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從一個位置到另一個位置
這個社會，似乎一切都在變化。我們的生命也在改變。年輕時我們站在這個位置，年長後就應該找到另一個位置。比起老去，更可怕的，是我們沒能在對的階段，找準對的位置。
還是個記者時，我曾在一個復活節周末，採訪過田納西·威廉斯（美國著名劇作家）。清晨時的他愉快爽朗、口若懸河、神採奕奕，但隨著這一天漸漸逝去，他的情緒也一點點變得低落，喝的酒也愈來愈多。隨著夜幕的降臨，他感到越來越沮喪。這一點也不奇怪，其實這種表現就是天才版的「日落症候群」。
他胡思亂想，憂慮擔心，認為自己再也寫不出《玻璃動物園》和《欲望號列車》這樣的作品，它們都是他30歲時創作的。說實話，讓一個二十幾歲的記者去做採訪，理解這位天才的這些想法，簡直是新聞業的一大錯誤。我在這位令人敬畏的大人物面前顯然有些畏縮，年輕人特有的魄力消失了不少。
如今回想起來，我依然為自己採訪過的這些大人物肅然起敬，他們為像我這樣乳臭未乾的傻孩子敞開大門：約翰·阿什貝利給我講解他的長詩《凸鏡中的自畫像》，理察·耶茨和我談論他偉大的小說《革命之路》。我對他們每一位都充滿了敬愛之情，尤其是威廉斯。他還給我戴上了一頂遮陽帽，告訴我這是他深愛的妹妹露絲的，她就是《玻璃動物園》中蘿拉這個人物的原型。
後來，當我看到自己的一些同事取得成就、聲名鵲起，甚至大紅大紫，成為有影響力的大人物時，我時常想起那個復活節周末，那些年躊躇滿志的我們。其中最可貴的就是那些沒有忘記自己奮鬥歷程的人，他們永遠記得自己拼搏時的艱辛，所以對待年輕人十分有耐心，就像威廉斯對我那樣。
不過，如果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們也許會有種被取代的感覺，覺得自己的盛年已經逝去。可走過了人生的風風雨雨，他們終於懂得，最能夠使自己依然威風凜凜地屹立於世的途徑，就是向那些後起之秀伸出援手，在他們向上攀登的時候，拉他們一把。當然，有時這也意味著讓位，從一個位置，讓到另一個位置。
活著就是跟時間慢舞
記得多年前，有一位新聞業的前輩，她跟我提起過自己曾作為評委，為一些30歲以下的記者評獎。當她翻看比賽資料時，不由自主地留意著這些候選人的出生日期。其中一位才華橫溢的記者出生於她大學畢業的那一年，還有一位出生於她當上記者的那一年。毋庸置疑，這些資料讓她感到自己真的衰老了。
過去在新聞業，每年都有一小部分老記者退休，離開新聞編輯部，一些年輕的記者取而代之。對於羽翼未豐的年輕人來說，我覺得這是再好不過的鍛鍊機會，可以使他們漸漸成熟起來。我自己正是從這個階段走過來的。但如今，在很多領域裡，這一慣例已經不復存在，許多七老八十的記者並沒有離開原先的位置，轉移到另一個位置，而是站在同一個位置上，不停地輪迴。以前在某些行業裡，工作人員到了一定年齡必須強制退休，現在這種情況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們都聽說過不少這樣的事情：某人突然死於心臟病，就在他去世前三個月還有人贈送給他一塊雕刻著精美圖案的手錶，和他熱烈地握手。而此時此刻，那塊手錶又命運如何呢？它的秒針依舊滴答滴答地走動著，可它已不知歸處。
有一天清晨，我和一位比我年長的朋友共進早餐。她叫米歇爾，起初是一位大學教師，之後當了行政管理人員，後來又成了兩所文理學院的校長。若是現在她在自己的履歷上寫上「結束」兩個字，她的人生經歷依舊令人豔羨。可她年輕時也曾在現實生活與夢想之間做出抉擇，而她犧牲掉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名小說家。現在，離開了校長的位置，她終於在寫小說了。也許這就是時間的魅力。活著，就是跟時間慢舞，千帆過盡，青春來了又去，追求的東西也變得不同。
我並不是想把這一切理想化。但是沒有經歷過，你又怎麼會懂得這些機會的來之不易？有些夢想我們曾經放棄了，如今終於可以重新追尋。有些人渴望永遠從事某種職業，就像我們希望自己永遠年輕一樣。有些人樂於一直工作下去，可還有些人由於嫌自己的儲蓄太少，不得不硬著頭皮逼迫自己，回到自己已經有權利離開的地方，每天早上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鑽進車裡。
作為一名小說家，我知道情節至關重要，人們都非常關心「之後又發生了什麼？」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老古玩店》開始一章一章連載以後，竟有人群聚集在紐約的海濱，衝著從倫敦駛來的船隻大聲呼喊：「最後怎麼樣了，小妮兒死了嗎？」這個問題不僅對於小說情節來說十分重要，它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佔據著中心位置。之後又發生了什麼？學者們經過多年的研究，最終用五條標準衡量一個孩子是否已經長大成人：完成學業，搬出父母家，經濟上完全獨立，結婚，生子。
我父親那一代人和我們這一代人之間最顯著的區別之一就在於，20年前，大部分男人和女人都在30歲時實現了這些轉變，而如今30歲的男男女女中達到這些標準的人數大大減少了，許多人生中的大事和他們還有一段距離。對於那些很早就已經實現這些轉變的人來說，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儘管他們沒有「晚熟」，但他們在成熟以後便很少再有其他的變化。他們擔心「之後再也不會發生什麼」，重要的「情節」都已經過去了，再也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轉折點。他們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基本定型。如果人生的故事中再也沒有新的情節，它還算是故事嗎？或者，如果新的情節都是不好的事情，厄運一個個接踵而至呢？
所以，改變自己的心態和生活方式至關重要。它不僅能使我們過得更舒服，而且是一個必要的步驟。就拿退休來說，對於一些人，不再工作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會使他們的整個人生黯淡下來，他們堅信只要自己活著，就要繼續攀爬事業的階梯。但對於另一些人，這只是從一個職業崗位上挪到社會崗位的過程，這個社會崗位或許來自你的家庭，或許來自你的社區，或許來自你的朋友圈。最重要的是，這何嘗不是一次開始享受生活的機緣？
火炬該傳給下一位了
我最喜歡自己兩歲時的一張照片，喜歡照片中的一切：母親穿著老式大號短上衣，以此掩飾自己隆起的腹部；父親的鼻梁上架著一副帶點學者派頭的眼鏡；由於場合需要，我穿了一雙毛線長襪搭配禮服，雙腿一直發癢，很不舒服；爸爸抱著弟弟鮑勃，裹著鮑勃的毯子上沾了一點麵粉；媽媽微微彎著腰，拽著拼命要往旁邊跑的我。雖然這只是一張照片，一張我兩歲時的全家福，但看著它，我就可以回到過去，看到那些地方、那些人，感覺到那雙還不到一英尺長的小腿總是閒不住。
我這種閒不住的孩子長大以後，往往會有兩種結局：要麼一直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始終不能安定下來，要麼找到一種萬分稱心的工作，如魚得水。我很慶幸自己有了第二種結局，通過一位編輯得到了一份文字工作，從此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涯。
有一天，我和一位記者共進午餐。她向我描述了她一周的生活，我邊聽邊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幅幅她生活的圖景：和編輯見面，接任務，乘地鐵，在街上採訪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其中有些人一見了她手中的筆和筆記本，就背過身去），乘地鐵，打電話，寫故事，和編輯見面，把寫好的文章進行刪節後刊登在內頁上。我當記者時也是這樣，日復一日緊張地工作，直到最下層的抽屜裡堆滿了用各種顏色的水筆潦草寫下的筆記。起初，這樣的生活使我感到興奮，可後來，我覺得精疲力竭。
試想，一位記者在上班時，她的任務是需要到布魯克林去找躲避影迷的明星做採訪寫故事，忙得不得了。而多年後退休，她卻忽然要賦閒在家，坐在舒服的沙發裡，拿著遙控器頻繁地更換著電視頻道，這對她來說，簡直是一種折磨。
鑑於這一點，很多職場的元老們就聲稱，做好工作需要經驗與智慧。我也贊同他們這種觀點。例如，切斯利·薩倫伯格機長就是利用了他的經驗和智慧，在哈德遜河上成功地迫降。那一天，我和全國人一起感謝上帝，感謝這位當了一輩子飛行員的機長，以及那天下午在他手下工作的那些經驗豐富的空乘人員。
可這樣一來，另一個問題便出現了。年輕的員工面對這種狀況，心裡非常不滿，他們的憤怒是情理之中的。如果前人不讓位，那麼後人也就沒有嘗試的機會。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新人的角色走過來的，都渴望能夠儘快地接手前人能夠做到的工作。如果一個產業沒有注入新鮮的血液，那麼它就會停滯不前。這種情況在新興產業尤其明顯，在創立品牌的過程中，新的活力尤為重要。
在當今社會，似乎一切都在改變，無論是在經濟上、教育上、政治上，還是在職場。可好像誰也沒有在意具體人員上的改變，沒有意識到前一代人應該讓位給後一代人，吸收他們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很多人只顧自己一直走下去，或者順著梯子一直向上攀爬，繼續過自己習慣過的生活，沒有創新，也沒有積極的轉變。自從甘迺迪總統發表就職演講的那一天起，人們便一直喜歡引用他的一句話：「火炬已經傳到了年輕一代人的手中。」可事實上，火炬並沒有完全傳到年輕一代人的手中，老一輩人仍舊喜歡緊緊抓著它不放。
過來人之所以要讓位給年輕人，不僅是因為他們應該這樣做，也是由於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他們應該順應歷史的潮流。每個人都曾體驗過新人的艱辛，也知道一路的拼搏會遇上多少阻撓，若是有朝一日有幸成為別人口中的「過來人」，都應該重新審視，自己是否站在了別人眼中正確的位置上。以前在組織員工面試時，我的耳邊時時迴蕩著「下一位」這個詞。或許，那個時候我早該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會毫無敵意、毫無輕視地把原先那個位置讓出來，留給「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