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歷史因素，美國首都騷亂也是媒體、教育和新冠疫情共同引發的結果。美國媒體作為被吹捧的「第四權力」，實際的作用就是通過媒體的社會和政治動員作用，來鞏固自己的利益集團。這一點即使在現代社交媒體網絡也沒有本質性的不同。因為美國媒體是根治美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選舉型的社會絕不需要一個全民性的媒體，而是需要媒體代言人，而媒體代言人反過來又影響民眾思維。川普受歡迎，就是因為他在美國總統競選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代媒體專業人士。美國有些人批評川普是真人秀主持人，沒有任何從政經歷，但美國這個選舉型社會架構，出現媒體性總統，是必然的結果。因為選舉本身需要的就是一場政治秀。
實際從川普上臺後，基本上美國媒體就撕下了所謂「中立」「客觀」的偽裝，開始徹頭徹尾地淪落為政治站隊的工具，這裡面既包括反川普的媒體，同時也包括親川普的媒體。甚至由於反川普的多為美國意義上的主流媒體，因此在川普以及一些美國右翼看來，美國的言論自由已經名存實亡。在這次騷亂中，已經出現了很多圍攻國會山的暴徒，把現場報導的美國新聞媒體的攝錄設備都搶過來集中焚燒搗毀，這種21世紀的焚書坑儒行動，已經證明了美國人對媒體的態度。
而教育則是美國社會問題的一種反映。無論美國教育是快樂教育還是素質教育，無論是贊成還是否定其價值，但是有一點必須確定，即現代教育必然承擔著為國家、政府或者社會教育兒童，讓兒童完成社會化的職責。從這一點上，我們似乎發現美國教育既存在優點，又存在缺點。其優點就是在意識形態上，美國教育普遍完成了在愛國主義以及民主、自由等價值觀的灌輸，但同時在技能、學識、智力開發上卻沒有完成社會化的職責。
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中小學教育就開始大規模滑坡。大量的美國兒童無法完成本年齡段的考試，甚至美國的大學都在不斷降低錄取分數線。歐巴馬的紀錄片《美國工廠》中有一個經典的內容，就是有人向福耀玻璃的中國員工介紹美國國情，其中就特別提到「美國人的童年是誇出來的，你得捧著他說話」。無論是經濟收入差距還是所謂的快樂教育，其後果就是美國教育培育出來的青少年，大部分無法承受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壓力，更無法迎接全球化的挑戰。
美國的國家地位決定了需要的是精英，不簡單是科學家、政治家，而且還包括大量的工程師、高技術工人。在美國教育無法培訓出滿足需要的上述人才的基礎上，資本作為「自由者」必然轉向海外。而美國教育產生的大量無法「社會化」的「產品」，在進入社會後才赫然發現困難重重。原本教育灌輸的愛國主義以及民主、自由等價值觀遭到空前挑戰。在「社會化」失敗的前提下，這些人只能高喊民主、自由、美國夢等口號，投入到一場接著一場的選舉政治動員之中。從歐巴馬的「Change」到今天川普在華盛頓引發的鬧劇，實際本質並沒有變化。
在川普當政時期，美國政治已經陷入 「兩黨鬥爭升級—政策難產甚至失效—國家治理失能—社會矛盾加劇—兩黨鬥爭進一步升級」的惡性循環。而新冠疫情的出現，則堪稱是火上澆油。如果說沒有新冠疫情，川普還能通過制裁、貿易戰來轉移注意力，勉強獲得第二個任期，做個秀走人，但疫情的出現，徹底將美國推向懸崖。因為僅僅3個月的社會封鎖，等於讓美國的經濟火車突然脫軌，而造成美國各種矛盾總爆發，而最糟糕的結果卻是經濟慘重損失，美國卻沒有控制住疫情。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2020年美國大選，必然成為歷史上最為敏感和激烈的大選，其結果必然充滿了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