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獨立出品【熱點】
文丨劉超 加一
在金庸筆下,靖哥哥的江湖原本是他從香江北望的家國情懷的理想寄託,最終在收尾之作《鹿鼎記》裡,韋小寶如同新冠病毒一樣完全毀了江湖。「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把2020新版《鹿鼎記》激起的劣評全讓張一山抗著,多少有點冤。
11月15日,2020新版《鹿鼎記》在央視八套開播。網上對主演張一山的吐槽,表明在鬱悶的這一年裡,人們原本對這部劇集還是期待頗高的。當然,把劣評都堆在張一山頭上也沒什麼勁,用句套話來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在金庸筆下,靖哥哥的江湖原本是他從香江北望的家國情懷的理想寄託,最終在金大俠的收尾之作《鹿鼎記》裡,韋小寶如同新冠病毒一樣完全毀了江湖。導演馬進之後,估計一時半會沒人再去動改編金庸的念頭了。斯人已逝,金庸雖然早已無力保衛自己的作品,但曾經反哺幾代大陸青年的武俠小說與港產片,正迅速成為一個懷舊話題。
失去父親的俠客
金庸1955年開始寫武俠小說,1957-1961年完成了《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即著名的「射鵰三部曲」。同時,1959年他創辦《明報》「右手寫武俠,左手寫社評」,以自由報人和時評家的身份針砭時弊、隔岸論政,時有洞見。
在這一時期的小說裡,郭靖作為突出的英雄形象,體現了金庸對「俠之大者」的經典闡釋。他出身平凡,可以體察民生疾苦;大智若愚,重情重義,有古俠之風採;他奇遇不斷、武功高超,卻又謙遜有禮、待人寬厚;最重要的,他心中牢記「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立場,由此所獻身的就不是個人的義氣與血氣,乃是民族大義、國家危亡的宏大敘事。
何者為俠?韓非子的一句「俠以武犯禁」,將「俠」劃入了貶義詞的行列。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們這一派主要是為掌權者謀劃,出了不少狠招和陰招;在他們眼中,俠是可能威脅帝國統治的不穩定因素。
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寫道:「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言而有信,一諾千金,解人困厄,能在史書上給出這幾句走心評價的,幾千年來也沒幾個。金庸筆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如《雪山飛狐》中的平四叔,拖著殘軀將恩人胡一刀的幼子養育成人,其實骨子裡展現的就是太史公筆下的俠義精神。
金庸塑造的大俠,重情重義自不用說,胸懷膽識更加超卓。《神鵰俠侶》二十回中,郭靖對楊過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助守襄陽。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為民解困,實在愧當『大俠』兩字。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於我,這是不消說的。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有人認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是金庸作品中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將「俠」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古代俠客關注的是小我,參與國家大事、政治鬥爭並非自己所願,例如荊軻行刺秦王不過是還太子丹的人情。金庸筆下的大俠,卻將家國民族放在心中。然而國家對文人與俠客,是否都以國士待之,卻也不一定。
金庸自己,從來都不大喜歡郭靖。他不止一次被問到,喜歡自己筆下的哪一個人物。1969年林以亮採訪金庸時,他說:「在我自己所創造的人物裡面,我比較喜歡楊過、喬峰這兩個人物,對他們的同情心最大。」2001年在浙江大學講演中,金庸提到自己最喜歡的男主角是令狐衝、楊過、蕭峰。2007年,金庸在接受採訪時再次承認最喜歡令狐衝和楊過。
相比楊過、蕭峰,郭靖太過中正完美,人性太少。金庸喜歡楊過、令狐衝,也許是因為他們都不得不面對父親缺席的情況,滿身傷痕、疲憊不堪,不斷求索卻總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金庸自己的父親1951年作為反動分子被槍殺鎮壓,1980年代初被平反。或許這幾個人物讓他更有代入感,因此對他們報以最大的同情。
從至情至性,到「有情皆孽」
金庸說:「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在《神鵰俠侶》的後記中,金庸直白地說:「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國家的界限有一天會消滅,親情、友情、愛情卻會被持久地讚美。從「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到讚美人性真情,民族情結的宏大敘事退場,金庸對「俠」的理解顯然發生了變化。
金庸在十五部小說中塑造了兩千多個人物,其中栩栩如生、充滿人性複雜與糾結、值得細細品味與體悟的人物形象不知凡幾。金庸的好友陳世驤評價《天龍八部》說:「書中的人物情節,可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寫到盡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寫成離奇不可;書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著魍魎和鬼蜮,隨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
其中有被愛情扭曲者如阿紫,有被仇恨扭曲者如遊坦之,有被權欲扭曲者如慕容復,有被嫉妒怨毒扭曲者如馬夫人,也有陷入情慾網羅的段正淳,掙扎在國家民族夾縫中的蕭峰——蕭峰為洗刷民族的仇恨獻祭了自己的生命,是一出真正的古希臘式悲劇。
金庸筆下令人印象深刻、又愛又恨的扭曲人物實在是不勝枚舉。武功高超的有西毒歐陽鋒、東方不敗、金輪法王、天山童姥、絕情谷主公孫止、梅超風、李莫愁、歸辛樹夫婦等,功夫平常惹人厭惡的則有楊康、裘千尺、郭芙等等,甚至沒有出場的人物如金蛇郎君也令人脊背發涼,深感人心險惡。
其實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情結,古希臘英雄可算作其中著名的代表。他們或者勇武過人、或者智計百出,但人性的弱點同樣引人注目。如著名的奧德修斯,出於嫉妒殺害了一百名妻子的追求者,又如赫拉克勒斯的到處留情,阿喀琉斯的魯莽暴躁。民眾並不因其缺點而取締其英雄的名號。不像吾國吾民,書本上越是要求英雄有道德潔癖,現實中大傢伙活得越是苟且,然後就越是要求英雄完美到不像人的地步,仿佛陷入文化的死循環。
人性是經不住仔細觀察端詳的,客觀描畫人性的小說常會變為恐怖小說,將人性美化的浪漫主義小說,又會被批評違背真實,金庸也身處兩難境地。他不願一再樹立郭靖一般的完美英雄,而想要書寫真實的人性,又「拔劍四顧心茫然」了。
突圍無路,退隱江湖
到了1969年,金庸寫《笑傲江湖》的時候,才真正厭倦了繼續玩造神的遊戲。《笑傲江湖》是金庸晚期一部與眾不同的作品,從以真實歷史為背景徹底走向了虛幻的江湖。在虛幻的江湖中,俠客不再受「為國為民」政治正確的鐵律羈絆,「俠」字也就有了重新解讀的空間與可能。
《笑傲江湖》中的嶽不群、左冷禪、東方不敗、任我行是清一色的梟雄,追逐權力也被權欲所累。任盈盈、林平之、嶽靈珊則是野心家的犧牲品。作為主角的令狐衝,更是一個不合格的俠客——沒有「為國為民」的遠大理想寄託情感,對權力爭奪也不感興趣,糾纏不休的只剩下兒女情長,最終選擇退隱江湖。
金庸最後的作品《鹿鼎記》,從1969年10月開始在《明報》上連載,直到1972年9月刊完。這部作品走得更遠,寫得更奇,反英雄的韋小寶成為了主角,頗有後現代主義消解一切的味道。韋小寶出身妓院,油頭滑腦,武功稀鬆平常,唯一擅長的功夫是逃命用的神行百變。如果說令狐衝尚且還有一股率性和豪氣,胸中藏著扶助弱小的俠肝義膽,那麼韋小寶則貪財好色、撒謊耍潑,連基本的俠客氣質也沒有了。
一路下來,作為俠客的郭靖,為國為民;到了令狐衝與韋小寶,自身都成為了需要被救的對象。在權謀、欲望的泥沼中,令狐衝唯一能做的就是獨善其身,退隱江湖仿佛成為最好的選擇。而韋小寶一個人把江湖混得風生水起,除了那些戲劇化的橋段,最關鍵的一點是這個江湖是中國的江湖,他的背後一直站著以康熙為代表的皇權,他不過是替主子在遊戲的世界裡玩兩把。
作為一個旅人、一個問道者,金庸造了一個虛幻如夢的江湖世界,張開雙眸端詳眾生萬相,所圖豈止是表現人性?可惜從起頭的《書劍恩仇錄》到最後的《鹿鼎記》,對於人生終極理想的思考與追尋,最終以韋小寶毀了江湖的解構告終。金庸留給讀者的並不是一個完滿的句號,而是一個大大的問號。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不可能永遠美滿,因而茫然的感覺在所難免。」
金庸想要參透奧秘之事,獲得人生的解脫與逍遙。世間憂患、家國情仇,好像一道道枷鎖束縛住了他和他筆下的人物。郭靖、楊過、令狐衝、韋小寶,他們不過是金庸一次次突圍的嘗試,以他自己所擁有的文化資源和智力常識,一試身手,看看能否在江湖上闖出一條道路。他本人從1980年代後多次回大陸,或回故鄉、或訪問北京。在不寫江湖好多年之後,他把自己活進了真正的江湖,先後經歷了《明報》上市、作為主要人物參與起草基本法等大事。
金庸所面對的難題,正是中國文化的難題。他筆下的英雄表面舞刀弄棒,骨子裡卻是詩書傳家,要內聖外王,要持守仁義,即便是楊過的反禮教,也不過是小罵大幫忙,基本屬於在野黨的青春期叛逆。可惜,金庸沒有找到出路,江湖比人大。越是透徹地看清人性,越難免如金庸一樣感到「茫然」。最終他與日本的池田大作握手,相逢一笑,走進一片虛無之中。
誰救我們脫離人性的江湖
《倚天屠龍記》中明教眾人在光明頂唱到:「生亦何歡,死亦何懼,喜樂憂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再沒有什麼比這更強顏歡笑了,憐人其實更是自憐。濁世之中,將人從家國苦難、生命危局中解救出來,實非易事。
即便金庸,父親橫死、兒子自殺、與為他生下4名子女、全力支持他事業的妻子離婚另娶小29歲的新人,他一個人站在家族的河流中央,扛筆如槍,英雄竟何至此?有心殺賊,但是賊在哪裡?香江無語,一片蕭瑟。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即便只是金庸心中念念不忘的「好人應該有好報」,在現實中也會遭遇如此尷尬,而他只能將這些作為自己言行所結的果子硬生生吞下。
金庸筆下的英雄鮮有美滿豐富的家庭生活。當無法用外在的江湖風雲、國家大事延續人生的充實之後,他們的退隱其實是隱去了空虛之後的茫然。當金庸終於摘去了英雄的面具,露出背後的空洞,也就只能寫無字書了。當我們承認,原來韋小寶的人性也在郭大俠身上,或者說,韋小寶背靠小玄子,因此遠比郭大俠更能玩轉整個江湖,接下來的問題就變成,普天之下,後全球化時代,誰能阻止劣幣驅逐良幣呢?
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同樣渴望自己的英雄,重振民族聲威,再造輝煌。最終他們清醒地意識到,人很難承擔這個角色,因此聖經裡無論多麼偉大的英雄人物、士師和聖王,都被如實暴露出人性的軟弱甚至不堪。即使他們最念茲在茲的大衛王,也脫不開姦淫與兇殺的齷齪橋段。對於人性,聖經是如此描述的:「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曾有人問金庸:「人生應如何度過?」金庸答:「大鬧一場,悄然離去。」可是,如何面對自己心中的愧疚?金庸曾親口對媒體承認,他對不起陪伴自己幾十年的妻子。而熟悉人性的我們,想必知曉人們肯開口承認的問題,總是少於應該承認的問題。
如何將人從自身的罪惡與欲望的泥沼中救拔出來?大英雄、大俠客也無能為力,人不可能拉著自己的頭髮自我救贖。唯一的出路,就是承認自我的破產,而在我們的頭頂、在日光之上存在另一種超越性的正面力量,我們允許這種力量介入我們當下的生活。
這其實就是以色列人世代盼望的英雄——彌賽亞所做的,祂會來救贖每個信靠祂的人。「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彌賽亞以完全無罪之身代世人受罰,最好的小說家也無法設想出這樣的橋段。更何況,這個英雄最終被祂所救的人掛在了木頭上。若真有「俠之大者」,這個才更靠譜!無論是李巖、袁崇煥還是蕭峰,這個才是真正的捨生取義!
這位英雄所承諾的是,「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世間的英雄只能帶來有限而短暫的盼望,這一位,帶來的是終極的盼望和永恆裡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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