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客、知識分子和一些醫療專家對新冠疫情的輕鬆言論和他們對老年人死亡的輕鬆言論似乎是一個可以相互參照的邏輯：新冠疫情可以淘汰大量本來就該死的人，所以對疫情沒有什麼可驚慌的，讓它按自己的路徑演變下去就可以了。
「一個81歲的人感染新冠肺炎而死，和一個30歲的人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並不是一個概念……如果新冠肺炎能殺死兒童，那人們一直都會處在封鎖之下。因為這是現實。如果一個81歲的奶奶死在養老院裡，這也很不好很悲劇，可美國的人均壽命也就是80歲。」
說出上面這番話的人，名叫Ben Shapiro，是親川普和共和黨的美國右翼媒體Daily Wire新聞網的主編，也是美國社交網絡上的一個右翼網絡大V。
但其實這種言論遮蓋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最近，麥當娜宣布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並且已經治好。像麥當娜這樣的富有的老人，是不可能死於新冠肺炎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錢可以享受最好和最及時的醫療。而那些躺在養老院裡無助的死去的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窮。因為窮而成批死去的人，不只是老人。在西方受到病毒威脅的，不是富有的人，他們一點危險也沒有，真正受到威脅的是整個社會的中下階層，而有些人則受到了更大的威脅。
一、窮人的噩夢
據《環球時報》5月7日報導：
「美國《每日新聞》（Daily News）5月5日發布的一份視頻顯示，在4月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紐約曼哈頓區哈林養老院至少有20具遺體被轉移，但官方數據顯示4月該養老院只有5人因新冠肺炎死亡。
美國國家衛生部對此無法做出解釋，這引發了民眾對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在每日疫情發布會上公布的關於養老院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數據真實性的質疑。
報導稱，科莫在5日的疫情發布會上承認，紐約州613家療養院和544家老年人護理機構還沒有提供準確的新冠肺炎疫情報告，預計該州養老院中另有1700人也死於新冠肺炎，這使得3月1日以來在養老院中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達到至少4813人，但這不包括死亡前轉移到醫院的老人。
報導指出，該養老院的一名僱員說，他們得到政府授權，從醫院接受新冠肺炎患者，他說：「衛生部做了醫生們無法做的事情，他們把新冠肺炎病人帶出醫院，送到養老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
據《環球時報》5月2日的報導：
「據《今日美國報》1日報導，全美養老院、退伍軍人之家等長期護理機構中，目前已有超過1.6萬名入住者和工作人員死於新冠疫情，約佔全美新冠死亡病例的四分之一。
《今日美國報》從美國各州收集的數據顯示，在這些長期護理機構中，迄今已有近9.7萬名入住者和工作人員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全美50個州中，有46個州的5700多家長期護理機構承認至少有一名入住者或工作人員感染新冠病毒。目前，美國長期護理機構仍面臨個人防護裝備短缺和檢測手段不足等問題；由於多州尚未公布完整數據，且病毒檢測規模有限，這些數字可能被低估。」
據央視新聞報導，英國前退休金大臣羅斯·阿爾特曼說：
「政府每天統計的數字遺漏了養老院的死亡人數。在養老院，只有被隱藏的悄然的死亡。這些生我們養我們但卻很少需要我們回報的老人們，正獨自一人悄無聲息地死去。
可恥的事實是，這些養老院裡生病的老人們正被我們的醫院拒絕接納，拒絕治療。在我數十年為老人們爭取尊嚴的鬥爭中，有一個事實再清晰不過，那就是這些老人就像是一群扔給屠夫們的待宰羔羊一樣。他們的生命之所以不被珍視，是因為比起那些年輕人，這個社會認為他們活著的價值不高了。」
阿爾特曼把老人的悲慘命運歸結為社會，說社會拋棄了他們，但其實不是社會，而是權貴階層拋棄了他們。
在西方的社會群體中，老年人並不是最窮的人群，最窮的是有色人種和非法移民，有色人種主要是非裔、拉丁裔和南亞裔公民，他們幹的是最底層的工作，有醫療保險也是最低等級的，而且常常得不到兌付。在美國，許多公民根本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公民有2800萬人之多。
據2020年4月9日《解放日報·上觀新聞》署名裘雯涵題為「美國公開病例種族構成：黑人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遠高於白人」的報導：
「《華盛頓郵報》對美國各地公布的數據進行分析後發現，在非洲裔美國人居多的地區，新冠肺炎感染率大約是白人集聚地區的3倍，死亡率則高達6倍。
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縣，在當地人口中僅佔比26%的非洲裔美國人，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佔比70%。路易斯安那州也出現了類似情況，70%死亡病例為非洲裔，但當地非洲裔美國人佔比只有32%。
在目前報告死亡病例人數僅次於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密西根州，儘管非洲裔美國人僅佔該地區人口的14%，但卻佔確診病例的33%，死亡病例的40%。此外，密西根州超過四分之一的死亡病例都集中在底特律市，那裡的非洲裔人口佔總人口的79％。
在伊利諾州，雖然整個州的情況和密西根州差不多，但如果單看芝加哥市的數據，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一項殘酷的現實：芝加哥黑人居民的死亡率是白人的6倍。在芝加哥市報告的118例死亡病例中，大約70%是非洲裔，但當地非洲裔人口僅佔30%。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當地時間7日，美國總統川普也在白宮記者會上首次公開承認新冠病毒下的種族差異。
川普表示，非洲裔美國人遭受了新冠病毒「不成比例」的打擊，這「非常可怕」。「為什麼黑人社區（感染率）相對其他人而言要高3到4倍？」川普說。「這不合理，我也不喜歡，我們將在未來幾天內收集統計數據。」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人也發聲，要求美國政府讓信息進一步透明化。
6日，美國爭取民權律師委員會（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Rights Under Law）就和數百名醫生和幾位民主黨人一起，致信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亞歷克斯·阿扎，請求每天公布與新冠病毒檢測、患者及治療結果相關的種族人口數據。
委員會和醫學專家認為，這些信息將確保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有色人種享有平等的檢測和治療機會，也有助於制定公共衛生策略來保護較弱勢群體。他們指出，此前政府公布的數據缺乏透明度，「令人震驚」。
對於各方施加的壓力，美國疾控中心7日回應稱，計劃在下一次發病率和死亡率周報中，公布與種族相關的數據。但《華盛頓郵報》指出，這距離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現已經過了六周。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與白人相比，美國黑人的醫療保險覆蓋率較低，並且通過僱主獲得醫療保險的可能性也較小。由於缺乏醫療保險，有些人甚至無法進行病毒檢測。
密西根州眾議員泰隆·卡特（Tyrone Carter）認為，當人們談論醫療保險時，往往覺得這很容易獲得，但對於沒有工作，或從事沒有醫療保險的服務性行業的人來說，急診室就是他們看病的地方。「在醫療保健方面，種族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據《紅星新聞》署名「伊恩看美」2020年4月25日題為「美國黑人死亡率攀高，病毒也有『種族歧視』？」的報導：
「來自上周五美國疾控中心CDC初步統計，超過3成新冠患者為非洲裔美國人，但這個群體僅佔美國人口13%。
除密西根州以外，其他地方的黑人情況也不樂觀，U.S.News 兩天前顯示路易斯安那州有60%死亡病例為黑人，伊利諾州芝加哥有一半確診和6成病亡都是黑人，而該州黑人僅佔總人口的14.6%。在世界疫情中心紐約，只有州人口9%的黑人佔了死亡人數的17%，《華盛頓郵報》指出美國疾控中心CDC在分析跨14州超過1500例住院治療發現其中三分之一都是黑人，而黑人群體僅佔這些分析地區人口的18%。
前不久川普也在白宮記者會上首次公開承認新冠病毒下的種族差異，「為什麼黑人社區（感染率）相對其他人而言要高3到4倍？」川普說。「這不合理，我也不喜歡，我們將在未來幾天內收集統計數據。」
統計數據遲遲未能向公眾公布。讓人感到更沉重的，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大西洋》雜誌稱，直到4月1日，任何州府、郡縣、醫院或是私人實驗室都幾乎沒有公布關於疫情下按照人種統計的數據，5天後，疫情最嚴重幾個地區才放出按人種統計的感染和死亡數據，雖然已有超過30個州府公布疫情人種統計，但人們發現其中有很多數據並不全或類別混雜不清。
例如芝加哥市黑人佔30%，死亡人數佔比卻高達72%。聖路易斯市的數據更加誇張，該市黑人佔總人數的25%，但是新冠肺炎患者中有55%是黑人，死亡患者中，超過80%是黑人。」
這兩篇報導分別引自不同的美國媒體，數字有差異並不奇怪，因為美國官方的數字都是極其混亂的。
據2020年4月25日「英倫雜文趣事」引用《泰晤士報》的報導，英國新冠死亡數據,黑人是白人兩倍:
「根據《泰晤士報》對NHS死亡率數字的分析發現，在英國醫院，黑人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幾乎是白人的兩倍。
英國衛生服務雜誌昨天披露了一份關於101名已知死於冠狀病毒的NHS工作人員的種族分類分析。他們包括35名護士和助產士，以及19名醫生和牙醫。它的數據顯示，儘管黑人和少數民族員工只佔NHS員工總數的21%，但63%的死者是黑人和少數民族。這些族群的工作人員佔護士和助產士死亡人數的71%，佔醫生和牙醫死亡人數的94%，佔衛生支持人員死亡人數的56%。英國的這種情況並不是個例。瑞典的索馬利亞人佔該國總人口的0.5%，但幾乎佔確診醫院新冠病毒病例的5%。」
據《環球時報》2020年5月2日的報導：
「英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分析數據顯示，在英國貧窮地區每十萬人中有55人死於新冠肺炎，非貧窮地區每十萬人中有25人死於新冠肺炎，窮人區死亡人數是富人區的兩倍，專家稱這將加劇社會不同地區衛生健康方面的不平等問題。」
有色人種不僅僅是因為窮而大量死於新冠肺炎，由於在發達國家所有低端的服務行業有色人種都佔有較大比例，在疫情發生時，富人們都可以躲到自己的鄉間別墅去，而城市裡這些低端服務行業的人們還必須照常工作，加大了他們感染病毒的風險。
4月6日，英國《衛報》發表首席記者愛德華·皮爾金頓（Ed Pilkington）和美國記者安吉塔·饒（Ankita Rao）的題為「A tale of two New Yorks: pandemic lays bare a city's shockinginequities」的文章，描述了紐約社會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集中在紐約中心的富裕階層在危機開始時大量撤離城市，而以非洲裔和拉美裔為主的貧民則不得不堅持工作，保障醫院、公共運輸的正常運轉。
紐約市政府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紐約市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國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白人和亞裔居民的兩倍。在布朗克斯等地的醫療中心，醫護人員普遍在缺乏個人防護設備的情況下看護肺炎患者，已出現若干被感染甚至死亡的例子，不少醫務人員走上街頭。
《央視新聞》在題為「英國終於有人發現不對了……」的報導中指出：
「非白人族群，也就是「有色人種」或者叫「少數族裔」，英語被縮寫為BAME——「黑人、亞裔及其他少數族群」。根據英國天空新聞記者29日報導的調查數據，截止到目前，英國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100多名醫護人員中，非白人種族血統的人士佔到了60%左右。
據英國政府網站最新更新數據，截止到2019年3月，在英國衛生系統NHS從業者總數為120萬人，非白色人種佔20.7%。其中，非白色人種在醫生類別的比例為44.4%，在護士及相關護理人員中的比例為19.4%。
但是兩組工作類別的人數比例和新冠病毒死亡比例，不成比例。
英國貝德福德郡大學健康研究學院的蘭達瓦教授在接受英國《每日郵報》採訪時說，「從一項長達幾十年且有據可查的研究裡，我們了解到在衛生系統中，部分非白色人種的護士和健康保障協助人員常常比其他同事的待遇要慘。關聯到目前的危機，這就意味著他們也許更難得到醫用個人防護裝備，而將自己更多地暴露在新冠病毒感染者面前。」
不謀而合的是，同樣出自非白色人種族群的英國醫療協會負責人納格布博士在對《衛報》記者分析時推測：非白色人種族群的醫生們無法對個人醫療防護物資的匱乏太過抱怨，所以只能冒險上陣。納格布博士說「相比起白人同事，非白色人種的醫務工作者們經常感到更嚴重的欺辱和騷擾。因為擔心受到責備，他們更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憂慮。」
儘管在抗疫一線中，來自不同種族的醫生佔到44%，護士佔到近20%，他們和白人同事並肩作戰。只是在英國媒體選取的鏡頭裡，大多成為了配角、背景，甚至是「零」存在。媒體們不謀而合的鏡頭語言也傳達出「畫裡畫外」的層次感。但是英國非洲裔喜劇演員吉娜·雅詩爾忍不了，她在社交網絡上迎頭怒懟——別把英雄們都洗「白」。」
同樣在抗疫一線冒著生命危險作出貢獻的英雄們，由於他們不同的膚色，他們的待遇也千差萬別。
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幾個月中，完全被忽視的人群就是非法移民。西方媒體沒有對他們狀況的任何報導，但是從常識想，他們一定是狀況最悲慘的人群，他們靠偷偷打零工生活，不但沒有醫療保險而且還隨時有被捕的危險，非法移民在美國有1000萬之眾。有一個側面消息可以證明他們的狀況。
據《環球時報》2020年4月29日的報導：
「據美國「政治」網站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周二表示，各州和地方是否可以獲得聯邦救助資金，可能取決於各州的移民政策是否與川普政府的工作重點一致。
除了川普建議各州必須改變為非法移民提供庇護的「庇護城市」政策之外，他還表示，各州和地方還需談判削減工資稅問題。」
也就是說川普把聯邦救助和移民問題，兩黨政策分歧問題綁在了一起，聯邦政府真正成為了一個一黨政府，國家要為一個黨派的政治利益付出代價，包括人民生命的代價。
這些年，移民問題、種族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成了攪亂西方社會的核心問題。在美國我們自駕遊跑遍了美國所有的國家公園，從來沒有擔心，也沒有聽說過被搶劫。2017年我妹妹參加旅遊團在美國鹽湖城參觀教堂時，旅行車被搶劫偷盜一空。鹽湖城本來是美國非常安全的地方。我們的一位醫生朋友在去法國參加學術研討會時，在巴黎賓館的大門口被公然搶劫。
但是這些社會的紊亂，社會的無所適從，社會安定的喪失，還僅僅是西方社會的表面問題。由於移民和少數族裔的高出生率和白人的低出生率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白人種族在整個西方社會，有在幾十年上百年中變為少數族裔的巨大可能，他們在歷史上對待印第安人、黑人、拉美裔人、亞裔人那些社會、政治和經濟對策，會不會反過頭來用在他們頭上？民主會不會最終變成對他們不利的社會制度？甚至白人種族的純粹性會不會最終喪失？白人種族會不會在歷史上最終消失？
白人種族危機是西方社會的終極危機，所有的白人都明白這一點，所有的白人都在私下裡悄悄談論它，但是所有的白人都不知道應該怎樣應對這種危機。解決這個危機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消減有色人種的增量，一個是消減有色人種的存量。川普政府和歐洲各國中的右派，他們的反移民政策就是削減有色人種的增量，而新冠疫情給了他們上天賜予的消減有色人種存量的絕好機會。
歐美的宗教主義意識形態，造成了他們深重的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又激發了他們深藏在潛意識中的種族主義對策意識，這種對策意識並沒有被明白的宣示出來，但所有人都清楚，其結果必然如此。
二、讓窮人付出生命代價是為獲取黨派政治利益
當地時間3月23日晚，現年69歲的美國德克薩斯州副州長丹·派屈克（Dan Patrick）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採訪，他表示「國家經濟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年長者會為年輕人做出犧牲，以拯救美國經濟。
據主持人介紹，派屈克此前在福克斯採訪中將經濟置於老年人的生命之上。他曾表示，現在的疫情，不僅如專家所說會殺死美國2%的人口，更會造成經濟完全崩潰並帶來社會崩潰的可能性，所以應在最多幾周時間之後把一切恢復正軌。該發言在美國引起很大爭議。
此次他再次來到福克斯闡述自己觀點。他在節目中承認，自己屬於「高風險」易感人群，但「我不是對新冠病毒恐懼，而是對這個國家正在經歷的事情感到恐懼」。
他隨即向主持人重申之前觀點，即寧願冒著生命危險，也不願美國政府繼續實行有害經濟的「嚴苛的」防疫措施。派屈克稱：「沒有人問過我，『作為一個老年人，你是否以生命為代價換取美國未來幾代人的繁榮』。如果這是交換條件的話，我完全同意。」
他繼續補充道，他相信在美國有很多祖父母贊同自己。派屈克現年69歲，本周將迎來他70歲生日，是6個孩子的祖父。
有人會相信德州副州長，而不是那些躺在養老院裡無助的老年人生命受到威脅嗎？以國家利益為名，煽動老年人做出犧牲，而實際上他自己沒有任何危險，這是美國權貴階層一貫的把戲。美國就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發動了上百次戰爭，送死的都是窮人。
更重要的是這種觀點不是個人觀點，而是黨派觀點，它的背後是出於一種黨派利益的政治謀劃。
針對派屈克的言論，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25日連線了該臺資深政治分析師布裡特•休姆（Brit Hume）。結果，休姆表示，派屈克的觀點在他看來「完全合理」，「我們不能停止經濟來拯救每一個被疾病威脅的生命，我們不能。」
「他（派屈克）站在他的立場上說，如果可以推動國家經濟向前發展的話，他願意冒著感染這種疾病的風險。他說，這是因為他年紀大了，可能比年輕的時候更願意這麼做。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觀點。」
「就像季節性流感一樣，我們每年都有感染的風險，成千上萬人因此死亡。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因為要對抗它而停止經濟。」儘管新冠病毒目前導致了很高的死亡率，但休姆仍然認為，「我們（美國）不能停止經濟，來拯救一個被疾病威脅的生命，我們不能這麼做。」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當地時間4月15日報導，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眾議員特裡·霍林斯沃思表示，在新冠疫情之下，相對於經濟崩潰而言，讓更多的美國人死於新冠病毒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共和黨州長、共和黨專家和共和黨議員按照一個口徑，說老年人應該為國家經濟復甦做出犧牲，就像我們在本文一開始分析的，老年人實際上只是一個幌子（為什麼它能成為一個不那麼令人噁心的幌子，我們後面再分析），這個幌子的後面隱藏的是全體窮人，包括有色人種和非法移民。共和黨讓窮人做出犧牲的策略，引起了民主黨的反擊。
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市長尼倫伯格（Ron Nirenberg）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有權有勢的人很容易說出這種無情的話。」 尼倫伯格說，他「不想犧牲他的任何一名居民，更不要說那些在前線戰鬥的工人，醫務工作者，或者10萬多名退伍軍人，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美國人，他們都曾為這個國家服務過。」
另外，CNN節目主持人、紐約州長科莫的弟弟克裡斯•科莫（Chris Cuomo）也對派屈克的觀點進行了批評。「這簡直荒謬，我們不能把民眾的生命當作代價。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必須要一起面對，因為這是唯一能讓我們有所成就的事。」
更重要的是，民主黨認識到了，儘管主流媒體都掌握在民主黨手中，但在疫情全過程中，共和黨有一個全盤的疫情應對策略和宣傳策略，這個策略就是共和黨一方面要拿美國窮人開刀，通過疫情消滅這些在他們看來是美國社會的「腫瘤」，另一方面他們通過宣傳策略，把後果轉嫁到黨派對手、醫學專家和外國身上。為此民主黨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
《華盛頓郵報》5月3日報導稱：
「在前駐阿美軍陸軍司令麥克裡斯特爾上將的領導下，一個支持民主黨的政治組織計劃啟用一種原本用於對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宣傳的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分析系統，用於對抗「川普網軍」。該組織部分成員此前曾在東歐國家策划過針對俄羅斯的「信息戰」。
該系統將利用成熟的人工智慧技術，用於找到最有傳播效果的反川普宣傳材料，付錢給有影響力的網絡名人進行宣傳以精確推送給反川普團體和普通民眾，反擊「霸佔」推特等社交媒體平臺的「川普網軍」，打擊為川普抗擊疫情不力「洗地」的川普支持者。
民主黨政治行動委員會高級顧問、民主黨媒體顧問戴維·艾肯鮑姆這樣評論新的競選政策：「人們常說（總統）競選是一場思想之戰，但其實它是一場敘事手段之戰，如今，這些敘事手段在網上迅速傳播開來。」
該項目由網絡公司「主幹道一號」（Main Street One）CEO柯蒂斯·霍格蘭德負責。霍格蘭德此前參與開發了針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大數據宣傳系統。他從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獲得了這項技術的啟動資金，作為打擊海外極端主義宣傳活動的一部分。
報導稱，「主幹道一號」公司的領導者們經驗豐富，此前曾在東歐培育「網絡敘事者」，以對抗俄羅斯的宣傳，他們是最近才涉足美國政治。
霍格蘭德舉了一些「川普網軍」的例子，比如川普號召民眾注射消毒水一事。
川普在上周曾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注射消毒液或其他家用消毒劑可能是治療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的一種方法。霍格蘭德表示，這種愚蠢的言論似乎明確地損害了總統的信譽，但隨著「消毒水」事件在社交媒體上發酵，很快事件的走向就不那麼明確了。
雖然在事件發生後，推特用戶對川普的關注激增，尤其是在威斯康辛和賓夕法尼亞等搖擺州。但霍格蘭德的分析顯示，在關於川普和消毒劑的熱搜推特中，排名前六的四個推特都來自支持總統的帳戶，這讓人們更加相信，川普並沒有真正提出「消毒水治療新冠」等瞠目結舌的錯誤治療方法。
曾協助管理2017年阿拉巴馬州參議院競選的民主黨人喬·特裡皮(Joe Trippi)表示，川普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受到他出格言論的影響，因為「（主流）媒體的傳播非常自律，只會挑出當天川普言論的錯誤並加以放大。」
特裡皮很想知道，採用右翼偏愛的一些網絡策略會帶來什麼樣的長期後果。
特裡皮說：「一旦有人為某事開了個頭，另外一方也會跟隨去做這件事。你必須與之抗爭，但問題是，就像那些負面廣告一樣，如果它（社交媒體輿論戰）奏效了，你會不會加大力度？」」
美國操縱輿論和控制知識分子的歷史非常長，手段非常隱秘和有效，兩次普立茲獎得主，著名記者蒂姆·韋納在他的名著《FBI罪與罰》和《中情局罪與罰》兩書中，以及特裡西亞·詹金斯教授《好萊塢內部的中情局》一書有較多的披露，在《斯諾登回憶錄》中，斯諾登披露了美國情報系統監聽美國所有公民，由於美國共和黨和美國的軍隊情報系統關係密切，共和黨早已將輿論戰的手段用在了競選中，現在民主黨也有樣學樣。可以預見美國的選舉制度將越來越爛，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另外再說。
美國人的生命成了黨派利益博弈的籌碼，這是民主制度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的悲哀。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儘管有許多觀點分歧，但是他們對黨派政治深惡痛絕，他們心目中的民主是沒有黨派鬥爭的，但實際上觀點分歧必然帶來組黨組派，而黨派鬥爭必然惡化，而黨派鬥爭的惡化必然帶來道德的普遍淪陷，歷史一再證明道德的普遍淪陷是盛極而衰的先聲。
三、野蠻的部落主義是西方文化的根病毒
為什麼犧牲老年人的幌子在西方可以行得通？為什麼共和黨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川普周圍，他們明知道川普滿口謊言，無恥之極，在私底下，許多共和黨人非常厭惡川普，但是他們卻別無選擇？為什麼死了這麼多人川普的支持率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升高？
政治人物不同於學者，一種政治主張，如果沒有相當的社會基礎，不能給自己和自己的黨派帶來利益，它就不會被提出，因為沒有相當社會基礎的政治主張被提出就意味著政治自殺。
川普和共和黨的社會基礎，就是西方白人基本盤。這個白人基本盤有一條又粗又長的文化「病毒」線，這一條「病毒」線從日耳曼蠻族部落時代一直延續到今天的西方右派。這條文化「病毒」線有許多「病毒突起」，最顯著的有5個，除了我們在「疫情中的文化自虐」（疫情中的文化自虐——西方疫情對策分析之一）一文中所指出的宗教主義群體意識之外，這次疫情突出表現了另外兩個，一個是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群體意識，一個是種族主義到國家主義的群體意識，這兩種群體意識的來源是一個，他們都來源於野蠻時代的部落主義，所以也可以把這兩種群體意識合稱為部落主義群體意識。
為什麼犧牲老人能講得通？因為在西方的群體意識中，老人本來就應該被自然淘汰，只不過這個淘汰的時間早一點晚一點而已。本文一開始所引的右翼媒體Daily Wire新聞網的主編Ben Shapiro說「81歲的奶奶死在養老院裡，可美國的人均壽命也就是80歲」 就是這個意思。
如何看待老人的這個問題上，西方與中國有根本的不同。自從幾萬年前智人走出非洲後（如果我們相信這個人類學觀點的話），大約在1萬年前人類產生了農業，有一部分人找到了好地方，他們依傍河流發展出了定居化的規模化的農業，這些人類創造了古代文明，古代的四大文明，或者加上克裡特和印第安兩個較小的古代文明，這些文明無一例外都是定居文明。定居文明需要積累生產經驗，在一點一點的改進中前進，有經驗的歲數大的人在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另有一部分人始終沒有找到好地方，他們沒有辦法在一個地方始終墾殖下去，一直過著遷徙的日子，一開始是遷徙農業，後來又發展出了遊牧業和漁業，這樣的人稱為遷徙人類。遷徙人類過著永遠動蕩不定的生活，他們沒有定居，所以他們創造不出古代的文明，由於他們不斷的相互之間進行侵擾和掠奪以及侵擾和掠奪定居文明，他們具有冒險精神和尚武精神，老年人和婦女對他們來說都是累贅和無用之人，用自然的方式淘汰他們，是部落保持生存的法則之一。
遷徙人類最終消滅了除中華文明之外的所有古代文明，一部分遷徙人類逐漸定居下來，創造了希臘羅馬文明，而另一部分遷徙人類始終處在野蠻狀況之中，其中一部分就是羅馬時期羅馬人所稱的日耳曼野蠻人。
日耳曼野蠻人大約在1500年前侵入羅馬帝國的西半部，今天的所謂西方就是指的他們。他們在大約公元1000年時，才陸續定居下來，形成了一些有名無實的王國和大量的小公國，相當於中國的夏商周時期。在500年前文藝復興時期，才陸續形成鞏固的王國，類似中國的秦漢時期。而美國人直到100年前才陸續定居下來，並逐漸形成了有文官體系和固定稅收的現代國家形態。
他們掠奪成性的性格，使他們大量積累了資本，以此為基礎發展了工業化。毫無疑問，工業化是比農業更先進的生產力方式，但是先進的生產力方式不一定代表了先進的文明方式，從根本上說，西方還處於野蠻時期的後半段，從文化的角度說，他們正在進入文明，而不是創造文明，這是因為他們所依據的文明的主要方式都是直接從部落主義繼承過來的，例如民主和自由，而不是工業化的，例如紀律和自我約束。
西方進入定居文明的時間非常短，使得他們完全不適應許多定居文明的規則。這次疫情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定居文明聚集性非常高，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頻次也非常高，當流行病發生時，人們無法像遷徙人類那樣逃之夭夭，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人群隔離，所有人都會自覺遵守這種隔離，以免種群滅絕。而西方沒有這種歷史傳承的定居規則，他們面對疫情的那種瘋狂的尚武舉動，說明他們那種毫無理性的野蠻本性。
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是指的那些烏合之眾的西方民眾，不是那些有知識有理性的西方人。正是這些西方的烏合之眾，成了川普這個謊話經、大話王的基本盤，共和黨中沒有人願意去得罪這個基本盤，儘管共和黨中不乏理性之人，但是在黨派利益面前，他們選擇了跟從。
但是一種古老的價值體系，沒有經過一定程度的現代化，它就無法調動基本民眾，這樣的現代化經歷了一定的發展和提純後，最終歸結為兩種群體意識，一個是資本主義的群體意識，一個是國家主義的群體意識，這兩種群體意識就是共和黨對內對外兩種政策依歸的土壤。
四、資本主義精神和國家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簡單的說就是資本第一，資本至上，利潤第一，利潤至上。資本主義精神是西方繼承部落時代的掠奪精神而來，甚至它的炮艦政策都是從部落時代直接繼承來的。但是部落時代的掠奪精神經歷了兩種理性主義的提純後，變成了西方現代的人文精神。兩種理性主義，一種叫馬爾薩斯主義，另一種叫社會達爾文主義，它們之間有承繼關係。
馬爾薩斯主義是講，人的生產是幾何級數的，糧食的生產是算數級數的，糧食的生產永遠趕不上人的生產，大自然或者說是上帝，就通過一些殘酷的手段來消滅過剩的人類，它包括戰爭、瘟疫、饑荒等等。
馬爾薩斯主義認為貧困、失業是人口規律的作用，因而平等是胡扯，救濟是幫兇，反對社會改革。他在一封信中指出，「野蠻民族形成了今天歐洲的精緻的政體」。這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的野蠻本質的最好描寫。
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第2版中有一段著名的論述：「一個人降生在一個已被瓜分完畢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從父母那裡得到應得的財產，如果社會不需要他的勞動，他將無權得到哪怕一丁點食物，而且實際上，是毫無意義地來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沒有他的坐席。」
那些因貧窮而在疫情中失去生命的老人和有色人種，難道不正是馬爾薩斯所說的在大自然的盛宴中沒有坐席的人們嗎？不正是無權得到哪怕一丁點食物的人們嗎？
馬克思認為，生存競爭是非人類的生物界的現象，馬爾薩斯主義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對勞動壓榨的本質。恩格斯稱馬爾薩斯的理論「……是現存最冷酷無情、最野蠻的理論，一個摧毀了愛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詞彙的、絕望的系統。」
馬爾薩斯的理論啟發了達爾文和另一位進化論發明者阿爾佛雷德·華萊士。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說，他的理論是馬爾薩斯理論在沒有人類智力幹預的一個領域裡的應用。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把進化論應用於人類身上，開創了種族主義的優生學。
馬爾薩斯主義經過轉用達爾文主義被「合理化」，在優生學的基礎上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旗手赫伯特·斯賓塞創造了兩個應用於人類社會的名詞，叫「適者生存」和「弱肉強食」，強調生存競爭必然造成自然淘汰，人種差別，階級差別，戰爭和瘟疫都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能夠適應這種環境的才能生存，否則就會被淘汰，優勝劣汰是自然法則，淘汰劣等種族、劣等階級和劣等人群，是自然和上帝的選擇，不存在道德問題。
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建立在馬爾薩斯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基礎之上的，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凡是對形成資本沒有作用的人，都是應該被淘汰的人。老人、窮人、非法移民正是這樣的人，不顧這些人的生命去恢復生產以產生資本，正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好寫照。
19世紀末的美國總統拉特福德·海斯早就清楚認識到美國資本主義的性質，他在他的日記中說：「這不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企業所有、企業治理、企業享有的政府。」
20世紀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沃爾特·李普曼在1914年出版的《放任與控制》一書中，評價與資本集團展開殊死搏鬥的平民政治家威廉·布賴恩時說：「他以為自己是在與新生的貴族階級做鬥爭，事實上，他鬥爭的對象遠比階級鬥爭更深刻，他在與人類生命發展方向做鬥爭。」
布萊恩和李普曼們的鬥爭，為進步主義和新政打下了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迎來了一個相對平等和諧的發展，我們將其稱為社會資本主義。但是好景不長，包括哈耶克、弗裡德曼等一些令人噁心的經濟學家，以及一些在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操縱下的所謂知識分子
（見兩度普立茲獎得主蒂姆韋納的兩部著作《FBI罪與罰》《中情局罪與罰》），在80年代後，帶領美國重新回到了強盜資本主義。
之所以西方「人類生命發展方向」發生了扭轉，就是因為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部落主義，在內部發展成了馬爾薩斯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的群體意識，在外部形成了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群體共識，其中的關鍵紐帶就是與部落主義直接相連的種族主義。
部落主義的主要特徵就是身份識別，將人類區分為「我們」和「敵人」，對敵人可以採取各種手段，不存在道德問題，敵人被俘後形成「我們」陣營中的低等人類，他們仍然是敵人，仍然可以採取各種手段，不存在道德問題。
在《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一書中，美國社會學者海特和盧基亞諾夫認為人類是在基因上就具有部落戰爭性，從嬰兒時期開始就本能地將世界分為「內群體」和「外群體」。
現代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歐洲人「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倫理道德於不顧的殘酷的獲利行為。在對外國人和非同夥人打交道時，貿易也像戰爭及海上掠奪一樣，常常是無法無天的。在這裡，雙重倫理允許人們做出在與同胞同事的往來中禁止做的事情。」雙重倫理，在政治學上也被稱為雙重契約，就是在社會契約上，他們對待自己人和對待外部人是有不同契約準則的。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指出，「西方社會的成員在思考整個人類的時候，習慣把人類大家庭分成兩個範疇，如同我們今天的劃分一樣。但過去和現在的劃分原則卻大相逕庭。與我們劃分整個人類為白人與有色人種兩大類不同，我們的祖先將人類分為基督徒和異教徒。」
弗朗西斯·福山在「反對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一文中指：「規定當今政治的與其說是經濟或意識形態問題，……這種身份通常明顯是與種族、族裔或宗教相關。」
種族和窮人是西方社會的社會基本身份識別法。「我國」與「外國」是西方社會的國際身份識別法。社會身份識別的目的就是將國內的非我族類，壓回到低等人類地位，或者乾脆消滅。國際身份識別法的目的就是「我國」利益最大化，為此不惜採取戰爭、掠奪、欺詐等各種手段。
西方社會的馬爾薩斯主義、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本質上它們就是一回事，他們是野蠻的部落主義的現代化。而西方的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也是一脈相承的，本質上他們也是一回事。西方把中國立為敵人，不是一種策略，也不是一種戰略，而是來源於西方的文化根性，任何沒有對此清醒認識的外交學者、戰略學者、文化學者不過是一群人云亦云的二手貨。
正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在他的著作《美國怎麼了》一書中所指出的，種族主義是美國所有問題的根源。當歐巴馬被選為總統時，我們都認為，種族主義在美國在西方被正式劃上了句號。但顯然我們所有人都錯了。種族主義在西方捲土重來，新冠疫情成了他們借用上帝之手進行種族主義還魂的最佳良機。
種族主義在西方從來沒有消失，而是被深埋在內心。在美國時，我們的一位白人朋友曾經非常坦率的對我們講，他說他不願意交稅，這就是他支持共和黨的原因，因為他不願意把他掙的錢給在地鐵上坐在他旁邊的黑人。這次新冠疫情，西方白人內心深處的那種種族鄙視、種族厭惡，在政治家、知識分子和一部分醫學專家的精心挖掘下，被充分展現出來。
對西方部落主義與現代意識和現代力量結合有深刻理解的就是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西方所有重要的歷史學家都前進在他指出的道路上。關於美國政客對中國進行栽贓造謠污衊背後的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群體意識，我們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