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是中國三年困難時期。就在這一年的3月18日，瀋陽六一五廠(造幣廠)發生了一起黃金被盜案，被盜黃金八百兩零七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一起黃金失竊案，此案驚動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經過漫長的19年，直到1980年，此案才被成功破獲，八百兩黃金大盜關慶昌落入法網。
八百兩黃金失竊
瀋陽市大東區大東路138號，瀋陽造幣廠就在這個地方，以前叫瀋陽六一五廠。
瀋陽造幣廠始建於1896年，是一個隸屬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的百年老廠。新中國成立後，瀋陽造幣廠曾先後設計、生產了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等流通硬幣，是目前我國造幣廠中生產過所有流通硬幣和普通紀念幣幣種的造幣廠。
20世紀60年代，六一五廠承擔一項國家交給的重大任務——冶煉從民間收集來的黃金和白銀，用來償還前蘇聯的外債和用這些硬通貨換取老百姓急需的糧食。因為這是一項保密工程，所以黃金的代稱為100號，白銀為200號。當時的六一五廠管理鬆散，堆積如山的銀元、銀首飾散放在車間的空地上，工人們用大鐵鍬一鏟鏟地把它們投入到煉銀爐裡。成堆的黃金不是存放在金庫裡，而是隨意堆放在車間用包裝箱板臨時搭建的倉庫裡。那時對這些金銀的保管，靠的不是高科技的手段和嚴密的管理，而是工人階級的覺悟。
這滿地金銀，引起一個人的注意，他就是時任六一五廠生產科科長的關慶昌。經過周密的安排，關慶昌下手了。
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天下著小雨。這天下班後，關慶昌到了廠浴室，和浴室裡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遍招呼，簡單洗了一下，就匆匆穿好衣服趕回辦公室，戴上手套，拿上羊角錘，悄悄摸到空無一人的車間，撬開裝黃金的木箱子，偷走其中的兩塊。他開始想把黃金藏在自己的辦公桌裡，後覺得不安全，就用繩子拴住兩塊黃金，掛在脖子上，用手託著，外面披上雨衣，趁著夜色坦然走出工廠大門。他把黃金放回家後，急忙換上衣服，幾分鐘後又出現在工廠俱樂部舉辦的舞會上。這位從來不跳舞的人，在舞廳裡逢人就打招呼。他的整個作案過程不超過20分鐘，然後又出現在眾人的注視之下。晚上9點半舞會結束，關慶昌回家後沒有休息，為了掩蓋犯罪痕跡，他讓媳婦黃淑珍連夜把作案穿的棉鞋換了鞋底。關慶昌的媳婦黃淑珍也是六一五廠的職工，在電解車間工作。第二天上班時，關慶昌仍然穿著同一雙鞋，只是鞋底已被偷梁換柱了。
八百兩黃金，就這樣從工廠的高牆裡，神不知、鬼不覺地轉移到了關慶昌家中。
3月20日，星期一，發現黃金被盜，整個六一五廠上空如同爆響了一個炸雷，驚動了遼寧，驚動了中央。各級公安機關齊聚六一五廠，積極破案。專案組很快達成共識，這是內盜，作案人就在廠子裡。
破案的聲勢造得很大，公安局的一位領導聲稱要在一個星期破案。他的邏輯是，一天過一百人，這千八百人的工廠，一個星期也過完了。根據這個思路，每一個公安人員負責十餘名工人，採取背靠背的方法，互相檢舉，互相揭發。工人都需要一一按手印，現場發現的布鞋腳印和判斷為作案工具的羊角錘，被列為重點線索。因此，職工穿的布鞋和家裡的羊角錘都被勒令上繳，一筐筐的布鞋、上千把羊角錘被送到工廠裡。六一五廠人人自危，上至廠長，下至一般工人，都成了懷疑對象。人們知道，和這個案子沾上邊，就是掉腦袋的事情。
不得安寧的竊賊
此時的關慶昌也沒有得到安寧。八百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一開始，他把黃金藏在廚房的煙道裡。但那時的居住條件差，兩家共用一個廚房，況且，他與鄰居的關係非常緊張，尤其是鄰居家的那個女戶主，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兩家人經常為一點小事吵得不可開交。把黃金放在這個人的眼皮底下，稍微有一點兒閃失，那就非同小可了。後來，關慶昌又把金子搬出來，鋸成四塊，用木板包上，墊了炕櫃。關慶昌把自己偷金子的事悄悄告訴了老父親，老人嚇得心驚肉跳，本來身體硬朗，可是沒到一年就憂鬱而死。關慶昌心裡清楚，老父親是被金子嚇死的。
金子並沒有給關慶昌帶來幸福，相反，從他盜得兩塊金錠那日起，他就把絞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無時無刻不生活在恐懼之中。關慶昌盜出的黃金是高純度的，遠非民間的黃金可比，這麼高純度的金子是無法出手的，在造幣廠工作多年的關慶昌懂得這個道理。
為了降低純度，他弄了不少化學試劑和盆盆罐罐，想自己熔鍊金子，降低黃金的純度。他一折騰，讓那位與他不和的鄰居起了疑心，那位鄰居就向有關部門反映了情況。遺憾的是，當時並沒有重視這條重要的線索，以為是鄰居間的糾紛，惡意報復。而當時的關慶昌是工廠裡的「紅人」，在以階級劃線的年代，是非是以走紅不走紅來界定的，關慶昌躲過一劫。
但此事還是把關慶昌嚇了一跳，他決定離開這個鄰居。在20世紀60年代，能住上「兩水兩氣」樓房的人是極少數的，關慶昌卻要求調房，從樓房調到沒有「兩水兩氣」的平房去。當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共產黨員要把方便讓給別人。」
關慶昌搬到了平房裡，為了掩人耳目，他加高了院牆，又在不大的院子裡栽了一棵樹，整日大門緊閉。甚至連兒子結婚時，門口的大紅喜字也不敢貼。別人問起，他說是舉辦了一個「革命化的婚禮」。
八百兩黃金被盜轟動全國，公安機關全力破案。但當時法治不健全，科技手段落後，又是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因此偵破工作不是依法辦案，而是採取一種群眾運動的方式，表面轟轟烈烈，實際上卻背離了科學性，結果是案子沒破，卻使無辜群眾受到傷害。
荒唐的破案
最先被懷疑的是六一五廠金銀產品包裝組組長郭家惠。星期一，他一上班，青年工人高興貴就緊張地跑到郭家惠跟前，嘴唇哆嗦著說：「100號產品被盜了。」郭家惠幾乎嚇得癱倒在地。他腳步踉蹌著跑到現場，看到裝黃金的木箱鐵絲被剪斷，前蓋被撬開三寸寬的口子，包黃金的綠色包裝紙和墊箱子的稻殼散落一地。箱子裡兩塊黃金不見了。事關重大，他急忙向廠裡報告。
從他報案時起，他的厄運就開始了。因為他是黃金的保管者，當然成了第一個被懷疑對象。他來報案就被扣住，受到了嚴厲的審訊：「金子哪裡去了？老實說！」郭家惠感到天大的冤枉，他要知道金子哪裡去了，還會來報案嗎？解釋、辯白都顯得蒼白無力。不但他，連第一個發現黃金丟失的高興貴，也成了懷疑對象。這師徒倆成了難兄難弟，他們很快被關在一起，每天有軍人看守。
他們兩個本來都是老實工人，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勢，兩個人每天只是面對面哭泣，睡不著覺，吃不下飯，還被逼著天天交代問題。沒有的事他們沒法承認。他們就這樣被關押了三個月，最後的結論是交代問題不老實。郭家惠的包裝組組長職務被撤掉，預備黨員資格被取消。以後，他們倆一直背著偷盜黃金的黑鍋，19年沒有抬起頭來。
不僅是和黃金直接有關聯的人受到懷疑，其他工人也被這種狂風暴雨般的破案方式所牽連，有的工人看見六一五廠的廠門，腿就開始發抖，工人們的心態都被扭曲了。
在那個以階段鬥爭為綱的年代，人們的觀念被牢牢禁錮。誰敢偷八百兩黃金？專案組在工人和幹部中間沒有揪出黃金大盜，自然想到了階級敵人，斷定是階級敵人在搞破壞。第一批重點嫌疑目標就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專案組把所有的五類分子統統審查一遍，沒有發現線索，又把一批「走資派」列為重點嫌疑目標，一一審查。折騰了一百多人，案子也沒破。
這種殘酷的鬥爭和不間斷鬥爭所製造出的恐怖氣氛，使得人人自危。有一位參加過韓戰的老兵，在一次鬥爭會上，受不了這種刺激，自己衝上臺去，主動承認說：「這金子是我偷的。」但這位老兵在廠裡是出了名的老實人，在朝鮮戰場又受了傷，落了殘疾，連專案組的人也不相信，只好不了了之。
真相大白
1980年3月，國家提高金銀收購價格，這消息像一塊巨大的磁石，把關慶昌緊緊地吸住。他算了一下，那800兩黃金，能變賣36萬元錢。那塊6斤重的金條就值4萬多元錢，發大財的機會到了。他和老婆黃淑珍專門到銀行營業部觀察收購金銀情況，發現賣金銀不必帶任何證件，認金不認人。關慶昌興奮地對老婆說：「是時候了！」
4月15日，關慶昌和老婆早早地起床。關慶昌把3斤多重的金子包起來，纏在老婆腰上。這塊金子是關慶昌從那6斤重的金塊上剁下來的。黃淑珍趕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瀋陽分行中華路營業部，上午9點多鐘，她心驚膽戰地把金塊送進七號窗口。
關慶昌一早對單位領導說親屬得了重病，請假去醫院看望。此時他正悄悄坐在營業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緊盯著得了「重病」的老婆的一舉一動。過了一會兒，銀行營業員管鳳昆對黃淑珍說：「你這塊金子值2.3萬多元，錢不少啊，在銀行儲蓄吧！」
黃淑珍把這些錢分別用6個姓名辦了定期和活期存款，又領出65元錢的現金，揣進兜裡。
這時，銀行保衛幹事劉國臣走了過來，熱情地請黃淑珍進辦公室喝杯水，休息一下。銀行營業員夏玉環也面帶微笑地對黃淑珍說：「為了保證您的安全，我們銀行過一會兒開車送您回家。」黃淑珍不知是計，高高興興進了休息室。
關慶昌眼見老婆錢財到手，銀行工作人員還把老婆當作對金融事業有貢獻的人物熱情招待，他感覺石頭落了地，得意洋洋地離開了營業部。
關慶昌高興得太早了。就在他回工廠的路上，瀋陽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長李廣軍接到營業部的電話，立即帶領3名公安幹警趕了過來，嚴厲盤問黃淑珍這種高成色工業用黃金的來源。黃淑珍嚇得面如土色，支支吾吾，實在瞞不住了，只得交代了犯罪事實……
李廣軍當機立斷，與六一五廠取得聯繫，驅車來到廠裡。
當天下午5點多鐘，關慶昌正在廠俱樂部參加黨員大會，心裡想著老婆此時應當在家裡做好了可口飯菜，等他回家慶祝一下。他不知道，在幾個小時之前，他已經被公安局和廠裡安排的保衛人員，牢牢地盯住了。工廠保衛科長拍拍關慶昌的肩膀，請他到厂部會議室去一趟。關慶昌沒有猶豫，跟隨保衛科長來到了會議室。
推開會議室的大門，看見威武的公安幹警等候在那裡，關慶昌立刻明白了，一切全完了！黃金夢破滅了！關慶昌癱倒在地。與此同時，李廣軍派出公安幹警對關慶昌的家進行搜查，從衣箱底下墊箱子的兩個大匣子中搜出全部金塊，人贓俱獲，19年的黃金大案，終於告破！
破案的消息一經傳出，六一五廠沸騰了。19年來，黃金大案壓得六一五廠的職工喘不過氣來，不間斷的運動，搞得每一個人都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六一五廠幾乎到了「談金色變」的程度。現在一切終於水落石出了，那塊壓在每一個人心頭上19年的大石頭終於被卸下來了。六一五廠一片歡騰，工人們如同過節一般，家家戶戶買肉打酒，暢飲慶賀，工廠附近商店裡的酒被搶購一空，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
1980年6月4日，六一五廠召開了隆重的平反大會，幾十名因黃金大案而遭受迫害的人，從各地趕來，恢復了名譽。他們除了喜悅外，望著彼此已兩鬢斑白的頭髮，另有一番感嘆：「人生有幾個19年啊！」
關慶昌隨後被法院判處死刑。但20世紀80年代中國已經步入了法治社會，根據當時法律，盜竊罪沒有死刑，關慶昌據此提起上訴。雖然關慶昌罪大惡極，但最後改判為無期徒刑。關慶昌有幸步入法治社會，否則在19年前，他必死無疑。
關慶昌在監獄改造得很好，以後又被減刑，服刑不久就出獄了。剛出獄時，他推著小車在街頭賣牛奶，艱難謀生。後來年事漸高，行動不便，就靠兒子接濟生活。20世紀90年代，人們在瀋陽市大東區小河沿公園晨練的人群中，經常可以看到關慶昌的身影。也許關慶昌在朝陽下，面對清澈的河水和岸邊婀娜的柳枝，能體味到這種安寧的可貴。垂暮之年面對這種難得的安寧，想想當年為八百兩黃金費盡心機，受盡煎熬，這黃金真的是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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