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健康信息是健康傳播中的「噪音」，常常誘使人們形成錯誤的健康認知，乃至採取不當的健康行為，給公眾的身心健康帶來了不可低估的危害。例如，有關兒童自閉症與疫苗接種的偽健康信息的流行，使得不少父母不給兒童接種疫苗，直接致使患兒人數的增加。
這表明，偽健康信息造成的錯誤健康信念會導致嚴重的後果，阻礙人們開展有效的治療或預防行為。在網絡傳播與社交媒體傳播時代，偽健康信息藉助新媒體渠道「乘風」擴散，危害更甚。《2017騰訊公司謠言治理報告》顯示，健康養生所佔的比重最大，且健康謠言佔據著微信謠言的前兩名。這令人擔憂。
在實際生活中界定與辨別偽健康信息通常較為困難。其難點在於誰來界定、按照何種標準界定健康信息的真偽。在操作化層面，Tan等人指出，應以「此時此刻」專業共同體的共識作為判斷信息真偽的標準。「此時此刻」強調信息真偽判斷的時間屬性，真偽的標準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變化。
專業共同體的共識指的是某一專業共同體內部絕大多數人都認可的事實、結論或規則。借鑑這一思路，本文認為，偽健康信息是被「此時此刻」的醫學共同體據其現有的知識與共識，認定為假的健康信息。偽健康信息常常打著「傳播健康知識」的旗號，但在本質上卻違背科學規律與邏輯，是偽科學的重要類型。
如何消除偽健康信息泛濫的危害，是一大現實問題。有研究指出，消解偽信息危害的有效方法是傳播與之相應的糾正性信息。糾正性信息是證明先前的信息是錯誤的，並對錯誤信息進行部分或者完全糾正的信息。
毋庸置疑，生產與傳播相應的糾正性信息以澄清、反駁、揭穿與更正偽健康信息，是非常必要與迫切的。這一過程也是健康科普的過程，有助於提升國民的健康素養。信源是信息的重要特徵，也是影響信息說服效果的重要因素。
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作為勸服性信息，都注重運用信源來為其說服效果「加持」。那麼，它們各自使用了哪些信源？如何使用這些信源？這是本研究感興趣的問題。回答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清偽健康信息，從而有助於提升人們辨識偽健康信息的能力。同時，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說服效果的發生機制，從而更好地提升糾正的效果。
一、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
(一) 偽健康信息及其糾正
新媒體技術的擴散打破了權威對知識與信息的壟斷，這也導致開放的網絡環境中產生了大量的偽健康信息。研究者發現，社會化媒體是偽健康信息重要的來源與傳播渠道，在大量的個人經驗和意見形成了集體性的知識的同時，其分散化設計削弱了醫療保健提供者的權威性，專業性的醫療保健意見面臨被大量業餘信息吞噬的危險。
Metzger等學者表達了傳統的可信度評估標準，受到新媒體環境強烈挑戰的擔憂。社交媒體之中缺乏「把關人」的監管措施，在相對獨立封閉的網絡社群中加劇了偽健康信息的擴散。
偽健康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常常藉助科學的「外衣」混淆視聽，以達到其勸服的目的。例如，偽健康信息假借專家的名義暗示其傳播的信息的「科學性」與「權威性」，或是通過「硬科學」的方式，對期刊或科學研究進行錯誤的引用以及不當的推理與解讀，從而「騙取」人們對其信息內容的信任。
在網際網路與自媒體傳播語境中，儘管有論者發現，偽健康信息具有「誇張或絕對」的表述、「誘導性文字」、「鼓動性宣傳和推廣」、「聲稱獨特、機密信息」及「否定性信息」等顯著的特點，但人們為了規避偽健康信息文本中提到的健康風險，傾向於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理競相轉發，由此層層傳遞以致偽健康信息擴散並長久存在。正如桑斯坦所言，網際網路存在「群體極化」與「偏頗吸收」的「天性」，容易成為謠言滋生的溫床。而人們通常無法認識到信息的正確與否，直至他們被糾正或者撤回。
如何降低偽健康信息的危害？研究指出可以採取三種方法：
一是在人們最初暴露於偽信息時便發出警告；
二是重複撤回偽信息；
三是糾正，以另一個正確的敘事來替代偽信息。
第一種辦法是事前警示，第二種與第三種辦法是較為常用的事後治理。有論者認為，在糾正偽信息時可以不完全將其否定與拋棄，而是指出其中的破綻，進行糾正。有研究注重利用技術手段來消解偽信息的危害。例如，Haithcox-Dennis發現可以使用網絡注釋標記偽信息及其消息來源，從而糾正不準確的文章或者網頁。藉助Facebook上的「推薦閱讀」，可以幫助人們消除錯誤的觀念。
當前，生產與傳播相應的糾正性信息以消解偽健康信息的危害，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同。糾正性信息的糾正效果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共同影響。在外部影響因素層面，人們更喜歡簡單明確的解釋，當反駁變得過於複雜時，其效果會適得其反。人們的意識觀念存在差異，糾正性信息與人們最初的觀點或看法相違背時，會加深人們對錯誤信息的信任，「逆火效應」也隨之出現。
對此，Dixon等人提出解決措施：肯定人們的世界觀，慢慢馴化，逐步讓人們接受正確的信息。在內部影響因素方面，糾正性信息的糾正效果也會受到自身特質的影響。其中，信源被認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抵制偽信息的網站認為打擊假新聞的核心戰略是「必須考慮信源」（。
Marsh和Yang指出，當信源被認定為可信時，人們更有可能相信該信息乃至採取一定的行動。Vraga發現個體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糾正偽信息基本上是無效的，但若得到了公眾信任的專家或組織的回應，就會產生積極效果。這說明，由專家或組織出面證明證偽可以提升糾正的效果。
據此Vraga和Bode建議疾控中心等機構或組織的專家應當及時地在社交媒體上反駁並糾正偽健康信息。Thomas等人持相似觀點，建議更多訓練有素的醫療專業人員進入媒體「發聲」，醫生應當建議公眾採信值得信賴的出版物、網站與健康提示。不過，研究發現，人們嘗試通過傳遞平衡、中立的信息以對抗偽信息的傳播，但傳播效果有限。
(二) 信源、可信度與說服
信源的概念發端於資訊理論，是信息傳播模式的重要環節，啟動了傳播的過程。在通常意義上，信源指的是個人或組織傳播者出於一定的傳播目的，而有選擇性地組織與加工後的信息。
在新聞報導中，信源常以新聞來源的形式呈現。客觀世界中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變動狀態所發出的信息是原始信息，是信息的最初來源，即新聞的「一級信源」，新聞傳播者收集、選擇、加工、製作成供新聞媒介傳播的信息，實則構成了「第二級信源」。在網絡傳播情境中，網絡信源呈現多元化樣態，網民因可以發布個人信息而成為新的信源。信息來源以及信息發布者的身份成為人們信任網絡信息與否的判別依據。例如，身份明確的社會公眾人物作為信源比沒有明確署名、難以辨識的信源更為可信。
信源與新聞的可信性密切相關，梵·迪克認為，人物消息作為來源能夠直接表明「這些話」確為對方所說，作為口頭行為顯得真實可信。高可信性信源有助於增強新聞的說服效果，而低可信性的新聞信源受其可信度的負面影響，其說服效果較差。
信源可信度也與新聞真實性相關，因此新聞從業者需要求證信源以對新聞進行事實核查，避免虛假新聞。在一條消息中會有多方面的信源，例如在特別重大事故的媒體報導中，有近三成報導採用了兩個及以上信源。儘管科學界、政府、媒體是公眾最信任的三大信源，但三者各自不同的訴求可能導致其發布的信息不同，從而誘致公眾對信息產生否定、懷疑或漠視的態度。
信源可信度通常用於表述信息傳播者的積極特質，並影響人們的信息接受情況。霍夫蘭認為「信源可信度」包含兩個維度：專業性和可信賴性。「專業性」是從技能知識的角度，評估信源是否能夠給出正確的信息，而「可信賴性」是從誠實程度的角度，考察信源是否能給出真實的而不是欺瞞的信息。
在霍夫蘭的研究基礎上，後續研究進一步指出，「可信賴性」包括可依賴、誠實、可靠、真誠、可信五個指標；「專業性」則包含專業、有經驗、知識豐富、有資質、技能嫻熟四個指標。隨著信源可信度廣泛應用在傳播學和營銷學等領域，一些新的維度被納入。
例如，Ohanian在廣告領域提出了「吸引力」，Berlo等人貢獻了「安全性」、「資質/資格」、「活力」，McCroskey添加了「權威性」和「品質」。不過，一些新增的維度在測量中較為模糊，仍在不斷被重新定義與解釋。
信源可信度是說服效果的影響因素之一，其在說服中的重要性已經得到證明。一般來說，高可信度的信源相較於低可信度的信源更加具有說服力。例如，在政治信息的闢謠傳播中，政府機構或知名機構發布的信息的可信性遠高於以「瑣碎無名」的模糊組織散布的信息。
信源的可信賴性與專業性對說服效果的影響有異。由於信源可信度並非客觀的屬性，因而來自同一個信源的信息，可能會在接收者層面產生不同的判斷。不過，McGinnies和Ward發現，無論信息的傳播者是否為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值得信賴的溝通者比不值得信賴的溝通者更有影響力，人們會信任像家人、朋友等自己高度信賴的信源。
在說服過程中獲利的信源被認為是有私心的、不公正的，因此，只有當信源具備專家性並且目的是公正之時，才會產生意見改變。例如，醫生作為信源具備專業性，但若該醫生被發現是由醫藥公司支付工資，則其可信賴性便降低。這意味著，一個信源的可信賴性與專業性並非總是保持一致，兩者可以集中於一個信源之上，也可以相對獨立。
信源可信度的說服效果亦受到接收者屬性的影響。人們對一個話題的先驗知識越低，信源的可信度就越有影響力）。在行為動機上「避害型」人群更容易相信「可信賴度」較高的信源，從而被一些強調「損失」的負面信息勸服。對於沒有任何動機的信息接收者，他們更依賴於信源可信度作為接收信息的簡單線索。
綜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問題：一是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信源構成分別是什麼？二是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各自的信源如何組合？三是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分別如何使用信源？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與社會網絡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探究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信源構成以及組合特點，輔以文本分析觀察其各自信源的具體使用。量化的內容分析有助於我們認識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信源使用的總體情況，社會網絡分析可以觀察信源彼此間的組合關係及其特點，文本分析能夠了解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對信源的具體運用。
(一) 內容分析
1. 樣本選擇
本文首先檢索了人民網「求真」欄目、果殼網「謠言粉碎機」和騰訊新聞「較真」欄目自其各自成立以來的糾正性信息，具體說來，人民網「求真」欄目收集的時段是2012年5月至2017年6月，果殼網「謠言粉碎機」是2010年11月至2017年2月，騰訊新聞「較真」欄目是2017年2月至6月。
經過篩選後，本文獲得了766篇糾正性信息作為樣本。然後，基於糾正性信息中提及的偽健康信息，使用關鍵字句在百度、搜狗、微博、博客、微信、網絡論壇等網絡平臺中檢索，獲取了對應的偽健康信息文本。
2. 類目構建
信源的分類有多種方式。Martinez等人將社交網絡上的信源分為個人信源與組織信源，其中個人信源包括健康專業人員、醫生等，組織信源則包括媒體來源、非營利性的健康倡導組織、政府機構等等。李玉潔在氣候傳播研究中將信源分為政府、非政府組織、科研機構、新聞媒體、家人與朋友等。
值得信賴的新聞媒體常常被人們視為糾正「假新聞」的渠道。在中國獨特的中醫養生文化語境中，中醫是偽健康信息的一大來源。結合基於研究對信源的分類以及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特徵，本文將二者的信源編碼如下：
1=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2=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3=商業機構或其人員；4=民間組織或其人員；5=官方機構；6=個體網民；7=俗語或民間諺語；8=中醫）；9=媒體；10=無明確信息來源；11=其他。
3. 編碼與資料分析
內容分析的編碼由兩名研究生完成。研究者在編碼前對兩名編碼員進行了培訓，明確了編碼任務以及編碼細節。為了保證編碼的效果，編碼集中於2018年8月~2018年9月完成，通過集中和連續的時間來保障兩位編碼員根據編碼表，按照統一標準與思路進行編碼。對兩位編碼員之間存在爭議的編碼結果，研究者作為專家加入共同研判，爭取得出一致認可的結論。在正式編碼之前，兩位編碼員選擇了90條偽健康信息以及90條糾正性信息進行信度測試，Cohen’s Kappa係數顯示，編碼員之間的信度為k=0.90，滿足要求。本研究採用統計分析軟體SPSS18.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二) 社會網絡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是以共同屬性為基礎，用以辨明行動者之間的互相連通、共現關係的方法，聚焦行動者與行動者之間的連接，分析彼此之間的關係、其關係的影響程度及網絡結構。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信源具有相似的屬性，能夠將其抽象為一個個信源網絡中的「節點」，不同信源在同一篇信息內共現關係成為連接節點的「邊」。
因而，可以藉助社會網絡分析考察信源在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信源的連通、共現關係。本文使用社會網絡分析工具Gephi 0.9.2對信源組合關係矩陣進行分析，並繪製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各自的信源關係網絡圖。
(三) 文本分析
結合內容分析中搜集到的樣本，通過反覆閱讀與解讀，關注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信源使用的差異，解讀具體文本深層的意義，歸納二者的說服策略。
三、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信源構成
從表1可見，偽健康信息除了156個樣本沒有明確信源外，其使用較多的信源是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個體網民、官方機構、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其中，偽健康信息使用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作為專業信源，使用官方機構作為官方信源，其意圖顯然是為了提升自身的可信性，博取人們的信任。這是偽健康信息的信源「偽裝」策略。
特別是，不少偽健康信息喜好引用海外的科研機構或專家作為信源，甚至為中國專家「授予」國際性的「頭銜」。例如，偽健康信息《服用維生素的七個驚人益處》引用了美國醫學雜誌作為信源。《PVC保鮮膜超九成含有對人體有害的塑化劑DEHA》引用了「國際食品包裝協會常務副會長、食品安全專家董金獅」作為信源。在這些偽健康信息的訴求中，海外科研機構或國際性專家能夠獲取人們更多的信任，但更難求證。
糾正性信息傾向於更多地採用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或專家、官方機構、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與媒體作為信源。這些專業信源、權威信源與媒體信源是可信度較高的信源，有助於增強糾正性信息的可信性。
例如，2013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求證」欄目採訪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與化學科技學系副教授黃文秀博士，就老年人是否需要補鈣進行了解答。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糾正性信息中亦有111篇沒有明確的信源，這可能會損害糾正性信息的可信性。
比較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信源發現，糾正性信息比偽健康信息更多地採用了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民間組織或其人員、官方機構與媒體作為信源。但偽健康信息採用了更多的個體網民作為信源以及更多的無明確信息來源。
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均使用了「個體網民」作為信源，而且前者的採用多於後者。在用戶原創內容的時代，個體網民信源大多缺乏相關專業知識，其觀點多數源於個人知識與經驗。不過，儘管個體網民信源缺乏專業性與權威性，但通常具備他人認為的「經驗可信度」。在信息量大的情況下，人們更傾向於信任用戶生產的信息。
在偽健康信息中，個體網民信源多以告誡、提醒、規勸等方式出現。例如，偽健康信息「iPhone、iPad等掌上設備對眼部傷害的科普實驗」中的信源被表述為「轉自朋友，深以為戒」。這些表述使得個體網民信源的動機難以察覺，增加了人們的辨識難度。此外，偽健康信息比糾正性信息更多地引用了中醫、俗語或民間諺語作為信源。
四、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信源組合
對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各自信源之間的關係進行社會網絡分析，結果如圖1和圖2所示。圖中顯示的每一個節點都代表一個信源，信源節點越位於結構圖的中心，則表明其在共現網絡中越趨近於中心地位，節點的大小代表了度中心度的大小，度中心度的值越高，其節點越大。連接任意兩點之間的線段表示兩個節點之間的關係程度，節點間線條的粗細代表信源間共現頻率的大小，線段長短表示兩個節點關係的密切程度，越短則表明兩個節點的關係越密切。
偽健康信息的信源網絡以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為中心，依次與官方機構、無明確信息來源、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媒體、商業機構或其人員緊密聯繫，說明以上5類信源偏好與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頻繁地「共現」。而民間組織或其人員、俗語或民間諺語與中醫則位於邊緣，說明以上節點之間的互動共現較少。
糾正性信息的信源也以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為中心節點，向外連接的邊按照粗細排列前3位的是：官方機構、媒體、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這意味著，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信源較為頻繁地與以上三個信源相連接。而中醫信源處於信源網絡的最邊緣。這說明，糾正性信息使用中醫信源進行論證或闡釋時，一般採用單一信源進行傳播，而較少地與其他信源「組合」。
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信源網絡密度均為0.93，各自信源間的整體連接較為密切。在偽健康信息中官方機構與無明確信息來源共現較多，彼此間結合緊密。而糾正性信息在引用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信源時，能夠有意識地避免與無明確信息來源共現，而是更多地與媒體信源結合。然而，糾正性信息中的官方機構信源與無明確信息來源節點間的邊的距離短，說明在引用官方信源時，糾正性信息忽略了無明確信息來源的問題。
進一步測量每個信源節點在信源網絡中的影響力，以介數中心度為指標，對信源個體進行統計計算。一個節點越是位於其他節點的網絡路徑上，則該節點的介數中心度的數值就越高。若一信源節點處於眾多交往網絡的路徑上，其他信源需要通過該信源才能進行，則該信源在網絡中處於重要地位。
結果如表2所示，在偽健康信息信源中，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商業機構或其人員、個體網民、媒體與無明確信息來源有著較高的介數中心度，為0.504。糾正性信息信源中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個體網民、媒體、無明確信息來源與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的介數中心度數值一致，為0.577。
個體網民、媒體與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這3類信源在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信源網絡中的介數中心度均較高。這說明，其他類別的信源需要藉助這3類信源提升自身的說服力。
總的來說，偽健康信息在信源的組合使用中既注重採用專業信源和官方信源，尋求高可信度信源的「加持」，又注重個體網民信源的「例證」。例如，在一條有關「醋蛋液」的偽健康信息中，該文本引用了「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秋谷七郎博士」的觀點，還輔以「遼寧省離休幹部郭鶴銘」的使用心得，兩者可謂「相輔相成」，試圖從專業性和可信賴性兩個層面增強該信息的可信度。
從中可見，偽健康信息信源使用的策略性較強；而糾正性信息在組合使用信源方面注重專業信源、官方信源和媒體信源，強調信源的正確性，而較少注重信源的組合使用及其策略。
五、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的信源使用
通過閱讀和分析偽健康信息及其對應的糾正性信息對各自信源的具體表述，本文發現它們在具體使用過程中具有如下特點：
(一) 情感色彩
偽健康信息文本在表述信源時具有明顯的情感傾向。例如，使用褒義詞或讚揚的方式描述信源：「一位有良心的醫生」、「中國營養家學會名譽會長葛可佑科學地總結了」、「他被譽為」，等等。這可視為是偽健康信息傳播者有意識地建構信源的行為。
在文本敘述中，常常採用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以描繪信源所發出的行動，例如：「網友爆料」「朋友圈熱傳」「貼吧瘋轉」等，體現了信源的動態性與偽健康信息的時效性。「爆料」暗示了文中信源所表述的信息將會是揭露性的或者批判性的，其目的是為了吸引受眾的注意。而「熱傳」「瘋轉」則意味著信息「正在」被更多人知曉、轉發與分享，試圖利用從眾心理和「群體狂歡」的邏輯說服受眾。
此外，偽健康信息還經常採取策略性表述以拉近與接收者的心理距離。例如，「附近的水果商販」等。這種表述信源的方式容易使受眾聯想起生活日常中隨處可見的「水果商販」，給受眾提供了不少想像空間，客觀上有助於增加受眾對偽健康信息的信任。
糾正性信息文本的信源的表述努力秉持中立的情感。例如，「北京積水潭醫院運動醫學科副主任醫師劉心」，這體現了糾正性信息的理性。
(二)模糊性與確定性
偽健康信息的信源使用具有模糊性。跟信源有關的時間往往是不確定的，「日前」「近日」等常見的時間敘事。例如，「近日，一名癌症研究專家得出驚人結論」。模糊的時間不利於信息接收者查證信源的真偽。偽健康信息偏好使用年代久遠的期刊文章或科學研究，這些文獻或研究缺乏長期報告的支持或在後續研究中無法重複證實。信息文本對其的表述以「年」為單位。
例如，在《××天輕鬆改善視力》的偽健康信息中寫道，「一百年前，眼科醫生威廉·貝茨提出的『鍛鍊眼睛改善視力』的自然療法」。久遠的年代阻礙了人們依據信源回溯信息，糾正的難度也很大。糾正性信息傾向於在信源中採用明確的時間表述，提供了確定的信息。例如，「國家衛生計生委制定於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涉及飲用水衛生安全產品標籤說明書管理規範》」。
偽健康信息信源所使用的數量詞也具有模糊的特點，採用了「大量研究表明」「許多醫生的共識」「很多家長表示」等表述。此外，偽健康信息信源的不少表述是籠統的。例如，「在NZZ上看到一篇報導」。這意味著，偽健康信息的信源追求模糊性，而糾正性信息注重確定性。
六、總結與討論
本文研究發現，偽健康信息更多地採用了個體網民信源，還有一些信息沒有提供明確的信源，但也不乏專業信源與官方信源。糾正性信息較多地使用了專業信源與官方信源，訴諸增強其權威性與可信度，但亦存在無明確信源的情況。
從信源的組合上看，兩者均以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為中心，但偽健康信息中的官方機構、無明確來源的信息、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媒體、商業機構或其人員頻繁與中心連接，糾正性信息中的官方機構、媒體、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頻繁地與中心連接，各自尋求「中心」的「加持」。
從中可見，二者均尋求利用專業信源與官方信源來增加自身的可信性，展開了爭奪受眾信任的「博弈」與「暗戰」。其爭奪在本質上是偽健康信息與糾正性信息圍繞信息可信度和信息質量進行的博弈。
在此一過程中，偽健康信息利用這些信源來偽裝自己。考察偽健康信息信源的說服策略與偽裝手段，在時空上進行「遙遠的偽裝」與「時間的證明」是其重要的訴求。空間上，援引國外的專業信源或官方信源。這意味著，偽健康信息的信源使用抓住了國內受眾的心理，以及利用了現實的障礙。
一則是近現代以來，人們普遍較為認同國外科技水平高於國內的科研成果，偽健康信息利用了民眾的這一心理。二則大多數受眾受到外語水平和訪問的限制，不能或難以接觸國外的信息，從而無法求證真偽，這是現實的障礙。從某種程度上，偽健康信息生產者的這些做法是「專業的」。在時間上，偽健康信息的信源引用並不忌諱時間的久遠，反而訴諸其信息的結論經過了時間的檢驗，而且在時間上無法回溯或確定。這加大了偽健康信息的辨識與求證難度。
沿此邏輯，信源是否能夠成為人們辨識偽健康信息的重要手段？本研究認為，從信源的維度辨識偽健康信息，不失為辨識偽健康信息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糾正性信息為了提升自身的可信性，需要注重採取明確的信源，減少使用不明確的、不確定的信源。
在具體表述中，偽健康信息強調採取富含情感色彩的信源敘事，對時間與數量詞進行了模糊化處理，而糾正性信息對信源的表述以中立為主，追求確定性。基於部分人對情感化的偽健康信息的信任與轉發，我們需要追問：在後真相時代，糾正性信息的表達是否也需要具有情感色彩，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理性，持續地以「冷冰冰的」面孔出現？我們同時也追問：情感化的偽健康信息究竟對何種人群具有更強的說服效果？這是後續研究需要繼續探討的話題。
本文參考文獻從略，完整版請參看刊物原文，原文刊載於《全球傳媒學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