我才華橫溢的同事們為植物、為草原、為海洋、為世間萬物等等奔走過後,讓我們為人類自己、這個同樣在地球上生活了幾十萬年之久的生物發聲。盡我們人類最大的努力,加強減排雄心,極力控制全球溫升,保障生態系統完整性,遏止生物多樣性喪失。在我們繼承了祖先古老的智慧權衡人與自然關係的答案之時,為我們的後代子孫得以承繼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的人類文明而刻不容緩,力挽狂瀾。
我們期待與你攜手,一起扭轉生物多樣性下降曲線,攜手推動《2020後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的達成。
© WWF-US / Keith Arnold
我們同樣期待來自公眾、企業、金融機構、公民社會組織等利益相關方的每一個個體的積極、廣泛參與。作為一名青年學生,你可以發揮所學專長與靈動頭腦,為「扭轉自然喪失」這一願景找尋切實可行的創新性解決路徑;作為一名企業家,你推動企業加快「可持續轉型」的努力,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與推動行業可持續發展的擔當;作為一位生態環保從業人員,你投身環境工作「一線」,為「綠水青山」的建設奉獻青春與智慧;你更可以作為一個關心且珍愛「自然「的消費者,從拒絕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杜絕食物浪費、減少一次性塑料製品的使用等生活中的點滴小事做起,成為實現「扭轉自然喪失」最有力的註腳。
人類個體力量雖然渺小,置身於人類歷史中顯得微不足道,然而每一個個體力量的參與都將影響著人類發展的尺度,每一個個體信念的轉變都將決定著人類文明的走向。
是時候將「自然」 置於我們賴以生息的世界的核心,穿越山水林田湖草,跨過我們所遭受的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等等生態的危機,捍衛可持續的未來。
WWF for people and nature - #TogetherPossible(Full)
本文作者 單詩堯
WWF環境政策項目項目專員,主要支持《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多利益相關方(青年、公民社會組織以及城市和地方政府)的動員及參與工作。重點關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化等議題。
[1] 現代人類晚近非洲起源說(recent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是古人類學描述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的起源與早期遷徙時,最廣為接受的模型。
[2] 五次生物大滅絕分別為:奧陶紀-志留紀大滅絕、泥盆紀晚期大滅絕、二疊紀—三疊紀大滅絕、三疊紀—侏羅紀大滅絕和白堊紀—古近紀大滅絕。
[3] 代際公平,是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種資源分配思想。要求不同代際之間公平使用自然資源。基本要求是:(1)每一代人都有保存和選擇自然和文化多樣性的權利;(2)每一代人都有享有健康、有較好生活質量的權利。
[4] 李瑞環.關於我國綠化的幾個問題—在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摘要)[J].中國林業,1999(7):4-5
[5] 如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印度和流域的哈拉巴文明,中美洲的瑪雅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以及黃河長江流域的中華文明。
[6] 徐春.儒家「天人合一」自然倫理的現代轉化[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1):41-47
[7] 出自莊子《齊物論》
[8] 伊林·費切爾在英文期刊《宇宙》1978年第3期(第20卷)發表了題為 「人類生存的條件:論進步的辯證法」(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的文章,文中首次了「生態文明」這一概念。
[9] 《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
[10] 傅曉華.論可持續發展系統的演化—從原始文明到生態文明的系統學思考[J].系統辯證學學報,2005(03):96-104
[11]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第七次《全球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評估報告》
[12] 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全球變暖1.5°C特別報告-決策者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