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裡的米塞斯，側著臉，微微仰望，以勇氣和孤獨相處。米塞斯留下來的照片不多，這一張經常作為他的作品、傳記或評論的封面圖。
瑞士的朝聖山，在1947年的春天迎來一群經濟學家和政商要員，由哈耶克組織的「朝聖山學社」要在此會聚。不管是當時，還是當下，該學社或都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學術群體，但拋開所有這些而回到會議的現場，卻有過甚為驚奇的一幕。
會場上的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討論間臉色驟變，令人詫異。不顧組織者哈耶克的私交情面，憤而離場。哈耶克可是他的弟子。
兩年後，1949年，米塞斯的《人的行為》出版了。「如果沒有可看得見的國民，就沒有可看得見的國。」「經濟學對於有權力的人的妄自尊大是一個挑戰。如果你沒有注意到這個事實，你就不可能懂得經濟思想史。」這些散落在書本裡的表達，打開了兩年前「憤然離場」的謎底。
堅持完整的「個人」是米塞斯貫徹一生的價值選擇。他拒絕使用觀察的方式研究人的行為，它們太過複雜，不可能將其以解構的方式進行研究，而且害羞等本性使得無法被正確觀察。這意味著，人不是物理上的原子式個人，而是運用其自由意志在日常生活中行動的人，不能像工程師處理非生命物質的技術那樣來處理，那種試圖通過統計方法來找出經濟規律的經濟學，在他看來將誤入歧途。這樣的機械處理技術，目的可能聽來美輪美奐，但通向美好的途徑，卻反個體和反自由，而兩者卻是經濟運行的基礎。
米塞斯見證了逆「個人」價值而行的政策手段，給德意志人民帶來的無盡災難。但在哈耶克組織的會議上，仍然存在龐大的群體在支持這樣的政策幹預傾向，米塞斯果斷離場，顯得直率而古怪。
那漸行漸遠的背景，是米塞斯一生「做學問」和「做人」的方式所在——寫作上直抵問題，古板而缺乏靈活；思想上堅持認定的真理，從不妥協。風起雲湧的二十世紀，讓他這樣的「寧折不彎的誠實」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大蕭條到來的前後，幹預和計劃政策興起，壟斷了歐洲和美國的經濟思想，米塞斯對它們保持著警惕。但不管是在奧地利，還是顛簸到了美國，米塞斯都被嚴重邊緣化。政府拒絕他的政策建議，大學不給他正式的教職，所有的經濟研究工作只能依靠一些私人基金會維持，深處變動年代的孤獨感，不得不從自己舉辦的私人討論班裡尋找慰藉。
米塞斯以92歲的高齡，在1973年離世。儘管在此後的二十年間，他差點被忘記，但他的經濟思想的境遇，漸漸有了轉變。二十世紀末，見證了冷戰的結束和歷次的經濟危機，米塞斯的經濟思想被拾起，即便包括斯密和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在歐美大學校園裡已被冷漠，但他的作品卻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讀者，在流行財經作家面前也不遜色。
時至今日，從整個人類經濟思想的發展脈絡看，米塞斯和奧地利經濟學派所獲得的，「讚譽」和「質疑」都兼有。但半個世紀前，在知識面前不妥協，以己身力量迎戰二十世紀的那個米塞斯，同樣影響著中國的經濟研究。臺灣經濟學家夏道平早年翻譯的《人的行為》，在上世紀經由複印本在漢語學界傳閱，二十年來，米塞斯作品在大陸的漢譯本仍在湧現，儘管這一頭經濟思想「大象」來得晚了點，但終究是來了，帶著他的進步和局限提供了更多的思想選擇。
新京報記者 羅東
■ 延伸閱讀
《米塞斯回憶錄》
作者：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譯者：黃華僑
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5年9月
《米塞斯大傳》
作者：（德）約爾格·吉多·許爾斯曼
譯者：黃華僑等
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6年8月
米塞斯（右一）與其弟子哈耶克在一起。
隨著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為》以及《米塞斯回憶錄》被引進大陸，米塞斯的思想已經逐漸為中國大眾所了解。雖然米塞斯是哈耶克的老師，但他進入中國的時間卻要比哈耶克晚得多。
許多讀者是在讀過哈耶克之後，才知道他有這麼一個奇怪的老師。
米塞斯1881年9月生於奧匈帝國的萊姆堡，按今天的地理劃分，該地區已屬於烏克蘭。米塞斯的父親是工程師，有一定的文化，但也稱不上世家。米塞斯1900年進入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與政治科學。早期的米塞斯並未表現出對理論的熱情，反倒閱讀了大量歐洲歷史，這也是奧匈帝國當時的主流學術方法。
1903年，米塞斯讀到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所著《國民經濟學原理》，大為觸動，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他總是很冷靜，從未表現出對龐巴維克或其他奧地利學派領袖的崇拜，而同時形成了對奧地利學派「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的信心。
1906年，米塞斯獲得維也納大學的博士學位，此後在維也納商會工作，有一段時間也在維也納大學擔任編外講師，無薪，收入來自學生學費。但他借鑑前輩的做法，開始舉辦私人性質的學術討論班。1929年，震驚世界的美國經濟大蕭條爆發，米塞斯對歐洲現實經濟失望透頂，感受到納粹思想在歐洲興起，於1934年移居日內瓦，擔任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到1940年，納粹德國已經佔領歐洲，米塞斯不得不移居美國。
米塞斯終身保持了舉辦私人討論班的習慣，不論身在維也納還是紐約。很多著名經濟學家如哈耶克、摩根斯坦、馬克盧普和羅森斯坦·羅丹等都曾在不同階段參與過米塞斯討論班，獲益匪淺。
人生▶▶▶ 寧折不彎的誠實
到了美國之後，米塞斯並沒有在大學裡找到合適的長期職位。當時他的很多學生都已在美國大學任教，積極幫他聯繫工作，但一無所獲。美國大學的經濟系正盛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所以沒有哪所大學願意聘任堅定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米塞斯。最終，米塞斯移居紐約，在紐約大學擔任一個不領工資的訪問教授虛職。即便如此，米塞斯在此期間也寫出了《官僚體制》等名作。
雖然工作不盡如人意，但米塞斯仍然堅持舉辦討論班，重新匯聚一批學生，也吸引不少贊成自由主義的美國青年人。後來，這批學生中的很多人都成為新一代美國奧地利學派的領軍人物，在美國延續奧地利學派的香火。二戰後，米塞斯專心寫作，筆耕不輟，於1949年出版了巨著《人的行為》。體系嚴謹，卷帙浩繁，從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擴展到各類具體問題，無所不包，可謂奧地利學派的百科全書。
年過七旬的米塞斯已經習慣整個社會對他的排斥和無視，變得越來越平靜。他的興趣轉入歷史和方法論等根本問題，陸續寫出《反資本主義心態》（1957）、《經濟科學的終極基礎：論方法問題》（1962）、《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歷史背景》等著作。
但從影響力看，他卻一直不如學生哈耶克。主要原因是，哈耶克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且寫出了《通向奴役之路》這樣的通俗小冊子，有利於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而米塞斯的思想更純粹、更清晰，他從不為迎合主流觀點而作妥協，因此很多言論過於直接，顯得不近人情。
這種「寧折不彎的誠實」，卻是認識米塞斯思想和奧地利學派的重要切入點。米塞斯的所有結論都是採用「人的行為學」方法演繹而出，具有高度一致性。米塞斯堅持自己的方法和結論，甚至不惜得罪朋友。他在朝聖山會議上的離場就是很好的例證。在哈耶克看來，參加朝聖山會議的學者，包括弗裡德曼等芝加哥學派主流學者，都是奧地利學派的同路人。可米塞斯認為，芝加哥學派的方法論與自己截然不同，他們只是偶然獲得與自己相似的結論，並不能保證下一次仍然類似，更不是同路人。
不過也正是米塞斯這種頑固精神，逐漸贏得後來學者的敬重。這幾十年來，米塞斯在奧地利學派信徒心目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大家在米塞斯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人的行為》中，學到一整套邏輯嚴密的分析體系，這就是正統奧地利學派的精髓。這套高度一致的理論不會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而過時。與之相反，隨著歷史發展，米塞斯的理論邏輯會越來越展現出迷人的光彩。
學派▶▶▶ 繼續奧地利學派的思考方式
從奧地利學派的整個脈絡來看，米塞斯是承上啟下最重要的一環。但時至今日，我們所說的奧地利學派，實則已變成一個極為模糊的概念。不管是羅賓斯、熊彼特這樣的前輩大師，還是我們平時所使用的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一般從兩個維度來描述奧地利學派。
第一種論述，認為門格爾與傑文斯、瓦爾拉一同開創了「邊際革命」，用邊際分析取代傳統的價值分析，從而為新古典經濟學奠定基礎。單純從時間來看，此說並無問題。但從內容來看，不論傑文斯的方法還是瓦爾拉的一般均衡思想，都實實在在嵌入到日後的新古典經濟學之中，而門格爾的歸算理論卻自成一格，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大有不同，其實是貌合神離。
第二種論述，現在看來可能更為重要，就是把奧地利學派作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對立面來看待，從他們抽象的方法論角度加以界定。門格爾的主要身份不再是邊際革命三位創始人之一，而是奧匈帝國講臺上歷史學派教父施穆勒的論敵。門格爾與施穆勒有關於方法論的好幾個回合的爭論，存在根本分歧而無法調和。演繹的方法論以及個人主義從而變成判斷奧地利學派的重要標誌。德國歷史學派主導德國學界大半個世紀，而奧地利學派直到1900年前後才逐漸為人所了解。
從門格爾到龐巴維克，奧地利學派的學術傳承非常清晰。門格爾另一弟子維塞爾的氣質與龐巴維克截然不同，不喜辯駁但好學深思，在那場方法論大爭論中一舉成名，所以也被公推為奧地利學派第二代代表。在他們之後，奧地利學派的傳承就變得有點模糊不清，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門格爾的思想。但隨著奧匈帝國解體，他們很快散落四方，不再是一個經常能夠聚會的團體。米塞斯曾很明確地表示，門格爾1921年去世，奧地利學派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後來都陸續到了美國，在不同地方教書，產生極大影響，也培育出不少出類拔萃的弟子。他們都不曾親炙於門格爾，但通過深入學習後都對奧地利學派的宗旨堅信不疑。他們也出版了大量作品，使得奧地利學派能在新古典經濟學幾乎一統天下的美國奇蹟般地存活下來。隨著哈耶克獲得諾獎，美國奧派學者的研究工作也逐漸獲得承認。
但羅斯巴德等人所說的奧地利學派，與米塞斯、熊彼特等老一輩學者所說的奧地利學派是否是一回事？很多讀者在閱讀米塞斯的時候，就會產生這種懷疑。米塞斯是個純粹的經濟學家，甚至可說是個原教旨經濟學家，堅持用門格爾方法來解剖計劃經濟；他的寫作沒有一點含混，只是顯得刻板無趣。
上世紀的「經濟大蕭條」（1929-1933）是米塞斯對現實經濟思考的大背景。
《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基礎》
編者：（美）埃德溫·多蘭
譯者：王文玉
版本：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8年10月
知識卡片
產生於19世紀的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主張個人主義的經濟研究方法論。他們相信人是擁有自由行動意志的對象，對個人經濟活動的演繹、推理可以說明錯綜複雜的現實經濟現象。
米塞斯和哈耶克進一步強調了人是複雜而自主的，而非可以操控的機械零件，他們的行動包含了許多無法觀察和計算的信息。幹預和計劃政策因不能掌握這些信息而將走向失敗，同時可能傷害個人在市場上的自由選擇權利，乃至限制他們的自由空間。
但如何掌握這些信息？市場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奧地利學派將希望寄託於企業家在生產和交易中的探索和試錯精神。
學科 ▶▶▶
經濟學處理的是現實世界
可熟悉馬克斯·韋伯著作的讀者都知道，韋伯雖然治史，但從不局限於故紙堆中，更不反對抽象理論，而是高度重視理性方法對研究的指導作用。雖然他與歷史學派的關係更親近，但在立場上完全倒向奧地利學派，甚至多次批評過施穆勒在國家概念上的陳腐認識。韋伯很早就讀過米塞斯的著作，頗為讚賞。米塞斯更是對這個前輩極為敬佩，兩人在一戰後才有機會碰面，相見恨晚。米塞斯甚至想過將韋伯的經驗方法用於自己的研究，更明確地反對德國社會科學家。後來米塞斯發現已有不少人用韋伯的術語建立起一套平行於經濟學的社會科學，即社會學，那才作罷。
不管怎樣，韋伯使得米塞斯相信，在社會科學中確實有一門完全與歷史不相干的獨立學科的存在，那就是經濟學。這門學科處理的是現實世界，而非理想世界，所以實證主義應該成為它的核心方法論。不管奧地利學派後來怎麼演變，至少在20世紀20年代，這是所有奧地利學派學者的共識，連向來立場曖昧的熊彼特也完全贊同。
也是從這時起，米塞斯開始深入研究貨幣和商業周期問題。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奧匈帝國已經瓦解，政治仍然動蕩，經濟凋敝衰落。米塞斯為奧地利賠償委員會工作，深知奧地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貨幣問題。他組織定期的討論班，一同研究貨幣問題，哈耶克也是討論班的常客。從事後來看，遠在英國的凱恩斯也埋首於貨幣理論研究，這絕非偶然。這些思想家都沒有為戰爭結束而歡欣鼓舞，而是更多地從當前的經濟危機中感受到未來更深重的危機。
在這一階段，米塞斯思想上的敵人逐漸變成那些掌握財政大權的保守經濟學家，例如財政部長黑爾弗裡希。隨著施穆勒的去世，歷史學派在德國式微，更多經濟學家開始接受英國新古典經濟學和邊際分析方法。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在貨幣問題上的認識，還停留在數十年前密爾經典著作的水平上。密爾是貨幣中性論的擁躉，認為貨幣發行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影響，當時主流的德國經濟學家基本也是如此認識。
但是早就有人發現邊際價值理論與貨幣中性理論不一致。奧地利學派第二代的領軍人物維塞爾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提出一套以貨幣存量為核心的理論，被後人稱為「銀行學派」。維塞爾的思考可謂對錯參半，已經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貨幣理論前進了一步，但仍然無法徹底拋棄貨幣中性論、貨幣面紗論的約束。當時年輕經濟學家如熊彼特、希法亭等大多也追隨維塞爾。
論敵 ▶▶▶
與凱恩斯的共識遠多於人們的想像
米塞斯的思考最早也是沿著維塞爾起步。在他早期著作如《貨幣與信用原理》中，仍然能看到一些維塞爾的影子。但是隨著米塞斯對經濟歷史和當下狀況的研究逐步深入，他不斷發現主流經濟學家或者「銀行學派」在經濟政策上的失誤，意識到自己必須擺脫「銀行學派」，站到另一派更激進且更邊緣的「通貨學派」中去。他一方面不斷地回到門格爾，用門格爾最基礎的邊際分析方法來反思貨幣的本質；另一方面，他也在研讀經濟史，鑽研早期法國經濟學家坎替隆的《商業性質概論》，堅定了「通貨學派」的立場。
當時的米塞斯並不知道，凱恩斯也正沿著相同的路徑，閱讀了坎替隆的書。米塞斯與凱恩斯不約而同地否定了貨幣中性論，而弔詭的是，兩人最終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張。米塞斯堅定地反對墨守成規的政府干預貨幣，主張自由放任。而在另一端，凱恩斯對貨幣理論經過多年琢磨後，突然推出一套驚世駭俗的幹預理論，即《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導致了經濟學歷史上又一場革命。
仔細推敲米塞斯與凱恩斯的貨幣理論，就會發現他們的相通之處遠多於我們的想像。他們在許多關鍵問題上都有共識，甚至在方法論上都不乏相似之處。只是因為整體方法論的不同，最終一個主張自由放任而另一個主張國家幹預。凱恩斯並不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米塞斯也絕非大眾認為的單純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我們已經習慣以刻板印象來認識，這才會把米塞斯與凱恩斯列為經濟學光譜的兩極。
米塞斯與凱恩斯還有兩點共識值得思考。首先他們都認為學界高估了普羅大眾作出正確選擇的能力。在這一點上，米塞斯顯得很悲觀，也許與他多年來在奧地利絕望地觀察經濟政策有關。他深知自己無力改變社會，但仍然堅持寫作和辦討論班，儘可能地培養學生，保留獨立思考的火種。不管周圍環境如何變化，米塞斯堅持不變。而凱恩斯則要靈活得多。他具有英國人獨有的睿智，既然不能改變大眾，那就不妨利用大眾。所以不管證券投資還是財政政策，凱恩斯都站在一個高度實用主義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
他們第二點共識，是對官僚系統的痛恨。米塞斯終身都沒有適應官僚系統，甚至都沒能適應大學系統。他在二戰期間流亡美國後，也並沒有與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有過多交往，只是擔任紐約大學的「訪問教授」，並從一家基金會領取工資。因此米塞斯也不必掩飾他對官僚系統的痛恨，在《官僚體制》等書中，他對官僚系統極盡嘲諷。
交往 ▶▶▶
以決絕的態度捍衛自身的理念
儘管和凱恩斯一樣，米塞斯一直在懷疑官僚系統，但在1947年，米塞斯卻接觸了另一種官僚制度。他無意中參與了「朝聖山學社」，這個團體早在二戰之前就已成立，到了戰後，主導權逐漸落入哈耶克手中。但是哈耶克本身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資金。他受邀組織「朝聖山」，必須要做一些妥協，既邀請一些同情自由主義的政界商界人士，也邀請總體上支持他們主張的美國同行，這樣才能保證獲得資金，邀請他最希望參與的幾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重中之重就是他的老師米塞斯。
此時的米塞斯已經離開歐洲多年。他到美國沒多久就遞交了入籍申請，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公民。他對不斷衰退、遏制自由的古老歐洲早已失去耐心。他回憶說，為了對抗極權主義，歐洲曾出現很多經濟改革計劃，他自己就參與過不少。但這些計劃無一例外都失敗了，因此他不再願意回到歐洲。
但在哈耶克的努力之下，米塞斯還是在1947年4月去瑞士參加了「朝聖山學社」的成立大會。那次會議匯聚了多國政要，還有德國貨幣改革之父奧伊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羅賓斯，剛以《一課經濟學》成名的黑茲利特，哲學家波普以及來自芝加哥的奈特、斯蒂格勒、弗裡德曼等。從現在的視角看，這是一個傾向自由主義的陣容。
米塞斯卻不這麼看。他關心的絕不僅是每個人的一個總體表態，而是每個人言語思考中可能的幹預主義傾向。因此當他在會場上不斷聽到諸如宗教在自由社會的價值、工會的作用和政府如何影響收入分配等論題時，終於拍案而起。絕大多數人都是複雜的，米塞斯當然不是不懂這個道理。但他仍然以這種決絕的態度來捍衛自身的理念，沒有絲毫妥協。
□梁捷（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
概念解釋
邊際分析方法
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之一，早期使用代表人物有傑文斯，以及奧地利學派的門格爾和龐巴維克等人。邊際即「額外的」、「追加」的意思，指處在邊緣上的「已經追加上的最後一個單位」，或「可能追加的下一個單位」，屬於導數和微分的概念，就是指在函數關係中，自變量發生微量變動時，在邊際上因變量的變化，邊際值表現為兩個微增量的比：如「邊際成本」，是增加一個單位所引起的成本增量；「邊際收益」，是增加一個單位所帶來的收益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